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娇妻美妾-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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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自杀了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引自著《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１人、尚书４人、总督、督师７人、巡抚１１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１６４４年，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但这对心性甚高的崇祯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此，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
当天，崇祯还想照例召开御前会议，但已没有大臣到会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将至，命太监为他和其家人准备了最后的晚餐，酒至微醺，这位风华正茂的皇帝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妻子，在杀女儿时，他长叹道：谁让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后，他带着一个老太监登上了煤山，从煤山山顶，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崇祯叹了口气，他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遗书中，他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
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
想来，崇祯在临死之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可以忝例于明君之侧的帝王，因为在和平的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虽然有着各种弱点，但却不会是致命的；但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即将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却可以在宫中花天酒地过一生，他虽说旰食宵衣，却免不了背上亡国者的耻辱。
看来，在独裁和专制的铁幕体制下，如果一个君主本身性格有着各种致命的弱点，那么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励精图治，幻想在他手里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个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图作圣君的后果强得多。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点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为的庸君，虽然不近女色，事事节俭，但他带来的也许是亡国之痛。
总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时代里，崇祯的悲剧其实是从这种体制上就决定了的，不管他是励精图治也好还是宵衣旰食也罢，最后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脱亡命亡国的可悲下场。只不过，这一悲剧的源头并不在崇祯身上，而是应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当那个作过和尚的朱元璋在遥远的南京城里登基时，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后成熟，并由这位下种的开国之君的子孙后代来品尝。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历史的无情没法不令人扼腕长叹。
崇祯和皇太极的区别
崇祯勤奋不假，说他不容易也情有可原。但说“只不过运气太差”，未免太过幼稚了。当然，持此说者也不乏其人，新近便有“十七世纪危机论”，大致因为十七世纪亚洲大气状况改变而诱发以稻麦为主食的中国的粮食短缺，明朝经济大受打击，继而诱发政治社会危机。这自然是一家之言，但更多时，我们更应从内部寻找原因，崇祯初继位，诛魏客，扫阉党，意气风发，政治上的顺手使其高估了自己为政的能力，面对自万历以来积下的弊端，心急气躁，望图一朝以清寰宇，这是不现实的。且崇祯传其祖父万历的禀性，为人刚愎自用，刻忌寡恩，对臣下的极端不信任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继位时降座亲拜的四位的辅臣在不到几年的时间内或杀或贬，与当时“唯先生们之言”的誓言背道而驰。
袁崇焕之杀毛文龙，也是情有可原，毛总兵关东，不受节度，不杀此人，袁督师何以令到将行，何以三年平辽？崇祯当时只是温言抚慰，哪有不满之辞？崇祯之杀袁，在于皇太极之用反间计。
不可否认，崇祯确比万历、泰昌、天启帝更为勤勉，还是孟森先生一语中的：“崇祯于万历前非亡。国之。君，而于万历后则必亡而以已！”
崇祯帝之所以失天下而皇太极之所以得天下，惟在用人之得当与否。崇祯帝自毁长城，皇太极化敌为友：袁崇焕身为蓟辽督师，忠心可鉴，崩努尔哈赤于宁远，挫清军劲旅于山海，扬名关外，威镇四海。而崇祯不识蒋干盗书之拙技，轻信宦官乱政之莠言，逮袁下狱，凌迟处死。千古奇冤，何其惨也！至此廷臣无一人可堪边事。洪承畴位居阁僚之尊，圣眷正隆，围李闯于商洛，领三军入关东，折损其半，退守松锦，而为一貂裘所俘。不念庄烈设谯以祭，反以剃发易服为荣，臣节丧尽，明人剜心，至此清廷得一人可安天下！崇祯疑人不用，用人还疑，戮忠直之臣以极刑，祭佞二之臣以盛典，焉能不亡国？比之皇太极，其可夫又远矣！整八旗之武功，开六部之文治，龙兴关外，虎视中原，圣主之为也。而明廷污浊，败绩已现：阁僚无卿辅之相，六部无职司之行，满眼官贪吏虐，主昧臣昏；尽是江河日下，一片狼籍！故明亡清兴，非天定数也，实人之力也。信夫！
明朝的皇帝有多大权力
从明代起，废除了中书省和宰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百司的政务，实际上等于兼任宰相，把君主独断专行扩大到了顶峰。可是，这只是明初形势下，明太祖带有个人特点（如权力欲极强，猜疑心重，统治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等）所采取的措施。作为制度，后代不具备这些特点的皇帝是没有能力，也不愿意照样执行的。可是“祖训”又不便公开违背，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改造，内阁制度便逐渐形成，以一种新的形式起着限制君主独断专行的作用＇28＇。
我们知道，明代内阁诸大学士，和以往宰相不同，在制度上始终没有监督六部、百司执行皇帝诏令之权。直到明末崇祯年间，一些阁臣为推卸责任仍在说：“昭代本无相名，吾侪止供票拟。上委之圣裁，下委之六部”（《明史》卷二五七《冯元飙传》）。清代官方著作《历代职官表》也说：“内阁职司票拟，其官创自明初，原不过如知制诰之翰林，并非古宰相之职”（卷二内阁表下案语）。这些话并不错。这正是明太祖这个历史上个别杰出人物废宰相后，给后代政治制度所打上的深深烙印。可是由于限制君主独断专行这一历史总趋势不可遏止，后来的君主和臣属自觉不自觉地逐渐把内阁塑造成了实际上代替宰相的机构。其权力和特点如下：
