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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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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含而不露。诚如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三月答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关于“毛主席在‘一大’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所说的：
“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办事员时，就与我认识了，我当时觉得他对报纸很重视，无论什么报纸他都看，不管是反动的或进步的报纸。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句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系，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二一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毛泽东与马林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但是，没多久，毛泽东便给马林留下了印象，诚如马林一九三五年与美国教授伊罗生谈话时，回忆当初道：
“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二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这个“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
马林与毛泽东在一九二三年夏有过直接交谈。正因为这样，迄今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还存有一份当时的记录——《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赞同、支持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这样，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上，当选为五位中央局成员之一，并兼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回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担任显要职务。
紧接着，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还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毛泽东重视农民运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一九二七年是一场严格的考试。陈独秀在这场考试中“不及格”，从此失去了他在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却在这场考试中获优，他领导了湖南农民的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直至他病逝，达四十一年之久。
毛泽东是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而中国共产党中央负总责的是张闻天。严格来说，当时毛泽东尚未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号人物。在此后不久，在长征行军途中，组成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地位，在组织上得以确立，那是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会议通过《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设立中央政治局主席一职。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另外又决定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亦设一主席。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这样，毛泽东身兼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两职，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
自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七大”起，中国共产党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一职。毛泽东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一直任职至他去世。
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一九五四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宪法规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一九五九年，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希望集中精力考虑重大问题，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任主席。
