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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林 创刊30周年外国小说巡展(下)-第7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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巅峰，哪怕它是微不足道的。想到会使这些想象中的亲人失望，我很沮丧。也许他们会再次抛弃我。也许他们已经平静地接受多年前做出的决定，压根就不会烦恼。我只不过是他们生活中出现的小小波折而已。我寻找亲生父母可能出现的情形及其影响在我脑海中无限增加，数不胜数。
我填了一张表格，要求提供关于我亲生父母的公开及非公开资料，并寄往设在奥尔巴尼的注册处。
保拉：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我还记得坐在外婆排屋前的砖砌台阶上。外婆的房子坐落在布鲁克林的东弗拉特布什街区。我像印度人那样盘腿坐在地上，两腿苍白，瘦骨嶙峋。我不停敲击着黑色的手动打字机，在上面练习“弹钢琴”。我尽量坐得笔直，显得成熟。我一次按下许多键，打字机辐条便卡在一起，我担心把打字机弄坏了。
小时候我就对打字机着迷，我认为这很早就表明我最终的职业是作家。也许，在那个和煦的夏日下午，打字机是我在外婆房子里所能找到的与玩具最近似的东西。当然，我经常回想起这段往事，因为它是为数不多的与外婆有关的往事之一。两年后，外婆就过世了。
她是我有幸遇到的唯一的祖辈亲人，其他祖辈亲人在我出生之前就已去世。在长大成人之前，我缠着爸爸妈妈回答关于这些如烟往事的问题。我常常嫉妒那些有外公外婆的朋友，外公外婆给予他们关爱，更不要说给他们礼物了。
如今，我明白自己之所以非常依恋外公外婆，是因为他们同与我无关的过去有联系。我所拥有的关于他们曾活在世上的唯一证据是爸爸妈妈的一些照片。这些照片存放于阁楼上发霉的旧剪贴簿里。这些照片都是黑白照片，我猜想外公外婆生活的时代还没有彩色照片。和其他孩子不同，我不能仔细端详粗糙的旧照片，找到和自己长相相似的人。
这些年老的陌生人怎么和我有关系呢？仅仅是因为我把养父母看成自己的“真正父母”，他们的父母就自动成为我的祖父和祖母吗？
尽管人们传统上认为“血浓于水”，我始终认为家是创造的，而不是生来就有的。妈妈从“亲爱的阿比”专栏剪下一首诗，贴在我婴儿书的内封面里。这首诗写道：“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生长在我的内心深处，而不是在我的心脏下。”
一个秋天的下午，那时我很快就要过6岁生日。我依偎在外婆旁边，坐在疗养院里她那硬邦邦的单人床上。外婆在那里度过了她一生中的最后一年。按照现在的标准，外婆71岁，还是比较年轻的，不过在当时，她似乎算得上是长寿老人了。她瘦骨嶙峋的双手托着我的小手，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仿佛过了很久。虽然我们没有说话，但她用眼神向我告别。
我母亲没有亲生子女，姨妈也从未结婚，没有孩子，外婆的血脉在母亲和姨妈这一辈人过世之后便不复存在。而且，我相信外婆从来不会觉得和我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不是她的嫡亲后代。
如今，我又回到了布鲁克林，这离我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不远，我外公在那里开了家犹太肉食店。不过，除外婆之外；母亲的其他家人要么很早就已经去世；要么移居到南方。我告诉妈妈我们计划搬到斜坡公园，她满腹狐疑地问道：“你迁到了布鲁克林？”对她而言，郊区才是“应许之地”。我们为什么要在她想方设法离开的地方安家？
最熟悉的陌生人（4）
埃利塞：我曾写信给收养注册处。6个月后，我收到了关于生母的唯一资料，这份资料是我期盼已久的。注册处来信告诉我，他们已同曾经安排我让别人收养的一家收养机构——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联系，要求他们将非公开资料寄给我。算是一种安慰吧，他们随函寄来一张表格，列出我母亲的各种特点，其中只有我母亲的国籍（美国）和年龄（28岁）是现在填的。
