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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雀群-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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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姐”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呆坐了一会儿，才细声地问：“怎么了？弄……弄疼你了？”他忙站起，忍受着裤裆里的那片湿冷，只说了声：“对不起……对不起……”便抽身走了。
过后，他俩有一年多没见面。他怕。她也怕。但她还是有信给他。他当然是有信必回。只是双方都不提见面的事。一直到韩起科的刑期快满了，她突然又提见面的事了。只不过，这一回她是这么说的，省博物馆将要为建国多少多少周年举行一个本省考古成就展，她在信上问道：“小文盲，有兴趣来看看吗？我能替你搞到赠票，一张，两张都行（如果你已经有女朋友的话——”薛姐“这样注解道）。我还管报销路费。管吃住。一个人的，两个人的，我全管。想来学习学习吗？”他当然要去。立即试图写回信。写了几次，但最后都没发出去。
写着写着，他就为难起来。拿不定主意了。他不知道“薛姐”写这封信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不知道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接受这个“邀请”，去省城“学习”一下。如果“薛姐”没有别的意思，真的只是请他去看一下展览，“学习”一下我省考古最新成就，他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那个必要，大动这个干戈。假如“薛姐”跟他一样，这一年多来，一直火急火燎地渴望着再见到对方，那么，一旦真的到见面的那一刻，他又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控制住自己，不犯任何“错误”……特别是万一做出什么过火的举动，伤害了这位“胖姐姐”，或者，即便没到“伤害”的程度，却让对方严重误解了自己，最终导致失去这位善良而热诚的“好姐姐”，如果结局真会是这样，只能是这样，他还不如不去。
他怀疑自己，真的走到“胖姐姐”跟前，自己还能不能保持“必要”的冷静和克制。八九年来，人们从他恭恭敬敬的态度里，谨小慎微的作风中，站在谁面前都垂手低眉的外表上，几乎早已忘掉了他是一个“喝狼奶长大的娃娃”。但只有他自己知道，有时在梦中，有时在深夜，有时在极端苦恼时，脑子里总是会情不自禁地出现狼群在铃铛刺丛林中疾奔的场面，他会听到那一阵阵疾奔时的风哨声，灌木丛枝条在脚爪下嘎巴嘎巴折断的声音。他会真切地感受到疾跑时身子的晃动，鼻翼急速的翕合，四肢关节优美协调的伸张，感受到林子外那股特别清新的空气的召唤力，感到集体守望的焦虑和喜悦，还有那种你长嗥一声，我短吼一下的激奋……他害怕那一口狼奶和野性会让他在再度见到“薛姐”时，失去任何控制，就像那年的那一天，他向麦草路上洒煤油扔打着了的打火机……他真的不希望被“薛姐”误解，也不希望被她拒绝；他不希望在本不该由他来得到的那份情感面前陷住了脚步，但更不希望失去本该由他得到的那份真心和……和挚爱……他自己也拿不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一直到那天，他以自由人的身份，正式走出监狱，被原小分队的那些伙伴们接到那个“摩托车修理站”院子里，见到那个四川小丫头时，他终于明白，无论是这位十八九岁的小丫头，还是将来哪位二十八九岁的大丫头，都不可能消除了自己对那位三十多岁的“胖姐”的思念。