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安德烈-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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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开始听起德国的创作了——

我得走了，因为练球的时间到了。不是我自己踢，每个星期六是我当教练。你不要笑，MM，这群孩子足球员，我从他们四岁开始教，现在他们六岁了，非常可爱，教他们踢球能让我自己放松，忘记功课的压力和任何不愉快的事。跟他们一起使我很快乐，更何况，我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呢。

给你“偷窥”一下我和一个美国朋友昨晚的MSN交谈，你可能觉得有一点意思。路易斯跟我同年，在波士顿读大一。

安德烈网上与友人的交谈

路：昨晚，一个朋友还在跟我谈，说我们这一代好像很失落，怎么定义自己都不知道。二三十年代是“失落的一代”，四十年代是战争的一代，五十年代是beatniks（垮掉的一代），六十年代是嬉皮，七十年代是funkies（玩世不恭），八十年代是punk（反叛），还有嘻哈，九十年代是rap（讲唱形式的音乐），而我们是什么？

安：我觉得自己是不可能给自己下定义的。但是我们这一代缺乏叛逆，缺乏冒险，倒是真的。我们大多在舒适、有教养的家庭长大，没有什么真正的痛苦，也没有真正的灾难……生活太安逸了，使我们找不到需要叛逆、可以冒险的东西——

路：我们怎么看自己——还是媒体在塑造我们怎么看自己？缺叛逆、缺冒险，会不会也是因为主流媒体只会报道不叛逆、不冒险的主流价值？美国媒体都是大财团控制的。

安：但是我们究竟能对什么叛逆或反抗呢？你们美国人可能有对象——你们有布什，我们这边不太有。

路：可是我们得找到自己的身份认同啊。没有冲突，就找不到认同。

安：需要认同吗？

路：当然。

安：为什么？

路：因为……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

安：我要知道你怎么说。

路：我觉得很重要。

安：为什么？

路：譬如说，我认识一个黑白混血儿，她卡在两个种族和文化之间，就很茫然。很多年轻人，为了要有归属感，就加入犯罪团体；即使是个犯罪团体，他也要有归属。

安：很糟的是，这个社会常常强迫你选边。

路：对。我问你，做德国人是不是比较累？

安：不久前我去看一场国际足球赛。德国队踢进一球，群众跳起来，又唱又喊，我听见他们混声唱的是，“德国人，站起来！德国人，站起来！”我吓一大跳。太陌生了。其实他们唱的完全是一般比赛时加油的歌，譬如柏林跟法兰克福对决的时候，你可能唱“柏林人，站起来！”在国际比赛，自然就变成“德国人，站起来”，可是我当下却觉得，哇，很不习惯，浑身不自在。好奇怪。

路：你马上想到纳粹？

安：正是。

路：你们在学校教很多纳粹那段历史？

安：从小学就教，教了又教。我问你，球赛散后，马路上晃过来五十个美国人，大叫大唱“美国第一”，“美国万岁”的时候，你会想什么？

路：我会想，哼，典型美国人。不过，英国人也会这样。

安：对。如果这样晃过来的是德国人呢？

路：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安：如果是五十个德国人大唱“德国第一”，“德国万岁”，会把人给吓死。

路：明白。

安：是什么，使你成为“美国人”？

路：这太难答了。其实，我不喜欢美国人。

安：那么你认同什么？

路：我认同我的同代人。

安：那么是什么，使你的这一代人是“美国人”？世界第一强国的年轻人，怎么理解他自己，还有他跟这个世界之间的关系？

路：我其实跟美国文化很疏离。很少同龄人关心政治。他们说他们反对布什，事实上那样说只是为了表现自己“酷”。反布什是流行的。年轻人每个都反，除非你是个基督徒或是好战主义者。

安：你是说，年轻人不知道要跟什么价值去认同？

路：我们在一个富强的国家，富强的意思就是，年轻人可以对政治经济国际情势一概幼稚无知，他反正承受得起，让别人来为他思考。美国青年的悲哀就是这个，我们对世界完全淡漠，只关心自己的小圈。

安：这大概是所有富有国家的共同特征吧。

第四章　如果你年轻却不轻狂

MM：

信迟了，因为我和朋友们去旅行了三个礼拜。别抱怨，儿子18岁了还愿意跟你写信你也应该够得意了，尤其你知道我从小就懒散。就跟你报告一下我的生活内容吧，也免得你老觉得不知道我怎么过日子。