我马上算了算年龄：亲生母亲现在可能65岁左右，而非50出头。在我心目中，她是一位怀孕的少女，遗弃我的时候生活在纽约黑社会的边缘。我可以稳妥地排除许多可能是我亲生母亲的人选：她不是影星伊迪？塞吉维克。传说1967年她在电影公司时与传奇歌手鲍勃？迪伦逢场作戏……我对此一直持怀疑态度。我亲生母亲那时已28岁，完全可以抚养孩子，因此肯定是发生了不同寻常的事情，不然她不会将我遗弃。
我在布拉格学习电影3年之后，便回到了美国。28岁时，我经历了平生第一次分娩的阵痛。以前，我一直以为，作为艺术家，我不得不在家庭和电影事业之间做出选择。我选择了虚幻的电影世界。在布拉格那神话般的城市里，我渴望将彩色灯光变成图像的梦想最终变为现实。我被选送到著名的FAMU电影学院深造，参加一个国际课程班的学习。我打点行装，深知自己已无回头路。
我拍摄了一部16毫米短片《我偷走了幸福》。这部短片受到了好评，1996年被科罗拉多州特柳赖德电影节接受。这时，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我就像一位刚分娩的母亲那样骄傲、知足。然而，这一知足却不完美。
我虽然对为了事业放弃家庭的理念深信不疑，但内心里却非常渴望拥有伴侣和孩子。我想即使自己从未怀孕，将来某一天总会有个任性的、被人遗弃的孩子进入我的生活。在我看来，我的那位同性恋挚友约翰会帮我抚养孩子的。
1968年，我的生母显然还没有做好抚养孩子的准备。不管她替我找养父母有多崇高的动机，但她最终还是将我遗弃了。这封信说明她如今并没有在寻找我。
我不得不接受这一现实，即生母的身高、体重和眼睛的颜色等特征将永远是个谜。
我曾要求收养机构提供有关资料。过了6个月之后，在2月寒冷的一天，我到家时看到寄自路易斯？威斯服务公司的挂号信，十分惊讶。他们是不是有新情况要告诉我？我的生母是不是在找我？我想回味这一时刻的酸甜苦辣，一边倒饮料，点燃香烟，一边盯着信封。
我品味着充满期待的最后时刻，灵巧地打开信封。我急切地浏览了这封信，很快我注意到第三句：“你于下午12点51分出生，是双胞胎姐妹中的妹妹，你的生母28岁，是犹太单身女士。”
这句话虽然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却验证了我内心深处的揣测。一时间，往昔和现在仿佛交融在一起，意味隽永。我内心充满着喜悦。
我紧张得屏住呼吸，一把抓起电话，打给一位知心朋友，想与他见面。起初我本能地想告诉朋友这一消息。我想让让克劳德看看这封信，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
在蒙帕纳斯大街的一家比利时酒吧里，我和55岁的文学爱好者让克劳德在一起喝啤酒。到下午3点钟左右，我们喝干了一瓶啤酒。他同我一样对我的发现感到非常吃惊。晚上我常常教他英语，之后便在一起喝酒，但他在酒吧里同样轻松自在。他穿着十分讲究，常常将一品脱浓郁的比利时甜酒一饮而尽。我把这封信的一些细节讲给他听，他孩子般地感到好奇，眼睛瞪得大大的。
对于我而言，孪生姐姐是抽象的、模糊的，还有许多问题需要去寻找答案。譬如：我们是异卵双胞胎还是同卵双胞胎？看着自己会是什么样的感觉？那是不是我总是喜欢端详着镜子或商店橱窗中自己的原因？一想到她和我过着一样的生活，和我一样住在巴黎，提高着法语水平，让克劳德和我不禁笑了起来。我们有多少次是擦肩而过？这时，我想起一部最受欢迎的电影，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的电影《维罗尼卡的双重生命》。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法国姑娘到波兰去，路上巧遇和她长相酷似的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熟悉的陌生人（5）
“我们为什么分开？”我委婉地问道。
冬日的下午，光线非常明亮，让克劳德脸上露出一副困惑的表情。他望着我，仿佛这是个解不开的谜，一个他冥思苦想的哲学难题。
“这就像阿道夫？德埃内里导演的19世纪系列剧《两个孤儿》，”他常常提到一些玄乎的东西，大声说道，“他们想揭开自己出身的秘密。”
我们接着喝第二瓶啤酒。我把烟灰缸挪走，把信摊在桌子上，这样我们可以一起看信。
“信上说我的，呃，我们的生母——说‘我们的’真别扭！——非常聪明，智商高，在一所名牌中学读书时成绩出类拔萃。”我一边同让克劳德一起仔细阅读这封信，一边朗读起来。
“她非常聪明！” 让克劳德兴奋地说道，“这倒是在预料之中！”
“她获得了奖学金，考上了大学，但因为情感问题中途辍学，”我接着朗读，“她曾因情感问题住院治疗。”
“情感问题？” 让克劳德问道，“是不是类似于抑郁症之类的问题？”
“间接资料表明你母亲患有精神分裂症，属于混合型的，但后来通过药物治疗得以治愈。”
