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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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正巧他们又被这个人撞见、认出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只好将这人“绑走”，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绑匪”。

躲在阿尔卑斯山的破木屋里，几个人开始交谈。他们发现这名富人竟然也曾经是个六七十年代的“愤怒青年”，曾经充满改造社会的理想和斗志。三个人逐渐反省，觉得他们的“绑架”行为其实不符合他们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绑者回忆起自己的“愤怒”岁月，也表示不会报警，而且债也不要讨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环境，却改变主意，马上报了警。警察循线追到了三人的住处，发现已经搬空，只留下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有些人，永远变不了。”

电影的最后是这三个人闯进一个电视台，把频道关闭。他们认为电视是愚民最彻底的工具。

这是一个关于阶级跟贫富差异、社会公义的电影。我在想，好，我和爸爸来看这个电影，他开着BMW745的车，我穿著一件Ralph　Lauren的白衬衫，我们住的小镇，是全德国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镇——那我不正是这电影中的“坏人”？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在饿死的边缘，我们开豪华的车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还赚不够吃的，而我只是上学，什么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个小王子一样，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电视在操纵、玩弄人的思维和价值观，但是我继续坐在那里看电视。我也知道，物质满到一个程度，就失去意义，但是我仍旧享受物质的满。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值得“反叛”的东西了呢？这个社会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说的，是否，没有什么不公不义值得我们去“革命”，没有什么理想和价值值得我们去行动呢？

我想是有的，还是有的。

好，那我能干什么？我想出几个可能。一个是，我可以变成一个行动者，拟定计划，上街去游行抗议。电影中三个革命者之一说，他完全看穿了这个虚拟的Matrix一样的社会体制，而他拒绝与这个虚假的Matrix共存。我觉得，我只能看得出这个虚拟的结构的一部分，而且我还能忍受它——或许因为我闭上了眼睛，因为我不愿意看见问题，不愿意看见问题，问题就变得抽象。我的解决方案就是对问题视若无睹，假装看不见——如果我能把思想关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决定把眼睛打开，看见世界的不公不义，我能怎么做呢？我活在一个民主社会里，说是信息开放，价值多元，电视、网络、报纸，每天都在影响我，但是当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你，嘿，你要自己决定，因为这是民主。

前面当我在谈年轻人的自由的时候，我接到很多读者来信（对我来说是“很多”），他们似乎都有同感，这个世界没什么好“反叛”的了。但是这个电影却好像提醒了我，世界上那么多不公正存在，怎么可能没有“反叛”的需要？所差的只不过在于你是否愿意看见，是否愿意站起来，行动不行动而已。

最后我就不得不问我自己：那么你是不是要决定“站起来”，去“行动”？

我真的认真地想了这个问题，然后，MM，我必须诚实地告诉你我的自我发现，你就当它是“忏悔录”吧。我发现：是，我知道麦当劳为了生产牛肉大面积破坏了南美的原始森林，而他们的老板口袋里塞满了钱，但我不会因而不去吃麦当劳。我知道非洲很多孩子死于营养不良，但我不会因而不把吃不下的饭菜留在盘子里，让它被倒掉。换句话说，我发现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asshole）。

我是一个“日子过得太好”的年轻人，狠狠打我几个耳光也不为过，但是至少，我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至少，我并不以我的生存状态为荣。

现在，MM，我好奇你会怎么说呢？

安德烈

第九章　两种道德

安德烈：

给你写信的此刻，南亚海啸灾难已经发生了一个星期。我到银行去捐了一笔款子。菲利普的化学老师，海啸时，正在泰国潜水，死了，留下一个两岁的孩子。我记得这个年轻的老师，是汉堡人，个子很高，眼睛很大。菲利普说他教学特别认真，花很多自己的时间带学生做课外活动。说话又特别滑稽有趣，跟学生的沟通特别好，学生觉得他很“酷”，特别服他。我说，菲利普，给他的家人写封信，就用你的话告诉他们他是个什么样的老师，好不好？

他面露难色，说，“我又不认识他们。”“想想看，菲利普，那个两岁的孩子会长大。再过五年他七岁，能认字了，读到你的信，知道他父亲曾经在香港德瑞学校教书，而他的香港学生很喜欢他，很服他——对这个没有爸爸的孩子会不会是件很重要的事？”