因为这毕竟是自己在最艰难时刻从“女人”那儿得到的一份情感。那天，聚会散了后，等马桂花和张建国也都走了，他走到小丫头住的房间里。小丫头见韩起科突然大步向她走来，不无有些突兀。但她倒也镇静，只是稍稍后退了一步，指着身前的一把椅子，对韩起科说道：“韩哥”，坐。“韩起科坐下，平静地打量了小丫头一眼，只见剪着齐耳短发的她，脱去聚会时穿的那件粉色薄呢外衣，里头穿的是一件藕荷色的涤棉长袖衬衣，下身依旧穿着那条在任何一个农村集市上都能买到的武警绿女裤，中跟的黑皮鞋今天特地擦得锃光瓦亮，衬着一双带花边的白袜。整体看来，倒也细巧宜人。”我出去打个电话。“他说道。”家里有电话……“小丫头提醒道。
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
“我得打长途。”他解释道。那时哈拉努里也已经能给各小家小户安装电话了。只要交钱就行。但自家的座机还是没有长途的功能。打长途还得到长话局的营业厅去。“都这么晚了。明天再打，不行？”小丫头劝道。小丫头见韩起科匆匆走来并非是跟她来亲热的，虽说多少有点失望，倒也暗自赞赏这位“韩哥”的“涵养”。“这你就别管了。睡觉前别忘了锁院门。”韩起科说着就向外走去。小丫头也就没再过问。小丫头原先是赵光公司里一个“打工妹”，来哈拉努里还没俩月哩。前些日子，张经理（张建国）和马姐（马桂花）找到她，说是要给她介绍对象，但说明了对方曾坐过几年大牢。当时她一听还正经紧张过一阵，也好别扭了一阵。还是看这二位大哥大姐的身份不一般，尤其是那位“马姐”，正经是市委副书记的老婆。经二位力劝，并做了最后的担保，保证她在结婚后的三个月之内，就能正式落上哈拉努里的城市户口，她才勉强答应。今天见面，看到韩起科眉目间并没有半点“犯人”应有的“匪气”，举手投足也十分有分寸；特别看到马姐张经理和在场那么些有头有脸的人都对他挺尊重的，心里又高兴许多，得到了许多安慰。
其实，那天晚上，韩起科也很清楚，都那么晚了，长话局早就关门了。再说，这些年，在哈拉努里，他也没走过夜路。
他一个人也找不到什么“长话局”。但这一刻，他完全不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在屋里静静地等待天明。他要到最接近“薛姐”的地方去。他要找一位最亲的人，告诉他（她）我刑满了。我不再是个“罪犯”了。在失去了那个曾经的“父亲”以后，还有谁能倾听他这样的倾诉呢？只有她了……另外，在刑满释放的第一个夜晚，他也需要四处去走一走。他要证实，自己确实是被“释放”了，人身不再受限制了。他要认真享受一下、体味一下那种可以自由走动的可能和幸福……那天晚上找到长话局时，长话局的确已经关门了。但他没回修理部小院，而是在长话局门前高高的水泥台阶上美美地坐了一夜，享受那没人管制的空旷。不时有流浪的狗走过。不时有重载的卡车驰过。而后是送牛奶的拉水的车哐啷哐啷地晃荡过。空空荡荡的十字街口，逐渐地又重复昨天前天的热闹。后来他便糊里糊涂地睡着了。是扫大街的用竹条把把他给捅醒的。等长话局好不容易为他接通“薛姐”的电话，已经是上午十点了。出乎他意料的是，“薛姐”的声音听起来很冷淡。“摩托车生意做得咋样了呢？我还得祝贺你啊，摘了劳改帽，又做新郎倌，双喜临门……”她怎么啥都知道了？难道他依然在被监视着？韩起科一紧张，便结巴起来：“薛姐你听我说……”“你还记得有这么个薛姐啊？”她冷笑。“我……我……”他慌忙解释，一时却又说不出啥话，憋了好大一会儿，只说道，“我明天就去看您。”