第一，内阁拥有“票拟”之权。这就使它对皇帝权力的限制，超过了过去的宰相。所谓票拟，便是代皇帝草拟各种文书，大量是关于六部、百司各类政务奏请文书的批答。它可以是先与皇帝共同讨论，作出决定后再草拟成文字＇29＇，更多的是内阁先拟好批答文字，连同原奏请文书一起送皇帝审批。由于票拟要比以往各朝辅佐君主处理政务的制度更加细致、周到＇30＇，特别是过去（如唐宋）草拟下行诏令和审核上行奏章的机构，有中书，有门下，有翰林院，比较分散，明代全都归口于内阁＇31＇，这就给大多数中主单纯倚靠内阁票拟，自己可以不怎么关心政事，提供了极大方便。其结果便是：表面上宰相废去，皇帝直接指挥六部、百司政务；实际上多半依靠“票拟”定夺，皇帝的意志和权力受到内阁诸臣极大的左右限制。如果说儒家的“君逸臣劳”要找一种理想模式的话，那么明代内阁票拟便是这种模式＇32＇。
《明史》卷一八一《刘健传》：孝宗时与李东阳、谢迁俱在内阁，“三人同心辅政，竭情尽虑，知无不言。（孝宗）初或有从有不从，既乃益见信，所奏请无不纳，呼为先生而不名”。武宗即位，刘健等提出几条压制近倖的办法，“拟旨上，不从，令再拟。健等力谏，谓‘……所拟四疏，（自信正确），不敢更易，谨以原拟封进’。不报，居数日又言……（表示既不批准票拟，便求退休）。帝优旨慰留之。疏仍不下。越五日，健等复上疏，历数政令十失，……因再申前请。帝不得已，始下前疏，（仍未批准，而是）命所司详议。健知志终不行，首上章乞骸骨，李东阳、谢迁继之，帝皆不许。既而所司议上，一如健等指，帝勉从之”。这是内阁经过斗争，终于将自己意志强加诸皇帝的例子。明武宗是个十分任性的人，为什么他不行使至高无上的皇权，迳直否决刘健等的票拟呢？就因为发展到明中叶，一般情况下如同孝宗那样，照批票拟已成惯例，要想否决，便得提出理由；武宗又提不出理由，于是便只有拖。拖来拖去，被迫批准。
《明史》卷一六八《陈循传》：在比孝宗还要早的景帝时入阁。“帝欲易太子，内畏诸阁臣，先期赐循及高谷白金百两，江渊、王一宁、肖鎡半之。比下诏议，循等遂不敢诤（而遵旨票拟）”。为什么景帝更易太子要向阁臣行贿，而不迳直行皇权决断呢？正象武宗一样，就因为缺乏理由，所以害怕阁臣不同意，拒绝拟旨。现在景帝虽达到了目的，但那是由于阁臣腐化怯懦，未尽到职责，属于另一问题；而行贿本身，却正足以说明内阁和票拟确是对君主的独断专行，胡作非为，起着很大限制作用的制度。明末冯元飙曾针对一些阁臣自称只供票拟，不是宰相，以推卸责任的话，批驳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明史》本传）。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符合事实的。
第二，由于票拟是下达皇帝诏令的正常途径，所以明代内阁限制皇帝滥下手诏、中旨的斗争，更加制度化。当时一般的做法是：各类文书全归口于内阁票拟，疑难者由皇帝召阁臣一起商议决定；但必要时皇帝也可在禁中主动提出自己关于政事和用人的意见，通过手诏、中旨（或宦官传口谕）下内阁票拟。对于这类手诏等，内阁可以奉行，也可以拒绝，全都合法。《明史》卷一八一《徐溥传》：入内阁。孝宗弘治五年，“中旨”给一革职者复官，溥等言：陛下“即位以来，未尝有内降（意即全都通过正常途径由内阁票拟），倖门一开，末流安底，臣等不敢奉诏”。八年溥等又言：“数月以来，奉中旨处分，未当者封还，执奏至再至三，愿陛下曲赐听从……”。“奏入，帝嘉纳焉”。同上卷一九○《杨廷和传》：世宗以孝宗侄、武宗堂弟身分嗣位，欲崇亲生父（兴献王朱祐杬，已死）为“皇”，群臣反对。帝召阁臣杨廷和等，“授以手敕，令尊父母为帝后”。廷和退而上奏说明理由后曰：“臣不敢阿谀顺旨”。“仍封还手诏”。世宗坚持己见，“当是时，廷和先后封还御批者四，执奏几三十疏。帝常忽忽有所恨”。廷和因乞退休。继任者蒋冕、毛纪继续不肯奉行旨意，毛纪且上言曰：“曩蒙圣谕：国家政事，商确（榷）可否，然后施行。此诚内阁职业也。臣愚不能仰副明命，迩者大礼之议（即崇兴献王事），平台召对，司礼传谕，不知其几，似乎商确矣，而皆断自圣心，不蒙允纳，何可否之有”（同上卷一九○《毛纪传》）。这是指斥世宗口头上表示与内阁商量，实际上拒绝众议，独断专行。