菲利普点点头。

安德烈，我相信道德有两种，一种是消极的，一种是积极的。

我的消极道德大部分发生在生活的一点一滴里：我知道地球资源匮乏，知道20％的富有国家用掉75％的全球能源，所以我不浪费。¨wén　；rén；　shū；　wū¨从书房走到厨房去拿一杯牛奶，我一定随手关掉书房的灯。离开厨房时，一定关掉厨房的灯。在家中房间与房间之间穿梭时，我一定不断地开灯、不断地关灯，不让一盏灯没有来由地亮着。你一定记得我老跟在你和弟弟的后头关灯吧——还一面骂你们没有“良心”？窗外若是有阳光，我会将洗好的湿衣服拿到阳台或院子里去晾，绝不用烘干机。若是有自然清风，我绝不用冷气。室内若开了暖气，我进出时会随手将门关紧。浇花的水，是院子里接下的雨水。你和菲利普小的时候，我常让你们俩用同一缸水洗澡，记得吗？

我曾经喜欢吃鱼翅，但是有一天知道了鱼翅是怎么来的。他们从鲨鱼身上割下鱼鳍，然后就放手让鲨鱼自生自灭。鲨鱼没了“翅膀”，无法游走，巨大的身体沉到海底，就在海底活活饿死。我从此不再吃鱼翅。

菲利普说，唉呀妈妈，那你鸡也不要吃了，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大量养鸡的吗？他们让鸡在笼子里活活被啄成一堆烂肉，你说人道吗？

我不管。道德取舍是个人的事，不一定由逻辑来管辖。

你一定知道一些不肖商人是怎么对付黑熊的。他们把黑熊锁在笼子里，用一条管子硬生生插进黑熊的胆，直接汲取胆汁。黑熊的胆汁夜以继日地滴进水管。年幼的黑熊，身上经年累月插着管子，就在笼子里渐渐长大，而笼子不变，笼子的铁条就深深“长”进肉里去。

我本来就不食熊掌或喝什么胆汁、用什么中药，所以也无法用行动来抵抗人类对黑熊的暴虐，只好到银行里去捐一笔钱，给保护黑熊的基金会。消极的道德，碰到黑熊的例子，就往“积极”道德小小迈进了一步。

你穿着名牌衣服，安德烈，你知道我却对昂贵的名牌服饰毫无兴趣。你想过为什么吗？

去年夏天我去爬黄山。山很陡，全是石阶，远望像天梯，直直架到云里。我们走得气都喘不过来，但是一路上络绎不绝有那驮着重物的挑夫，一根扁担，挑着山顶饭店所需要的粮食和饮料。一个皮肤黝黑、眼睛晶亮的少年，放下扁担休息时，我问他挑的什么？一边是水泥，一边是食品，旅客要消费的咖啡可乐等等。他早晨四点出门，骑一小时车赶到入山口，开始他一天苦力的脚程。一路往上，路太陡，所以每走十步就要停下喘息。翻过一重又一重的高山，黄昏时爬到山顶，放下扁担，往回走，回到家已是夜深。第二天四时起床。如果感冒一下或者滑了一跤，他一天的工资就没着落了。

他的肩膀被扁担压出两道深沟；那已不是人的肩膀。

挑的东西有多重？

90公斤。他笑笑。

一天挣多少钱？

30块。

安德烈，你知道30块钱是三欧元都不到的，可能不够你买三球冰淇淋。

到了山顶旅馆，我发现，一杯咖啡是20元。

我不太敢喝那咖啡。但是不喝，那个大眼的少年是不是更困难呢？

这些思虑、这些人在我心中，安德烈，使我对于享受和物质，总带着几分怀疑的距离。

那天和菲利普到九龙吃饭，在街角突然听见菲利普说，“快看！”他指的是这样一个镜头：前景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老妇人弯身在一个大垃圾桶里找东西，她的整个上半身埋在垃圾桶里；刚好一辆Rolls　Royce开过来，成为背景。菲利普来不及取出相机，豪华车就开走了，老妇人抬起头来，她有一只眼是瞎的。

香港是全世界先进社会中贫富不均出名的地方。我很喜欢香港，但是它的贫富差距像一根刺，插在我看它的眼睛里，令我难受。但是，我能做什么呢？我不能给那个瞎了一只眼的老妈妈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我能做什么呢？

我写文章，希望人们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我演讲，鼓励年轻人把追求公平正义作为改造社会的首要任务。我在自己的生活里拒绝奢华，崇尚简单，以便于“对得起”那千千万万被迫处于贫穷的人，但是我不会加入什么扶贫机构，或者为此而去竞选市长或总统，因为，我的“道德承受”也有一定的限度。