此后，毛泽东的职务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国共产党中央军委主席。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第一位成熟的领袖。当年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十五位出席“一大”的人中，毛泽东对于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即便是他的政敌，也无法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二十世纪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中国共产党战胜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接着，他又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是一位久经风霜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深谙韬略的军事家——虽然他没有军衔，但是他实际上堪称大元帅。他不愿意像斯大林那样给自己授大元帅之衔。
毛泽东是一位深邃的思想家，一位勤于笔耕的著作巨匠。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被视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就他的思想影响而言，远远超出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超出了二十世纪。
他也有明显的失误。如同邓小平所说：“总起来说，一九五七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二九四至二九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毛泽东晚年的严重失误，便在于发动了“文革”。
邓小平说了一句非常生动的话：“毛泽东同志的错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二九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四年版。
关于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作出了对他的一生的评价：
“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第八部分：锤炼陈望道脱党又重新入党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上海高干医院——华东医院里，正在供应晚餐。晚餐是可口的馄饨。一位八十七岁高龄的瘦弱病人才吃了一个馄饨，便吐了出来。他摇摇头，轻声对守在床前的曾是他的研究生的陈光磊说道：“我吃不下。”
他躺了下来。护士走进来收拾碗盘。当护士离去时，他忽地伸出手来轻轻挥动，仿佛向她致谢、告别——这是他入院后从未有过的动作。
就从这个晚上开始，他的病情恶化了，再也说不出话来。医院的大夫、护士日夜轮流看护着他……
他便是当年《共产党宣言》第一本中译本的译者陈望道，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陈望道曾与陈独秀有过密切的合作。陈独秀一九二○年底去广州时，委托陈望道主持上海《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然而，没多久，陈望道与陈独秀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其中的缘由，如同邓明以的《陈望道》
《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二十五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一文所写的那样：
“正当陈望道等积极参与筹备召开党的‘一大’之时，为审批组织活动经费一事，陈独秀和李汉俊发生了争执。据李达回忆说：‘李汉俊写信给陈独秀，要他嘱咐新青年书社垫点经费出来，他复信没有答应，因此李汉俊和陈独秀闹起意见来。’不料这一争执竟牵连到陈望道身上。陈独秀曾蛮横地到处散发书信，诬称李汉俊和陈望道要夺他的权。如尚在日本留学的施存统，在接到陈独秀的信后，信以为真，竟然为此感到疾首痛心。于是便给李汉俊写了一封措辞十分激烈的谴责信，把李、陈二人大骂了一通。陈望道见到施的这封来信顿时火冒千丈，认为‘陈独秀此举实在太卑鄙了’（引者注：陈望道一九五一年写的思想小结）。于是他坚持要求陈独秀对事实予以澄清，并向他公开道歉。但陈独秀不肯这样做。陈望道一气之下，就表示今后不愿再接受陈独秀家长式的统治，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并因此而未去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一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担任第一任书记（又称委员长）。
但是，陈望道仍不满于陈独秀家长式作风，再度要求退出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曾派茅盾劝说当时要求退党的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三人。
茅盾回忆道：
“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望道、邵力子解释，请他们不要出党。结果，邵力子同意，陈望道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然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在党内更方便。’”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二四○至二四一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从此，陈望道脱离了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投身于教育事业、文化事业和学术研究。他担任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文系主任。一九二七年后，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他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与鲁迅有着密切交往。一九三四年九月他在鲁迅支持下，创办进步刊物《太白》。他从事修辞学研究，于一九三二年出版了开山之作《修辞学发凡》。