我望着让克劳德，希望能得到他的安慰。他对我无声的发问做出回应，握着我的手，说道：“你没事的。”
这封信指出我生母的精神分裂症已治愈，但我知道我哥哥一直在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目前还没有能够治愈这类疾病的灵丹妙药——1968年当然也没有。我不愿接受对她病情所作的诊断。如今，混合型的精神分裂症或许可以准确地诊断为躁郁症。
不过，哪怕她是疯子天才，我也愿意找到她。
我对精神病的遗传因素很好奇，想知道这些因素对自己的情感问题有何影响。大学三年级时，我曾患有精神抑郁症，身体衰弱，因而常常卧病在床，而且考虑过退学。我的孪生姐姐是否也得过类似疾病？倘若她真的疯了，看到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行为举止却发狂的人，我能受得了吗？看到一个陌生人体貌特征和我一样，却神志不清，我担心不能正视自己曾经差一点未能脱身的生活。
让克劳德和我再三思忖着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如果姐姐死了，我怎么办？14岁时我服用过硫磺抗生素，产生了非常严重的过敏反应，差一点死去。要是她对这种药也产生类似的反应却没有活下来，那会怎么样？如果看着她就像看到自己一样，不过她没有那种化学烧伤造成的伤疤，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一伤疤不太显眼，但对我而言是那么的熟悉。倘若我为情所困最终找到孪生姐姐，她却是娇生惯养的公主般的美国犹太人，不愿和我相认，并对我多年的流浪生活嗤之以鼻，我该怎么办？
然而，最让我害怕的情况莫过于她不再孤独，过着安定的生活，身旁有心心相印的伴侣和孩子。看到她家庭幸福，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后悔选择了一种自由自在却很寂寞的生活。我们思考着这些情形，有时内心不安，陷入沉默。不过，我们感到庆幸的是，我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我清楚寻找孪生姐姐是个漫长而艰辛的历程，但想到我一直感受的孤独如今并不存在，而只是名义上的，我的内心就平静了很多。
“这才刚刚开始。”让克劳德说道。这的的确确是新生活的开始。不过，我内心深处一直觉得自己有个孪生姐姐。
在图书馆的一本书里，我看到双胞胎在母亲子宫内偎依在一起的图画。母亲怀胎6个月时，我第一次睁开眼睛，肯定会看到孪生姐姐朝后望着我。
心理学家认为，双胞胎不仅在出生时与母亲痛苦地分离，而且他们与双胞胎同胞的联系也会被粗暴地割断。他们曾经共居于母体内，关系密切，分享母体内的营养与空间。
虽然科学研究尚未证明胎儿在母体里时是否具有意识，许多人却声称他们有关于失散双胞胎兄弟或姐妹的记忆。这可能是因为，按照研究人员的估计，12％至15％的胚胎是孪生的，但只有80分之一的孪生胚胎存活了下来。
超声波检测表明，母亲怀孕初期，第二或第三个胚胎囊可能存活，只是到后来才消失。此时，这些胚胎可能部分地被母体或它们的孪生同胞重新吸收，也有可能完全脱落。怀孕期间，只要没有并发症，这些被形象地称作“消失的双胞胎”的胚胎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常常无影无踪。由于双胞胎更有可能是左撇子（20％的双胞胎是左撇子，但总人口中只有10％至12％的人是左撇子），一些研究孪生现象的专家推测，许多左撇子是双胞胎胚胎中存活下来的胚胎。
最熟悉的陌生人（6）
不过，在比较罕见的情况下，两个胚胎合为一体，一个孪生胚胎与另一个孪生胚胎合并，形成一种嵌合体。在希腊神话中，这类嵌合体拥有狮头、羊身和蛇尾。与这类命名为凯米拉的怪物不同，人类嵌合体只有通过DNA检测或血液检测才能发现。这些检测表明一个人常常有两种血型。
但是，由于同卵双胞胎血型相同，要从新生儿身上确定原来母体内是否有个同卵双胞胎和她在一起，几乎不可能。
保拉：我周围是迷宫般的纸板箱，人显得格外渺小。我不知道丈夫和我怎样收集到这么多废品。书籍和装满旧衣服的垃圾袋四处堆放着，似乎召唤着人们去翻找、整理。
我们搬到布鲁克林的新公寓才刚刚一个月。今天是我特意安排整理房间的日子。苦行僧的生活看起来挺不错。我想象着自己有一套禅堂式的房子，里面家具不多但很雅致。然而，现实情况——尤其是我有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要比这乱得多。
