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士大夫的非人生活-第47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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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驶得万年船。

正是因为郑朗这一生的小心，才取得这样的功绩。

一队队乡兵抵达，是真的讲武阅兵，各队乡兵训练了一年时间，仍然不够，借着阅兵的借口，再次整编。随后又打着前线乏粮的旗号，当成民夫押运着粮草去西北了。

契丹仍在迷惑之中，前方西夏人与宋人僵持很久了，运送粮草颇为正常。他们虽注意了乡兵这一建制，因为待遇比较差，又鼓励半兵半农，再加上一些不好的将领不重视乡兵，仍让他们参加了一些劳役，再者宋朝本身各种民兵军队，比宋朝的政治更混乱，因此没有太注意。甚至为了迷惑，十几天前，宋朝还在大肆讲银行监扩股一事。拖得久了，不过西北在战争，那有钱来扩股。这么做，主要还是防止契丹的。

随着这支军队离开，郑朗也要离开京城。

四月到来，重臣们于都堂参加都堂会，也是郑朗最后一次的都堂会。有可能他告老还乡后，宋朝政府还会向他询问国策，但不可能到都堂来与大臣们讲了。

大臣们坐下来，赵顼宣旨，让郑朗担任陕西河湟二路宣抚经略使。

到了这时候，图穷匕现。

知道真相的大佬一个个静默不言，但更多的人不知道真相，甚至与老百姓、契丹西夏人一样，认为宋朝是想捞好处，吞并河西四州，不会想到宋朝想的是吞灭整个西夏。

甚至还有人私下里奇怪，郑朗说辞去相位，为什么一年过去了，未辞去相位呢？

这道任命宣布，一起会意。

担任知制浩的王安礼说道：“陛下，太过忧民。”

因为熙宁改革，郑朗做了部分妥协，矛盾没有史上的严重，改革本身是由郑朗带头发起的，王安礼虽用了，但没有史上突出。

“和甫，王韶说用兵过多，郭逵说兵力要多，否则会成李信之败也，章楶没有表态，并且兵者，不是越多越好，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很多很多，而且兵力越多，对主帅的指挥能力要求越严格，故韩信对汉高祖说，你只能率十万兵，而我则是多多益善。但我心中多有考虑，西夏人狡猾，反反复复，李继迁未起势之前，太宗陛下派五路伐李，兵不可谓不多也，将不可谓不勇也，然而我朝无功而返。仁宗时伐夏，有狄青四大名将在世，史称唐明皇晚年穷兵黜武，但那时一年兵费仅是一千五百万缗，庆历之战却花费了近两亿兵费，等于是唐明皇晚年十几年的兵费，以至民间盗贼四起，可仍不得功，仅自保互有胜负尔。因此，我赞同了郭逵意见。”

两人不是讲能不能伐夏，而是说兵力多所带来的浪费。

章楶从凉州反馈来消息，说计达近五万蕃兵回鹘兵要求参战。这使得伐夏实际兵力就达到了六十万人，许多粮草物资是送到了前方，但非是前线，在渭州、原州、泾州、延州、麟州。从这几州府将粮草运到前线，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甚至深入到西夏后，道路更长，又没有很好的水路运输，只能一车车地慢慢推到前线军营里。

就是将十一万河北乡兵当成民夫，还是不足的，还得要从陕西征来二十万以上的民夫，才能保持粮食不能耽搁。因此实际参战的就达到了八十多万人，是史上最大的兵力调动。这么多人与马，一天所消耗的粮草最少就达到两万多石，而想灭西夏，没有四五个月时间是根本办不到，前线粮草消耗可能就要四百万石。

不仅是粮草，还有武器、帐蓬、车辆、牲畜、工具，兵士吃的喝的，因此前线需要四百万石粮草，后方就得供给四千万石粮食。这只是伐夏时所需的粮草，河西走廊打到现在，再加上其他数路的僵持，将兵士一起调到前线，粮草就得运到前线，伐夏后，宋朝还得要安抚百姓，以及驻军，还得要奸灭部分的反抗部族，还得要粮草。

