娇妻美妾-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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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子炮的容量确定。容量决定了火药的装填量，因此不会发生因过填装而导致的炸膛事故。

四。子炮是铁铸的，可以承担一部分火药压力，使炮腹的寿命增长，此外子炮损坏了（多是出现裂缝）一个，不影响火炮的射击性能。

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佛郎机大炮也有一个无法克服的缺点：子炮与炮腹间缝隙公差大，造成火药气体泄漏，因此不具备红夷大炮的远射程。

应该说明朝是对佛郎机大炮十分重视的，但是进口的少，仿制的多，且仿制的火炮各种规格齐全，从千余斤的多用途重型（要塞、野战、战舰）火炮“无敌大将军”到百余斤的大“佛郎机”，再到几十斤的“小佛郎机”（可驮在马上点放，自行火炮？），连士卒手中都有几斤重“万胜佛郎机铳”（配九个子铳）。明长城出土的各型佛郎机数量很大，是军队火器的主力。究其原因有三：1。佛郎机型火炮口径小，发射开花弹威力不大，以发射霰弹为主，射速又快，近距离杀伤力极大，杀伤面积广，是守城的利器。“无敌大将军”炮可“每个子炮内有500铅弹，散布可达20余丈”。2。佛郎机型火炮对内膛的要求底，工艺简便（三个部分是分开铸造），用料少可以大量铸造。3。由于不易炸膛，对放炮士卒的技术要求低，不必长时间的训练（各种资料上显示当时的火炮炸膛事故频繁，惟独少见佛郎机型火炮的相关记载）。

总的来说，佛郎机大炮的性能是超前的，与红衣大炮相辅相成，但是到了清朝，军中对火器一味求其射程，重红夷而轻佛郎机，以至于到了十八世纪清朝的军队里已经完全没有佛郎机的踪迹了。佛郎机大炮和红夷大炮同样是明朝中后期引进的西方先进武器，它们的命运差别竟然如此之大，令人唏嘘。

作品相关崇祯的成败

崇祯是个亡国皇帝，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奇怪的是，他是一个比较不挨骂的亡。国之。君。且看看历史上有名的几个亡。国之。君。汉末的汉献帝，软弱无能。陈后主陈叔宝，是个荒无耻有了名的皇帝。隋炀帝杨广，不说了，暴君的名气可与秦始皇并列。南唐后主李煜，长于妇人之手，几曾识过干戈？虽有一手的好词，却是以三千里江山为代价，最后做了违命候，连个小周后都保不住，生日都过不了。北宋二帝，徽宗与李煜差不离。这些人在历史上，是骂名多于同情（李煜因词而幸免）。

但崇祯不一样。先看看造了他十几年反的李自成是怎么形容他的：“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李自成是在明朝统治下活不下去才铤而走险，与崇祯皇帝有不共戴天之仇，但他这段却说的客气之极，分明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文雅说法。连李自成都是这样想的，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事实上，明朝早在崇祯帝即位之前，就已名存实亡了。明朝的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真是没一个说的过去的，有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有喜欢做木匠的皇帝，有替自己亲爹妈争名分而与大臣打了多年口水仗的皇帝，有喜欢封自己做什么将军、什么侯的皇帝，有喜欢自己乳母的皇帝，有死于红丸的皇帝，有喜欢微服私访调戏良家妇女的皇帝，真是一蹋胡涂到了极致，整个二十五史，没有这么胡闹的朝代。

而且，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蒙古、瓦剌、满州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刘瑾、谷大用、魏宗贤、王承恩，相继把持朝政，而且自从有了奸宦的擅权，就有了阉党与朝党之间的党争，正邪之争、门户之见，都使朝政内耗于此。

所以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了。这样的国家接了手，已无机会可言。

但是崇祯皇帝还是没有学他的祖先们，登基伊始，他就体现了他高出明朝皇帝的地方。一是果断，二是勤政。

天启七年八月丁巳，崇祯即皇帝位。十一月甲子，安置魏忠贤于凤阳，十一月乙巳，魏忠贤缢死。十二月，魏良卿、客氏子侯国兴伏诛。崇祯元年正月丙戌，戮魏忠贤及其党崔呈秀尸。六月，削魏忠贤党冯铨、魏广微籍。崇祯二年正月丁丑，定逆案，自崔呈秀以下凡六等。

这一系列的举措，雷厉风行地清除了魏忠贤和客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地位，阉党之祸逐渐澄清。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的希望。（但是他随后又继续宠信宦官王承恩，和以前的皇帝犯了同样的错）。

至于他的勤政，《明史。本记第二十四》中云：“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而且，从崇祯的诸多举措来看，他也是想有为的，他在位十七年，动辄下《罪已诏》来安抚民心，所用之言都极尽自责之能事。

如在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皇帝是如此说的。

“……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但就这样一个果断、勤政、爱民的皇帝，为什么会亡在煤山的清风明月下？。

崇祯的果断是有据可查的，诛魏氏，是他十七年皇帝生涯中最光辉的事情。之后，他的果断就用错了地方。

怀疑＋果断，是皇帝给所有忠臣良将最大的毒药。袁崇焕，一个打死了努尔哈赤的功臣，一个让所的满州人心惊胆寒的军人，一个赤胆忠心，一心想学岳飞的人，最终与岳飞有了同样的下场，死在了最低劣的抄袭来的反间计上，自毁长城，是崇祯的果断。“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明史。袁崇焕传》）。