这是2月里的一天，天气非常寒冷，人们呼出的气依稀可见。尽管天气寒冷，但我丈夫艾弗还是把女儿杰茜裹得暖暖的，用手推车把她推到附近操场上玩。这样，我可以专心干眼前的工作。我已宣布在两周后女儿过两周岁生日之前，把这些搬家用的箱子全部清空。
给女儿过生日，不仅可以展现杰茜刚学会的走路和说话技能，还可以充作非正式的审判日。我们决定离开令人胆战心惊的东村，搬迁到适合居家过日子的布鲁克林斜坡公园时，我很清楚那些性情古怪的朋友可能不能理解。在杰茜的生日聚会上，那些来自东村的朋友将有机会参观我们的新居，讲些我们如何上当受骗的消息。
我过腻了放荡不羁的生活。作为记者和电影评论家，我经常出没于电影试映、艺术节开幕式和深夜聚会等活动。结婚之前，我和我的室友以举行喧闹聚会而出名。参加这些聚会的人形形色色，有独立制片人，有雄心勃勃的摄影师，还有摇滚乐乐师。我记得一次狂欢会特别热闹。正当一群全身戏妆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员退场时，一位著名的德国导演和他的舞伴却戏剧性地登场了。
艾弗和我曾经认为在东村养育儿女是冷静的象征。与其他不愿在郊区（我长大的地方）抚养孩子的家长不同，我们以生活在郊区而自豪。我们通常乘坐公交车和地铁，不再开着小车带着杰茜四处兜风。杰茜经常到破旧不堪的汤普金斯广场公园去呼吸新鲜空气，而不需呆在后院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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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我们如何推崇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即我们600平方英尺的公寓很快就会不够用。这套房子位于一栋没有安装电梯的楼房内。我们打算将来某个时候给杰茜生个小妹妹或小弟弟，所以需要更多空间。在我们看来，斜坡公园以维多利亚式别墅和开明居民而著名，该地区房屋墙壁上的涂鸦少，树木多，这些要比东村强。
圣诞前夕，我们搬了家，在火炉边品尝外卖的比萨饼，迎接新年。然而，身居此地，我最担心自己可能成为老套的纽约人：斜坡公园妈妈。在东村，为人父母曾经让人变得勇敢。在斜坡公园，我们仿佛是一群妈妈中的士兵，每个人只要一听到手推车上“小警官”的呼喊，就如同接到命令般马上冲过来。在这个地区，孩子就是非正式入场券。这里，人行道上摆满了双人手推车，咖啡馆里坐满了喂奶的母亲和憔悴的父亲。
我曾努力在居家母亲生活和自由创作之间找到平衡点，可是转变角色比我想象得困难。偶尔，我会把脏尿布扔到一边，给不同杂志和报纸写文章。写文章不仅可以赚点外快，而且还可以确保我不至于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做母亲的琐事上。
我在杰茜的书架上摆满了她最喜欢的小熊维尼故事书和莫里斯？桑达克的作品。我想我们正在建设一个家园。在这个家里，杰茜将有自己最初的记忆。我希望我们能给予她稳定的生活，如同我父母曾给我稳定的生活一样。十几岁时，我觉得他们生活得循规蹈矩，让人感到压抑。不过，我感到欣慰的是，在成长过程中，我可以指望父母给予我支持，如同我最喜欢的电视剧《布雷迪家庭》中的父母一样。我可以指望妈妈捐款给学校烘烤食品展销会，设计富有创意的万圣节服装，自愿担任童子军的训导。爸爸总是赶市郊往返列车，回家与家人一起吃晚饭。妈妈通常在下午6点准时做好晚饭。
我不会做饭，也不会缝纫，自然也对童子军训导不感兴趣。我不得不承认，我不可能达到电视剧《布雷迪家庭》所倡导的母亲标准。我唯一想模仿的是这样一种不变的感觉，即每当我们需要爸爸妈妈时，他们总是施以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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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入侵（1）
1
索拉纳
她当然有名字——这个名字是她出生时起的，也是她生活中大部分时间里用的——但是现在，她有了新的名字——索拉纳·罗哈斯。这是她侵占的人家的名字。一旦有了新的身份，以前的那个人就不见了，根除了。对她来说，这就如同呼吸一样容易。她是九个孩子中最小的。她母亲玛丽·特雷西十七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十九岁时生了第二个孩子，还是个男孩。两个孩子都不是婚姻的产物，尽管他们都是随父亲的姓，可他们从来不认识他。他因吸毒受到指控，被送进监狱，后来死在了那里，是被同监狱的一个犯人杀死的，为争一包烟。