在你的信中，安德烈，我感觉你的不安，你其实在为自己的舒适而不安。我很高兴你能看见自己的处境，也欢喜你有一份道德的不安。我记得你七岁时，我们在北京过夏天。蝈蝈被放进小小的竹笼里出售，人们喜欢它悠悠的声音，好像在歌咏一种天长地久的岁月。我给你和菲利普一人买了一个，挂在脖子里，然后三个人骑车在满城的蝉鸣声中逛北京的胡同。到了一片草坪，你却突然下车，然后要把竹笼里的蝈蝈放走，同时坚持菲利普的也要释放。三岁的菲利普紧抱着蝈蝈怎么也不肯放手，你在一旁求他：放吧，放吧，蝈蝈是喜欢自由的，不要把它关起来，太可怜……

我想是在那个时候，我认识到你的性格特质。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这样的，也有七岁的孩子会把蜻蜓撕成两半或者把猫的尾巴打死结。你主动把蝈蝈放走，而且试着说服弟弟也放，就一个七岁的孩子来说，已经是一个积极的道德行为。

所以，能不能说，道德的行使消极或积极存乎一心呢？我在生活层面进行消极的道德——不浪费、不奢侈，但是有些事情，我选择积极。譬如对于一个说谎的政府的批判，对于一个愚蠢的决策的抗议，对于权力诱惑的不妥协，对于群众压力的不退让……都是道德的积极行使。是不是真有效，当然是另一回事。

事实上，在民主体制里，这种决定人们时时在做，只是你没用这个角度去看它。譬如说，你思考投票给哪一个党派时，对于贫穷的道德判断就浮现了。哪一个党的经济政策比较关注穷人的处境，哪一个党在捍卫有钱阶级的利益？你投下的票，同时是一种你对于贫富不均的态度的呈现。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社会福利占了欧陆国家GDP的45％，而美国却只有30％？这和他们对贫穷的价值认知有关。60％的欧洲人认为贫穷是环境所迫的，却只有29％的美国人这样看。只有24％的欧洲人同意贫穷是个人懒惰所造成的，却有60％的美国人认同这种观点。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咎有应得，或者比较多的人认为贫穷是社会责任，就决定了这个群体的制度。

海啸的悲惨震动了世界，国家在比赛谁的捐款多，背后还藏着不同的目的。真正的道德态度，其实流露在平常时。我看见2003年各国外援的排名（以外援金额占该国GNP比例计算）：

1　挪威0。92

2　丹麦0。84

3　荷兰0。81

4　卢森堡　0。8

5　瑞典0。7

6　比利时　0。61

7　爱尔兰　0。41

8　法国0。41

9　瑞士0。38

10　英国0。34

11　芬兰0。34

12　德国0。28

13　加拿大　0。26

14　西班牙　0。25

15　澳洲0。25

16　纽西兰　0。23

17　葡萄牙　0。21

18　希腊0。21

19　日本0。2

20　奥地利　0。2

21　意大利　0。16

22　美国0。14

你看，22个对外援助最多的国家里，17个是欧洲国家。前12名全部是欧洲国家。为什么？难道不就因为，这些国家里头的人，对于社会公义，对于“人饥己饥”的责任，对于道德，有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些国家里的人民，准许，或说要求，他们的政府把大量的钱，花在离他们很遥远但是贫病交迫的人们身上。他们不一定直接去捐款或把一个孤儿带到家中来抚养，而是通过这种方式已经在进行一种消极的道德行为了。你说不是吗？

所以我不认为你是个“混蛋”，安德烈，只是你还没有找到你可以具体着力的点。但你才19岁，那个时间会来到，当你必须决定自己行不行动，如何行动，那个时刻会来到。而且我相信，那个时候，你会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做什么，做不到什么。

我不觉得Ralph　Lauren的衣服有什么了不起，你觉得呢？

MM

第十章　烦恼十九

反叛的代价

MM，

又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坐下来给你写信，但是我有心事。过去两个礼拜，蛮惨的，生活里问题很多。每一个问题，好像都在考验我性格里不同的一个部分。每一个问题性质不一样，所以就需要不同的面对方式，也需要调动我性格里某一种品质，这个品质，我或者有，或者没有，还要开掘才会出现。有些问题需要的是勇气，有些，需要智慧，反正烦恼多多。