“带着新娘子啊？”“薛姐”问。“哪有啥新娘子么。你咋这么看我呢？那都是小时候那些伙伴的好意。可我哪能抓到篮里都是菜呢？我韩起科再没出息，再没见过女人，在这样的事情上也不能完全由着别人摆布。我是那样的人吗？我知道我在您眼里是挺幼稚挺粗鲁挺没文化的，可我也没幼稚粗鲁没文化到那个地步……”突然间口齿伶俐起来，便急急地说了许多许多。后来就只觉得电话那头没声音了。又过了一会儿，才听到“薛姐”说：“你干吗那么着急上火的？我又没别的意思。只要你能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上人，我当然还是为你高兴的……”这时，他拔高了声音叫了一声：“薛姐，您咋还那么说呢？！别人不了解我，您还不了解啊？我哪儿去找心上人嘛。她在哪儿嘛？！”当时，他真想大哭一场。事后自己仔细想想，唉，韩起科啊韩起科，你他妈的也真是没鸡巴出息！
当天，他带着自己全部的行李，上了去省城的长途班车。到省城后，他没马上去找“薛姐”。只是给她打了电话，说他到了。她说，那你还不来看我，磨磨蹭蹭地干吗呢？他说，我等安顿好了，再去看您。她问，安顿啥呢？安顿新娘子？他又急了，吼叫道，薛姐，你咋还那么说？就我一个人。听明白了吗？一个人。可就是我一个人也得安顿啊。我不能不吃不住啊！她说，你安顿啥嘛？我说了，吃住全管嘛。他说，您能管我一天，两天，管我十天八天。
您还能管我一年两年？她笑着反问，为啥不能？他忙说，就算能管我一年两年，还能管我十年八年吗？就算能管我十年八年，我作为一个男人，能让你一个女人管十年八年？这样的男人，您愿意管吗？“薛姐”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她很认真地问，听起来，你这回好像是不想走了？还十年八年的，问题好像挺“严重”咧。他断然答道，是。我不想走了。
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
关于“不想走”这一点，在正式出狱前，他已默默地在心中盘算了好长一段时间。假释后那段的冲击，曾让他恍惚了好长一段时间。后来他一直在责备自己，当时怎么会那么没出息，怎么就不敢再回冈古拉了呢？比较外头翻天覆地的变化，自己怎么就那么胆怯？真是中焦上火，百会发蒙了？居然还缩回监狱里去了！操！小分队有些人的变化自己确实看不惯。社会上的许多变化自己也确实看不懂。但看不惯，看不懂，就该躲开吗？躲得了初一，也躲不过十五啊！当时中气上涌，就决定，有朝一日刑满后，要勇敢地走出去试一试。没敢想去北京上海，但想着就要在省城“试一试”……那天在电话里，他跟“薛姐”约定，在安顿自己的这段时间里，不管安顿得怎样，一定会每天跟她通一次电话。如实向她报告情况。即便遇到再大的挫折，也绝不隐瞒。“薛姐”要求他当天就去买一个BP机带上，以便她随时能联络到他；并提出要求，只要她呼叫，他必须立即回应。然后，她跟他介绍了一下省城几个著名的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还给了他几个她朋友的电话。这是几个当了老板的朋友，都是跟她一起在军区和文联大院里长大的。假如实在没辙了，可以去找找他们。（“薛姐”的妈妈是文联的普通干部。所以，她从小在那两个大院里都待过。）最后，“薛姐”提出，能不能先跟她见上一面，再去安顿他自己。韩起科犹豫了一下，没答应。“薛姐”怏怏地悻悻地数落道：“我知道你压根儿就不愿见我。”韩起科答道：“不是不愿见。而是不愿像个讨吃讨喝的窝囊货那样去见您。”“薛姐”再没得可说的了，只得叹了口气道：“好吧，就算你有志气。”然后又不放心地补充了一句：“南城化工厂那一带你别去瞎逛。尤其不能进那些发廊洗浴中心的。有人拉你也别往里去。”韩起科听着觉得好生奇怪，便说：“这大的省城我就认识你薛姐。只要你不拉我去，谁还会来拉我呢？谁知道我韩起科是老几？！”“叫你别乱跟人跑，就别乱跟人跑。多问啥呀？”说着，“薛姐”挂断了电话。