玛丽·特雷西二十一岁时嫁给了一个名叫帕诺斯·阿吉拉尔的人，八年中给他生了六个孩子，后来他弃她而去，跟人家跑了。她三十岁时发现自己孑然一身，一文不名，只有八个孩子，大的十三岁，小的才三个月。她只好又嫁人，这一次嫁的是个勤劳可靠的五十多岁的男人。后来这个男人有了女儿索拉纳——他的第一个孩子，她的最后一个孩子，他们俩唯一的血脉。
在索拉纳成长的过程中，她那些同母异父的哥哥和姐姐声称要做各种各样的人，什么运动员、士兵、做恶作剧的、有成就的、戏剧女王、骗子、圣人和万事通等。留给她的只有做个一事无成的人。跟她母亲一样，她婚前就怀孕了，刚刚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了个儿子。自那以后，她就一直倒霉。什么事都不顺。挣多少花多少，没有任何节余，前途渺茫。至少她的哥哥姐姐们是这样认为的。她的姐姐们给她安慰，给她建议，训她，哄她，最后彻底绝望了，知道她永远不会有什么改变了。她的哥哥们尽管恼火，但发泄一通之后总是拿些钱出来，帮她摆脱困境。她有多么诡计多端，他们没人知道。
她是一条变色龙。她装出一副什么事情都做不成的样子。她跟他们不一样，跟别的人也不一样。她花了好些年才完全觉察到这一点。起初她以为自己的这种古怪能活跃家里的气氛，但早在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对真相有些了解了。其他人之间的那种感情纽带她没有。她跟他们的情感不相通，好像她不是人一样。她假装跟自己同年级的那些小女孩和小男孩一样，像他们一样争吵、流泪、闲谈、傻笑，像他们一样努力做到优秀。她观察他们的举止，模仿他们的举止，把自己融入到他们的世界之中，直到看起来跟他们一样。他们说话时她插进去，装作对一个笑话饶有兴致，或者重复一遍人家说过的话。她没有跟人家不一致的时候。她不发表意见，因为她没什么意见可发。她不曾表达过自己的愿望或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她是无形的——是一座海市蜃楼或者一个幽灵——在寻找机会达到自己的目的。她那些同班同学都专注于自我，不在意别的东西，而她却高度戒备。她什么都看见了，却又什么都不关心。到十岁的时候，她知道自己的伪装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到二十岁的时候，她消失不见的举动变得非常快，非常机械，常常连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她就不在房间里了。她刚刚还在这里的，可转眼之间就不在了。因为她能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跟她在一起的那个人，而且无论对方是何许人，她都能变成她，所以她是个理想的伙伴。她是个笑剧演员和小丑。人们自然就喜欢她、信任她。她也是个理想的雇员——负责可靠，任劳任怨，不知疲倦，有求必应。上班到得早，下班走得迟。这使她好像非常无私，而实际上，除了那些有助于实现她的目标的事情，她是彻头彻尾地冷漠。
在某些方面，她不得不找托词。她那些哥哥姐姐大部分人都把学校念完了，在这个阶段似乎都比她成功。能帮助帮助小妹妹，他们感觉很好。小妹妹的前途跟他们的比起来还是令人同情的。虽然她乐于接受他们的慷慨给予，但她并不喜欢当他们的附属。她找到了一个让自己跟他们平起平坐的办法，得到了相当多的钱，她把这些钱存在一个别人都不知道的账户上。最好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改变了多少。她最小的哥哥，就是获得法律学位的那个，是哥哥姐姐中唯一一个用得上她的人。跟她一样，他也不想在工作上付出太多，倘若值得，他不怕犯法。书包网 www。87book。com
非法入侵（2）
她曾经借过人家两次身份，变成过另外一个人。她充满深情地想着自己变过的那个人，就像一个人在思念迁居到另一个州的老朋友一样；又像体验派演员，要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她现在是索拉纳？罗哈斯，这就是她现在的焦点所在。她一直用这个新的身份把自己包裹起来，就像用一件斗篷把自己包裹起来一样，觉得变成了这个人自己就很安全，就得到了保护。
