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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安德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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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午后，我们溜到小镇公园的草坪去踢足球，躺在池塘边聊天到天黑，有时候水鸭会哗一声飞过我们的头顶。
一个只有2万人口的小镇克伦堡，听起来好像会让你无聊死，尤其对我们年轻人，可是，我觉得它是“家”，我感觉到一种特别的眷恋。人们可能会以为，这么小的小镇，文化一定很单调，里头的居民大概都是最典型、最没个性、最保守的土德国人。其实正好相反，克伦堡国际得很。就拿我那三个最好的朋友来说吧，你或许还记得他们？
穆尼尔，是德国和突尼斯的混血，生在沙特阿拉伯，然后在杜拜、突尼斯长大。佛瑞弟，跟我“穿一条裤子”的哥儿们，是德国和巴西的混血，除了德语之外，会讲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和英语。大卫一看这名字你就知道他是犹太人。大卫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也会说意第绪语。然后是我自己，是德国和台湾的混血。我们四个死党走上街时，简直就是个“混血党”。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在克伦堡一点也不特别，我们这样的背景几乎是克伦堡小镇的“典型”。死党外一圈的好朋友里面，我用手指可以数出来：印度人、巴基斯坦人、土耳其人、西班牙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韩国人……当然，不同的文化背景确实有时候会引发争执，但是大部分的时候，“混血儿”和“混血儿”之间还处得特别好，特别有默契。
譬如说，我们随便到一个空的足球场，准备踢球。不管认不认识，人数一够，就开始组队比赛。几乎每一次，会自然而然分成两队：德国队和国际队。凡是有国际背景的就自动归到国际队去了。这和种族主义没任何关系，大家只是觉得这样比较好玩。我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我的中国血统而受到过任何歧视。而且，我们常常开种族差异的玩笑。
昨天我和佛瑞弟，还有佛瑞弟的金发女朋友一起看足球赛。刚好是巴西对阿根廷两个不共戴天的世仇。佛瑞弟当然很激动地在为他的巴西队加油，我就故意给阿根廷队加油。足球赛一定会引发政治和文化的冲突的，很快我们就变成真正在争吵，到底是巴西人还是阿根廷人比较傲慢、愚笨、丑陋等等。吵到一半，佛瑞弟的女朋友好奇地问：“如果你们两个人都是纯粹德国人的话，会怎么样？”
我们愣了一下，然后两个人几乎同时说：“那我们会闷死，跳楼算了。”
多国文化，就像汤里的香料，使生活多了滋味。
我马上要去香港了，那是一个多么不一样的世界。我发愁的是，我怎么跟我的克伦堡朋友们说再见？我怎么跟10年来都是我生活核心的好友说再见，而心里又知道，人生岔路多，这种再见很可能是永远的？甚至那些你没有深交、但是很喜欢的人，你还没有机会去告诉他们你对他们的好感，以后，他们将从你的人生完全地消失。我感觉一种遗憾。你或许会说，安德烈，人生就是这样，一条线往前走，没什么好遗憾的。我知道，但是，我还是觉得遗憾，不舍。
所以我坐在这阳台上，细细回想我们共有的美好时光，把回忆拥在心里，往前走，但是知道我来自哪里。
安德烈
第十七章 你是哪国人？
背影
安：