仅是粮草一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这么多粮草不是产在陕西本土的，而是从两荆两江两浙两淮与河北京东，从百姓手中一担担地挑到官府，再从官府一步步运到京城，再从京城运到陕西。

若是商品粮罢了，但这是官粮，即便为了不扰民，给了少许补助与薪酬，但相对于这个天文数字，不但扰民，甚至都会严重影响到今年的农业生产。

因此王韶在前线说不用那么多兵力。那怕少十万人，对于后方将会产生大量的松压。

然而郑朗不放心，史上宋朝五路伐夏，兵力是三十五万，民夫二十万，用人数五十五万，但它失败了，不管什么原因失败的，郑朗不想重蹈覆辙。

郑朗又说道：“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样穷兵黜武，此战只能胜不能败，况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契丹在边上虎视眈眈，因此征用了重兵，以雷霆之势催毁西夏。甚至为了不发生淝水赤壁悲剧，提前几十年前就做了安排，而且我还会让章楶做为副帅，协助我指挥这次伐夏行动。”

但是御史台的十几个言臣急了，郑朗改制后，给了言臣极大的权利，但也做了一些限制，也就是言事可以，要实事求是，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事，无论御史台或者谏院，却不知道半点风声，如何了得，并且出兵多少，不与诸臣商议，却同前线三个将领商议，祖宗家法何在？

实际也就是民主与集权所产生的矛盾。

赵顼也正准备问这个问题。

这些年言臣给郑朗带来极大的麻烦，但也确实起了监督作用。

包括章惇案，大理寺弹劾章惇父子章俞与章惇叔叔沈邱县主薄章恺侵占民田。开封府官员畏惧章惇的势力，各怀佥书观望。事情闹到御史台哪里，纷纷弹劾。主要还是章惇个性太强横，得罪的人多，郑朗虽看重了他的才华，也不能包庇，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郑朗最痛恨的地方。因此朝廷做了重惩，牵连的兵曹参军吴潜勒停职，开封知府钱藻罚铜，开封府判官虞大、熙展磨勘一年，推官胡宗师、冲替，司录参军路昌衡磨勘二年，户曹参军刘陟、士曹参军王本、仓曹参军蔡旻竝差替。

章俞当杖一百，以年八十勿论，章恺勒停。御史台再接再力，又弹劾成都府转运判官周之道隐瞒章惇误着朱服一事，袁默妄言为章惇逃脱罪名，周之道徒一年，默杖一百。

章惇自辨，错肯定他也有错了，但侵占民田一事，他并不知晓，况且章家那么多人，他的好友亲朋更多，如果这些人犯了错，全部让他承担，也不大公平。

最终还是将他外放。

对此郑朗看法很公正，虽牵连广有重判之嫌，但也不是没有好处，多少会使重臣约束家人与亲戚，否则这些人仗着背景雄厚，为非作歹，影响会很大。也就是利大于弊。

但在这时候，章惇外放，无疑是一个损失。

面对言臣指责，郑朗淡淡说道：“诸位，征夏准备过程中，是陛下领手的，诸位相公皆知道，也参与了谋划，因为害怕契丹人参与其中，因此没有对诸位公布。之所以问了前方王韶三人，乃是因为他们身在前线，对西夏熟悉，对军事善长。各位，不要再纠缠了。”

这是委婉的说法，话外之意就是问了你们，你们懂不懂？

没有给他们机会再罗嗦，郑朗又说道：“临行前我送两个字给诸位。”

