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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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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国际学生就是一个团体，才不是。里面还分出很多不同圈圈。譬如说，美国和加拿大来的就会凑在一起；欧洲来的就另成一个小社会。你可能要问，是以语言区分吗？不是，因为我们——德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意大利人——在一起聊天，也是讲英语。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比语言更深层的文化背景造成这种划分 ——你很自然地和那些跟你成长背景接近的人交朋友。美加来的和欧洲来的，差别大不大？我觉得蛮大的，虽然那个区分很微妙，很难描述。文化气质相近的，就走到一起去了。
表面上，这里的生活和我在德国的生活很像：学科跟时间安排或许不同，但是课外的生活方式，差不多。功课虽然还蛮重的——我必须花很多时间阅读，但是晚上和周末，大伙还是常到咖啡馆喝咖啡，聊天，也可能到酒吧跳跳舞，有时就留在家里一起看电视、吃披萨，聊天到半夜。
有语言，没有交流
你问我愿不愿意干脆在香港读完大学？我真的不知道，因为，两个月下来，发现这里的生活质量跟欧洲有一个最根本的差别，那就是——我觉得，香港缺少文化。
我说“文化”，不是指戏剧、舞蹈、音乐演出、艺术展览等等。我指的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情趣。
用欧洲做例子来说吧。我最享受的事情，譬如说，在徒步区的街头咖啡座跟好朋友坐下来，喝一杯意大利咖啡，暖暖的秋天午后，感觉风轻轻吹过房子与房子之间的窄巷。
美好的并非只是那个地点，而是笼罩着那个地点的整个情调和氛围，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文化的沉淀。
酒吧跟咖啡馆，在欧洲，其实就是小区文化。朋友跟街坊邻居习惯去那里聊天，跟老板及侍者也像老友。它是你的“家乡”跟“文化”概念里很重要的一环。香港却显得很“浅”——不知道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这里没有咖啡馆，只有蹩脚的连锁店星巴克和太平洋咖啡，要不然就是贵得要死其实根本不值得的大饭店。至于酒吧？酒吧在香港，多半只是给观光客喝个毙掉的地方。还没毙倒在地上的，就歪在那里瞪着过路的亚洲女人看。一个典型的兰桂坊或湾仔酒吧里，人与人之间怎么对话？我写给你看：
酒客甲：乐队不烂。
酒客乙：我喜欢女人。
酒客甲：我也是。
酒客乙：要点吃的吗？
酒客甲：对啊，我也醉了。
酒客乙：乐队不烂。
酒客甲：我喜欢女人……
吧啦吧啦吧啦，这样的对话可以持续整个晚上。人与人之间，有语言，但是没有交流。
永远在赶时间
我还发现，香港人永远在赶时间。如果他们在餐厅、咖啡馆或者酒吧里会面，也只是为了在行事日历上面打个勾，表示事情做完了。这个约会还在进行，心里已经在盘算下一个约会的地点跟交通路线。如果我偷看一个香港人的日历本的话，搞不好会看到——09∶15－09∶45跟老婆上床，10∶30置地广场，谈事情。每一个约会，都是“赶”的，因为永远有下一个约会在排队。好像很少看见三两个朋友，坐在咖啡馆里，无所事事，只是为了友情而来相聚，只是为了聊天而来聊天，不是为了谈事情。
我有时很想问走在路上赶赶赶的香港人：你最近一次跟朋友坐下来喝一杯很慢、很长的咖啡，而且后面没有行程，是什么时候？
搞不好很多人会说：唉呀，不记得了。
人跟人之间愿意花时间交流，坐下来为了喝咖啡而喝咖啡，为了聊天而聊天，在欧洲是生活里很大的一部分，是很重要的一种生活艺术。香港没有这样的生活艺术。
国际学生跟本地学生之间没有来往，会不会也跟这种生活态度有关呢？
安德烈
第二十一章 没有逗留，哪来文化？
我是喜欢香港的
亲爱的安德烈：
我是喜欢香港的。每次回到香港，一到机场，我就觉得轻松。不管是从北京上海广州，甚至是台北，一踏入香港机场，那“文明”和“现代”的感觉总令我长舒一口气。空间宽敞明亮，秩序条理井然，法治使你对一切放心——即使是在面对它的警察；效率使你不必剑拔弩张，事情按一定的规律自动运转。