我也听过一个尼加拉瓜人这样讲阿根廷人：在酒馆里，一个尼加拉瓜人问另一个尼加拉瓜人：“Ego是什么？”被问的人答道：“就是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的一个小阿根廷人。”旁边一个阿根廷人听到了，站起来粗声质问：“你说‘小’阿根廷人，什么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阶段，早就过去了。父母亲，对于一个20岁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栋旧房子：你住在它里面，它为你遮风挡雨，给你温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会和房子去说话，去沟通，去体贴它、讨好它。搬家具时碰破了一个墙角，你也不会去说“对不起”。父母啊，只是你完全视若无睹的住惯了的旧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后，你才会回过头来，开始注视这座没有声音的老屋，发现它已残败衰弱，逐渐逐渐地走向人生的“无”、宇宙的“灭”；那时候，你才会回过头来深深地注视。
你毕业了。好几个镜头重叠在我眼前：你从幼儿园毕业，因为不了解“毕业”的意思，第二天无论如何仍旧要去幼儿园。到了那里一看，全是新面孔朋友全不见了。你呆呆地站在门口，不敢进去，又不愿离去，就站在那门口，小小的脸，困惑、失落。“他们，”你说，“他们，都到哪里去了？”
然后是上小学第一天。老师牵起你的手，混在一堆花花绿绿、叽叽喳喳的小学生里，你走进教室。我看着你的背影消失在门后；你的背着书包的背影。
在那个电光石火的一刻里我就已经知道：和你的缘分，在这一生中，将是一次又一次地看着你离开，对着你的背影默默挥手。以后，这样的镜头不断重复：你上中学，看着你冲进队伍，不再羞怯；你到美国留学，在机场看着你的背影在人群中穿插，等着你回头一瞥，你却头也不回地昂然进了关口，真的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毕业，就是离开。是的，你正在离开你的朋友们，你正在离开小镇，离开你长大的房子和池塘，你同时也正在离开你的父母，而且，也是某一种永远的离开。
当然，你一定要“离开”，才能开展你自己。
所谓父母，就是那不断对着背影既欣喜又悲伤、想追回拥抱又不敢声张的人。
土地
你有一个“家”，而这个“家”是克伦堡小镇，安德烈，这不是偶然的。这要从你的母亲开始说起。如果你用英文google一下你母亲的履历，你会发现这么一行描述：“生为难民的女儿，她于1952年出生在台湾。”难民，在英文是“庇护民”（refugee），在德文是“逃民”（Flüchling）。所谓“逃难”，中文强调那个“难”字，德文强调那个“逃”字。为了逃离一种立即的“难”，“逃民”其实进入一种长期的、缓慢的“难”摒弃了乡土、分散了家族、失去了财产、脱离了身份和地位的安全托付、被剥夺了语言和文化的自信自尊。“逃”，在“难”与“难”之间。你的母亲，就是20世纪的Diaspora的女儿。
所以她终其一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她从一个小镇到另一个小镇，每到一个小镇，她都得接受人们奇异的眼光；好不容易交到了朋友，熟悉了小镇的气味，却又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她是永远的“插班生”，永远的new kid on the block。陌生人，很快可以变成朋友，问题是，朋友，更快地变成陌生人，因为你不断地离开。“逃民”被时代的一把剑切断了她和土地、和传统、和宗族友群的连结韧带，她漂浮，她悬在半空中。因此，她也许对这个世界看得特别透彻，因为她不在友群里，视线不被挡住，但是她处在一种灵魂的孤独中。
她给你一个家，深深地扎在土地上，稳稳地包在一个小镇里，是因为她希望你在泥土上长大；希望你在走向全球之前，先有自己的村子；希望你，在将来浪迹天涯的漂泊路途上，永远有一个不变的小镇等着接纳你，永远有老友什么都不问地拥你入怀抱。她不要你和她一样，做一个灵魂的漂泊者那也许是文学的美好境界，却是生活的苦楚。没有人希望她的孩子受苦，即使他可能因为苦楚而成为比较深刻的艺术家。
我感觉到你信里所流露的惆怅和不舍。难道，你已经知道，“毕业”藏着极深的隐喻？难道，你已经知道，你不仅只在离开你的小镇，你的朋友，你同时在离开人生里几乎是惟一的一段纯洁无忧的生活，离开一个懵懂少年的自己，而且是永远地离开？那些晨昏相处、相濡以沫的好朋友们，安德烈，从此各奔四方，岁月的尘沙，滚滚扑面，再重逢时，也已不再是原来的少年了。
我又想起你站在幼儿园门口徘徊的那一幕。
你从哪里来？