说着举出第一个字：平！

“将军百战平天下，天下平定杀将军。”郑朗道。

一句话让大家瞠目结舌，敢情是这个平啊。

“蜂房只有一只蜂皇，雄蜂工蜂分工明确，由是壮大。若是每只蜜蜂都要做蜂皇，必走向灭亡。唐室衰微，武将把持着财政军权，由是灭亡，五代更替，十国动荡，民不聊生。这才是祖宗抑武重文的由来。但想要国家安定，不一定非要杀功臣，光武不杀功臣，国家也大治，唐太宗看到尉迟敬德横行霸道，仅是敲打，由是敬德成为唐朝良臣。祖宗立国更是在制度崩坏之时，也没有杀功臣或者诬蔑功臣。若是害怕功臣掌控兵将，可以挑明了给虚位，给富贵，若是诬蔑来打击有功将领，将士必然心寒。狄青若不是饱受诬蔑，何来英年早逝？即便成功灭夏，还有更强大的契丹，外敌未除，过份打压有功的将领，我朝必成武则天之祸（指武则天杀死王方翼、黑齿常之、程务挺等勇将，武周一朝外战多大败的历史）。平非是平天下，还有公平之意。”

郑朗的话有些偏颇，宋朝不能说它是重文轻武，首先军费，宋朝每年军费支出是所谓穷兵黜武李隆基时的五倍以上，虽然许多兵士家中生活困苦，但比汉唐那种役兵制呢？那会更苦。郑朗说冤杀武将，汉唐也有。再说武器，宋朝比那一朝一代都重视武器研发，还有军校——武学。民间习武的气氛也很浓厚，弓箭社、马社、刀社、万马社彼彼皆是。武术更是宋朝常见的娱乐活动，比如角抵、使棒、舞刀枪、舞剑、射弩、举重，甚至有妇人穿着大背心大裤衩子，在街头公开与男人摔跤比赛。有些士大夫们还有着一身好身手，比如前朝贤相王曾就是一个武林高手，若打架，一个王曾能放倒十个郑朗。武术也在宋朝发扬光大，甚至在前期柳开、陈尧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动转为武将，投笔从戎。

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轻武，一是宋朝缺少骑兵，数次大败，用兵成本又高，形成的内敛格局。二就是士大夫打压武将的权限，自赵祯朝始，挂帅的非是武将，而是士大夫、外戚、宦官，有武将，武将在军中仅是一个傀儡。

但这个问题郑朗也不好说明了，那么会成为文人的公敌。

因此只说一个平，让大家自己反思去。

又举起第二个字：正。

“何谓正，从一而止，一为天下定于一，天下一统，止则是止步，故正原义是谓征战止步天天下统一之时。战争来临，将士惨战，家人破离，百姓疲苦，故真宗陛下体恤百姓，那怕契丹大军已困在河北，也不惜屈辱地与契丹搭成和议，仁宗陛下虽多场大捷，依然与西夏拿出钱帛和解。可实际效果呢？西夏人反反复复，朝廷不得不在陕西驻扎大量军队。契丹虽比西夏好一点，庆历战争勒索我朝增加岁币，改献为纳，熙宁大旱，再次勒索了河东大片闲田地区。朝廷不得不在河东河北驻扎了大量兵士。非正！”

和平是好事，可这个驻兵，同样害苦了宋朝的百姓，宋朝的经济。

因此这所谓的花钱买安，也不是一个好方法。

“我朝西有西夏，西夏过后还有回鹘，就算灭了西夏，与回鹘未必能太平相处，况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间不可攀登之途，西南有大理，南方有交趾，辽东有契丹女真高丽，海外有倭国，北方更有契丹与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汉唐花费了无数人力钱力，也只能做到国力最盛时短时间的征服。想要融兵器于九鼎，放马于南山，那是不可能了。但是征服了西夏，西方无强敌威胁。若在条件允许下，再收回幽云，北方门户关起。那么兵费将会减少三成以上，甚至四成，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现在这样清明，国家继续产生大量盈余。两税就可能会全部免去，甚至放开盐酒专营，去除各种杂税，降低商税。如国库有充足的积余，可以轻松地倚据关墙之险，退可守，进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到了那时，才是我朝的正，才会接近夫子所说的大同境界。”