在以后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除了没去找“薛姐”的那几个“朋友”外，她提出的那些要求，他都照办了。腰里别上那个BP机后，有时一天里，“薛姐”自己一个人就能让它响五六回，七八回。在这段时间里，他替在小巷深处开澡堂的老板背过煤，（拉煤的车开不进小巷子。老板就雇些人把卸在巷子口的散装煤，铲进麻包里，一包一包地背进锅炉房。干这活的，都是这城市打工仔中最低档次的。是刚进城，还完全没找到正经活儿的那帮子“散伙”。这就是那会儿的韩起科。）在家具城门口替人蹬过平板儿三轮，在火车货站卸过散装水泥……最像样的一份工是受雇于一家空调售后服务部，上门去给客户安装空调。这是一个技术活儿，又能出入不同的家庭，感受到这个城市中各种各样人，尤其是中上层人的家庭生活气息，接触到他过去从来也没接触过的人。他干得挺努力。但半个月后，他被解雇了。服务部那个年轻的经理没跟他说什么特别的理由。后来才听说，在一次干活的时候，他跟客户随便聊了一会儿天，很天真地透露了一点自己的“历史”。那客户回过头来就给他们公司总部打了投诉电话，说你们怎么可以雇用一个劳改释放分子，随便出入千家万户。“万一出点儿事，你们负得了这责任吗？”后来的三天，他一直躲在自己租住的那间不到六平方米的小平房里，不管BP机怎么震跳怎么响铃，他都不作回应。他这时才真正懂得那句搁在人们嘴头子上，早就被说滥了的话：“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一件事，就是重新起步。”你仔细掂量掂量周围的每一个人，其实在他们的一生中，都“重新起步”过。只不过“重新起步”的内容、力度、环境、条件各有不同，有“大起步”“小起步”之分罢了。许多人还会经历多次“重新起步”。而这些人中，相当一部分，在一次次“重新起步”的折磨下，泄了气，服了软，得过且过了，变得“芸芸众生”了。“比起他们，我又算得上个什么玩意儿？居然还想着要从‘劳改释放分子’那样一个泥潭中翻身起步！”想到这儿，他一下从杂乱的床铺上坐直了身子，对着小平房低矮的顶棚和那个连灯罩都没安的电灯泡，呆呆地追问自己。
“我们错了……”这是谁说的？高场长。十年过去了，那股沮丧，那种无奈，那副衰老，至今依然历历在目哩！难道说，这也就是我的未来？大概吧……想到这里，BP机又响了。这大概是这三天里的第八十回了吧？！他一咬牙，拿起BP机，就向最近一处的公用电话走去。总不能永远不理人家吧？刚拨通“薛姐”的电话，就听到“薛姐”一通吼叫：“你这个死劳改犯，你想干啥？你说你想干啥？三天不搭理我。别跟我说BP机没电了那种狗屁话。你到底想干啥嘛？”他张嘴刚叫了声：“薛姐……”心底里就涌出一阵阵哽咽。当年的第一场雨夹雪，穿过马路边那高高的路灯杆儿布下的土黄色光晕，淅淅沥沥地滴打在破损的人行道上。阴冷潮湿的风嗖嗖地推赶着混杂在雨线中的雪片，从这一幢老式的红砖住宅楼前，摇摇晃晃飘向下一幢红砖老楼。风雪和雨水灌进脖子，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他看到公用电话的主人（一个小店主）正在灯下，跟自己的家人围坐在一张小小的矮方桌跟前，热热和和地吃着晚饭。一大盘薄皮包子在灯下油滋滋地散发着诱人的羊肉香味儿。他再回头去看身后的世界，每一幢旧式的红砖老楼上的每一扇窗户子里的灯光都亮得那么平静，匀和。很有一些住家的窗玻璃上还不时闪烁着变幻着一种五颜六色的彩光，那是多年前在普通家庭里还根本不可能想象的那种彩色“TV”屏幕上发出的光。而近些年来新盖的那些“摩天大楼”，在雨雪中，必然显得那般的高傲和尊贵。几个二十一二岁的女孩穿着深色的中长风衣，裸露着修长的小腿，说说笑笑地从他身旁走过，带过一股幽雅的以色列香水气味。马路对过，一家新开张的画廊门前两侧人行道上，排满了庆贺的花篮。高大明亮的玻璃橱窗里展放的是鲁本斯那幅著名油画《三个十字架》的复制品。
