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20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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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秦王政和中枢就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己打自己的脸了，威信将遭到致命打击。

隗状的心脏骤然猛跳，让他感觉窒息。就在这时，秦王政说话了。

“东南战场需要一个最高统率，谁去最合适？”

秦王政决心已下，谁也不能阻止他去赢得中原大战。

东南战场上有公子腾，有杨端和，都是德高望重之辈，谁有资格指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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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1章　绝杀

第371章绝杀

秦王政不得不下决心，倒不是他一定要置熊氏外戚于死地，而是武烈侯公子宝鼎逼得他不得不诛杀熊氏外戚。

现在的形势明摆着，中原决战的胜负取决于东南战场的攻击，而东南战场的攻击取决于荆宛军队的努力，荆宛军队是否浴血拼杀则取决于熊氏外戚。

熊氏外戚属于被打击被遏制的对象，目前的影响力主要局限在荆宛，东南战场的胜负对熊氏本身的处境并没有直接的改善作用。设想一下，如果熊氏努力把这一仗打赢了，帮助秦王政和中枢赢得了中原决战，秦王政和中枢是否就不再遏制他们，不再打击他们，甚至让他们重回京都？显然绝对不可能。

外戚把持朝政，削弱了君王的权柄，阻碍了中央集权制度，所以前有昭襄王，后有秦王政，都是不遗余力地压制外戚。未来，当公子扶苏做了君王，或者任何一个身体里流淌着楚人血液的王子做了大秦的王，他们都有可能在激烈的权力博弈中，把熊氏外戚重新召回以为援手。

大秦的楚系力量过于庞大。秦楚王室之间有二十一代联姻，所以自宣太后联合其兄弟子侄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楚系势力之后，楚系力量就无处不在，即便是昭襄王实施“固干削枝”之策，也不过就是驱赶熊氏外戚而已。举刀杀戮就是兄弟相残，就是血肉相残，昭襄王还没有残忍到如此地步。

秦王政也是一样，也是在华阳太后薨亡后驱赶熊氏外戚。不过历史发展到今天，大秦的中央集权制正在走向成熟，秦王政比昭襄王更加忠诚于“法治”，为此他绝不容忍现在或者是将来发生外戚干政、外戚窃取权柄、外戚破坏中央集权制度的事情，所以他要把熊氏外戚连根拔除，把这个隐患彻底铲除。

熊氏外戚就是扎在秦王政心里的一根刺，就是插在大秦中央集权制度上的一把剑，让秦王政寝食不安。秦王政迟迟不愿立储，原因就在这里，虽然后宫的华阳太后不在了，楚国的阳文君熊岳及其所属势力也不复存在了，大秦熊氏外戚也被赶出了京都，怀德夫人和公子扶苏这对母子基本上失去了内应外援，但秦王政在立储一事上还是犹豫不决，就是担心熊氏外戚东山再起，然后依靠庞大的楚系力量卷土重来，破坏甚至摧毁秦王政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大好形势。

熊氏外戚当然知道秦王政的心思，他们总不能束手待缚、任由宰割，他们要生存，要反击，而这一次就是绝好的机会。假如他们故意战败于东南战场，或者与楚人暗中秘谋，在东南战场上“演一场戏”，让楚人集结主力于中原，与齐军联手夹击秦军，秦军必定大败于中原，由此必定可以给秦王政和中枢以重创，如此秦王政和中枢自顾不暇，根本没办法去对付他们。等到武烈侯、王翦齐赴中原，大家齐心协力打赢中原大战，完成统一，那么可以预见，朝政必定被武烈侯及其所属势力所控制，臣强君弱，立储也就变得轻松容易了，熊氏外戚即便不能马上返回京都，也为重返京都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这么一分析，一推测，秦王政还有其他的选择吗？