解放后，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于各种社会活动之中。
他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一九六○年冬起，他担任修订《辞海》的总主编。
陈望道毕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总希望有朝一日回到中国共产党。特别是一九五六年元旦，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他这位老朋友，谈起往事，更使他强烈地希望重返中国共产党。
陈望道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透露了自己的要求。
陈望道的身份、资历非同一般中国共产党党员。他要求重新入党，不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所能决定的。
中国复旦大学党委逐级向上请示，最后把报告送到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那里。
毛泽东主席了解陈望道的历史和为人。他说：“陈望道什么时候想回到党内，就什么时候回来。不必写自传，不必讨论。可以不公开身份。”（这是毛泽东原话的大意。据陈光磊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与笔者谈话时，回忆陈望道生前曾告诉他毛泽东的这一段话。）
就这样，陈望道于一九五七年六月，由中国共产党中央直接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陈望道重新入党之后，没有公开中国共产党党员身份，仍以非中国共产党人士的面目参与社会活动。直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十大”代表出席会议，他的名字出现于代表名单之中，人们才惊讶地得知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文革”之初，陈望道在复旦大学曾遭到大字报的猛烈攻击，说他“执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等。北京大学校长陆平蒙尘，他作为复旦大学校长亦受重炮猛轰。
陈望道的体质颇好。他自幼练过武功，据云，徒手可对付三四个未曾学过武术的人，有一根棍子则可对付十来个人。陈光磊是他在解放后招收的第一个研究生。据陈光磊回忆，陈望道曾叮嘱过他：“我睡着时，有急事，你只可喊我，不可用手拉我。”原来，他睡觉时，总是双手握拳于胸前，谁拉他一下，他会“条件反射”，那拳头就会在睡梦中“出击”！
往常，他若不慎跌跤，用一只手轻轻一撑，便会一跃站正，然而，一九六八年，有一天参加“抗大清队学习班”（“抗大清队学习班”，指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那种精神、作风去“清理阶级队伍”），他在复旦大学教学楼前滑倒而起不来，便叹道：“功散了，体力大不如前了！”
“文革”的冲击，加上夫人蔡葵在一九六四年患脑瘤故世，这两桩事使陈望道老态骤增，头发稀疏，精神大不如前。所幸中国共产党中央通知上海要保护陈望道，这才使他免受那些批斗。他在极度的孤寂之中，仍坚持研究修辞学。他的卧室里堆满了书。他日坐书城，埋头学问。儿子陈振新和儿媳朱良玉照料着他的生活。
他家在二楼。楼下便是语言研究室。他的学生们，也细心照看着他。
陈望道年轻时，性格异常急躁，雅号“红头火柴”。历经磨难，他变成了“黑头火柴”，变得“安全”起来。人们尊称他为“陈望老”，雅号“城隍佬”。
老人怕跌。自从他“功散了”之后，他在家中又跌了一次。晚年，他不得不三天两头住进医院。但是，他的头脑仍很清楚，思维很有条理，仍能清楚地与人谈话。
自从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日晚病危之后，他变得气短、气急，不能言语。经过医生抢救，呼吸一度恢复正常，双眼能够睁开，见到前来看望的熟人尚能颔首致意。
毕竟已是八十七岁高龄。正常的呼吸维持不了多久，又转急了。
医生们全力抢救，给他进行人工呼吸。
抢救进行了一个多星期。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凌晨四时，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为陈望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他的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
他去世之后，他的遗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分四卷出版——《陈望道文集》。其中第四卷为译著及有关翻译的文章。他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收入了第四卷。
第八部分：锤炼“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1
一九五七年七月一日出版的《新观察》杂志，刊载了署名“栖梧老人”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的见闻》一文，马上引起了海外的注意。
这篇文章以当事者亲历的笔调，记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显然，作者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外国的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们当即把此文看作是研究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重要新文献。他们在写作论文时，引述了这篇文献，并注意到以“栖梧老人”名义发表的其他著作。
道夫·宾在他的《对〈有关斯内夫利特战略的中文资料〉一文的答复》《中国季刊》第五十六期。中指出：
“让我们首先来谈这个栖梧老人。一九五七年他写了四篇文章和一本书，从互相参照这些材料的内容来看，作者无疑就是包惠僧。周策纵教授和W郭两人都证明了这一点。”
这三位海外研究中国共产党党史的专家的分析、判断，完全正确：“栖梧老人”，正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包惠僧。