我也喜欢香港人；在财大气粗的港人后面有更多扎实而诚恳的人，在奢华炫耀的人后面有更多素朴纯净的人。你要慢慢地去发掘一个完全不同于它表面的香港。
可是，香港的文化是怎么回事？
到哪里去？
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发现了香港的重大特征。刚来香港的时候，有一天我逛了整个下午的书店。袋子里的书愈来愈重但是又不想回家，就想找个干净又安静的咖啡馆坐下来。如果是台北，这样的地方太多了。钻进一个宁静的角落，在咖啡香气的缭绕里，也许还有一点舒适的音乐，你可以把整袋的新书翻完。
那天很热，我背着很重的书，一条街一条街寻找，以为和台北一样，转个弯一定可以看到。可是没有。真的没有。去茶餐厅吧，可是那是一个油腻腻、甜汁汁的地方，匆忙拥挤而喧嚣，有人硬是站在你旁边瞅着你的位子。去星巴克或太平洋吧，可是你带着对跨国企业垄断的不满，疑惧他们对本土产业的消灭，不情愿在那里消费。而即使坐下来，身边也总是匆忙的人，端着托盘急切地找位子。咖啡馆里弥漫着一种压迫感。
去大饭店的中庭咖啡座，凯悦、半岛、希尔顿、香格里拉？那儿无处不是精心制造、雕凿出来的“高级品味”。自己是旅客时，这种地方给你熟悉的方便和舒适，但是，作为“本地人”，你刚刚才穿过人声鼎沸的街头市场，刚刚才从两块钱的叮当车下来，刚刚才从狭窄肮脏的二楼书店楼梯钻出来，你来这种趾高气扬、和外面的市井文化互成嘲讽的地方寻找什么？而且，安德烈，你可能觉得我过度敏感——亚洲的观光饭店，即使到了21世纪，我觉得还是带着那么点儿租界和殖民的气味，阶级味尤其浓重。
那天，我立在街头许久，不知该到哪里去。
我们在谈的这个所谓“咖啡馆”，当然不只是一个卖咖啡的地方。它是一个“个人”开的小馆，意思是，老板不是一个你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财团，因此小馆里处处洋溢着小店主人的气质和个性；它是小区的公共“客厅”，是一个荒凉的大城市里最温暖的小据点。来喝咖啡的人彼此面熟，老板的绰号人人知道。如果因缘际会，来这里的人多半是创作者——作家、导演、学者、反对运动家……那么咖啡馆就是这个城市的文化舞台。
闲人请勿逗留
你还不知道的是，香港文人也没有台北文人“相濡以沫”的文化。文人聚在一起，一定是有目的的：谈一件事情，或是为一个远来的某人洗尘。目的完成，就散，简直就像“快闪族”。
有没有注意到，连购物商厦里，都很少有让人们坐下来休息谈天的地方。它的设计就是让人不断地走动，从一个店到下一个店，也就是用空间来强制消费。如果有地方让人们坐下来闲聊，消费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容许逗留的地方，都是给观光客、过路者的，譬如兰桂坊的酒吧、大饭店的中庭。可是，他们真的只是过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却是没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狭窄，无法宴客。餐厅，吃完饭就得走。俱乐部，限定会员。观光饭店，太昂贵。人们到哪里去“相濡以沫”，培养小区情感？
问题是，没有小区情感，又哪里来文化认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那样璀璨的维多利亚海港，没有一个地方是你可以和三五好友坐在星空下，傍着海浪海风吃饭饮酒、唱歌谈心、痴迷逗留一整晚的。法国、西班牙、英国，甚至新加坡都有这样的海岸。你说，尖沙咀有星光大道呀。星光大道是为观光客设计的——一切都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让本地人在那儿生活、流连、生根。
这个城市，连群众聚集的大广场都没有。群众聚集和咖啡馆酒吧里的彻夜闲聊一样，是培养小区共识的行为，是极其重要的一种“逗留文化”，对加深文化认同多么关键。但是香港是个没有闲人，“请勿逗留”的城市。
沉淀、累积、酝酿、培养
你说香港“没有文化”，安德烈，如果对“文化”做广义的解释，香港当然是有文化的：它的通俗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法治文化，甚至它的传统庶民文化等等，都很丰富活跃，很多方面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华文城市。但当我们对“文化”做狭义的解释——指一切跟人文思想有关的深层活动，香港的匮乏才显著起来。