是的，我记得克伦堡的街坊国际人多、混血儿多。所以我很高兴你一点也不特殊。也因为小镇种族和文化多元，所以我这“外籍妈妈”在任何场合坚持和你们说中文，一点儿也不引人侧目，而且德国人羡慕你们在双语或甚至于三语的环境里成长。也因此，你知道吗，安德烈，在台湾，每8个初生的婴儿里有一个是“外籍妈妈”生的，但是很多台湾人并不尊重这些“外籍妈妈”的文化和语言越南语、马来语、菲律宾语……在许多人心目中，这些都是次等的文化和语言，以强势文化的姿态要求这些“外籍妈妈”们“融入”台湾，变成台湾人。我想，如果德国人以强势文化的高姿态要求我不要和我的孩子说中文，要求我“融入”，变成德国人你觉得我会怎么反应呢？
学会尊重异文化真的需要很长时间。你刚好成长在德国一个比较好的时期，1950年前的德国人，我相信，不是现在这样宽容的。纳粹时期不说，1950年代对土耳其人的态度也是很糟的。可是国际化真的可以学习，或许对于台湾人，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而已。但是，那时间很长，而现在在那儿养儿育女的“外籍妈妈”日子可不好过，他们的孩子也被剥夺了一个多元的、为母语骄傲的环境教育。
我最近也碰到一些“奇怪”的人，“奇怪”在于，身份复杂到你无法介绍他。我们还是习惯地说，他是日本人，他是法国人，他是印度人等等，但是对伊里亚你怎么办。我们都是柏林国际文学奖的评审，10个评审分别来自10个语文区，我负责华文区域。伊里亚坐在我旁边，我问他：“你来自哪里？”标准的见面的问候吧，但是他沉吟了半天，然后说：“我拿的是德国护照。”“喔。”我知道，麻烦了。他自己也不知该怎么回答“你来自哪里”这个古老而原始的问题。
伊里亚出生在保加利亚，说斯拉夫语系的保加利亚语。6岁时，父母带着他逃亡到德国，为他取得了德国护照，作为保护。然后他们迁居非洲肯尼亚，他在肯尼亚上英文学校，所以他会英语和流利的非洲Swahili。高中毕业之后他回慕尼黑上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于是德文变成他写作的语言。之后他到孟买去住了6年，又到阿拉伯去生活了几年，信仰了回教……
“你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在大流动的21世纪，真的愈来愈不好回答呢。然后我在香港遇到了“柔和”。“柔和”是一个印度名字，长得也像个印度人，有着很柔和的眼睛。他若是走在某一个城市的某一条街上，人们可能直觉地以为他来自印度或巴基斯坦。但是，不，他是香港“原住民”，已经有好几代的家族出生在香港，比满街的香港中国人要香港得多。他讲英语，拿英国护照，但他是香港人，可是由于血统，他又不被承认是“中国”人；看起来像印度人，但是他和印度关系不深……
“你来自哪里？”你要他怎么回答呢？
所以我在想，全球化的趋势这样急遽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逐渐地要摒弃“每一个人一定属于一个国家”的老观念？愈来愈多的人，可能只有文化和语言，没有国家；很可能他所持护照的国家，不是他心灵所属的家园，而他所愿意效忠的国家，却拒绝给他国籍；或者，愈来愈多的人，根本就没有了所谓“效忠”的概念？
可是不管国家这种单位发生了什么根本的变化，有了或没了，兴盛了或灭亡了，变大了或变小了，安德烈，小镇不会变。泥土和记忆不会变。
我很欢喜你心中有一个小镇，在你驶向大海远走高飞之前。
MM
第十八章 哪里是香格里拉？
牦牛草原冰河
安德烈：
我们在香格里拉。
其实已是清晨两点，怎么也睡不着，干脆起身给你写信。睡不着，不是因为窗外的月光太亮，光光灿灿照进来，照白了半片地板；也不是因为荒村里有只失神的公鸡，在这时候有一声没一声地啼叫；也不是因为晚上在一个藏民家里喝了太多酥油茶。无法入睡，是因为这三千五百公尺的高度，氧气稀薄，人一躺下来，在静夜中，只听见一个巨大的砰砰响声，从体内发出，好像有人在你身体里植入了一张鼓具，好像你的身体被某个外来部队占领了。
我跟菲利普说我们去香格里拉时，他很惊奇：“香格里拉？不是那个连锁饭店吗？”不是的，我说，饭店窃取了中国西南高原上的一个地名，香格里拉是藏语，据说意思是“心里的日和月”，或者“圣地”。中国西南，是满身长毛牦牛吃草的地方，是野花像地毯一样厚铺满整个草原的地方，是冰河睡了不醒的地方。怕他不愿意去，我把我心中想象的香格里拉描绘给他听。
香格里拉其实是个小镇，小镇原来叫中甸，“甸”，是草原的意思。中甸政府把小镇的名字正式改称为香格里拉，意图不难猜测，大概就是想用这个西方人熟悉的名字来吸引观光客。但是，想象一下：哪天哪个城市决定改名叫“乌托邦”，于是我们就会在机场里听见广播：“搭乘KA666飞往乌托邦的旅客请到三号门登机”；怪不怪？