包惠僧不用真名而以笔名“栖梧老人”发表回忆文章，是因为他大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之感。
他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从澳门回到北京的。如他所言，最初，“我除了学习以外，甚么事也不敢做。谢觉哉部长常鼓励我写点‘社会观感’、‘人口问题’之类的文章，其他领导同志也鼓励我写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我都不敢写。……”
包惠僧，新闻记者出身，写文章原是看家本领。他如此“不敢写”，是有着他的重重顾虑……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的最初几年，他的表现是不错的。他先是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周刊》。自一九二二年起，他历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兼支部主任、中国共产党北京区委员会委员兼秘书、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员会委员长。
一九二四年，他奉中国共产党之命加入国民党，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与校长蒋介石共事。
此后，历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黄博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一九二七年一月，出任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包惠僧脱离了中国共产党。他在《包惠僧回忆录》中，是这样自述脱党的经过的（写于一九六六年四月十一日）：
“我约在（一九二七年）七月二十日前后，奉共产党中央军委周恩来同志之命，到南昌待命，并准备接江西省军委工作。我先到南昌，周恩来同志后到，他告诉我：‘不必在江西作长久之打算，要随军南征。’派我任《前敌日报》主编。《前敌日报》没来得及成立，南昌宣布起义。事有凑巧，我又病了，周恩来同志叫我在南昌暂时潜伏，如赶不上队伍，即到武昌去找组织。他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在南昌一个表亲家里住了一个多月，才化装逃出南昌，到九江搭船回了我的故乡黄冈。当时白色恐怖遍地皆是，在乡下也住不下去，遂到武昌，也没有找到组织。武汉也呆不下去，即带着妻子逃到江苏高邮（妻家）暂行避难。在高邮住了两个多月，风声不好，才逃往上海。我会见了李达（他此时已脱党多年）、施存统、马哲民等。上海的情况很混乱，我遂和这些人一起走了失败主义的道路，消极脱党。”
自从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包惠僧先是在上海卖文为生，办《现代中国》杂志，混了三年半。
一九三一年，借助于他与蒋介石在黄埔军校有过共事关系，当上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任命包惠僧为军委秘书，兼任中央军校政治教官。
一九三六年，包惠僧由武官转为文官，任内政部参事。他在陈独秀临死前，去江津看望他，那时他在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做事。一九四四年起，任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一九四七年改任内政部人口局局长。
一九四八年，蒋介石政府风雨飘摇，从南京撤往广州，包惠僧申请遣散，带着家眷到了澳门。
包惠僧面临着抉择：去台湾？去北平？还是留在澳门？
他终于下了决心，回到当年的中国共产党朋友中去。
第八部分：锤炼“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2
他给北平打了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
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
“约一个星期，接到中国共产党复电，叫我回来。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回到北京。回北京第二天，董老（引者注：即董必武）请我吃饭。他对我说：‘你回来是党中央作出的决定。’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周总理请我到中南海吃饭。他同我见面之后，对我还是以老朋友相待，我们作了长谈。周总理给我的礼遇和温暖，我几乎感激得流出泪来。一九五○年，我在革大（引者注：即“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简称，当时设在北京颐和园附近）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十二月初毕业后即分配到内务部研究室任研究员。”
据包惠僧夫人谢缙云回忆（笔者在一九九○年六月二十二日访问了谢缙云），包惠僧在一九四九年住在澳门柯高马路八十八号楼上。他在九月上旬，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人民政府周总理恩来兄鉴：兄等以廿馀年之艰苦奋斗得有今日，良堪佩慰，尚望以胜利争取和平，以和平与民更始，吊民伐罪，天下归仁也。南天引颈，曷胜钦迟，一有便船，当来晤教。弟包惠僧叩。”
抵京后，董必武见了包惠僧，埋怨他道：“你那时做了国民党的官，就不要共产党的朋友了？！”
据云，那是包惠僧胆小，做了国民党的官，生怕特务耳目众多，不敢再与共产党老朋友来往，故董必武出此言。
不过，周恩来在重庆，曾去国民党政府的内务部，会见部长张厉生。那天，周恩来走出张厉生的办公室，见到包惠僧，向他表示过欢迎他归来之意。所以，后来他到了澳门，终于下定了决心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回到北京，周恩来见到包惠僧，作了长谈后说道：“你过去不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你对党要有个交代。”
这样，周恩来安排包惠僧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