武烈侯是老嬴家的子孙，他的治国理念也是中央集权制，只不过他步子非常稳，坚持在统一前后要“过渡”，实际上与秦王政的治国理念殊途同归，这是秦王政可以容忍并向武烈侯妥协的重要原因，而熊氏外戚的身体里流淌着楚人的血液，熊氏外戚掌控朝政的结果只有两个，一个是颠覆国祚，比如田氏代齐，篡取国祚，一个是颠覆国策，大秦不是集权于中央，而是集权于熊氏外戚，最终导致王国的崩溃。

秦王政作何选择？当然是彻底摧毁熊氏外戚，断绝亡国的隐患，牢固君王和中央的最高权威。

现在就是一个最好的铲除熊氏外戚的机会。

假如这一仗打败了，可以归罪于熊氏外戚，借熊氏的人头挽回君王和中央的威信；反之，假如这一仗打赢了，中土一统，天下尽在掌控之中，完全可以找个借口把熊氏外戚连根拔除，摧毁武烈侯和熊氏的联盟，斩断武烈侯的“臂膀”，就此把武烈侯牢牢压制，让他从此失去抗衡咸阳的实力。

熊氏外戚成了秦王政和武烈侯激烈博弈的工具。

武烈侯试图借助熊氏外戚在东南战场上的作用取得政治上的优势，而秦王政则一剑砍倒熊氏外戚，让武烈侯的所有谋划灰飞烟灭。

那么，现在派谁去东南战场完成这一使命？谁是秦王政手里的“剑”？

东南战场规模不大，但军政官长们的资历、级别太高了。东南战场上有长沙侯公子高，有武安侯公子腾，有昌平君熊启、昌文君熊炽兄弟，有大庶长杨端和。放眼朝堂，就找不到一个有资格指挥他们的人，甚至就连与他们平起平坐的人都寥寥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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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人面面相觑，无不目露难色。

现在看看东南局势，总是让他们不由自主地想起武烈侯。

武烈侯为了实施西南策略，在东南倾注了大量心血，结果大江两岸君侯一堆，将率林立，而且势力构成还极其复杂。仔细想一想，不难发现前年公子高在公子腾和昌平君的辅佐下，毅然开辟东南战场的难度有多大，如果这背后没有武烈侯的影子，没有武烈侯的全力推动，可以说根本就没有东南战场的开辟，大秦也就无法在短短时间内缓解那场可怕的中原危机。

既然武烈侯在前年就想到了咸阳要对付熊氏外戚，并拿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对策，那么今年他肯定也有办法从容应对。这从武烈侯任由秦王政改革兵制，任由咸阳从北方战场抽调二十万大军南下就可以看出来，虽然这一切可以解释为武烈侯对秦王政和中枢的支持，但往深处想，谁敢保证这不是武烈侯设下的一个陷阱？谁又敢去跳这个陷阱？

“长平侯。”客卿司马空说话了，“必须调用长平侯。”

秦王政沉默不语。众人也是低头沉思。

武烈侯为了把公子扶苏推上储君之位，这几年可以说是殚精竭虑，甚至可以说武烈侯的大部分谋划都是以此为目标。公子扶苏的功勋飞速积累，爵位飞速上升，如今基本上可以说只要不出什么大的意外，大秦的储君肯定是公子扶苏。

然而，这一次中原决战，公子扶苏没有主动请缨，武烈侯也罕见地没有把公子扶苏推上中原战场，这其实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

说明什么问题呢？是说明武烈侯不看好中原决战，还是武烈侯利用此仗设下了一个重创秦王政和中枢的陷阱？抑或，武烈侯已经肯定此仗赢不了，所以才顺势设下一个陷阱？

越想越是复杂，之所以复杂，都是建立在秦王政和武烈侯之间的矛盾之上。正是因为彼此没有足够的信任，所以秦王政和中枢才担心打了败仗。正是因为担心打了败仗，所以才决定摧毁熊氏外戚，这样败了就可以归罪于熊氏外戚，而赢了就可以斩断武烈侯的“臂膀”，总而言之，秦王政和中枢要在政治上立于不败之地。