可我马上陷入两难：我们去了地中海的马尔他岛和巴塞罗纳，但我真告诉你我们干了什么吗？你——身为母亲——能不能理解、受不受得了欧洲18岁青年人的生活方式？能，我就老老实实地告诉你：没错，在黄金的岁月里，我们的生活信条就是俗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只有伪君子假道学才会否定这个哲学。德语有个说法：如果你年轻却不激进，那么你就是个没心的人；如果你老了却不保守，那么你就是个没脑的人。

我接到一封读者来信。一个18岁的香港女生问我时间是怎么花的，我读什么书、想什么事情、朋友相聚时谈什么话题等等。我吓一跳，嘿，你难道真以为我是个深沉复杂、假里假气的知识分子老学究？当然，有时候我会去思考一些严肃的大问题……一个月里有五分钟吧，当我无聊得要死的时候（MM，你失望吗？）——好啦，我在夸张啦，但是我夸张以便你明白18岁是怎么回事。刚刚我才从咖啡馆回来，我们在咖啡馆里谈得最热烈的大半是身边的小世界、朋友之间发生的芝麻蒜皮。我们当然也辩论政治和社会议题——譬如我今晚就会去看《华氏9·11》，朋友们一定也会各有看法，但是我们的看法都是很肤浅的，而且，每个人说清楚自己的想法，也就罢了。

周一到周五每个人都忙：足球、篮球、舞蹈，每个人疯得不一样。德国学制每天下午3点就放学了，下午的时间各管各的。我是个足球狂：一周三个下午踢球，加上一次自己做教练，教7岁的小鬼踢球。每个周末又都有巡回球赛，所以我的生活里足球占了很高比例。功课不需要花太多时间。

其他，就是跟朋友混，尤其是周末，我们不是在朋友家里就是在咖啡馆或小酒馆里喝酒聊天，烂醉的时候就用瓶子把酒馆砸个稀烂或者把随便什么看不顺眼的人揍个鼻青脸肿……

怎么样，吓到你了吧？（你在倒抽一口凉气对吧——我知道你会真信呢，MM，你真的是小红帽，没办法！）好，有些事，是14岁到16岁的小家伙想尝试的，譬如喝酒（所以，小心看着你的老幺），而我们已经到一个程度，觉得酗酒而醉是难堪之至的事了。我有时候会喝醉，譬如在马尔他岛，相处九年的好朋友们要各奔西东了，我们就都喝醉了，但是……你要我提纳米比亚吗？我认识一个华文作家，在纳米比亚的酒店里喝醉了，醉得当场敲杯子唱歌，还要把餐厅的杯盘碗碟刀叉全部用桌巾卷起来带走……那个人你记得吗？那年我才十岁，可是至今难忘呢。

我不是在为饮酒辩护，我是说，欧洲的饮酒风俗，可能和亚洲不太一样。你知道饮酒时的碰杯怎么来的吗？中世纪时，如果你要害死一个你恨的人，你就在他喝的啤酒里下毒。很多人是这样被毒死的。所以就开始流行碰杯，厚厚的啤酒杯用力一碰，啤酒花溅到别人杯里，要死就大伙一起死。一起喝啤酒，碰杯，醉倒，表示你信任坐在你身边的人，渐渐地就变成社会习俗了。讲了这么长的“前言”，其实是想告诉你，MM，对于年轻人饮酒，别过度紧张。

到马尔他岛是我们的毕业旅行，十个男生，十个女生，一个老师。这个岛其实蛮无聊的，对我们而言，重要的只是朋友的相处，而且，因为朝夕相处而得到不同角度的认识。白天，老师陪着我们看古迹，晚上，他就“下班”了。18岁的人，自己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几个下午，我们懒懒地围在游泳池畔，听音乐，喝啤酒，聊天。晚上就到酒馆里晃。老街很窄，挤满了欧洲各国的人。

巴塞罗纳比较有意思。我们是五个人，租了一个公寓，一整个星期只要500欧元，放下行囊就出去逛了。那么多的广场，围绕着广场都是美丽得惊人的建筑，不论古典的或是现代的，都那么美，雕塑也是。每天我们都在用脚走路，细细发掘这个城市。我觉得巴塞罗纳是我所走过的最美的城市之一，而我走过的城市还真不少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和一个在美国认识的朋友碰面，她是委内瑞拉人，在巴塞罗纳读书。她就带着我们走遍了老街老巷。这就是欧洲的美好之处：往任何一个方向飞两个小时，你就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在美国就不行了，飞到哪儿都千城一面。