就在这僵持过程中，有一进士张璁上疏支持世宗，提出一套应尊崇兴献王为“皇”的理由与历史根据，“帝方扼廷议，得璁疏，大喜曰‘此论出，吾父子获全矣’！亟下廷臣议”（同上卷一九六《张璁传》）。后又有人支持璁议。以此为，经过讨论和施高压手段（给抗拒者廷杖等），世宗达到了目的。可是从此事也可看出，当张璁议奏上前，世宗虽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却不敢硬性贯彻个人意志，独断专行，原因就是他理由和根据不足，不知道自己的要求是否违反儒家经典、礼制、祖训、故事，而这些正是内阁和大臣借以限制皇帝独断专行的法宝。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越长，这类法宝积累的也就越多。在尊崇兴献王这事上，如果没有张璁等议，世宗光凭手中皇权，是很难胜利的。而且即便有了张璁等议，拒绝中旨的斗争此后差不多又延续了两年多。这就足以说明，明代皇权受内阁、廷议的限制何等之大了。
也正因如此，在此之后，应信用内阁、而不应滥发中旨的意见，仍接连不断，没有一个皇帝在原则上加以拒绝。同上卷一九六《夏言传》：世宗时上疏言：“今陛下维新庶政，请日视朝，后御文华殿，阅章疏，召阁臣面决；或事关大利害，则下廷臣集议。不宜谋及亵近，径发中旨。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绝壅蔽矫诈之弊”。“帝嘉纳之”。所谓“圣意所予夺，亦必下内阁议而后行”，等于说皇帝的决定要经过内阁讨论同意，方得实行。同上卷二四○《叶向高传》：熹宗时复入阁，疏言“臣事皇祖（神宗）八年，章奏必发臣拟。即上意所欲行，亦遣中使传谕。事有不可，臣力争，皇祖多曲听，不欲中出一旨。陛下……信任辅臣，然间有宣传滋疑议，宜慎重纶音，凡事令臣等拟上”。“帝优旨报闻”。这条材料和上面夏言疏文精神完全一致，而是用事实证明了这一制度的存在。
当然，由于君主拥有至高无上权力，各个君主的性格并不相同，每届内阁成员又各有特点，所以君主与内阁矛盾后，越过内阁，迳发中旨处理政务之事也不少。如同上卷一八一《李东阳传》：武宗时在内阁，“帝欲调宣府军三千入卫，而以京军更番戍边。东阳等力持不可，大臣台谏，皆以为言。中官旁午（向内阁）索草敕，帝坐乾清宫门趣之，东阳等终不奉诏。明日，竟出内降行之”，即其一例。然而另一面从此例又可看出，处理政务的正规途径应是通过内阁，所以才会发生中官旁午催促，武宗亲自焦急督阵的情况，只是由于不得已，第二天才下内降，而东阳等拒绝中旨，安然无恙，也是合法之证明。《明会要》卷三十《职官二》：万历末，帝“遣内使至工部侍郎林如楚私寓宣敕旨，以奉御汪良德奏准修咸安宫也。辅臣言‘明旨传宣，定例必由内阁下科臣，然后发钞。若不由内阁，不由科发，不经会极门（紫禁城南部通往内阁之门），不由接本官，突以二竖传宣（中旨）于部臣之私寓，则从来未有之事。向来（如君主）建议诸臣，以旨从中出，犹且虑之，况臣等竟不与闻乎？’不省”。这就是说，不先经票拟的中旨只是皇帝个人意见，随意性大，容易出错（故“犹且虑之”），所以早已定例必下内阁，由内阁决定是否奉行。奉行，则通过六科给事中，依正常途径下达；不奉行，大概便得封还中旨。不经内阁，皇帝迳下中旨传宣部臣执行，则是违例的。由此可见，明代皇帝虽有时迳下中旨处理政务，似乎由他独断专行，实际上并不合乎惯例、制度，皇帝自己心理上大概也得承受很大负担，怕成不了“明君”，所以明神宗对阁臣的抗议，只得以“不省”了之。反过来也就证明，一般情况下，必得受内阁的限制。