藏传佛教中有“香巴拉”古国的传说，纯净的大自然中人们过着和谐、正义、幸福的生活，和汉人流传的“桃花源”一样，是一个理想国乌托邦的神话，让人憧憬，却绝不可能实现。英国作家希尔顿在1933年写了“失落的地平线”，把“寻找香格里拉”当作小说的主题，成了畅销书，又拍成电影，编成音乐剧，“香格里拉”变成跨国连锁饭店的名字，是标准的文化“产业化”的过程。晶莹剔透的高山湖泊、纯朴可爱的藏族民风、静谧深远的心灵世界，都变成具体的可以卖的货品了。我本来想说，中甸把自己的名字改为香格里拉，有点像……孔雀说自己是麒麟。何必呢？活在人们的想象里，麒麟永远焕发着无法着墨、不能言传的异样光彩；一落现实，想象马上被固化、萎缩、死亡。然而，安德烈，香格里拉都变成五星级饭店的名字了，我还该计较中甸加入这焚琴煮鹤的“文化产业化”的全球队伍吗？
迷路路迷
我还是称这小镇为中甸吧。到了中甸，我迫不及待想去看草原，“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那无边无际的草原。还想象跟天一样大的草原上有莫名所之的野马，“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这首诗，翻成英文可就境界全失了──没办法，安德烈。）
热情的朋友带我们去看草原，我就带着这样的憧憬上了他的吉普车。没想到，5分钟就到了。草原似乎就在前面，但是前面那难看的房子是什么？而且有人排队，在买门票。
原来，政府把草原交给私人去“经营旅游”，私人就在草原入口处搭出几间小房子和一圈栅栏，收费。
我的天一样大的草原，竟然就圈在那栅栏内。
我像一个用最高速度往前冲刺的运动员撞上一堵突然竖起的墙。啊，我的“边草无穷日暮”……
我曾经看过信徒祈祷、香火鼎盛的寺庙被栅栏围住，收门票。也看过宫殿和王府被关起来，收了门票才打开；也看过古老的村子被圈起来──连同里头的人，收门票。但是，天一样大的草原，地一样老的湖泊，日月星辰一样长长久久的野花，青草怒长的无边无际的山谷，也被围起来，收门票──唉，可真超过了我能忍受的限度！
可是我能做什么？
再走十公里
主人仍旧想让我们看到美丽的大草原，吉普车在荒野的山里走了20公里。路边的山坡上全是矮矮的小松。“从前，”他说，“这儿全是原始森林，树又高又大，一片幽深。后来全砍光了。”
下过雨，泥土路被切出一条条深沟，吉普车也过不去了，而大草原，就在山的那一边。我们转到湖边。缴费，才能进去。
安德烈，我们是在接近北回归线的纬度，但是眼前这湖水，完全像阿尔卑斯山里的湖：墨色的松树林围着一泓淡青透明的水，水草在微风里悠悠荡漾，像是一亿年来连一只小鹿都没碰过，洪荒初始似的映着树影和山色。人们说，野杜鹃花开时，满山艳红，映入水中有如红墨水不小心倾倒进湖里，鱼都会迷航。
菲利普和我在细雨中行走，沿着湖向山中去。走了大约两公里，一个藏族老妇人超越了我们，她背着一个很大的竹篓，里头叠着些许药草¨wén rén shū wū¨。和我们擦身时，她问：“你们去哪里？”
“不去哪，我们散步，”我说，“老太太您去哪？”
“去牧场。”她慢下脚步，把背上的竹篓绑紧。
“大草原？”我又心动了，也许，我们可以跟着她走？“您还要走多远啊？”
“很近。”她笑着说，“山那边转个弯，再走10公里，就到了。”
“10公里？”我和菲利普大惊失声，“您要走10公里？”
已经近黄昏，老太太独自背着竹篓，正要走进深山里去。
“很近啊，”她说，“我的牛和马都在那儿等着我哪。”
我们就看着她的背影，在山谷中愈来愈小。经过山谷中间一片沼泽时，她弯下腰来似乎在系鞋子，然后穿过那片沼泽，在山路转弯、松林浓密的地方，不见了。
她是个牧人，用脚测量大自然有如我们用脚测量自己的客厅，大山大水大自然是她天赋的家。旅游经营者的圈地为店，观光客的喧闹嚣张──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在第三世界，“开发”就等于“破坏”？用国家的力量进行开发，就等于用国家的力量进行破坏，那种破坏，是巨大的。
这一片香格里拉的土地，听说都被纳入联合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区了。我们在一片野花像发了疯地狂长的草原边停下来，想照相；被人喝住：不能照，先交钱！
我恨不得把那人拖过来踹他几脚。可是──能怪他吗？
