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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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六年七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十五周年。作为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他写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发表在一九三六年《共产国际》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上。此文是关于中国共产党“一大”的早期不可多得的文献之一。
　　一九三九年五月，他奉调回国，在新疆工作。
　　他，竟在墨染的夜里，如此悲惨而又壮烈地死于那勒紧的绳套……
　　他的挚友董必武闻凶讯，泪如雨下。
　　董必武写下悼诗：
　　战友音容永世违，
　　平生业绩有光辉。
　　如闻声欬精神振，
　　展诵遗篇识所归。
　　陈潭秋早年与同乡林氏结婚，感情甚为融洽。不幸林氏病故。陈潭秋悲恸不已，曾发誓不再另娶。
　　后来，在一九二五年，他与湖北女师学生徐全植结婚，生一女两子。
　　徐全植牺牲后，他与王韵雪结婚。在新疆，王韵雪亦被捕，幸免于难，迄今仍健在。
　　就在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之际，那位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柯尔斯基在苏联死于冤案——被诬陷为托派。这已在前面写及尼柯尔斯基时提到。
　　第八部分：锤炼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凌晨三时，在一片黧黑之中，一架MC型中华航空公司的飞机，突然转动了螺旋桨，飞离了南京。
　　这时的南京，正处于“真空”时期——日本天皇已于八月十五日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而国民党蒋介石军队尚未到达南京，只是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告将于二十六日飞抵南京。
　　就在何应钦到达的前夜，这架飞机急急地在人们熟睡的时刻起飞，朝东飞行。
　　机舱里空荡荡的，竟然只有一把座椅供一位“大人物”坐着，其余七名乘客都席地而坐。这架飞机在起飞前拆除座椅，扔了出去，为的是减轻载重量，节省燃油——因为飞机要飞越东海，直飞日本京都！
　　直到中午十一时，飞机才飞到日本上空。只是燃油所剩无几，不得不紧急降落于日本山阴县米子机场。
　　几天之后，日本京都右京区花园町柴山别墅住进“东山商店”一行七人，为首的一位叫“东山公子”，他的妻子叫“东山文子”。
　　过了些日子，他们隐匿于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以为能够栖身。只是他们神情沮丧，心乱如麻。
　　在日本，他们度过了将近五十天如坐针毡的日子，终于在十月三日在中国武装军警看押下，用一架中国运输机载回南京。唯有那位“东山文子”仍留在日本。
　　那位“东山公子”，便是汉奸巨头陈公博。他逃离南京时，由日本小川哲雄中尉陪同，带着“东山文子”——李励庄以及五名亲信，飞往日本。原想逃脱历史的惩罚，苟延残喘，但他已成过街老鼠，无处可藏。……
　　陈公博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回到广州。一九二二年六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陈公博还写文章“拥陈反孙”，受到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批评。此后不久，他便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九二四年，他完成了那篇硕士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
　　虽然那时他早已脱离中国共产党，并对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提出种种质疑，不过，他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倒是写下了一段颇有见地的关于中国未来前途的话：
　　“一句话，远东古老的土地上现在充满了激进主义。如果在中国的压迫不停止，那么大概在不久的将来，一个中国的新制度就要麻烦历史学家在世界历史上增加一页，来叙述苏维埃主义的进一步的胜利。”
　　他参与过建立中国共产党，他又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因此他能说出这样预见中国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话。
　　然而，恰恰又因为他背离中国共产党、背离马克思学说，因此他自己后来所走过的人生之路，正是逆着他自己所说过的历史发展趋势而行。
　　他从美国回国之后，加入了国民党，担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党部书记长、北伐军总司令部政务局长。
　　一九二七年之后，他紧紧追随汪精卫。当汪精卫在一九三二年出任南京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他出任实业部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陈公博担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叛国投敌，陈公博与他狼狈为奸，担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一九四○年，汪伪国民政府成立，陈公博担任立法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上海市市长。