怎样才能确保胜利？前提是东南战场要全力以赴，熊氏外戚要全力以赴，于是公子扶苏的作用就至关重要了。把公子扶苏拉到中原战场上，以公子扶苏为质，胁迫熊氏外戚，胁迫武烈侯及其所属势力。

公子扶苏到了中原，如何安置？是大军统率，还是监军？大军统率不能给他，因为公子扶苏有可能凭借临机处置大权，改变攻击策略，所以只能授予扶苏“监军”一职。监军权力有限，仗打输了，所承担的责任也有限，威胁不到武烈侯和熊氏。

那就只能放到东南战场。公子扶苏到东南战场可以出任统率，而且他毫无选择，只有倾尽全力率军猛攻楚国。他不能输，打输了中原战败的责任就是他的。如此一来，不管是武烈侯还是熊氏，都不敢在东南战场上玩花样了，这样就能让中原的决战策略得以顺利实施。东南战场的作用发挥了，中原决战的胜算也就很大了。

但公子扶苏到了东南战场，熊氏外戚就等于获得了庇护，咸阳用什么办法摧毁熊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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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嘉思索良久，抬头望向司马空，问道，“中原？还是东南？”

“东南。”司马空说道。

蒙嘉摇摇头，“武烈侯没有把长平侯推到中原战场，很可能就是想利用我们……”蒙嘉指指众人，把后半句话咽了回去。

假如武烈侯成心要利用秦王政和中枢对他的不信任，利用咸阳要乘机诛杀熊氏的想法，将计就计，把公子扶苏放到东南战场，那整个局势就被武烈侯所控制。

武烈侯直接建议或者公子扶苏直接请缨去东南战场，咸阳都不会答应，因为东南战场的攻击直接关系到这一仗的胜负，咸阳不会把主动权拱手相让，所以武烈侯就故意把公子扶苏留在北方战场，让咸阳自己跳进陷阱。

公子扶苏到了东南战场，为了确保自己的功绩，一定会不折不扣地执行咸阳的命令，也就是说，武烈侯为了最大程度地支持咸阳，为了最大程度地帮助咸阳赢得这一仗，不得不玩了这么一个小伎俩，而目的则是保护熊氏外戚。保住了熊氏外戚，也就保住了秦王政和武烈侯持续抗衡的局面。这一仗是打赢了，中土是统一了，但政治格局并没有变化，武烈侯还是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

蒙嘉的话之所以没有说完，就是因为感觉说出来之后实在没有面子。左右都落入武烈侯的算计，咸阳如此被动，哪来的脸面？尤其让人憋屈的是，武烈侯堂堂正正，就算是算计咸阳也是为了打赢这一仗，相反，咸阳就显得龌龊了，不但不相信武烈侯，还要诛杀熊氏外戚，断人臂膀，忒不地道，也太无耻了。

“武烈侯肯定是在利用我们。”司马空的语气里透出一股无奈，“但如果不把长平侯调到东南战场，我们拿什么保证中原决战的胜利？”

这倒是实话，但关键问题是，假如东南战场打赢了，而中原战场却打输了，怎么办？找谁做替罪羊？公子扶苏到了东南战场，咸阳若要凭空制造出一个熊氏叛乱的冤案，难度实在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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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呢？”蒙嘉问道，“然后怎么办？”

司马空看了秦王政一眼，踌躇不语，眼里露出一丝惶恐之色。秦王政冲着他做了个手势，示意他大胆地说。

司马空犹豫了片刻，说道，“给武烈侯一个选择，长平侯和熊氏，只能选择一个。”

秦王政的神色顿时冷了下来。

蒙嘉等人则是暗自吃惊，纷纷举目望向秦王政。

司马空此计厉害，反客为主，直接刺中了武烈侯的要害。你不是要保熊氏吗？那好，我连扶苏都舍弃不要，我看你还怎么保熊氏。

“计将何出？”隗状问道。

司马空略显紧张秦王政，见他脸色恢复平常，心翼翼地说道，“召回长沙侯公子高。”