你呢，MM？在匮乏的年代里成长，你的青少年期是怎么回事（你有没有青少年期啊）？你的父母怎么对你？你的时代怎么看你？18岁的你，是一个人缘很好的女生？还是一个永远第一名的最让人讨厌的模范生？一个没人理睬的边缘人，还是最自以为是的风纪股长？

安德烈

2004年10月25日

安德烈：

请你告诉我，你信中所说的“性、药、摇滚乐”是现实描述还是抽象隐喻？尽速回信。

MM

2004年10月25日

MM：

能不能拜托拜托你，不要只跟我谈知识分子的大问题？生活里还有最凡俗的快乐：“性、药、摇滚乐”当然是一个隐喻。我想表达的是，生命有很多种乐趣，所谓“药”，可以是酒精，也可以是足球或者任何让你全心投入、尽情燃烧的东西。我想从弗洛伊德开始我们就已经知道人类是由直觉所左右的。“摇滚乐”不仅只是音乐，它是一种生活方式和品味的总体概念，是一种自我解放，不在乎别人的眼光，自由自在的生活，对不可知的敢于探索，对人与人关系的联系加深……

安德烈

2004年10月26日

第五章　对玫瑰花的反抗

安德烈：

读你的信，感觉挺复杂。想起跟你父亲在美国初识的时候，听他谈自己的旅行。18岁的他，也是和一两个留着长发、穿着破牛仔裤的朋友，从德国一路hitchhike横过整个欧洲，到土耳其和希腊。那是欧洲的1968年，学生运动兴起、嬉皮文化焕发的时代。

他提到在语言不通的国度里，发生车祸后的一团混乱；提到在西班牙设法勾引天主教堂里做弥撒的女孩；提到在一毛钱都没有的状况下，如何到希腊的农家里骗到一顿饭；提到在稻草堆里睡觉，看捷克的夜空里满天沉沉的星斗。

那时我23岁，刚从台湾到美国，很震惊为什么欧洲的青年人和台湾的青年人世界那样不一样。他们为什么显得没有任何畏惧，背起背包就敢千里闯荡？他们为什么满脑子都是玩，懂得玩、热爱玩、拼命玩？他们的父母难道对他们没有要求，要求他们努力读书，出人头地；他们的学校难道对他们没有期待，期待他们回馈社会，报效国家？我们当然也玩，但是所谓玩，是在功课的重压之余，参加“救国团”所设计的有组织的“自强活动”。“救国团”，就是和东德共产党的“青年团”一样的东西，其实是爱国爱党教育的延伸机构。你懂吗？我们的　“玩”，叫做“自强”。含意就是，透过“玩”去建立强壮的体魄、强悍的意志，目的是“救国”。我们的“玩”都是为了救国。

我们的“玩”，就是一圈人围起来，唱歌、跳舞，玩大风吹或者躲蒙蒙，一起拍手或一起跺脚，做整齐划一的动作。幼儿园的孩子们做的游戏，大学生一样起劲地做。“群育”的概念藏在我们的“玩”后头，教我们从集体行动中寻找安全和快乐。

所以主要还不是物质匮乏的问题；一个欧洲青年和一个台湾青年，当时最主要的差别在于前者的个人思维和后者的集体思维。脱离集体是一件可怕的、令人不安的事情。更何况，我们被教导，读书求学固然是为了国家的强盛，“玩”，也同样是在达成一个集体的意志。

然而你爸爸那一代青年，是天生的自由自在吗？他们的父母，你的祖父母那一代人，不就在德国法西斯的集体意识里过日子的吗？也就是说，你爸爸和我所源出的背景其实是相像的。

我记得一个西柏林来的青年说，“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很多人会有意识地拒绝在阳台上种植父母那一代人喜欢的玫瑰、牡丹、大朵杜鹃等等，反而比较愿意去种植中国的竹子，而非欧洲本土的竹子，就隐隐象征了对玫瑰花的反叛。“性、药、摇滚乐”是在那样一个背景下喊出来的渴望。

“一九六八年的一代”，做了父母，做了教师，仍然是反权威的父母和主张松散、反对努力奋发的教师，我的安德烈就是在这样的教育气氛中长大。你的“懒散”，你的“拒绝追求第一名”哲学、你的自由宣言和对于“凡俗的快乐”的肯定，是其来有自的。如果说你父亲那一代的“玩”还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尝试，你们的“玩”就已经是一种自然生态了。