　　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逝。离世前，他指定陈公博为继承人。这样，陈公博便成为伪国民政府代理主席，成为汪精卫死后的头号汉奸。
　　正因为这样，他在面临覆灭之际，还绞尽心机，逃往日本，企图改名换姓，藏匿异国。
　　然而，他终于还是被押回来了。
　　在苏州狱中，陈公博力图为自己汉奸罪行辩解，写下洋洋六万余言、四十七页的自白书。
　　一九四六年四月五日下午，陈公博在苏州受到公审。据金志翊、唐戍中、徐立平、夏其言当时写的《法庭听审记详》描述：
　　“二时正，公案上已放好尺许高的卷宗，红封面，用粉红色的包袱束着，颇引人注目。二时二十三分，旁听席上起了一阵骚动，陈逆已经从候审室传到庭上来，他身穿夹长袍，白色西装裤，黑皮鞋，从他身上简直找不出曾显赫一时的痕迹，脸部有几条深痕，痕缝里有汗珠挤出，大家注视他的脸部，他的目光就茫然地避开，当他走近被告席附近时，先是背手而立，继又把双手放到胸前，侷促之状毕露。有时，还用手去抚摸放在‘自白书’上的一只美国式毡帽。……”
　　首席法官韩焘宣读起诉书，列举陈公博十大罪状，即缔结密约，辱国丧权；搜索物资，供给敌人；发行伪币，扰乱金融；认贼作父，宣言参战；抽集壮丁，为敌服役；公卖鸦片，毒化人民；改编教材，实施奴才教育；托词清乡，残害志士；官吏贪污，政以贿成；收编伪军，祸国殃民。
　　经过公审，四月十二日，江苏高等法院宣判陈公博死刑，剥夺公民权终身。
　　已从日本回来的陈公博之妻李励庄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复判状》。
　　五月十四日，最高法院驳回李励庄上诉。
　　六月三日上午，在苏州狮子口江苏第三监狱对陈公博执行枪决。
　　陈公博在行刑前，执笔写信给蒋介石，信中居然如此写道：
　　“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
　　由此可见，这位大汉奸跟蒋介石在反共方面是完全一致的。
　　信未写完，他掷笔不写了。
　　他对法警叮嘱道：“请多帮忙，为我做得干净些。”
　　枪声响了。陈公博结束了他那五十五个春秋的生涯。
　　第八部分：锤炼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如果说，陈公博是汪精卫的左膀，周佛海则就是汪精卫的右臂。周佛海走过了与陈公博相似的道路，即共产党→国民党→大汉奸。
　　周佛海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仍羁留在上海。热恋中的他，与杨淑慧定于当年阴历八月十六日订婚。
　　不料，订婚前夕，上海《时事新报》捅出消息，说“周某人行为不检，家有发妻，此次又次骗娶某女学生”。看了报纸，杨淑慧的父亲不胜震怒，把杨淑慧关在家中，不许她再与周佛海见面。
　　杨淑慧从窗口跳出，逃至渔阳里二号，找到寄居在那里的周佛海。于是，周佛海带着杨淑慧私奔日本，在鹿儿岛同居，生下儿子周幼海。
　　周佛海一回到日本，由于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立即受到日本警方的注意，如他自己所述：
　　“回到鹿儿岛之后，便被刑事尾行了。我的担任教师，也向我警告了，于是我便规规矩矩做了一个很纯良的学生。当时中国的同学，并不知道我在上海和长江一带活跃的情形。因为我对他们是保守秘密的。但是刑事都知道了。……”《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一九二四年五月，周佛海受戴季陶之邀，从日本来到广州，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同时又兼任广东大学教授。当年，戴季陶与周佛海一起进出渔阳里，高谈阔论共产主义，如今也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周佛海看准了国民党，以为在国民党里仕途通达，远远胜过共产党。
　　这样，一九二四年九月，周佛海提出脱离中国共产党。当时中国共产党广州区执委的负责人周恩来亲自劝说周佛海，亦无效果。周佛海写下一信，声言脱离中国共产党。这样，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脱党要求。
　　周佛海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迅速转向反共。他追随戴季陶，从一九二五年下半年开始，发表一系列反共文章，公开表明他与中国共产党决裂。
　　借助于戴季陶的力荐，周佛海得到蒋介石的垂青，于是在宦途上青云直上。一九二七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一九三一年，当选为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此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
　　在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后，周佛海又日渐与汪精卫接近。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周佛海随同汪精卫一起叛离重庆。翌年五月，他随汪精卫、梅思平前往日本同平沼内阁会谈。回来后，他出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一九四○年三月，当汪伪国民政府成立后，周佛海历任财政部长兼警政部长、中央税警总团总团长、清乡委员会副委员长、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副委员长。在汪精卫死后，周佛海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上海特别市市长。
　　一九四○年，周佛海在向上海中央税警学校的青年们演说时，曾“现身说法”，谈及自己怎样加入中国共产党、怎样成为中共“一大”代表以及如今的“追悔”之情。他说：