众皆恍然。

公子高的母亲是老秦人。当初武烈侯奏请咸阳，要公子高出镇江南，当时咸阳就有人揣测武烈侯要把公子高推到储君之位。现在王子中的扶苏、高、将闾都已封君，各领封国，各建功勋，都有资格做储君，继承大统。

此刻秦王政召回公子高，却让公子扶苏去东南，其意图太明显了。假如中原战败，秦王政就要把所有责任推给公子扶苏和熊氏，而储君之位自然落到了公子高的头上。公子高的母亲是老秦人，公子高做储君，首先就会赢得老秦人的支持，到那时，武烈侯一筹莫展，只能低头认输。

所以，武烈侯只有做出选择，要么保公子扶苏，要么诛杀熊氏，要么两者俱失。

此计也有它的弊端，而弊端就是秦王政自己挑起了王统之争，以王统之争来反制武烈侯。

老秦人当然不会轻易中计，以为秦王政要立公子高为储君，因此就逼着武烈侯舍弃公子扶苏。老秦人还没有幼稚到这种地步，他们不会贸然介入王统之争。武烈侯是老嬴家的子孙，王统也是老嬴家的家事，武烈侯可以和秦王政在王统上进行争夺，但异姓贵族不到迫不得已的情况下绝不会介入老嬴家的家事。

秦王政在王统一事上已经向武烈侯妥协，现在却出尔反尔，以王统来要挟武烈侯，可以想像武烈侯的愤怒。有些事可以拿出来做博弈的工具，但有些事是禁区，轻易不要涉足，否则后果严重。

司马空的这个计策事实上触及到了老嬴家的底线，即便秦王政不会责怪他，但武烈侯和一些宗室大臣会怒不可遏，这也是司马空惶恐不安的原因。

然而，现在除了此计，还有更好的办法保证中原决战的胜利吗？还有更好的办法保证秦王政和中枢在大战后彻底压制武烈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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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侯公子高接到咸阳书信，其母病重。

公子高急奏，恳请秦王政允许他回京探望母亲。秦王政令准，封国事务托付于武安侯公子腾。

与此同时，长平侯公子扶苏接到秦王政的命令，因为公子高返京探母，东南战场急需一位最高统率，所以秦王政命令公子扶苏，日夜兼程赶赴长沙，全权负责东南军政事务，其封国事务则尽数托付于章邯。

公子扶苏一边急告叔父武烈侯，一边急召章邯。

章邯此刻正在古北口要隘巡视，接到公子扶苏的书信，急速返回蓟城。

公子扶苏很兴奋，看到章邯后激动地说道，“叔父料事如神，父王果然要我去东南战场。”

章邯却没有任何兴奋之色。武烈侯已经考虑到熊氏要再一次面临危机，所以早在去年底就派荆轲南下，暗做部署。看完令书，章邯骤然窒息，脸色当即就变了。咸阳好狠的手段。

“长平侯，马上去逐鹿。”章邯急切说道，“我们一起去见武烈侯。”

公子扶苏看到章邯神色凝重，眼里更是露出愤懑之色，这才意识到事情似乎和自己想像的不一样。

“事情很严重吗？”扶苏紧张地问道。

“非常严重。”章邯苦笑道，“此番南下，恐怕有性命之忧。”

扶苏骇然，这怎么可能？父王会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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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愤怒了，他万万没想到，咸阳竟然以王统来要挟自己，忍无可忍了。

赵高、朱英也是一脸惊骇。这一仗输定了，秦王政和中枢竟然行此下策，这不是逼着熊氏造反吗？这是绝杀啊，即便一定要绝杀熊氏，也没有必要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吧？

“可有挽救之策？”宝鼎问道

赵高摇头，“除非你亲自赶赴中原。”

“武烈侯难道有必胜的把握？”朱英叹道，“这本来就是一场没有把握的决战，但咸阳非常自信，如今奈何。”