那只笨鸡又在叫了，才3点钟。月亮移了一整格。搞不好，月光也造成鸡的失眠。旅馆，就在一个山坡上的喇嘛庙旁。金顶寺庙的四周是错落有致的石头房子，僧侣的住处，远看很像地中海的山居面貌。石屋的墙壁因为古老失修而泛黄，更添了点油画的美感。但是下午我走进去了，在狭窄的巷子里穿梭了一阵，才看见那些房子破败的程度。院墙垮了，墙顶长出一丛一丛的野草。窗户松了，门破了，瘦弱的老狗从门里进出。一个看起来只有12岁的小僧人在挑水，两桶水、一根扁担，扛在肩上；他赤着脚，地上泥泞。
就在那破墙外边，我们听见一种声音从屋里传来，低低的、沉沉的混声，好像从灵魂最深的地方幽幽浮起。那是僧侣的晚课祈祷……
在大庙里，刚下了旅游大巴的观光客，一群一群走过光影斑驳的圣殿，几个僧人坐在香油钱箱旁，数钞票；钞票看起来油腻腻的。
你的 MM
第十九章 问题意识
MM：
才从意大利回来。和三个朋友在露佳浓湖畔泡了几天。我们逃离德国的阴暗，奔向南方的阳光。你很熟悉的那个小屋，屋前是瑞士，屋后是意大利。我们很懒，哪里都不去，就在阳台上对着湖水喝酒、聊天、听音乐。我们到意大利那一边的小村子去买菜，然后回来自己煮饭。月亮懒懒地从湖里浮起来，很肿；音乐从厨房里飘过来，我称这是“好时光”。很多人喜欢去热闹的酒馆或者跳舞，但是我最喜欢的是跟朋友在一起，不管是一个安静的小酒馆，或者只是一个无聊的阳台，从谈话里一点一点认识你的朋友的思想和心灵，或者言不及义大笑一通，是我觉得最自在的时候。
我想我懂你在说什么，虽然我还没去过那样令人震撼的地方。你看见的那些问题，会不会都是因为贫穷？因为贫穷，所以人才会想尽办法赚钱，不计较手段、不思考后果地去吸引观光客？可是，MM，比这些问题更严重的事太多了吧。贫富不均本身不是更糟吗？
欧洲和美国本来在自己内部有贫富不均的问题──你看狄更斯的小说就知道。现在这些先进国家把自己内部的问题大致解决了，我的意思是说，至少不像19世纪那么明显了，但是贫富不均变成富国跟穷国之间的问题──富国把问题扫到第三世界去了。在我们这些“富国”里，MM，我觉得年轻人的心理压力蛮大的。大家都觉得，哇，全球化来了，全球化就是全球竞争，所以每个人都拼命“上进”，用功读书，抢好成绩，早一点进入工作市场，不能输……这跟上世纪60年代什么理想青年、革命情怀是完全不一样了，而我觉得我们是被逼着变成这样利己又保守的一代。当我们的心思都在如何保障自己的未来安全的时候，我们哪里有时间去想一些比较根本的问题。
我想到一个月前，好几个城市同时举办的热门音乐会，Live8，吸引了上百万的人。主办的人打出的口号是：“让贫穷变成历史！”但是这一次，募款不是目的，而是要人们给8大强国的政治人物施加压力，要求他们消灭贫穷。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演唱会，但是，我觉得，大家去听音乐，听完又怎么样？年轻人去听演唱，最记得的大概是见到了哪个好久不见的乐团，演唱会真正的用意，一下就忘得光光的。再譬如说南亚海啸，死那么多人，激起那么大的热情，现在谁在谈它？
这个世界变得那么快，讯息那么多、那么满，我们脑子里根本就塞不下那么多事情了。当然是有很少数的年轻人会选择到偏远地区去工作或者捐款，这很高贵，但是我在想，恐怕还是“问题意识”更重要吧？
我是说，如果买耐克球鞋的人会想到耐克企业怎么对待第三世界的工人，如果在买汉堡的时候，有人会想到赚钱赚死的麦当劳，付给香港打工仔的工钱一小时还不到两块美金，如果买爱斯匹灵头痛药的人，在买的时候会想到，这些跨国药厂享受巨大的利润而非洲染了艾滋病的小孩根本买不起他们的药。如果带着这种觉悟和意识的人多一点，这个世界的贫富不均会不会比较改善？
我从来不给路上伸手的人钱，因为我不觉得这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让每个人都有“问题意识”才是重点。可是我自己其实是又软弱又懒惰的，说到也做不到。就这样了。
安德烈
去澳门买菜（在线上）
MM，安德烈（20），菲利普（16）
M：你从来不给乞丐钱？
安：不给。因为他拿了钱就会去买啤酒。干嘛给？
菲：可是你如果在香港就应该给。这里的乞丐是活不下去才上街的。
安：好嘛。可能香港不一样。
M：你说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在说，“我知道第三世界有贫穷问题”，这就够了吗？
安：“知道”，不是“意识”。Knowing不是having awareness。