我反对吗？我这“复杂深沉、假里假气”从来没学会“玩”的知识分子要对你道德劝说，教训你说蟋蟀和工蚁的故事吗？做母亲的我要不要告诉你，在全球化的竞争中，儿子，你一定要追求“第一名”，否则无法立足？

我不想这么说，安德烈。

譬如你说你特别看重你和朋友同侪相厮守相消磨的时光。我不反对。人生，其实像一条从宽阔的平原走进森林的路。在平原上同伴可以结伙而行，欢乐地前推后挤、相濡以沫；一旦进入森林，草丛和荆棘挡路，各人专心走各人的路，寻找各人的方向，那推推挤挤的群体情感，那无忧无虑无猜忌的同侪深情，在人的一生中也只有少年期有。离开这段纯洁而明亮的阶段，路其实可能愈走愈孤独。你将被家庭羁绊，被责任捆绑，被自己的野心套牢，被人生的复杂和矛盾压抑，你往丛林深处走去，愈走愈深，不复再有阳光似的伙伴。到了熟透的年龄，即使在群众的怀抱中，你都可能觉得寂寞无比。

“少年轻狂”，安德烈，是可以的。至于“玩”，你知道吗，我觉得不懂得“玩”，是一种蛮严重的缺点。怎么说呢？席慕蓉阿姨“记得吗？那个又写诗又画画的蒙古公主”曾经说，如果一个孩子在他的生活里没接触过大自然，譬如摸过树的皮、踩过干脆的落叶，她就没办法教他美术。因为，他没第一手接触过美。

中国有一个我非常欣赏的作者，叫沈从文，他的文学魅力，我觉得，来自他小时逃学，到街上看杀猪屠狗、打铁磨刀的小贩，看革命军杀人、农民头颅滚地的人生百态。在街上撒野给予他的成熟和智能，可能远超过课堂里的背诵。

你小的时候，我常带你去剧场看戏，去公园里喂鸭子，在厨房里揉面团，到野地里玩泥巴、采野花、抓蚱蜢、放风筝，在花园里养薄荷、种黄瓜，去莱茵河骑单车远行。现在你大了，自己去走巴塞罗纳，看建筑，看雕塑。安德烈，我和席慕蓉的看法是一致的：上一百堂美学的课，不如让孩子自己在大自然里行走一天；教一百个钟点的建筑设计，不如让学生去触摸几个古老的城市；讲一百次文学写作的技巧，不如让写作者在市场里头弄脏自己的裤脚。玩，可以说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

那么，我是否一点儿也不担心我的儿子将来变成冬天的蟋蟀，一事无成？骗鬼啊？我当然担心。但我担心的不是你职业的贵贱、金钱的多寡、地位的高低，而是，你的工作能给你多少自由？“性、药、摇滚乐”是少年清狂时的自由概念，一种反叛的手势；走进人生的丛林之后，自由却往往要看你被迫花多少时间在闪避道路上的荆棘。

可是你18岁了，那么自己为自己负责吧。忘了说，MM18岁的时候常常逃课，每天在谈恋爱，没读什么书呢。而且，她以为全世界的国家都是四面环海，走不出去的。

MM

2004年11月01日

第六章　一切都是小小的

MM：

我觉得你呀，过度紧张。记得夏天在新加坡时，有一天早上，弟弟还睡着，我一醒来你就挨过来跟我说话，抱怨我“不爱”你啦，玩得太多啦，念书不够认真什么什么的，记得吗？你自己也知道其实你自己有问题——不懂得“玩”的艺术，不懂得享受人生。就拿我们的通信来说吧。两个礼拜前你就开始“写了没有？”不停地问。老天，我知道今天是截稿日，那么我就今天坐下来写，但是我的写，是一边听音乐一边和朋友写MSN一边写信给老妈。我要我写的过程本身是个好玩的、愉快的过程，而不是工作压力。你呢，足足烦了我两个礼拜。

我想这是个生活态度的问题。“人生苦短”你总听过吧？

年轻人比你想象的，MM，要复杂得多，我觉得。

让我用音乐来跟你说说看。譬如“狂放的”1920年代jazz和swing流行，所有的人都在跳Charleston。1950年代的代表作是叛逆性极强的摇滚乐而新的一代等待崛起。然后来了1960年代：披头士的狂热引领风潮，Flower　Power，Woodstock，Hippies　and　******　babies。