其实也都不是什么真正严重的事，但是你知道，给生活“加料”的通常都是些芝麻小事，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有时候，你已经有麻烦了，偏偏还要打破一个玻璃瓶或者吃早点时把牛奶泼得一身，你只好觉得，太倒霉了。

大的问题，譬如三月就要毕业考啦，大学入学啦，或者是将来的工作，这些暂且不提，最近出了两个状况，让我很心烦。

第一个，上封信你问我，碰到一个你不赞成的人，而他偏偏掌权，譬如说他是决定你成绩的老师，这种矛盾我怎么处理？现在就发生了。我跟你说过我不欣赏英文老师，因为我觉得他程度不够。我们这一班有一半人都到美国去做过交换学生，我也在美国读过一年，所以我们的英文水准比一般没去留学的德国学生要高很多，而他好像完全不理会这种差异，还是照他一贯的方法教学，就是要我们听写，或者让我们读一堆无聊的文章。从他那里，我简直学不到任何东西。我甚至觉得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的英文就停止进步了。最让我生气的是，我发现他对英文的文学作品根本没有解析的能力，常常不知所云。英文课就变成我们最不需要动任何脑筋的课。

我是在这个时候决定要“反叛”的。我在他的课上睡觉，而且拒绝交作业。讨论文学作品的时候，我提出他完全无法招架的问题。

然后，事情就发生了。他竟然说我在“嗑药”！他去跟我的导师说，我上课没精打采，而且不做作业，一定是因为“嗑”。导师就来找我谈话。连同学都以为是真的了。

MM，你说我“反叛权威”对还是不对？现在，我得到什么？他很快就要退休，而我，得到一个烂分数，外送一个被破坏的名誉。

我不是不知道反抗权威会有后果，也想过是否闭嘴做他的乖学生，但是最后，我还是用消极“罢课”去抵制他，因为我实在受不了无知的人假装有知识，还要来对你指指点点。我的理性毕竟败给了我的情绪。而现在，他给我这么多麻烦，我的好胜心又被挑起，我想：嘿，我就做给你看，我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英文成绩扳回来。这样，他是不是会开始理解我反对他是因为他教学太烂？

这第二个“麻烦”嘛，你大概已经等了19年，等我来告诉你——没错，女孩子。

两年前，当我很多好朋友都在谈恋爱的时候，我对女生一点没兴趣。不是我晚熟，而是，我有太多其他的兴趣，譬如足球，而且，我确实不太容易“坠入情网”。但是自从在美国有了一个女朋友以后（哈，没告诉过你——你就当我忘了说吧？），我一次又一次地不断地“坠入”，而且一次又一次地失恋。有时候我在想，怎么老是被人甩了，搞不好我有问题？（开玩笑的。老妈别紧张。）

上个礼拜，我又失恋了。寒假里，她遇见了一个荷兰男孩，就跟他好了。老天，这个家伙连德语都说不好，他们得用半生不熟的英语沟通。

我很难受，当然我的自尊被伤害了，虽然我的理智告诉我：没关系，你们本来就不很配。更何况，我爱的其实是另一个女孩，她只不过是一个假想的替身。我觉得，我恐怕是一个在感情上不太会“放下”的人（你也是，MM）。现在的麻烦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

她其实并不清楚我对她的感情，她以为我们是“好朋友”。受伤的我很想跟她一刀两断，不再来往，但是这对她好像不公平，因为，她并没有说爱过我啊。所以，我应该照顾到她的情感，假装若无其事继续我们的“友谊”，还是只管我自己“疗伤”，跟她断掉？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这与我跟英文老师的冲突看起来没有关联，其实性质是一样的：我应该诚实地袒露自己的感情，还是隐藏它？对英文老师这个权威，我似乎应该避免坦诚而接受他的权威，因为表露我对他的不满，我会受伤。对这个女孩，我又似乎应该坦诚，否则我们的“友谊”就被放在一个紧绷的钢丝索上，让谎言和虚假充斥。

面对第一个难题，我需要智能。面对第二个难题，我需要勇气，然而，我觉得我两个都不够。

你当然会说，唉呀，你需要平衡，既要体贴到别人的感受，又要照顾到自己的立场。可是，多难啊。接下来的几个礼拜，我有那么多人要“应付”——不，事实上，是在接下来的“一生”中，我有那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应付”，我觉得自己很笨拙。尤其是碰到感情的时候。