崇祯的疑心是明朝皇帝中最大的一人。在杀了袁崇焕后，他越发的不信任大臣，在他的任上，究竟杀了多少封疆大吏，罢了多少内阁首相，没数过，但若算算年平均数的话，尤其是他在位的最后几年，可能没有人能比的上他。

如果一个皇帝在政事上是这般的果敢，那么，亡国也就是迟早的事了。

至于他的爱民，他的《罪已诏》，他动辄就下的“减膳、撤乐”的命令，那真是“汲汲于誉”，掩人耳目。崇祯年间，边患纷扰，流贼频仍，战事纷起十余年，北方大旱十余年，百姓无以为生，已到了易子为食的地步，国库无钱。显而易见。

在崇祯九年，其实就有人提出了解决财政空虚的方案，《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琎搜括之议》，便是这件事情：“四月，武生李琎奏致治在足国，请搜括臣宰助饷。”学士钱士升拟下之法司，不听。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幸进，实繁有徒。而李琎者乃倡为缙绅豪右报名输官，欲行手实籍没之法。此皆衰世乱政，而敢陈于圣人之前，小人无忌惮一至于此！且所恶于富者兼并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贫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归罪富家而籍没之，此秦始皇所不行于巴清，汉武帝所不行于卜式者也。此议一倡，亡命无赖之徒，相率而与富家为难，大乱自此始矣。’已而温体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拟。”

“上仍切责士升，以密勿大臣，即欲要誉，放之已足，毋庸汲汲。……”这位李琎，在《明亡述略》作为李琏，言“李琏者，江南武生也，上书请令江南富家报名助饷”，大学士钱士升加以驳斥。

其实这个李生也是迂腐，大明朝存在了两百多年，哪有穷皇帝的道理，何况前朝还有好几个小气的把银子放的发了霉的皇帝和好几个特别会搜刮的皇帝。肯不肯拿出来才是关键，要皇帝向臣下要钱，那多没面子，而且他这样说，是不是暗指皇帝也留着私房钱不肯拿出来？他这个折子仅仅就这样处理了，是他的命大。

在李自成攻入北京后，打开内库一看，其“旧有镇库金积年不用者三千七百万锭，锭皆五百（十？）两，镌有永乐字”（《明季北略》卷二十）。这么多钱，若真是放用来放库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只是可能）。就算不够用，也比下《罪已诏》、“减膳、撤乐”要实惠的多，老百姓也会买他一点账。

崇祯的亡国，《明史。流贼传》中说的还是很全面：

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导致明朝的灭亡，党争、法坏、边患、流贼等等，无一不可写几本专著，这里只是一时之慨。

崇祯－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

标题即一悖论。按照一般的常识，励精图治的总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康熙乾隆；而亡。国之。君，不用说，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残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的扶不起的刘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将崇祯定位于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就好像说某人是个奸诈的好人，某人勤奋地偷懒，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样不合逻辑。但历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照逻辑来行走，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历史所干出的勾当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无法表情。

说崇祯励精图治，这在早些年姚雪垠同志奉了御命写《李自成》的年代自然是荒唐之论，少不了要被扣上为封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的帽子的。但是，即便是夺了大明帝国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者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评价：

“崇祯继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朝廷里党派纷争，战场上兵疲将骄。四面战争不已，流寇四处蔓延，天下溃烂得不可救药，可谓是不幸之极。然而崇祯在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是勤勉辛劳，励精图治，在面对臣子时常感叹，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却没能如愿，以至导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时局更加艰难。到后来他重又信任宦官，将他们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一举措非常地不合适。后来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难道不是气数使之然吗？”（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崇祯的另一个大敌李自成，在他向全国的彻底摧毁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认为“君非甚暗。”至于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

“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

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

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

这哪里是一位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一位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明天子啊。遗民歌颂前朝，里面带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辞。但考察历史，我们同样会发现，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但是，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这样的前因与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１６１０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其而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如同我们在歌颂某位大人物只吃红烧肉时那样，把它看作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族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咸丰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咸丰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些微细节上来断定他是否清廉称职，是否予以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出现了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也是致命的一击。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毒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１６４５年二月十二日，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１００万两银子的军需。１００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从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就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４０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峻的责骂也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但这无疑像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３７００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为了节省１００万而丢掉了３７００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帐，但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国库中没有钱，皇帝有钱却不想出，想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鱼地从百姓头上搜刮也已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且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皇帝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无奈，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１０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敢说出来，而是一个劲地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１万两。崇祯认为１万两委实太少了些，你至少得２万才够意思吧。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５千两，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５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３千两，余下的２千两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上“此房急售”的字样，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大约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自然是天子崇祯。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３０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其实，崇祯的“节俭”美德不仅是在帝国将亡之时才雪上加霜，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品德一直像一把无形的剑，将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和这有关。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７．５石，约折价１０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６１石，还不到１００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但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因由，却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他妈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大致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时指出，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因此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５００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给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５００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５００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同时，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在崇祯朝的１７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５０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１３人，户部尚书８人，兵部尚书１７人，刑部尚书１６人，工部尚书１３人，都察院左都御史１３２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