接着就越来越复杂了。1980年代分流成poppers跟rockers；Michael　Jackson和Madonna的文化含意远远超过仅仅是一个歌手。1990年代已经有多元混合：rap，techno，boy　band，pop……然后现在呢？已经是21世纪，当你看一眼德国的排行榜前10名的时候，你会很惊异地发现里头有德国pop，美国pop，techno，德国摇滚，美国摇滚，另类音乐，拉丁音乐和salsa……甚至有古典的歌曲。

你听不懂我的意思对不对？哈，我们的代沟就在这里：我上面所说，没有一句我的同侪听不懂，而且，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根本不需解释。

好，我要说的是，MM，从今天排行榜的多元和分众分歧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自己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品味，玩自己的玩法，建立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伟大”的任何特征。电视里老是有特别节目在讨论或回忆逝去的1980年代或1990年代，让我觉得，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被“做过”了，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在又充满了幻灭，往前看去似乎又没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

因此我其实并不同意你所写的，说我们是“六八年代”的“后裔”，所以特别叛逆或“清狂”、放荡。我觉得你不了解我们，MM。你知道吗，我们其实很少冲撞体制，搞什么叛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设法去改变一些成规，而是，该有的规范我们就让它留在那儿，该打破的才去打破。而且，有什么大事能让我们去碰触，什么重要的议题让我们去反叛呢？我们能作决定的都只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你说“清狂”，我是挺“懒惰”的没错，但我很多同学可“勤奋向上”得很喔。很多人早就计划得好好的明年夏天毕业了之后要干什么，很多人已经准备是要读到博士了。老师们也越来越紧张，给我们极大的压力。从现在到明年毕业前，我们会每个礼拜都有考试。德国失业率如此之高，年轻人其实有点战战兢兢，几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他们几乎太知道，没有好的教育就得不到好的工作机会，人生毕竟不是一场没完没了的party。

而我，有多爱玩呢？即使是旅行，够了也就够了。新鲜的地方、新奇的经验，也会让人疲倦。这时你就只想蜷在自己房间里安安静静地看一张盘片或者和一两个好朋友坐下来喝杯饮料、聊聊天。MM，我不是个兽性发达的叛逆少年，所以请不要下断语“判”我。

问我，了解我，但是不要“判”我。真的。

安德烈

我想狂奔一番，在学校里。我想嘶吼一番，用我的肺。我刚发现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John　Mayer《没这回事》青年日记

第七章　有没有时间革命？

安德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你想法穿越。

这歌词，很触动MM。在一个18岁的人的眼中，世界是这样的吗？

带着困惑，我把自己18岁的日记从箱子里翻了出来。34年来，第一次翻开它，陈旧的塑料皮，暗绿色的，上面刻着《青年日记》四个字。纸，黄黄的，有点脆。

蓝墨水的字迹，依然清晰，只是看起来有点陌生。1970年，穿着白衣黑裙读女校的MM正在日日夜夜地读书，准备夏天的大学联考。

今天发了数学考卷。我考了46分。

明天要复习考，我会交几张白卷？说不出是后悔还是什么，或者我其实根本无所谓？大学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世界，要我们为它这样盲目地付出一切？

我能感觉苦闷，表示我还活着，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找不到自己？原来这就叫“迷失”？

我想要嚎啕大哭，但我没有眼泪。我想要逃走，但我没有脚。我想要狂吼，但我没有声音。

日子，我好像死在你阴冷的影子里。

生存的意义是什么？生存的游戏规则是谁在定？

我能不能“叛变”？

这一页纸上好几行字被水渍晕染了，显然是在泪眼模糊之下写的。与这一页并排摊开的是日记本的彩色夹页，印着一篇励志的文章，“笃守信义”。前半段讲孔子的“民无信不立”——治理一个国家，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军事，再不得已时可以放弃经济，但是人民的信任不能缺少。下半段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实可视为中国儒家哲学的宣言书，而亦表示吾民族力争上游、崇高的理想……国父提倡大亚细亚主义，和那些霸道的什么斯拉夫、大日耳曼及其他什么主义绝然相反，完全是道义之交，而不是横暴阴谋和武力侵略……