我这些“倾诉”，会不会让你觉得，像是好莱坞的巨星们在抱怨钱太多、太有名所以生活很“惨”？可是，生命往往就被那微不足道的事情给决定了……

。

安德烈

第十一章　阳光照亮你的路

暴虎冯河，还是谋定而动？

安德烈：

如果有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弹弓，站在高处对着你。你要反击，是站在那低处呢，还是先站到高处再说？

你会说，不对，MM，照你这个逻辑，人民也不要抵抗暴政了，因为极权统治的特征就是，政府占据制高点，人民在低处，在“弹弓”下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抢到高处。而且，跟极权合作的人，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是在“迂回作战”，想办法站到高处去，再为人民说话。在民主体制里，也有人选择跟着腐败的权力走，还振振有词地说，进入体制，站到高处，可以影响当权者，造福社会。可是还没造福社会，个人已经先享尽了权力的好处。

你的反驳我将无法响应。安德烈，这个世界里，见风转舵的投机者绝对是大多数。所以你说的“勇气”和“智能”，永远是稀有的品质。更何况，“暴虎冯河”的勇气和“谋定而后动”的勇气，有时候很难辨别。投机和智能，看起来也很貌似。真假勇气和智能的细微差别，在《左传》（记录了公元前722年到前468年的中国历史）和《战国策》（记录了公元前460年到前220年的中国历史）里很多，希望有一天你能读到。我同时发现，柏拉图所记录的苏格拉底的思辨，和《左传》的风格很像。苏格拉底的朋友克瑞多到监狱去试图说服他逃狱时，苏格拉底却和他进行了一场道德辩论：

苏：……是否应坚信，不管多数人怎么想，不管后果如何，不正义就是不正义？

克：是。

苏：所以我们不能做不义之事？

克：不能。

苏：也不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以暴治暴？

克：不能。

苏：……也就是说，不管别人怎么伤害了我们，我们都不能报复，从而去伤害别人。但是克瑞多，你要仔细想想，因为这种想法从来就不是多数人的想法。信不信服这种想法的人分歧严重，彼此完全无法沟通。

自己和“多数人”格格不入时，是坚持还是妥协？个人被权力打击时，是反抗还是接受？为何接受又为何反抗？如何接受又如何反抗？苏格拉底依靠的是一个理性的逻辑。《左传》里也常有理性和权力的两种逻辑的冲突。

所以，安德烈，你不是惟一一个必须思考怎么去“应付”那极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少年；人际关系，其实往往是一种权力关系，从老子、孔子到苏格拉底都曾经思索这个问题。你的英文老师对你所造成的难题，只是一个小小的训练吧，譬如说，在你决定上课睡觉、不写作业之前，你是否思考过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是否思考过，用什么语言才能够和他沟通？又或者，什么形式的“反叛”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收获或者灾难？你是“谋定而后动”还是“暴虎冯河”？你想要达到什么？你的逻辑是什么？

两星期前，我买了两颗一般大小的水仙球根，一颗放在玻璃窗边，一颗放在餐桌上，都用清水供着。窗边那颗还像一盆青葱，桌上的那颗，由于屋内稍暖，却已经开出了香气迷迷的花朵。

每一次痛苦都很真实

你愿意和我谈感情的事，我觉得“受宠若惊”。是的，我等了19年，等你告诉我：MM，我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女孩。上一次你和我谈“爱情”，是你13岁那一年：

1998／9／20，午夜手记

安德烈去参加朋友的生日舞会，刚刚接他回家。在暗暗的车里，觉得他仿佛若有所思，欲言又止。跟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慢慢儿地，得知今晚班上的几个女孩子也在。

文“那——音乐很吵了？”

人“不吵，”他说，“是那种静静的音乐。”

书“喔……”我思索，“那么是跳慢舞了？”

屋“对。”

又开了一段夜路。这段路上，两旁全是麦田，麦田边满满是野生的罂粟花，在苹果树下，开得火红。我开得很慢，秋夜的空气里，流荡着酸酸的苹果香。

半晌不说话的人突然说：“马力爱上我们班一个女生，今天晚上他跟她说了。”

“怎么说的？”

“灯光暗下来的时候，他和她跳舞的时候说的。”他转过身来对着我，认真地说：“妈妈，你难道不知道吗？爱的时候，不说也看得出来。”

“喔……”我被他的话吓了一跳，但是故作镇定。到家门口，我熄了车灯。在黑暗中，我们都坐着，不动。然后我说，“安，你也爱上了什么人吗？”