在欧洲，咖啡馆是“诗人的写作间”、“艺术家的起居室”、“智慧的学堂”。巴黎的“花神”（Café de Flore）咖啡馆是西蒙－波娃逗留的书房，Le Procope是莫里哀和他的剧团夜夜必到、百科全书派作家逗留的酒馆。塞纳河畔的Duex magots和Brasserie Lipp是超现实主义派和存在主义哲学家逗留的地方。施威夫特（Swift）在伦敦的威尔咖啡馆（Will's）逗留，那是个文学沙龙，几乎主宰了17世纪的英国文学。罗马的古希腊咖啡馆（Antico Greco Caffe）曾经是瓦格纳、拜伦、雪莱逗留之处。维也纳的中央咖啡馆（Zentral）曾经是弗洛伊德和托洛茨基逗留的地方。艺术家在苏黎世伏尔泰逗留过的酒馆开展了达达艺术，知识分子在布拉格的咖啡馆逗留而开启了1803年政治的启蒙。
文化来自逗留——“逗”，才有思想的刺激、灵感的挑逗、能量的爆发；“留”，才有沉淀、累积、酝酿、培养。我们能不能说，没有逗留空间，就没有逗留文化；没有逗留文化，就根本没有文化？
筋疲力尽的“搏杀”
可是，安德烈，我们大概不能用欧洲的标准来评价香港。你想，假定有一千个艺术家和作家在香港开出一千家美丽的咖啡馆来，会怎么样？“逗留文化”就产生了吗？
我相信他们会在一个月内倒闭，因为缺少顾客。你可能不知道，香港人平均每周工作48小时，超过60小时的有75万人，占全部工作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三。工作时间之长，全世界第一。这，还没算进去人们花在路上赶路的时间，一年300小时！你要筋疲力尽的香港人到咖啡馆里逗留，闲散地聊天、触发思想、激动灵感？
思想需要经验的累积，灵感需要感受的沉淀，最细致的体验需要最宁静透彻的观照。累积、沉淀、宁静观照，哪一样可以在忙碌中产生呢？我相信，奔忙，使作家无法写作，音乐家无法谱曲，画家无法作画，学者无法著述。奔忙，使思想家变成名嘴，使名嘴变成娱乐家，使娱乐家变成聒噪小丑。闲暇、逗留，确实是创造力的有机土壤，不可或缺。
但是香港人的经济成就建立在“勤奋”和“搏杀”精神上。“搏杀”精神就是分秒必争，效率至上，赚钱第一。安德烈，这是香港的现实。这样坚硬的土壤，要如何长出经济效率以外的东西呢？
MM
第二十二章 谁说香港没文化？
菲利普给安德烈的信：
安德烈，
住了两年香港以后回到德国，还真不习惯。香港是超级大城市，皇冠堡是美丽小镇，这当然差别够大，可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还是人的态度，文化差异，实在太大了。
你说香港没有咖啡馆，没有安静逗留的地方，香港没有文化。我觉得，安德烈你还不懂香港。香港确实很少咖啡馆，尤其是那种很安静的，可以让人泡一整个下午的很有情调的咖啡馆。可是，这样就代表“香港没有文化”吗？
回到德国以后，我周末的日子大概都是这样过的：放了学先回家吃中饭，然后和两三个同学约了在小镇的咖啡馆碰头。在一个静静的咖啡馆里头，你就会看见我们一堆十六岁的人聊天，聊生活。喝了几杯Café Macchiatos以后，天大概也黑了，我们就转移阵地到一个小酒吧去喝几杯啤酒。德国的小镇酒吧，你知道嘛，也是安安静静的，有家的温馨感。
我在香港的周末，放了学是绝对不会直接回家的，我们一党大概十个人会先去一个闹烘烘的点心店，吃烧卖虾饺肠粉。粥粉面线的小店是吵死了没错，所有的人都用吼的讲话，可是你很愉快，而且，和你身边的人，还是可以高高兴兴聊天。
吃了点心和几盘炒面以后，我们就成群结队地去市中心，逛街，看看橱窗，更晚一点，就找一家酒吧闯进去。
对，就是“闯进去”。在德国，十六岁喝啤酒是合法的，香港的规定却是十八岁。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德国少年在香港进酒吧虽然不“合法”但是很“合理”。你说守在酒吧门口的人会不会挡我们？告诉你，我们假装不看他，就这样大摇大摆走进去，很少被挡过。我想，我们这些欧洲青少年在香港人眼里，可能十六岁的都看起来像二十岁。常常有人问我读哪间大学。MM在城市大学教书时我就说城大，MM到了港大我就说港大。
我们点可乐，有些人会喝啤酒。我偶尔喝杯啤酒（你不必多嘴跟MM说喔！）