郑朗又重重地说了一句：“伐夏，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

第九百二十一章　林花谢了春红

郑朗这个正说得也有些偏颇，就是拿下幽云十六州，也不能就说北方没有了危机。主要还是内政，若非赵佶与蔡京，就是女真人崛起，宋朝也未必会灭亡。内政才是主要的。并且边境不告急，也不可能做到免去所有两税，甚至连两大专营都免去了，还能降低商税。

这只是郑朗为了以后宋朝有一个梦想，构画的大饼。

不然就此满足，宋朝还会走向衰败。

至于满足什么条件才能收复幽云十六州，郑朗没有再说了，随着话音一转，说道：“陛下，臣临行前还说几件事，一是教育，爱国教育。以前老臣读史书，常常疑惑五姓七家为何凌驾于皇家之上，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资源与教育。五姓七家掌控着庞大的资源，包括各种书籍与教育人才，唐皇室为了维护国家稳定，特别是安史之乱皇室衰微之后，不得不重用五姓七家的人才，然而这些人才自幼成长与得到的教育，皆是自己家族给予的。因此他们将家族的利益排到了第一位。”

余下的不说。

宋朝没有五姓七家存在的土壤，但也有许多家族，包括士大夫家族，外戚世家等等。

他们中间有许多人列于朝堂上，也因为这个原因，不可能将家族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下。

郑朗话音一转，说道：“故老臣以为，朝廷以后可拨出一些款项，兴修学堂，资助贫困子弟入学，并且加强他们的国家至上理念，那么会有更多的范仲淹出现。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只有更多的士大夫将国放在家、家族之上，忠于国家，国家才能永久不衰！”

有些人脸上略略变色，但不能否认。

赵顼却额首。

郑朗未挑明，又转向另一件事，又道：“陛下，臣说的第二件事就是分权与专权。”

在这里郑朗说得似乎比较轻巧，但可是一件了不得大事件，那不是分权与专权，而是集权专政与民主监督两种制度。

若说封建社会的一些思想，在宋朝还不是很落后的，至少国家还需要强大的力量，以及君王的名份，用此维护国家大一统。但自宋朝起，也开始渐渐落后，包括宋朝的主动分权，重重掣肘架空，都是一种进步的伪民主体制。

但不是很成功，它的目标也仅是为了防止权臣产生，因此思想上也不是那么地先进。

郑朗自少年时就在想找一条出路，后世有两条出路，一是集权专政，二是民主。但认真的分析后，各有各的缺点，各有各的优点，集权专政无疑是贪污腐败的温床，长久执行下去，贫富分化严重，社会会出现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但它办事效率很高，这是民主制度不能拥有的。民主制度监督更完善，不论怎么说，若是同种同族情况下，人权上肯定优越一点，但办事拖沓，而且政策很难有延续性，同时想执行真正的民主，需要很高的条件，否则后果比东施效颦更糟糕。

因此郑朗想寻找第三条道路，如他在河湟执行的蕃候官员议会制，就是一种更大胆伪民主的尝试。但越想越糊涂，其实宋明已经实行了一些伪民主化制度，但是两个国家呢？清朝汉人士大夫连一个奴才都不如，但没有洋人入侵，有可能清朝还能存在一两百年。

若他真找到了，那么可能会超越孔子，成为中国最大的思想家。

找了一生，没有找到，却发现了一个真相。

真理非是在民主与专政上，而是在易经中。无论民主或是专政，它们只是阴与阳的区别，前者是将权利分化，以便形成相互监督，后者是将权利集中，以便减少掣肘。只不过一个民主一个专政，将它们具体化与细节化了。这才是它们的本质。

一味民主不行，一味专政更不行，实际郑朗已经在做了，进一步的分权，包括割去宰相的部分权限，以免国家出一蔡京张京，马上使国家走向衰退。同时将各部司权利明确，使各部司权利与职责相对而言集中化。又设立了一些部门，加强了监督职能。还有防止各部司独立，妨碍国政，扩大都堂会议的规模，以便各部司纵相了解，更好的处理政务。