一切都那么的过瘾
阴霾重重的天空中，游走着闪电的瞬间，三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以他们无与伦比的悲壮和惨烈，体现着人性中往往被多数人忽视的一种境界。总有人在这橱窗前稍加停留，向这幅罕见的名画投去匆匆的一瞥。但他们都不会逗留太久，就像不会有人因为韩起科此时的哽咽，埋怨，沮丧，懊恼和无奈，因为他的郁闷和绝望，而改变自己作为新一代“风雪夜归人”的行程……更不会因此而改变这黑夜里亮灯窗户的数目和它的亮度，改变那些摩天大楼的姿态，当然也不会去改变任何一盏灯下正在发生的笑语和龃龉。世界还是世界。人们还是人们。生活还在照常进行。路必须靠你自己去走。有别人走的，就应该有你走的。就看谁能坚持到最后……哽咽终于慢慢平息了下来。这时，那个也就三十来岁的小店主一手端起饭碗，一手用筷子指了指他，嚷了一声：“嗨，哥儿们，别在雨地里站着啊。你不怕淋。我的电话机还怕淋哩。”他一哆嗦，才觉出，自己拿着这话机，竟然一直站在短促的屋檐外，也许是在有意寻找一种冰凉吧。他忙道了歉，缩回到屋檐下，跟电话那头的“薛姐”说了声：“我没事。一会儿，再跟您细说。”便撂下话机，付了话费，上前边又找了一家兼营公用电话，又卖面食的小饭铺，进店堂安安生生地坐着，重新拨通“薛姐”的电话，很平静地向她说明了自己被空调售后服务部“解雇”的经过，并再三强调，这很正常，没事儿。自己已经换了四五个工作了，再换几个，大概就可以稳定下来了。到那时候，一定去看她。然后就挂了电话；等了十来分钟，见“薛姐”没再呼叫，便去要了一大碗撒了青蒜碎末的羊杂汤、两个贴饼子，再加一碗白皮面、一碟油泼辣子和两个生蒜头，用筷子搅着，稀里哗啦地吃了起来。这时他才觉出自己是真饿了。那羊杂碎汤和青蒜末儿是真香。
那油泼辣子是真够劲儿。一切都那么的过瘾。这时，他才想起，自己已经有两天多没进一口热食了。
多少会有些“蹊跷”
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掏钥匙去开门，那门却已经是虚开着的，再推门一瞧，屋里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
吃饱喝足。（那小饭铺里的羊杂碎汤，其中的“汤”，是可以免费添加的。末了，他还破例要了二两散装老白干，皱起个眉头，下了个决心，端起酒杯，一仰脖梗，一口全出溜了。）满脑门的晕热，满天的雨夹雪还在淅淅沥沥噼噼啪啪地响着。摇摇晃晃地回到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跟前，悉悉索索掏钥匙去开门，恍惚间发现那门是虚开着的。他呆了一下，想想不对头，这才吃惊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从来就不是个马虎大意的人，现在又独自一人在省城漂泊，出门关窗上锁，走道看右防左，是既定养成的习惯。这门是怎么打开的？谁打开的？我没喝糊涂啊。出事了？他定定神，推门去瞧。屋里当然没开灯，但凭着从窗户子里透进的那一抹微弱的路灯光，他还是看到了床沿上居然坐着两个穿警服的人。再仔细一看，还不是警服，是那种灰兔皮似的保安服。他忙后退，让自己一脚留在门里，一脚却退至门外，然后压住酒的晕热和心的惊颤，低声问：“你们是谁？”“你说是谁咧？”其中一个大高个儿一边起身，一边嬉皮赖脸地笑着反问。那声音听着耳熟，却一时间还是想不起来他们到底是谁。