在“革大”，包惠僧开始清理自己的思想，改造自己的思想。他在学习中十分积极。有一回，学生们去种树，他这个“老学生”也参加了。在劳动中他晕倒，被抬到校医务室检查，查出心脏病，医生劝他回家休息。包惠僧说：“我回家，就不能完成周总理交给我的学习任务。”他在学校宿舍里养病、学习，一直坚持到毕业。
笔者见到了包惠僧的毕业证书：
毕业证书研字第〇〇四二号
学生包惠僧现年五十七岁，系湖北省黄冈县人。在本校政治研究院第二期第四班修业期满，准予毕业。此证。
校长刘澜涛
教育长侯维煜
一九五○年十二月
谢缙云还拿出另两份证书给笔者看。
其一：
“一九五二年八月二十日内务部第二十二次会议任命包惠僧为本部参事。谢觉哉部长”
就这样，包惠僧从国民党政府内务部局长，经过思想改造，转为共产党政府内务部参事。
其二：
“任命包惠僧为国务院参事。总理周恩来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在成为国务院参事之后，包惠僧的心境好了些，从“不敢写”到开始写回忆文章。他的笔名“栖梧老人”，出现在《新观察》上。
笔者问谢缙云，“栖梧”两字的含义是什么？她答道：“包先生从澳门回到祖国大陆，觉得新中国如同一棵茂盛的梧桐，而他只是飞来栖息其间的一只小鸟。这笔名也反映出他的自卑心理。”
笔者又问及“惠僧”两字的来历，谢缙云说出了鲜为人知的原因：“他本叫包悔生。跟董必武初识之后，董必武给他写信，写成了‘包惠僧’。后来，他干脆就改用‘包惠僧’——以至现在流传于世的名字，就叫‘包惠僧’。”
一九五七年，包惠僧曾在国务院党外人士鸣放座谈会上，说过一些话。反右派之后，他沉默了一段时间。
他晚年的主要贡献，是为后人写下了近百万字的回忆录。他当过记者，又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一大”，而且参与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七月前的一些重要活动，因此他的回忆录富有史料价值。尤其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他和张国焘两人是留下回忆文字最多的。虽然因事隔多年，包惠僧的回忆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而且又明显地回避了某些问题，但他毕竟还是尽力做好这项工作——这是毛泽东关照中宣部让他做的工作。
在“文革”中，包惠僧受到了冲击。国务院参事室人员复杂，各种来历者都有，有人贴了他的大字报。一个拄拐杖的参事，甚至用拐杖打了包惠僧的右腿。他病倒了，躺在家中。
扫“四旧”的风声正紧。在极度的痛苦之中，包惠僧生怕惹事生非，叫子女把陈独秀写给他的一百多封信，付之一炬！他原本是非常珍惜这些信件的，曾一一裱糊，装订成册，封面上题《陈仲甫先生遗墨》，还特地写了前言，以作永久保存。这些信化成了灰烬，再也无法重新得到了……
他在病中熬过了那苦难的十年，心脏病不时发作。
一九七一年，大夫发现他的肚脐附近有个瘤，诊断为“腹主动脉瘤”。虽然大夫建议做切除手术，但他和家属考虑到他年事已高，身体衰弱，未动手术。
一九七九年七月二日，八十五岁的包惠僧早上起床后说腰痛，叫家属到北大医院去拿了点药。下午，他在家看文件。那时，全国政协开会，发了许多文件。
吃过晚饭后，他看电视。那天播映的是电视剧《伽利略传》。他觉得很枯燥，看不下去。于是，邀老邻居三人，在客厅打扑克。打到九点多，他忽然把扑克牌一甩，说腹部不舒服。他朝卧室走去，往床上一倒，就再也没有起来。
他脸色煞白。那是因为腹主动脉瘤破裂，大量失血。
家属一连打了八次电话，大夫终于赶来。做工人呼吸，无效。夜十时四十分，包惠僧离世。
在他去世之后，他所留下的大量回忆录手稿，由人民出版社编辑、整理，夫人谢缙云协助，于一九八三年出版，全书三十二万字。书前所载他的照片，双眉紧锁，据他的女婿说，是在家门口为他拍的。
第八部分：锤炼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在毛泽东病逝之际，从加拿大多伦多的老人病院里，发出一声长叹：“我们都年华消逝！”
这位老人中风在床，已是风中残烛，自知剩下的时光不多。他说：“我像毛泽东一样，是个总归要死的人，而死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
此人便是张国焘，比毛泽东小四岁。
张国焘晚景凄凉。一九六八年，他和妻子杨子烈双双住进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仰仗一点微薄的养老金打发残年……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会议上，二十四岁的北大哲学系学生张国焘非常活跃，当上了大会主席，当上了第一届组织主任。
会后，张国焘担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一九二二年七月，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部长。
此后，张国焘极其激烈地反对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在中国共产党“三大”会议上，虽然他出席了，但是落选了——他被拥护马林战略的毛泽东所代替。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局秘书，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长。另外，张国焘在党内组织小集团，也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尖锐批评。
他意识到再坚持反对意见，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于是，他也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国民党“一大”上，他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四个月后——五月二十一日凌晨，正在北京的张国焘，落进了北洋军阀的京师警察厅手中。据当时的《北洋政府京师警察厅呈报拘捕张国焘文》《历史档案》一九八二年第一期。所载：
“在腊库十六号杏坛学社内，查获张国焘同一女子杨子烈奸宿，当场搜出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会决议宣言书，并信函多件。”
一个星期后——五月二十八日，上海《申报》披露了张国焘受到严刑拷打的消息：
“张等被捕后，即拘于鹞儿胡同侦缉队中，现据侦缉队中传出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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