但也不能说它就是最好的办法。

首先各部司职责比以前更明确，也许权利增加了，但也不能扯皮了，再加上增加了监督体制，做事更难。特别是两府与三司。自己在朝堂利用强大的威信调节，问题还没有那么严重，若自己不在，弱执的宰相必呆不长久，强势的宰相为之烦恼，必一步步象王安石与韩琦那样再次将权利集中。

但权利集中更不好，易经重阴阳调节，制度也是如此，集中权的国家必须重监督，减少不公现象，公权重的国家必须重视行政延续性，减少种种掣肘。

在宋朝那怕出现所谓的伪民主机制，也不能忽视监督体制，但得将它们职责说出来。

于是在离开朝堂前，郑朗索性将这个问题讲清楚。当然，郑朗不会说民主，民做主，皇上往哪儿搁？所以只说分权与专权。

赵顼道：“郑公，请说。”

“陛下，专权是权利集中，容易产生权臣误国，又因缺乏监督，官员胡作非为，社会不公，若君明相贤，国家大治，若君昏相邪，国家迅速灭亡也。因此祖宗对各臣职权进行了层层掣肘，进行相互监督。然而说黑白容易，说对错何其之难。其实归根到底，就是人性的复杂性，以前老臣与范仲淹有过一番谈话，老臣说人性怎能用黑白来区分，正如同天下的颜色，有赤有橙有绿，这才构成了世界的光彩。人性也是如此，如果用一个单纯的善与恶，黑与白来区别，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正因为人性的复杂性，所以人才是万物之灵。臣为分权与专权考虑了很久，也在改制中实行了一些条例，但世上没有单纯的颜色，更没有完美无缺的制度。特别是都堂会，老臣扩大它，是为了有一个横向了解，群策群力，取消补短，补漏拾遗，使决策更完美化。但有好的一面，必有坏的一面。都堂会再加上监督机制的扩大，容易造成相互掣肘，办事拖拉。因此老臣最后提议，若是各部司决策为其他部司反对时，交给陛下决策。陛下不能决策，在各部司不损害国家利益前提下，决策又是在各部司职责范围之内，那么就必须执行各部司的决策。”

这也是郑朗一惯的做派，做比说好，争执不下时，不能耽搁做。不然各种政务就扯皮了。

“还有就是各监督机构与言臣，他们职权是监督各官员的德操，与国政的执行利弊，而非是决策与执行机构。言臣有权臣弹劾，但不能干涉各部司的决策与执行权，各路监察司有权督促各州县官员的德操与吏治，但同样不得凌驾于各州各县官员之上，粗暴干涉各州县的政治。”

赵顼点了一下头。

郑朗在没事，不在了，必须将这个轻重说清楚。不然有的言臣同样无法无天。

郑朗又说道：“陛下，老臣说的第三件事就是易。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事或物，同样没有永世能存在的制度，就说陛下与老臣，还有诸位臣工发起的熙宁变革，对我朝立国以来种种弊病进行了治理。如今无论经济，或者军事，或者各官员的操守，比以前要好一点。然而为了减少争执，牵让太多，种种改制执行得不彻底。也许在一百年内，只要君明臣贤，它还能是一个治世法策。但过了一百年，又会产生新的弊端，那怕是诸监的契股制度。然而改制更难。熙宁改制侥幸勉强成功，若不成功呢？国家分裂！”

郑朗郑重地说道。

不能说宋朝没事了，就是眼下还有一些危机存在，但是郑朗不敢碰了。

而且改革成功，郑朗利用了金手指做了让利，后来者有没有这个金手指？并且郑朗站在历史的高度，后来者有没有？

“后世子孙想要我朝立国千年万年，必须不断的调节，可每次调节都会牵连甚广，一定要小心啊。唐初说立国难或是治国难，老臣在这里说一句，立国难，可治国更难！”