　　　　　　　　第372章　必须拯救

第372章　　必须拯救

必须拯救熊氏，这是武烈侯的底线，也是维持当前政治格局的唯一出路。

当前咸阳的政治格局就是围绕着“统一大业”和“国策变革”所形成的政治理念上完全对立的“保守派”和“激进派”，在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中激烈的利益争夺。

“保守派”就是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豪门贵族利益集团，而“激进派”就是以秦王政为首的坚持高度“法治”和高度集权的以寒门贵族为主的利益集团。

自秦军灭赵吞燕，建封国，开始国策变革之后，咸阳的政治格局也就基本明朗。两大政治派系为了争夺权力和财富，无不使出浑身解数，以统一大战和国策变革为犀利武器，展开激烈角逐，全力博弈。

此刻的“保守派”和“激进派”是以政治理念来划分的，不同的政治理念代表着不同的统治势力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知。

简单地说，“激进派”要集权于中央，君权至上，中央和君主拥有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我想给你多少就是多少，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而“保守派”却要与中央和君王分享权力和财富，这天下是我们流血流汗打下来的，我们有资格有权力分享所获得的一切。中央和君王吃肉，这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但总要给我们喝口汤吧？

这两种政治理念归结到国策上，就是“与民争利”还是“不与民争利”，是“国强则民富”还是“民富则国强”，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是倾向于中央和君王，还是倾向于地方和国民。这个“民”不仅仅指贵族，指富豪，还包括普通国人，甚至包括闾左贫贱。

今日咸阳政治格局中的“保守派”和武烈侯公子宝鼎最早通过利益结盟而形成的利益集团完全是两回事。

随着天下形势和政治格局的急剧变化，当初的利益集团迅速崩裂，到今天，这个“利益联盟”基本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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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咸阳的“保守派”势力虽然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但因为对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有着不同的追求，又分为不同的派系。

首先就是以武烈侯公子宝鼎为首的宗室派系。

宗室派系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持老嬴家对王国的绝对统治，老嬴家要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最大的一块，具体到国策上就是坚持以中央集权为基础的郡国制，宗室封国，郡县和封国并列，既维护了中央集权，又确保了老嬴家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

其次就是以老秦军功贵族为主的本土豪门贵族。

老秦贵族有军功，但以军功获得的权力和财富有个致命缺陷，那就是军功没有传承性。打个比方，王翦的功勋不可能传承给子孙，那么他的子孙只能靠“荫泽”生存，靠王翦遗留下来的权力和财富生活。权力和财富是有限的，假如王翦的子孙不能获得功勋，或者不能通过其他手段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么可以预见，最多两三代之后，频阳王氏就没落了。

文化和学术是可以传承的，以文化和学术做为传承的诸子百家，比如法家、纵横家，比如西河、鬼谷学派，比如稷下学宫的学子们，他们一代代都是中土诸侯国的统治精英，像齐国的淳于氏、伏氏就是以文化传承的精英贵族。这样的贵族无论是出身豪门还是寒门，在中土统一之后，可以预见，会代代延续，最终主宰王国。

老秦本土豪门贵族中，以军功和文化同时传承下来的很少，郿城“孟西白”和夏阳司马氏算是其中翘楚了，但他们之所以传承数百年，还是以军功为主，他们的子弟大多还是先在军中建功，然后转到中央和地方任职。

商鞅变法，建“二十等军功爵”和“以吏为师”的制度，正是以大秦的实际情况为基础。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就是以大秦之长弥补大秦之短。大秦的长处就是大秦武力强悍，大秦的短处就是缺乏文化学术导致贤才太少，统治能力不足。“二十等军功爵”制度促使大秦的武力持续增加，而强大的武力和战场上的不断胜利，反过来又促使中土人才不断入秦。这些人才出任大秦官吏，“以吏为师”制度随即很快地促进了大秦的文化学术的发展，而“法治”教育更是因此深入到各级官吏之心，“务实”和“守法”成为大秦人的基本操守。强悍的军队和务实守法的官吏队伍相辅相成，终于让大秦在商鞅变法一百多年后拥有了统一中土的实力。