　　“我因为和毛泽东同乡，所以二人同住在一个私立女学校的楼上。一连开了六天会，最后一天，为法国巡捕所包围，几乎全部都被捉去。第二天，我们便都到嘉兴，雇了一只船，开到南湖中间，开最后一次会。结果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我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在陈独秀没有回上海之前，我便代理委员长。中国共产党，便这样的在一只小船中，正式成立了。现在回顾起来，真和做梦一样。当时万万想不到我们几个年青的学生，会闹出这样的大乱。二十年来，流了多少血，死了多少人，烧了多少乡村，破坏多少城市，损伤国家多少元气，都是我们几个青年学生，种下的祸根。我现在想起来，真对不住国家，对不住人民。国家弄到现在这样危险恶劣的情形，我们不能单责军阀和官僚，当时在嘉兴南湖的小船中的几个青年，也要负很大的责任的。……”《周佛海先生言论集》，上海中央税警学校一九四一年六月版。
　　周佛海这番“自责”之言，充分表现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高超“演技”：从中国共产党发起人转为反共猛士。
　　周佛海此人，精于政治投机。一九四四年，眼看着日本大势已去，汪伪政权危在旦夕，他暗中又与蒋介石眉来眼去，表示愿为重庆方面“效劳”。
　　正因为这样，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在南京汪伪国民政府宣布解散的当天晚上，周佛海挂出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的牌子，声言效忠蒋介石，气得他的“老朋友”陈公博骂他“卖友求荣”！
　　八月二十日，周佛海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司令。周佛海兴高采烈，一下子从大汉奸摇身一变，变成国民党大员。
　　不过，周佛海自以为得计，高兴得太早。他毕竟早已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怎能如此遮掩而过？才当了一个月的“总队司令”，在强烈的舆论谴责下，不得不由戴笠出面，把他暂且软禁于重庆。后又移交南京监狱。
　　在陈公博被枪决之后，周佛海也被推上历史审判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七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请律师辩护，声称他当年曾为重庆方面做了大量“地下工作”。
　　如此这般，一幕闹剧演至翌年三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布《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认为周佛海确实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周佛海终于保住了脑袋。
　　不过，才略微喘了一口气，周佛海心脏病却日益严重。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他病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五十一岁。
　　第八部分：锤炼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维经斯基和马林交替着在中国工作：
　　维经斯基先来中国，帮助各地建立共产主义小组。他回苏俄了。马林前来中国，帮助中国共产党召开“一大”。
　　当中国共产党“二大”召开时，马林和维经斯基都在莫斯科。
　　马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三大”，然后于一九二三年十月离华赴苏。
　　维经斯基奉共产国际之命来华，接替马林，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四大”和“五大”。
　　维经斯基穿梭一般，往来于中苏之间：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离开莫斯科，来到北京、上海，十二月又返回莫斯科。
　　一九二四年四月来华，一九二五年三月返苏。
　　一九二五年五月来华，一九二六年一月返苏。
　　一九二六年六月来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返苏。
　　一九二七年初来华，一九二七年六月返苏。
　　维经斯基先后六次来华，沟通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他比马林在华的工作时间更长，是共产国际内的“中国通”。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壮大，维经斯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维经斯基态度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跟他的合作关系是比较好的。
　　他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苏俄、在中国发表。他是架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一座桥梁。
　　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维经斯基被共产国际看成在工作中犯了重大错误，调离了中国。
　　回国后，维经斯基不再在共产国际工作。他担任了全俄农业合作社园艺中心副主席。
　　此后，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四年，维经斯基担任过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
　　在一九三五年，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了共产国际“五大”。
　　也就在这一年，他被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成为教授。
　　从此，维经斯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