M：如何？
安：知道，就只是知道。有“问题意识”指的是，在你自己的行为里，因为知道非洲每天有小孩饿死，而使得你决定做某些事或不做某些事，这叫做有“问题意识”。
M：好，那你是不是一个对这个世界很有“问题意识”的人？举例说明吧，你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是些什么？
安：……我是个自觉程度很低的人啊，我只是觉得自觉很重要。
M：说说看嘛。
安：……譬如说，我尽量不喝星巴克的咖啡。我基本上不去超市买东西──我去个人开的小店买，即使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不去连锁店买光盘或买书……喔，还有，我不吃濒临绝种的动物，也不买动物的皮毛……
菲：我们在云南就不买豹皮。可是安德烈，你在香港，不去星巴克或者太平洋咖啡店，就没地方去了。
M：安德烈，我发现你不随手关灯，也不在乎冷气一直开。你对环境没什么“问题意识”是不是？
安：对啊。
菲：你应该去买德国力荷牌啤酒。他们说，你买他一箱啤酒，就救了一平方米的南美雨林──因为他们捐出一定比例的利润拯救雨林。
安：两种品牌放在我面前的时候，我就会拒绝买那个没有道德承担的品牌，譬如说，特别粗暴地剥削第三世界的厂商的品牌。
M：那你有很多牛仔裤是不能买的。台湾商人在尼加拉瓜的工厂，每一条牛仔裤在美国卖出21。99美元，给工人20分钱。
菲：妈妈没资格批评人家啊。她自己都是到超市去买菜的。
M：喂，香港是“李家城”你知道不知道啊？别说超市了，你的电话、电灯、公车、船运，你读的报纸，你上的学校，你住的房子，你生产还有临终的医院，生老病死都给一家包掉了。不过……我并不总是去超市的，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老远坐电车跑到湾仔老街市去买花。
菲：可是那不是要被拆了吗？
M：……
安：哈哈，去澳门买菜吧。
菲：安德烈，澳门是赌王何家的。
第二十章 在一个没有咖啡馆的城市里
港大的“族群隔离”
MM：
我来了香港，你却又去了台湾。我猜你一定很好奇我的港大生涯。
几乎一天之内就认识了一缸子人，不过全是欧美学生。你只要认识一个，就会骨牌效应般认识一大串。第一天，见到一个高个子，蓝眼睛金头发，是奥地利来的约翰。他直直走过来，问我要不要去浅水湾游泳。到了浅水湾，海滩上已经有十几个人横七竖八躺着，在晒香港的太阳。一发现我会讲德语，马上就有几个德语国家的同学围来。他们是奥地利或德国或瑞士人，可是都在外国读大学——荷兰、英国或美国等等，然后来香港大学做一学期的交换学生。
好啦，我知道你要啰嗦（我太了解你了）：喂，安德烈，你要去结交香港本地生，你要去认识中国学生！对啊，可是很难。
国际学生自成小圈圈，并不奇怪。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接触亚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摸索。就拿有名的香港小巴来说吧。没有站牌，也没有站，你要自己搞清楚在哪里下，最恐怖的是，下车前还要用广东话大叫，用吼的，告诉司机你要在哪里下车。国际学生就这样每天在互相交换“香港生存情报”。我比他们稍好一点，小时候每年跟你去台湾，对亚洲好像比他们懂一点，但是懂一点跟“泡”在那个文化里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没有真正在这里生活过，我也只能是一个旁观者，从欧洲的角度。
国际学生跟本地生没有来往，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语言障碍。港大的所有课程都是英语教学，所以你会以为学生的英语一定是不错的。告诉你，事实完全不是如此。我发现，很多学生确实能读能写，但是，他们讲得非常吃力。大部分的学生不会用英语聊天。最吃惊的发现是，香港学生可能可以用文法正确的英语句型跟你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什么东西，但是，你要他讲清楚昨天在酒吧里听来的一个好玩的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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