（你去过深水湾吗？那里常有人烤肉，整个下午，整个晚上，香港人在那里烤肉，谈笑，笑得很开心。）
MM说，她买了一堆书以后，到处找咖啡馆，很难找到，跟台北或者欧洲城市差很多。我想反问：那在德国怎么样呢？你试试看下午四点去找餐厅吃饭。吃得到吗？大多数德国餐厅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之间是不开火的──他们要休息！
或者，在德国你三更半夜跟朋友出去找宵夜看看，包你自认倒楣，街上像死了一样。
所以，你只要比一比我的德国周末和我的香港周末，两边的文化差异就很清楚了。老实说，我一点也不觉得香港没有文化。
总体来说，我喜欢香港胜于德国。香港是一个二十四小时有生命的城市，永远有事在发生。而且，在香港真的比较容易交朋友，香港人比德国人开朗。我在香港只住了两年，在德国十四年，但是我在香港的朋友远远多于德国。昨天刚好跟一个义大利人谈天，她在德国住了好几年了。她说，德国太静了，静得让人受不了。德国人又那么的自以为是的封闭，芝麻小事都看成天大的事。
我跟她的感觉完全一样，而且觉得，中国人跟意大利人实在很像：他们比德国人吵闹喧哗，是因为他们比德国人开朗开放。
香港唯一让我不喜欢的，是它的社会非常分化。譬如说，我的朋友圈里，全部都是国际学校的人，也就是说，全是有钱人家的小孩，付得起吓人的昂贵学费。半年来你的交往圈子只限于港大的欧洲学生，几乎没有本地人，你说原因很可能是语言和文化差异造成隔阂，可是我自己的经验和观察是：有钱没钱，才是真正的划分线。
譬如说，我在香港整整住了两年，几乎没有认识一个住在公屋里的人。而我们家，离“华富”公屋不过五分钟。比较起来，德国的阶级差异就不那么的明显，不同阶级的人会混在一起。我的朋友里头，家境富有的和真正贫穷的，都有。
我觉得你在香港再住久一点，那么香港的好处和缺点你可能就看得更清楚了。
菲利普
第二十三章 大学生哪里去了？
安德烈给妈妈的信：二十五万人算多？
MM：
有时候我在想：香港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我对香港是有些批评的，可是我还是喜欢这个城市，而且蛮关心它的发展──我决定去参加十二月四号的游行。
我们离开游行大街的时候，你问那个计程司机──他看起来像三十多岁的人吧？你问他为什么没去游行，我当时在想，MM真笨，怎么问这么笨的问题！他没去游行，当然是因为他得开车挣钱，这有什么好问的。
结果他的回答让我大吃一惊。他说，“干嘛游行？民主不民主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些人吃饱没事干！”
二十五万人游行（警方说六万人），主办单位好像很兴奋，你也说，不错！可是，MM，这怎么叫“不错”呢？你记得二零零三年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吗？罗马有三百万人游行，巴塞隆纳有一百三十万人，伦敦有一百万人上街。而这些城市的人口是多少？
罗马──六百万。
巴塞隆纳──四百六十万。
伦敦──七百四十万。
当然，涌进市区游行的人来自城市周边一大圈，不是只有罗马或伦敦城市里头的人，但是你想想，罗马人、巴塞隆纳人、伦敦人为什么上街？他们是为了一个距离自己几千公里而且可能从来没去过的一个遥远得不得了的国家去游行，还不是为了自己的城市、自己的问题、自己的直接未来。
相对之下，香港人是为什么上街？难道不是为了自己最切身的问题、为了自己的自由、为了自己的孩子的未来？为了自己，却也只有二十五万人站出来──你能说这是“不错”吗？
我也许无知，或者有欧洲观点的偏见，但是我真的没法理解怎么还有人质疑游行的必要。
游行前几天，我还在报上读到大商人胡应湘的一篇访问，他把正在筹备中的游行称为“暴民政治”，还拿天安门的流血事件来做比较，说游行抗议对民主的争取是没有用的。他的话在我脑子里驱之不去。这个姓胡的好像完全不知道东德在一九八玖年的百万人大游行──柏林围墙倒塌了。
他好像也完全没听说过甘地争取独立的大游行──印度独立了。他好像也完全不知道一九六三年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掀起的大游行，促进了黑人人权的大幅提升。难道这个大商人对柏林围墙、对甘地、对马丁·路德·金一无所知？
政府一意孤行时，通常（：文：）游行抗议是（：人：）人民唯一可（：书：）以做的迫不得（：屋：）已的表达方式。我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上街游行，可是我认为每个人至少应该把问题认识清楚，明确知道那些主张上街的人的诉求是什么，再决定自己的立场。