第三，和内阁相配合，还有六科给事中也在制度上直接起着限制皇权的作用。按给事中唐宋本属门下省，金废门下省，明初设六科（吏、户、礼、兵、刑、工）给事中，成为独立机构（清改隶都察院）。其重要权力之一就是：皇帝所下中旨，内阁未反对，草成敕诏；或内阁票拟，合皇帝心意，批准执行，都得再发至给事中处详审。如以为有害整个统治利益，同样可以封还诏书（《明史》卷七四《职官三》）。同上卷九《宣宗本纪》：“谕六科，凡中官传旨，必覆奏始行。”前面已讲，覆奏约始于北魏、北齐之际，宣宗此谕实际上某种程度也是对君主自己专权的一种限制。《明会要》卷三七《职官九》：嘉靖年间，“都察院疏请差御史巡盐，不下阁票拟，（中旨）批答稍误，（迳下六科），户科给事中黄臣谏曰：‘我朝设立内阁，凡百章奏，先行票拟。今使内阁虚代言之职，中贵肆专擅之奸＇33＇。关系匪细，渐不可长。容臣封还原本，以重命令’。疏入，即加批如制”。同上卷二一五《骆问礼传》：上疏穆宗，“言诏旨必由六科诸司，始得奉行，脱有未当，许封还执奏”。证明此制一直存在。这样，除内阁外，便又多了一重对皇帝独断专行之限制＇34＇。
通过以上三点，便可看到，在明代，表面上废去宰相，君主独断专行更加厉害，实际上发展的结果是，君主行使权力时在制度上受到的限制比过去更大，想要独断专行的困难更多了。
必须指出，以上都是就集中了地主阶级统治经验的制度规定而言，实际上在执行中这些制度总要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偏颇，甚至极大偏颇。就明代说，这种因素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皇帝往往不上朝。本来按祖制他们应该“无日不朝”，甚至一日再朝或早、午、晚三朝（参《大学衍义补》卷四五）。可是由于贪于逸乐，照办的时候很少，如明神宗甚至二十年未上朝＇35＇。皇帝逐渐对内阁票拟也懒于审批，而让身旁宦官“批红”，致使有时大权旁落。这是明代的一个秕政。但有些著作过于夸大了这一秕政，似乎明代内阁等制度全受宦官操纵，“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明史》卷七二《职官志序》）。这基本上不符事实。因为内阁票拟从明成祖以后逐渐形成，贯穿于明亡前二百多年，从不间断，而宦官之掌权，则要视皇帝是否委任而定，并非制度。如世宗在位四十多年，不但未曾委任，而且制驭甚严＇36＇。同时即就批红言，按规定只能遵照内阁“票（拟）来字样，用朱笔楷书批之”＇37＇，执笔者等于一个帧既耍⒉辉市聿粼痈鋈艘饧Ｕ庖磺榭觯檬乔笆龌实垡庵臼苣诟笙拗频囊桓鼍咛宸从场Ｖ挥猩偈父龌鹿伲玫交实厶厥獬栊牛云蹦庵笈⑸跋臁？墒瞧渲心芩闵虾廖薰思桑我飧亩蹦猓踔亮硇衅蹦庹撸挥形渥谑钡牧蹊ㄓ烧略曛廖迥辏┖挽渥谑钡奈褐蚁停ㄓ商炱粼曛疗吣辏�38＇，加在一起不过十二年。这和二百多年的内阁比时间很短，因而应该承认，整个明代在政治上起主要作用的是内阁等政治制度，是内阁的票拟，而宦官造成的偏颇，则是次要的。
正文
第一章：化缘
第一章：化缘
卢龙县虽说位于北方，但夏天那还是一个热，天空沉闷沉闷，偶尔还会有响雷轰过，大街上面，人恹恹无色，精神煞是不佳。只有那路边的小贩，大声的叫卖着，不时的拿着芦苇编制而成的草帽扇着风。
偶尔道路上面会一辆马车驶过，马匹大口喘着气，嘘嘘不已。
就连客栈里面的伙计也没精打采的打着盹。有点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意味。
“师父你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动手啊！”一个鬼斧神工面容的麻袋男子，一手拿着窝窝头，一手拿着破水袋，不时的喝上两口水，狠狠咬上一口窝窝头。其神色那窝窝头好像和他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
“二愣子你知道什么，为师这是在选择目标。”老和尚尴尬说道。
“哦！”
二愣子摇了摇脑袋，心中很是不明白，不就是讨两个小钱吗？只要自己趴在地上，一双眼睛紧紧的盯着对方，如果不给，就去抱住对方的脚，对方肯定会给铜板的。
自己每一次都是这样，每一次都是有着非常好的效果。
老和尚，姓张名河，字芥子，出生于永平府张姓大家，家道世代书香，曾经鼎盛一时，传至其父辈一代，便慢慢的没落，到张河管家因为青年整日沉醉于声色犬马，中年才勉强过了县试和府试做了个秀才。可考了数十载，秀才还是秀才，一气之下，削发为僧。