他摇头。

“如果发生了，你——会告诉我吗？”

他说：“会吧……”声音很轻，“大概会吧。”

今晚，我想，就是这样一个寻常的秋夜，13岁的男孩心里发生了什么，他自己也许不太明白。一种飘忽的情愫？一点秘密的、忽然袭来的捉摸不定的甜美的感觉？

平常竭尽所能拖延上床的他，早早和我说了晚安，关了房门。

你记得那个晚上吗，安德烈？

我一点也不觉得你的烦恼是“好莱坞明星”的“无病呻吟”。事实上，接到你的信，我一整天都在一种牵挂的情绪中。你说，使人生平添烦恼的往往是一些芝麻小事，你把失恋和打翻牛奶弄湿了衣服相提并论，安德烈，你自我嘲讽的本领令我惊异，但是，不要假装“酷”吧。任何人，在人生的任何阶段，爱情受到挫折都是很“伤”的事，更何况是一个19岁的人。如果你容许我坦诚的话，我觉得你此刻一定在一个极端苦恼，或说“痛苦”的情绪里。而毕业大考就在眼前。我牵挂，因为我知道我无法给你任何安慰，在这种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这一代的德国少年是否读过《少年维特之烦恼》？歌德和你一样，在法兰克福成长，他的故居我也带你去过。23岁的歌德爱上了一个已经订婚的少女，带给他极深的痛苦。痛苦转化为文字艺术，他的痛苦得到升华，可是很多其他的年轻人，紧紧抱着他的书，穿上“维特式”的衣服，纷纷去自杀了。安德烈，我们自己心里的痛苦不会因为这个世界有更大或者更“值得”的痛苦而变得微不足道；它对别人也许微不足道，对我们自己，每一次痛苦都是绝对的，真实的，很重大，很痛。

粉红色的蝴蝶结

歌德这样描写少年维特：向天空他追求最美的星辰／向地上他向往所有的欲望（Von　Himmel　fordert　er　die　schoensten　Sterne／Und　von　der　Erde　jede　hoechste　Lust）；19岁，我觉得，正是天上星辰和地上欲望交织、甜美和痛苦混乱重叠的时候。你的手足无措，亲爱的，我们都经验过。

所以，我要告诉你什么呢？

歌德在维兹拉小城第一次见到夏绿蒂，一个清纯静美的女孩，一身飘飘的白衣白裙，胸前别着绯红色的蝴蝶结，令他倾倒。为了取悦于夏绿蒂，他驾马车走了十公里的路，去给夏绿蒂生病的女友送一个橘子。爱而不能爱，或者爱而得不到爱，少年歌德的痛苦，你现在是否更有体会了呢？可是我想说的是，传说40年后，文名满天下的歌德在魏玛见到了夏绿蒂，她已经变成一个身材粗壮而形容憔悴的老妇。而在此之前，歌德不断地恋爱，不断地失恋，不断地创作。23岁初恋时那当下的痛苦，若把人生的镜头拉长来看，就不那么绝对了。

你是否也能想象：在你遇到自己将来终身的伴侣之前，你恐怕要恋爱10次，受伤20次？所以每一次的受伤，都是人生的必修课？受一次伤，就在人生的课表上打一个勾，面对下一堂课。歌德所做的，大概除了打勾之外，还坐下来写心得报告——所有的作品，难道不是他人生的作业？从少年期的“维特的烦恼”到老年期的《浮士德》，安德烈，你有没有想过，都是他痛苦的沉思，沉思的倾诉？

你是否应该跟这个你喜欢的女孩子坦白或者遮掩自己的感情？我大概不必告诉你，想必你亦不期待我告诉你。我愿意和你分享的是我自己的“心得报告”，那就是，人生像条大河，可能风景清丽，更可能惊涛骇浪。你需要的伴侣，最好是那能够和你并肩立在船头，浅斟低唱两岸风光，同时更能在惊涛骇浪中紧紧握住你的手不放的人。换句话说，最好她本身不是你必须应付的惊涛骇浪。

可是，我不能不意识到，我的任何话，一定都是废话。因为，清纯静美，白衣白裙别上一朵粉红的蝴蝶结——谁抵挡得住“美”的袭击？对美的迷恋可以打败任何智者自以为是的心得报告。我只能让你，看着你，跌倒，只能希望你会在跌倒的地方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