原来那个索拉纳——就是她借身份的那个人——跟她在养老院的康复部一起工作过几个月。真正的索拉纳——她现在认为是“对方”——是个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以前学的也是准备拿执照的职业护士。她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对方”持有执照，而她课程还没上完就不得不辍学了。这是她父亲的错。他死了，没有人当她的继父供她上学。葬礼过后，她母亲要她放弃学业找份工作，这就是她曾经做过的事情。她首先找了份打扫房子的活，后来做了助理护士，假装自己是个真正的有执照的职业护士。如果她在城市学院把课程学完了的话，她是有可能成为持照职业护士的。“对方”做的所有事情她都知道怎么做，但由于她没有相应的证书，所以工资没有“对方”高。你觉得这公平吗？
她选择索拉纳？罗哈斯的方法跟选择其他人的方法一模一样。她们相差十二岁，“对方”六十四岁，她五十二岁。她们长得并不像，但在一般人眼里，她们长得已经很像了。她和“对方”的身高、体重大致相当，虽然她知道体重一点也不重要。女人的体重总是在变的，所以如果有人注意到了这种差异，那也很容易解释。头发的颜色是另外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头发可以是任何颜色，可以深，可以浅，什么样的颜色都可以在杂货店的盒子里找到。在前几次中，她的头发从深色变成了金色，又从金色变成了红色，每次都与她本来的灰发形成鲜明的对比，她三十岁以后头发就变成灰色了。
过去一年来，她一点一点地把头发染黑，直到跟“对方”差不多。有一次，养老院刚来的一个雇员把她们当成了两姊妹，这让她兴奋不已。“对方”是个美籍西班牙人，而她不是。如果她愿意的话，这一点是可以忽略的。她的祖先属于地中海民族，是意大利血统、希腊血统，外加一点土耳其血统的混合体——橄榄色的皮肤，黑色的头发，又大又黑的眼睛。当她置身于盎格鲁人中时，如果她不出声只做事，人们很可能会以为她不太会说英语。这就意味着许多谈话是当着她的面进行的，好像她一个字都听不懂。实际上，她不会说的却是西班牙语。
上个星期二，她准备盗取“对方”身份的工作突然发生了转机。星期一那天，“对方”告诉护士们她两周后离职。她报读的课程班很快就要开始了，她想在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之前稍稍休息一下。这是个信号，是她将自己的计划付诸实施的时候了。由于驾驶证对她的计划非常关键，所以她要拿到“对方”的钱包。几乎在想到这一点的同时，机会就来了。这是生活对她的偏爱，为了她自身的提高，为了帮她发迹，一个接一个的机会呈现在她面前。在她以前的生活中，从来没有这么多有利条件，即使有，也是她自己千辛万苦创造出来的。
“对方”看完医生回来时，她正在护士休息室。“对方”去看医生是事先约好的。前一段时间她一直在生病，现在正在康复，要经常做些检查。她告诉大家，自己的癌症是神恩所赐。她非常感激生活。疾病促使她把自己要做的事情重新排了顺序。她被研究生院录取了，要去学习卫生保健管理，毕业时可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对方”把手提包挂在存衣柜上，又在手提包上挂了一件毛线衫。有个吊钩的钉子掉了一颗，摇摇摆摆的没什么用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一个吊钩。“对方”合上存衣柜，猛地关上密码锁，但没有打乱密码。她之所以这样做，为的是下班时开锁既快又方便。
她一直等着“对方”出来去了护士站，才戴上乳胶手套，把锁使劲一拉，存衣柜就打开了，她把手伸进“对方”的包里，把钱包拿了出来。她把“对方”的驾驶证从透明的隔层里拿出来，把钱包放了回去，干净利落。她脱下手套，塞进制服口袋里。她把驾驶证放在右边鞋底的“斯科尔先生”鞋垫下面。没有人会怀疑。如果“对方”发觉自己的驾驶证不见了，可能以为自己放在了什么地方。总是这样的。人们常常责备自己粗心大意，心不在焉，很少会想到责备别人。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想到把目标对准她，因为她相信在别人眼里她是个诚实正直的人。
非法入侵（3）
为了完成余下的计划，她一直等到“对方”和所有的行政人员下班，所有的办公室都空了。星期二晚上，办公室的门通常都不锁，这样，清洁工就可以进来打扫卫生。在他们专心打扫卫生的时候，她就能轻而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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