其他诸侯国之所以变法失败，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中原文化学术的“发达”和由此造成的“人才济济”。人才太多了，文化学术派系太复杂了，这些统治精英们“斗”得太厉害，结果政治倾扎太严重，战争太多，耗尽了诸侯国力，最终便宜了大秦。

大秦因为变法而强大，因为强大而统一，统一之后的中土就是和平世界，和平世界不打仗，不打仗就没有军功，没有军功就无法获得权力和财富，那么贵族们如何传承？如何保证子孙代代都是贵族？

所以他们的目标就是分封功臣。如果分封功臣不行，最起码要世卿世禄，如果世卿世禄也不行，中央和君王非要置他们于死地，那只要鱼死网破了。从这个目标出发，他们和嬴氏宗室有共同的利益，虽然彼此间肯定会有冲突，但合作始终是不二选择。

还有一个派系就是以熊氏和隗氏外戚为主的非本土豪门贵族。

这些豪门贵族都是以血缘为传承的大贵族。熊氏是中土大诸侯楚国的王族血缘，隗氏则是从远古传承下来的诸侯国后裔，都是真正意义上的豪门贵族。这些贵族依附于大秦嬴氏王族，与嬴氏通婚联姻，身体里都流淌着嬴氏的血液。虽然他们中的一部分也算是土生土长的大秦人，但过因为血缘关系，他们还是被划分到了大秦国的楚人一系，以区别于在大秦本土传承下来的豪门贵族。

这些贵族对权力和财富的追求等同于嬴氏宗室，他们也要在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最大的一块。

熊氏外戚长期掌控大秦朝政，掌控大秦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权，如今他们虽然遭到秦王政和中枢的打击，处境极其艰难，但掌控朝政、主宰大秦，始终是他们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和嬴氏宗室的利益有直接冲突，所以他们和嬴氏宗室虽然结盟合作，但矛盾太大，两者之间只能在斗争中寻求妥协。

隗氏外戚一直依附于楚系，今天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成为了大秦朝堂上一支重要力量，一股大势力，但至今他们还无法真正取代熊氏外戚，无法真正掌控楚系，而他们的目标也是掌控朝政，与嬴氏宗室存在着直接冲突。

在目前这种形势下，隗氏选择支持秦王政，以此来获得更多的权力和财富，依靠这些权力和财富来不断增强和巩固自己的实力，继而实现控制朝政的最终目标，显然是无比正确的选择。

今天咸阳的“激进派”势力同样复杂。

秦王政和他的内廷只有一个目标，实现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凡反对者，都是敌人。

蒙氏和冯氏是“激进派”中的豪门贵族，但他们不是老秦本土贵族，更不是依靠血缘传承的外戚贵族，他们是依附于君王和嬴氏王族而存在的关东士卿贵族，他们的生存环境较为艰辛，既要忠诚于君王和嬴氏王族，又要妥协于本土老秦贵族和外戚贵族。他们在夹缝中生存，稍有不慎就有灰飞烟灭之祸，所以他们的生存方式就是妥协，在妥协中寻求平衡。

以司马空、李斯、周青臣为代表的寒门贵族是“激进派”势力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围绕在秦王政的身边，大都处于内廷或者中枢的要害位置。三公九卿虽然显赫，但如果未能抓住中枢要害部门的要害位置，必定处处受到掣肘，甚至有被强势下属直接架空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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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咸阳的这个新的政治格局出发，不难看到武烈侯公子宝鼎若想主导国策的变革方向，就必须赢地本土豪门贵族和外戚贵族的支持。

本土豪门贵族中，有掌控军队的贵族，有活跃在中枢的贵族，但不论这些贵族位于何种位置，他们的权力和财富都建立在“军功”的基础上。二十等军功爵制度遏制了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所以在国策变革的大方向上，他们和嬴氏宗室目标一致，这两者之间的合作有长期而坚固的基础。