回到那个计程司机。他在听广播，所以你问他，“游行人数统计是多少？”那时候还是下午五点左右。他说，“大概十万左右。”你说，“不坏。”他就带着一种胜利的微笑，说，“哈，可是很多只是小孩！”
确实的，游行的队伍里小孩特别多，很多人推着婴儿车来的。也有特别多的老人家。很明显，那司机的意思是说，十万人不算什么，因为里头很多是小孩，而小孩不算数。
我的新闻写作课的指定作业是访问游行的人，几乎每一个被我问到“为何游行”的人都说，“为我的下一代”。
我真的很感动，MM。他们要求的仅只是一个民主时间表，他们没有把握自己是否见得到民主，但是他们站出来，是为了要确保自己的孩子们一定要见得到香港民主那一天──他们可以忍受自己没有民主，但是他们在乎下一代的未来。我想很多人当年是为了逃避共产制度而来到这个岛，现在好像老的阴影又追上来了。
游行的人群里那么多孩子，他们“不算数”吗？我却觉得，不正是孩子，最值得人们奋斗吗？
出门前，我问了几个欧美交换学生去不去参加游行，发现他们都不去，说要准备期末考。我有点惊讶，咦，怎么面对历史的时刻，那么不在乎？四零年代西班牙战争的时候，欧美大学生还抢着上战场去帮西班牙人打自由之仗呢。不过，我是不是也该为我的同学辩护呢？如果不是新闻写作的作业，搞不好我自己也不会去。毕竟，一个地方，如果你只是过客，你是不会那么关心和认真的。
但是让我真正惊奇的，还是到了游行现场之后，发现中年人、老年人、孩子占大多数，年轻人却特别少。感觉上大学生的比例少得可怜。
大学生哪里去了呢？通常，在第一时间里站出来批判现实、反抗权威的是大学生，很多惊天动地的社会改革都来自大学生的愤怒，不管是十九世纪的德国还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欧美。你告诉我还有中国的“五四”运动。所以我以为维多利亚公园当天会满坑满谷的大学生，结果相反。
于是我回想，是啊，在港大校园里我也没看见学生对游行的诉求有甚么关心。几张海报是有的，但是校园里并没有任何关心社会发展的“气氛”，更别说“风潮”了。期末考比什么都重要。
好吧，MM，你说这次游行留给我什么印象？一，一“小”撮人上街去争取本来就应该属于他们的权利；二，一大堆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生活在什么制度下（只要有钱就行）；三，大学生对政治──众人之事──毫无关切；四，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
这就是我看到的二零零五年十二月的香港。
这样的香港，将来会怎么样呢？
安德烈
第二十四章 温和抗暴
龙应台给儿子的信：为孩子走路
亲爱的安德烈，菲利普：
十二月四日香港大游行的前一天正巧是台湾的县市选举；选举结果，执政的民进党以一种你可以说是“被羞辱”的方式失去大部分地区的支持。第二天的香港游行里，你记不记得其中一个旗帜写着：“台湾同胞，我羡慕你们可以投票！”
和菲利普参加过两次七一的游行，一次六·肆的静坐纪念。（这也是你怀念香港的部分吗，菲利普？如果是，下回法兰克福如果有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你会去吗？）香港人还没学会台湾人那种鼓动风潮、激发意志的政治运动技术；如果这四公里的游行是台湾人来操作的话，会很不一样，台湾人会利用各种声音和视觉的设计来营造或者夸大“气氛”。譬如很可能会有鼓队，因为鼓声最能激励人心，凝聚力量。香港人基本上只是安安静静地走路。
和你一样，最感动我的，是那么多孩子，很多人推着婴儿车，很多人让嬉笑的儿童骑在自己的肩上。问他们，每一个人都说，“我在为下一代游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充分体现在香港人身上。
他们游行的诉求，低得令人难过：香港人不是在要求民主，他们只是在要求政府提出一个时间表，只是一个时间表而已。他们甚至不是在要求“在某年某月之前要让我们普选”，他们只是要求，“给我一个时间表”！
在我这外人看来，这是一个“低声下气”到不行的要求，在香港，还有许多人认为这个诉求太“过分”。