这也是郑朗最后交待了。

说了军事，说了制度，说了改革。

然后又说道：“人君是国家重中之重，一怕残暴，二怕愚昧，三怕南唐后主那样分心于小道，可是李后主小令却是天下无双。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诸位，老夫自十七岁为臣，深受章献太后、仁宗与当今太后陛下的宠爱，因此老夫省怕出了差错，这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如今也老了，时光过得真快啊，老夫即将离开京城。如今国事就交给诸位了，望诸君努力。”

郑朗辞去相位，这一回是真的辞去宰相，两府权利将会来次重新大洗牌。

并且郑朗这个正与平，还有三条交待，也未必让所有人一致赞成，然而这时，没有一个大臣说话，一起看着郑朗，许多人眼中忽然出现了感伤。

……

四月到来，大麦已黄。

京城天气开始一天比一天炎热。

郑家上下在忙碌，郑朗随军而行，但还有一个人要去西北，四儿，她是自小服侍郑朗的丫环，月儿少地，她是大小姐出身，又因为她娘家的地位，是做“人质”的好人选，因此最后让四儿先行去萧关。

在四儿离开后，郑朗准备了一下，也迅速离开京城。

宋朝伐夏，这是一件让人无比振奋的消息，可是在这时，许多人却快乐不起来。

第九百二十二章　来了

因为带着一些军队，郑朗西上速度并不快。但一路走，一路与郭逵、王韶、章楶书信沟通，同时各种命令在郑朗未到达前线时，就下达了。

此时，国内也有争议声。

非是为能不能伐夏而争，大军都陆续到了前线，物资粮草也大半到了前线，争也起不了作用。争的就是兵力问题。

此前王韶建议兵力不能过多，说了几个原因。

首先就是粮草物资，孙子兵法说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从敌人手中得到一钟粮食，当抵从国内运输二十钟粮食，从敌人手中得到一石饲料，当抵从国内运输二十石饲料。

这句话听起来颇有道理，可背后的真相是无比的惨酷。从敌人手中得到粮草，何谓敌人，也就是大军到了敌国后，去抢吧，去烧吧。然而宋朝不仅是为了击败西夏，若那样，学习在交趾时的做法，如果做得好，兵费还能节约三分之一。可是宋朝想占领并且以后能正常统治这一片土地，就不能将孙子兵法这套搬来。

王翦是用了六十万大军，以当时秦朝的国力，肯定无法承担六十万大军的粮草物资，多半务食于敌。可是楚国百姓如何？虽楚三户，亡秦必楚。

隋唐递更时，多次大兵团会战，但那时天下已是乌鸦一般黑，非是人间道，而是修罗道，地狱道，不然六百多万户到了唐朝立国时只有二百万户，以至魏征反对李世民封禅时进谏，山东之内（指崤山以东，包括山东、河北河南大部与山西南部广大的平原地区）人烟稀少，满目草木丛生，这是引戎狄进入大唐腹地，并展示我方的虚弱。那时唐朝立国很久，甚至为了鼓励百姓生育，强令百姓男子二十岁女子十五岁就必须结婚，连寡妇也必须要再婚。所以唐朝立国发起诸大兵团会战，百姓没有怨言。

宋朝此时伐夏是准备完善，可是也将动用天价的钱帛，甚至使整个陕西不得安宁。虽朝廷下令给予了补贴，无论乡兵或民夫，在战争时与禁军待遇相等，以免使其家人受到牵连，减少民夫与乡兵的后成之忧，但大战来临，陕西将调拨二十多万民夫、数万蕃兵，九万乡兵，整个陕西农耕生产会耽三分之一，物价必然横涨，朝廷的补贴远不足物价横涨之数，同时还有官吏的层层克扣。

这仅是其一。

大军越多，对指挥要求越高。不是王韶小视郑朗，而且郑朗也很小心，将章楶调到身边，作为第二指挥官协助，但这么庞大的军队，一旦开始会战时，即便孙子在世，也难免不会发生差错。

军队混杂，真正的禁兵只有二十五万，其他的军队各色各样，比如乡兵，有河北的，河东的，陕西的，蕃兵更乱，有鄜延路的，有环庆路的，有泾原路的，有熙河地区的，有湟州地区的，还有兰凉蕃人，甘肃瓜的回鹘人，就是蕃人也有吐蕃人、羌人、少量吐谷浑人与党项人。弄不好，就会发生赤壁之战、淝水之战的下场。