他一边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一边忙伸手去门框旁摸索灯绳；拉亮灯再看，嗨，还真是熟人，是那个空调售后服务部的。那大高个儿是服务部的一个小头目，也是个“打工仔”，但管着一帮子保安。这小子一直住集体宿舍，曾跟他借过这小屋的钥匙，说是要上这里来“会一个刚谈上的女朋友”。后来这钥匙一直没还。听说韩起科被解雇了，这小子今天带了个保安方面的朋友来，想把韩起科介绍给一个新公司，也去当保安。
那天，韩起科几乎没怎么犹豫就应下了这份差使。他只是问了大高个一句：“我底子潮，给人安空调都不要，还能当保安？”大高个告诉他：“那家公司好像知道你的情况。但人家老板政策水平高，肚量大，就是不跟人计较这些。现在就有这一号老板。你就别哆嗦了。”韩起科追问了一句：“真的假的？”大高个立马不高兴起来，指着韩起科的鼻子骂道：“我操，我蒙你干球啊？”韩起科忙点点头，陪着一丝笑说道：“那就多谢了。这小屋的钥匙你就继续留着使吧。不过，有两件事，还得请你老哥多包涵。一、每回带女朋友来，最好再带个备用床单。考虑环保的需要，临走前，务必把你们各种各样的遗留物品帮着收拾净了。二、千万别每回都换新人。这样闹不好会给左邻右舍造成一种印象，好像我这小屋是专门用来容留卖淫的。最后搞得派出所那帮爷们再来找我麻烦，我可承受不了。小弟我底子潮，蹲过十年大牢，胆儿小。您大哥千万多包涵。”大高个哈哈大笑，拍着韩起科的肩膀头，满口应承了下来。
也许真是那家公司老板的政策水平高，不计较起科有前科“底子潮”，在韩起科战战兢兢地渡过了试用的两个月后，他不仅没解雇他，还正式录用了他；不仅正式录用了他，还把他一家伙调到了公司营销部做了营销员。那天晚上韩起科又一夜没睡着。第二天早早地到公司在经理室门外等着了。见到那个同样很年轻的老板后，他把自己那份刑满释放证的复印件（正件他用一个塑料袋装起，压在褥子底下了）恭恭敬敬地放在他面前。老板问：“干吗？
“他说：”公司领导那么信任我，我得让公司领导全面了解我……“那个年轻的老板无奈地摇着头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还那么傻可爱呢？你是不是还想跟古时候的人那样，在自己脸上刻上‘囚犯’两字，在全世界人面前做这样一个广告？你以为你这样，就能增加别人对你的信任了？“韩起科忐忑地说：”我没想要增加谁对我的信任。但是……“老板一口打断他的话：”没啥‘但是’的！“韩起科不说话了。那位年轻的老板也不说话了。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老板说：“好好干吧。现在说啥也没用，就是好好干。”一个月后，因为走家串户跑推销而瘦得脸上只剩两只大眼睛了的他，营业额上到全营销部的前七名。那天老板又把他叫到经理室，让他把那间六平方米的小屋退了。公司从下个月起为他提供一间两人合用的住房。他一愣，忙问：“规则上不是说营业额只有在前五名的营销员才能享受公司这样的奖励吗？”老板又苦笑道：“韩起科啊韩起科，你怎么老不长记性？谁能得奖励，谁不能得奖励，谁说了算？啊？是我在这儿当老板，还是你在这儿当老板？”韩起科忙闭住自己这张不争气的嘴，赶紧哑巴了，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乖乖地说了声：“谢谢。”便要告退。
老板破例站起来跟他握了一下手，还特地叮嘱了声：“领到住房钥匙，城里有什么人得去看望、拜访的，就该去看望拜访了。”当时他只是随口答应了一声，待走出经理室，回过头来再一品味，觉得老板这话好像是有所指似的。心里不禁有些疑惑了。他干吗特特儿地要提醒我去“看望”和“拜访”谁呢？但当下里他兴冲冲地只顾着去领那奖励房的钥匙，去办那必须办的一应手续，就没再往下细想，回到营销部，端起茶缸子，刚喝了一口冰冷的凉茶，却接到“薛姐”的祝贺电话。这可真让他大惑而不解了。“您……您消息怎么那么灵通……”