做和尚也就罢了，好歹也要做一个好和尚，可是这老和尚典型的是一个花和尚，大酒大肉还美其曰：“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座。”
你看他
剔着一个光头，一身袈裟，只不过那袈裟已经破烂不堪，不知道是从哪一个垃圾堆里面捡来的二手货，破烂也就算了，那上面居然长着白毛，好，我承认，白毛也是可以忍受的，破洞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那上面犹如梅花鹿身上的斑点，简直就是罪不可恕。
至于啃着窝窝头的二愣子，从何老和尚谈话之中得之。他是一个弃儿，几年前被老和尚收留，跟随老和尚一起到处浪迹。
“师兄你看着，师父等下会出狠招了。”
“恩，我想也是这样”王方认真的点了点头。
“你知道什么！”老和尚猛的瞪了二愣子一眼，要知道二愣子所说的狠招那就是撒开脚丫子猛跑，一溜烟的溜掉，自己有那样不堪吗？
“看着！你们这两个小兔崽子给我看好了，为师这就去化缘。”说着狠狠的喝了一口小酒，给自己壮壮胆，然后整理整理衣衫，迈着脚步，昂首阔胸的走去，其身影看起来要多潇洒，就有多潇洒，连那衣觉也是随风飘动。
可一出了巷子立马原形毕露起来，一双眼睛贼溜溜的盯着路上行人。
“不行！这一次我得做个高难度才行，要不然以后还会被那两个小兔崽子骑在头上了。”老和尚暗暗的想着。
想着，双眸一亮，朝着一处人家走去。
“看，师傅又到别人家里去乞讨了。”二愣子狠狠咽下嘴里窝窝头，含糊道。
“什么乞讨那叫做化缘”王方没好气的说道。
“那有区别吗？”二愣子右手摸了摸犹如茅草一般的头发，很是不解。
“哼！那区别可是大了。”
“师兄你快说来听听。”二愣子神情迫不及待。
看着二愣子一脸期待的神情王方为难住了，这可是一个非常高深的问题啊，“化缘”“乞讨”这区别好像不是很大啊。
“恩，我好歹也是他的师兄不能让他看扁了。”王方暗忖。
“师兄你倒是说啊！”
“。。。咳咳！你听好了，这个其实非常容易区分，“化缘”是别人心甘情愿给你财物，“乞讨”是你从别人手中乞求财物。
二愣子听了满是其事的点了点头：“还是师兄有学问，知道“化缘”和“乞讨”的区别。
王方：“……。”
“你说师父这一次会是怎么一个结局。”王方问道
“会被人家用扫帚给赶出来。”二愣子一脸正经，配合那绝好的容貌，一只一大一小的眼睛，那简直一个绝。
“你确定！”
“这还用说，师弟我可是聪明绝顶，玉树临风，一枝梨花压海棠的二愣子，这样简单的事情，还用的着想。”
“确实有可能，这已经是第十次了，就是不知道师父会被扫成什么样子。”
“不是第十次，而是第五百次了。”二愣子纠正道。
当年我跟着他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现在五年了，五百次，每一次结果都是一样。
王方愕然，难怪自己师弟心中这样肯定，原来是有历史的。
王成目光紧紧的盯着那大户人家，也不知道自己师父是怎么了，已经有一刻钟了，还没有见个人影出来，这让人焦急啊，如果他被人打残了自己怎么办，自己可是等着他教我文章呢，我可是连秀才也没考上啊，还想要做官啊，想要娇妻美妾啊。
“该不会是被打的半身不遂了吧，可是也没有听见惨叫啊。”王方不放心的说道。
“师兄你放心，师父他老人家乃是得到高人，不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可以推测的，他现在或许正在和施主谈道论经呢。”
“恩，或许吧！”王方不以为然。
骤然，王方听到了砰砰声响，随后便是一声声汪汪声……。。
只见一道身影狼狈不堪的从墙上跳下来，目光谨慎的望了望后面，随即腿丫子一撒，一溜烟的便是跑。
随即，一只好大的黑狗从墙角一处洞钻出，只见那黑狗耳大，肢壮，目露凶光，鼻子一嗅，汪汪几声，便飞快的朝着那老和尚追去。
“我的娘啊！不会吧！”二愣子惊呼出声，连手中窝窝头掉落在地上也毫不知觉。
王方一愣！
随即感到好笑，不过老和尚的速度还真不是赖的，那速度要有多快就有多快，就连那硕大的黑狗也是跟在他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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