因此王韶建议精减军队数量，一要少，二要精，而且西夏国内形势很糟糕，也不需要兴师动众。

郭逵却提出另一种说法。

王韶与郑朗迅速拿下河湟兰州，章楶又将河西走廊五州迅速平定，这是有一定的原因，吐蕃对宋朝一直不恶，没有明显的矛盾，更不要说凉州六谷部与甘州回鹘，五代时就向往着中原文明了，吐蕃自唃厮啰去世后分裂崩溃，没有凝聚力，因此反抗意识不强，再加上宋朝及时的蕃候制度，大规模的投资与种种稳定民心的做法，拿下了也就得到了。

至于以前宋朝轻兵取荆湖、巴蜀与南汉，乃是中原百姓有着大一统意识，包括巴蜀在内，若不是王全斌杀孽太重，就是后面王小波与李顺都不会掀起什么风波。可不能将巴蜀南汉荆湖当成西夏。

西夏正式称王已经好多年，有了国家意识，有了凝聚力，别看现在两派争执，一旦宋朝出兵就不是那么一回事。

西夏自李继迁起，到李德明、李元昊、李谅祚、李秉常，已有五代人，嵬名皇族一氏壮大，遍布西夏各地区，就算宋朝轻兵迅速拿下灵州与兴庆府，各个皇室子弟仍能率领各部不服宋朝的部族，借助横山与沙漠地区反抗宋朝，可能复成李继迁之势。

兵力少，必须是轻兵，然而轻兵就不能平定横山，可横山地区又是西夏的大本营，宋军的必经之地，会被截断粮草，危胁前方安全。

又隐晦地说了另一个问题，胜还罢，若败，再也没有这样的好时机，而且宋朝的体制也注定了不可能年年动用军队征战，那怕就是胜利了，以后西夏人死灰复燃，因为争执，又让西夏再次崛起。再说，到时候郑朗也不在朝堂了。至于其他人，郭逵有点儿不大相信。

两种意见到达京城，知道的人不多。

郭逵用兵相对而言重稳，故有这种说法，王韶勇猛，故想轻兵速胜。

郑朗取了后者，两人还没有考虑到另一因素，契丹！

但契丹又是一把双刃剑，就是契丹支援，宋军浩大，问题也不要紧，但另一边河北河东地区与京城多少就兵力空虚了。于是在战前又做了种种迷惑，甚至到大战拉开时，宋朝扬言只出动了二十万禁军，将兵力数字严重缩水，让契丹产生轻视的心理。

郑朗走了，王郭二人的奏折也让许多大臣知道，多认为郑朗调动的兵力太多，其实这些人多是连宋朝伐夏，都不大同意。

无论后方如何争议，前线战事已经打响。

五月初七，宋军正式向西夏发起进攻，但不是打着收复西夏的旗号，而是打着清王侧，诛梁氏的口号，向西夏发起进攻。

军队总共分成三个战区，第一战区包括河西走廊、泾原路，这里是郑朗与章楶亲自负责的，他们不但负责西路战区的调动，也负责着整个会战的指挥。但每一战区又分成几个部分，西路战区总共分成三路。

王光祖留守肃州，李浩与曲珍率领三万兵力，一万多名民夫，兵出居延海。

弱水川地区南部合罗川人口稠密，但到了中北部人烟渐渐稀少，虽然弱水水势此时浩大，可是土水渐渐破坏，夏天时还能在河畔看到成片的浅草，到了冬天除了漫天的风雪，地面上皆是一层层黄沙，再加上严寒，渐渐不适合人们居住，不过居延海地区还能适合人类生存，可牧可渔，又是北方的重要门户，现在生存着几万帐百姓，对于契丹与宋朝来说，它是一块鸡肋，但对于面积狭小，人烟稀少的西夏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