他诧异地问。“你以为你薛姐是干吗吃的？听着，拿到那奖励房的钥匙后，是你请我吃饭呢，还是我请你吃饭？”她爽爽地问。这时，他迟疑着放下茶缸子，呆坐着前思后想一番，开始真的觉察出，这件事里头可能多少会有些“蹊跷”了……
有迹可寻的蹊跷可疑之处
后来，他终于觉得可以去看望“薛姐”了。省博离省军区大院并不远。走出省博大门，“薛姐”就指着军区大院里掩藏在大树丛林深处的一幢家属楼说，“那是我家。”他淡淡地应了声：“哦。”“薛姐”很不高兴地瞪他一眼，啐一口道：“我跟你说话哩，你咋不答应呢？”他说：“我应了。”她问：“就那么一下不咸不淡的‘哦’，算答应？”他说：“那我还能说什么？‘哎呀，薛姐，您家的环境真好。楼也气派。请您带我上您家去坐坐吧’。我能这么说吗？您会带我这样的人上您家去吗？”“你是什么样的人？啊？你怎么老这么不自信？”“薛姐”反驳道，胖脸上同时掠过一绺他一时不好理解的阴影，并且在很深沉地瞟瞥了他一眼后，就不说话了；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又没头没脑地叹气道：“我知道你小子前些年纯粹是在人跟前装老实。其实一肚子鬼机灵。嘴也能说着哩！”随后她招手要了个出租，径直向韩起科分到的那处住房驰去。上车前，她都不问一下韩起科刚奖到手的那套住房到底在哪儿，上车后，却一口就跟司机把去向说了，而且说得很详细很准确。车起步后，她也不说什么，只是紧挨住韩起科。车走了一会儿，她便暗中握住了起科的一只手，慢慢地捏弄着。她的手依然是凉凉的，潮潮的。属于多肉细嫩，却又挺有力度的那一种。
出租车开到离那处住房还有半条街区的地方，停了下来。再上不去了。房子太拥挤。街巷子太狭窄。不必到城市规划局的沙盘上去查看，你也能发现，这儿是全城地势最高的地方。而且有一种突然陡起的感觉。据说前清那会儿，都护府还在这高处设过点将台，秋风萧瑟时，龙旗猎猎。民国大乱几十年，这儿成了著名的刑场，刀光弹影中，月黑天高。解放又是几十年。这儿曾建过几个大型苗圃和工人住宅区。在“我们工人有力量”的雄壮歌声里，变刑场为“新生活的摇篮”，它曾是报纸电台宣传的重点对象。后来搞战备，从口里往这儿内迁来两三家几千人的所谓“三线”大厂子，这儿又成了省城一个重要的“工业区”。但这几年，这几家大厂全都面临重组改建。大部分工人下岗，大部分设备停产，大部分领导则另有重用。厂区是荒凉了。但厂区外，却“热闹”非凡。无数个由下岗工人自谋生路而建起的小摊儿小店小公司，拥满街道两旁。在这里你可以同步买到好莱坞任何一部最新影片的碟片（当然是盗版的），也可以买到世界上最奢华最富有身份地位号召力的名牌箱包、手表、佩刀和裘皮大衣（当然也都是仿制的）。在某个院落深处和拐角的阴暗地里，你甚至还可以淘买到成色不错的海洛因和闪烁着神秘烤蓝光泽的国产军用手枪。每年都有一些人在这儿攫取到他们人生的“第一桶金”，因而暴发起来，得以把家从这儿搬往城里新建的高档住宅小区。但每年仍会有更多的人往这儿涌入，企图在这儿为妻儿家室谋取一份糊口的钱财。要最简练地概括它的资质和面貌，惟有两个字最合适，那就是“生动”。当然，不可避免的，每年也都有一些人上这儿来混水摸鱼，疯狂作案，因而也在这儿束手就擒。公司给韩起科租下的那个住房，就在原先一家大型机械厂政治部大院里头。属于那个政治部大院的宣传科小院。宣传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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