香港人面对事情一贯的反应是理性温和的，他们很以自己的理性温和为荣──嘲笑台湾人的容易激动煽情。我也一向认为，具有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香港人，一旦实施民主，绝对可以创造出比台湾更有品质的民主（台湾的民主没有“品质”可言），因为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是民主两块重大基石。但是十二月四日的游行，给了我新的怀疑：
温和理性是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的外在体现，在民主的实践里是重要的人民“品性”。台湾人比起香港人不是那么“温和理性”的，因为他们是经过长期的“抗暴”走出来的──抗日本殖民的“暴”，抗国民党高压统治的“暴”，现在又抗民进党无能腐败、滥用权力的“暴”。在台湾，愈来愈多“温和理性”的人民，但是他们的“温和理性”是在从不间断的“抗暴”过程里一点一滴酝酿出来的。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受过伤害后的平静。
香港人的“温和理性”来自哪里？不是来自“抗暴”；他们既不曾抗过英国殖民的“暴”，也不曾抗过共产党的“暴”。在历史的命运里，香港人只有“逃走”和“移民”的经验，没有“抗暴”的经验。他们的“温合理性”，是混杂着英国人喝下午茶的“教养”训练和面对坎坷又暴虐的中国所培养出来的一种“无可奈何”。
所以香港人的“温和理性”在程度上，尤其在本质上，MM觉得，和台湾人的“温和理性”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台湾人常常出现的粗野，其来有自，香港人从不脱线的教养，其来有自。
这样推演下来，我亲爱的孩子们，让我们来想想这个问题：
香港人的公民素养和法治精神在民主实践中，一定是最好的，但是，在没有民主而你要争取民主的时候，尤其是面对一个巨大的、难以撼动的权力结构，这种英国下午茶式的“教养”和中国苦难式的“无可奈何”，有多大用处？
我第一次想到这个问题，安德烈，菲利普，你们说呢？
至于大学，安德烈，你说在香港，“大学只管知识的灌输但是不管人格的培养和思想的建立”，老实说，我吓一跳。大学成为一个技术人员的训练所，只求成绩而与人文关怀、社会责任切割的现象，不是香港才有。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是的。你说的还真准确。但是告诉我，孩子们，难道你们在欧洲所接受的教育，不一样吗？你们能具体地说吗？
不能再写了，因为要去剪头发。菲利普，啤酒即使淡薄，也不要多喝──你还有什么没告诉我的秘密？
MM
2005…12…08于台北
第二十五章 装马铃薯的麻布袋
儿子给MM的信：MODERNITY
MM：
在德国两个星期的假，我完全沉浸在“家”的感觉里。“回家”的感觉真好。
这次回家，一进门就发现玄关处挂了两张很大的新画，都是油画。一张画的是飞在空中的天使，下面是典型的地狱图像。另一张，是玛丽亚怀里抱着婴儿耶稣。还有呢，客厅柱子上钉着一个木雕天使。
在我印象里，这个家还从来不曾有过这么多宗教的痕迹。我是在一个非宗教、“自由”气氛浓厚的环境里成长的人。
我问老爸，“你怎么了？女朋友把你变教徒了是不是？”你也知道，他的女友碧丽是每周上教堂、饭前要祈祷的那一种。他就用他一贯不正经的方式回说，他要访客知道他和“魔鬼”共处——他是天使，我和弟弟华飞是“魔鬼”。我当然回击，说我觉得他才是我们的“地狱”呢。
他不会给我真正的答案，但是我觉得我知道答案是什么：我爸和我有一个根本差异，就是品味不同。他喜欢古典的东西。我还记得我们一起去看过一个雕刻展，展出的全部是宗教艺术。我觉得无聊得要死，他却看得津津有味。
前几天，一个想进柏林设计学院的朋友来找我。因为要申请学校，所以她要准备一些作品。我们就到老城里去逛。她带着相机，一路拍照。好玩的是，我以为她会拍我们这个有名的古镇的教堂啦、古堡啦，但是整个下午她拍的却竟然都是电线杆、地下水道的人孔铁盖，或者停车场的水泥地面。
几天以后，我到她家去看完成品：在一个黑色的大纸箱上贴着三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个不同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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