我在想，那个时候的成人世界，有多少人“问”我、“了解”我，而不“判”我？那个时候的世界，有多少“真实”让我看见，有多少“谎言”我必须“穿越”？

恐怕每一代的年轻人都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要复杂、要深刻得多。我不会“判”你，安德烈，我在学习“问”你，“了解”你。成年人锁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又掌握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所以他太容易自以为是了。“问”和“了解”都需要全新的学习，你也要对MM有点儿耐心。鼓励鼓励我吧。

今天菲利普放学回来，气鼓鼓的。早上他带着iPod到学校去，坐在教室外头用耳机听音乐，等候第一堂课的铃响。一个老师刚好经过，就把他的iPod给没收了。东西交到级主任那里，说要扣留两个礼拜。

他忿忿地说：“八点不到，根本还没上课，老师都还没来，为什么不可以听？”

“先不要生气，”我说，“你先弄清楚，学校的规定白纸黑字是怎么写的？它是说，‘上课’时不许，那么你有道理；但是如果规定写的是‘在学校范围内不许携带’，那你就错了，不是吗？”

他马上翻出了校规，果然，条文写的是“不许在学校范围内”。好了，没戏唱了。

他服气了，顿了一会儿，又说，“可是这样的规定没道理。”

“可能没道理，”我说，“校规合不合理也是可以辩论的。问题在于，你想不想为这一件事花时间去辩论？”

他摇摇头。小鬼已经知道，搞“革命”是要花时间的。他踢足球的时间都不够。

“可是，”他想着想着，又说，“哪一条条文给他权力把我的东西扣留两周？有白纸黑字吗？而且常常有学生听，也没见老师‘取缔’啊。”

没错啊，有了法律之后，还得有“施行细则”或者“奖惩办法”，才能执行。校规本子里却没有这些细则，执行起来就因人而异，他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而且，这个级主任很有威权性格，”他说，“他的口头禅就是，凡是我说的你们就照着做，别跟我问理由。我觉得他很霸道。MM，你觉得做老师的应该用这样的逻辑跟学生沟通吗？”

“不该。这种思维的老师值得被挑战。”我说。

“你知道，MM，我不是为了那个随身听，而是因为觉得他没有道理。”

“那——”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他理论呢？”

他思索片刻，说：“让我想想。这个人很固执。”

“他会因为学生和他有矛盾而给坏的分数吗？”

“那倒不会。一般德国老师不太会这样，他们知道打分不可以受偏见影响。”

“你不会因为怕他而不去讨道理吧？”

“不会。”

☆‘文~☆；

☆‘人~☆；

☆‘书~☆；

☆‘屋~☆；

☆‘小~☆；

☆‘说~☆；

☆‘下~☆；

☆‘载~☆；

☆‘网~☆；

“那——你希望我去和他沟通吗？”

“那对他不太公平吧。不要，我自己会处理。”

安德烈，你怎么处理冲突？对于自己不能苟同的人，当他偏偏是掌握你成绩的老师时，你怎么面对？从你上小学起，我就一路思考过这个难题：我希望我的孩子敢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去挑战权威，但是有些权威可能倒过来伤害你，所以我应该怎么教我的孩子对“威武不能屈”而同时又懂得保护自己不受伤害？这可能吗？

我是这么告诉15岁的菲利普的：你将来会碰到很多你不欣赏、不赞成的人，而且必须与他们共事。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属，这人可能是你的市长或国家领导。你必须每一次都作出决定：是与他决裂、抗争，还是妥协、接受。抗争，值不值得？妥协，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现实之间，很困难地找出一条路来。

你呢，安德烈？你小时候，球踢到人家院子里都不太敢去要回来，现在的你，会怎么跟菲利普说？

MM

又：我去征求菲利普的同意写这个故事，他竟然很正经地说他要抽稿费的百分之五。这家伙，很“资本主义”了。

第八章　我是个百分之百的混蛋

MM：

我在前封信里说，我觉得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好像没什么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场电影，想法有点改变。

这个德国片子叫做《好日子过去了》。三个年轻人，觉得社会很不公平，想继续上世纪70年代德国左派“赤军连”的革命精神，只不过，“赤军连”用暴力试图去实现他们的理想，这三个人则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们闯进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东西也不破坏，只是把豪宅里的家具全部换位，然后留下一张纸条：“好日子过去了！”他们“恐吓”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钱也帮不了你们，我们进来了。

三个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车曾经撞到一个富人的奔驰车，所以欠了一笔修车赔款。有一天夜里，发现他们所闯入的豪宅正巧是这名奔驰车主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