但是，统一大战一旦结束，中土进入和平时期，本土豪门贵族失去了获取“军功”的战场，他们对权力和财富的占有比例会迅速下降，他们的实力会迅速萎缩，到那时，他们对武烈侯的助力就会迅速减少，所以获得外戚贵族的支持，是武烈侯持续主导国策变革方向的重中之重。

这次本土豪门贵族，包括军政两届大员，很多人支持秦王政发动中原大战，其主要原因就是要抢“军功”。中原决战可能是统一的最后一战，这个“军功”如果没有抓住，对本土豪门贵族的未来影响太大。国策变革才刚刚起步，本土豪门贵族还未能在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明显优势，而统一进程又偏偏“一日千里”，他们现在除了抢军功实在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外戚贵族包括熊氏和隗氏之所以支持秦王政发动中原大战，其直接原因却是“王统”。外戚贵族始终是朝堂上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能否控制朝政，主要取决于“王统”。昭襄王能够获得王统，与熊氏外戚的舍命一搏有直接关系，所以昭襄王初期，在宣太后和熊氏外戚的保驾护航下，最终坐稳王位并建功立业。庄襄王、秦王政父子继承王统，则完全得益于华阳太后和熊氏外戚的绝对支持。

现在秦王政虽然尚未立储，但公子扶苏肯定是首选。在公子扶苏问鼎储君到继承大统这段时间里，哪个外戚对他的支持最大，那么将来就有可能控制朝政。熊氏外戚一门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苏东山再起，而隗氏外戚则一门心思要利用公子扶苏掌控朝堂，所以熊氏外戚选择与武烈侯结盟，而隗氏则毅然投向了秦王政。

秦王政决心要置熊氏外戚于死地，又与武烈侯在国策变革上有根本性的分歧，试想隗氏除了选择支持秦王政，还有其他出路吗？隗氏只有支持秦王政。

在“保守派”势力中，本土豪门贵族有先天缺陷，隗氏外戚又彻底倒向了秦王政，武烈侯若想持续抗衡秦王政，必须牢牢结盟熊氏外戚，所以这一次不论付出多大的代价，武烈侯都要拯救熊氏外戚。

如何拯救？

正如赵高和朱英的分析，假如秦王政一定要诛杀熊氏，武烈侯还真的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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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早在几年前开始谋求更大的权力以改变大秦国策，为此他主动结盟于熊氏外戚，并配合华阳太后在政治上进行布局，一次次与秦王政内外联手，逼迫熊氏外戚退出朝堂，离开京都，试图以此来拯救熊氏外戚。

历史上熊氏外戚就是在灭赵之后被赶出朝堂。继熊启、熊炽离开咸阳之后，王翦、杨端和与羌廆等一帮将率也在攻克蓟城之后被秦王政解除军职。随着熊氏外戚和本土老秦人的衰落，隗氏外戚和关东贵族迅速崛起，隗状和冯劫在内主政，蒙武和李信在外统军，攻楚大战就此爆发。

秦军第一次攻楚失败，而这次失败成为了历史上的一大疑案。

当时王贲在中原颍川方向攻楚，连下十几座城池，拿下鸿沟，切断了楚国和魏国之间的联系，然后集结重兵攻打魏国大梁，断绝了魏楚合纵的可能。

在王贲攻打大梁的同时，蒙武和李信开始攻打楚国。

蒙武和李信也是从颍川出发，沿颍水而下，出汾陉塞，攻打安陵、鄢陵，前锋军直杀陈，但陈高大坚固，急切间难以攻克，而寿春方向的援军又杀了过来，所以蒙武和李信没有直接攻打陈，而是“围城打援”，率主力继续南下，李信打平舆，蒙武打寝，两军南北夹击，把楚国援军杀得大败而逃。

接下来，秦军可以打陈。拿下陈，大军就可以直杀寿春。

偏偏在这个时候，昌平君熊启在鄢郢造反了。鄢郢就是江陵。李信率军急速杀到南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