　　不过，他仍时时关心着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写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
　　一九四七年，苏联莫斯科东方出版社出版了维经斯基所著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的讲演（一九一八年——一九二四年）》一书。
　　一九五○年，莫斯科真理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斗争中的中国共产党》一书。
　　一九五三年，在《莫斯科东方科学研究所文集》第七期发表了他的《论东方国家的人民民主制度》一文。
　　也就在这一年，维经斯基病逝于莫斯科，终年六十岁。在马林、尼柯尔斯基和他三人之中，唯有他属“正常死亡”，寿终正寝。
　　第八部分：锤炼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没有一名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死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一九六六年八月，火炉般的武汉，一位名叫“李三”的老人在遭到十几万人大会的“声讨”、“批斗”之后，血压降到90/50毫米汞柱，高烧持续不退，大小便失禁，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四日走到人生的终点，终年七十六岁。
　　“李三”是在他病危时不得不被送进医院用的化名，意即“李达三家村”！
　　那时，自从姚文元挖出个北京的“三家村黑店”——邓拓、吴晗、廖沫沙之后，全国各地纷纷挖“三家村”。在武汉大学，挖出了由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党委书记朱劭天、副校长何定华组成的“三家村黑帮”，又称“李达三家村”。李达被称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李达是建党元老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便是由李达和李汉俊这“二李”负责筹备召开的，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宣传主任。中国共产党“二大”是在他家中召开的……
　　李达在中国共产党“二大”上，便声言不再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主任。他与陈独秀不和。然而，他与毛泽东甚为默契。中国共产党“二大”前夕，他应毛泽东之邀，到湖南自修大学讲授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二大”之后，他干脆和妻子王会悟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回到湖南，与毛泽东一家一起住在清水塘。李达担任了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一九二三年秋，李达正式脱离了中国共产党。据李达自述，原因有三：
　　一、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际，不注重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求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李达自认为对革命实际工作不够积极，但为革命做理论研究与传播，即是对党的贡献。
　　二、对中国共产党“三大”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求建立各民主阶级统一战线的方针“想不通”，“不愿意做国民党员”。
　　三、不堪忍受陈独秀的家长制作风。
　　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是他一生中的憾事。不过，他脱离中国共产党的原因，与陈公博、周佛海截然不同。
　　一九二七年九月三日，汉口《国民日报》曾刊载湖南李达声明“鄙人脱离共产党已有四年”。因此，李达脱离中国共产党的时间，确实在一九二三年秋。
　　李达是学者型人物。他脱离中国共产党之后，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主讲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一九二六年六月，他的哲学专著《现代社会学》出版。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应邓演达之邀，李达出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
　　一九二七年三月，李达又受毛泽东之聘，在毛泽东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
　　虽然李达已脱离中国共产党，但是一九二八年的《湖南清乡总报告》仍称李达是“著名共首，曾充大学教授，著有《现代社会学》，宣传赤化甚力”。
　　此后，他在武昌、上海、北京、湖南、广西等地的大学里任教，仍教唯物主义哲学。
　　一九三○年夏，李达在上海参加了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
　　他埋头于著述，写出三部重要理论著作，即《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经济学大纲》、《社会学大纲》。这三本书，毛泽东都仔细读过，其中《社会学大纲》读了十遍！
　　他在著书、教书中，度过那漫长、孤寂、艰辛的岁月。他称这些日子中，他在“守寡”。
　　一九四八年初，李达忽地收到中国共产党华南局转交的一封毛泽东的信，使他欢呼雀跃。那是一封用暗语写成的非常巧妙的信：
　　“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王元慎：《此身莫向沟中殒——李达与毛泽东》，《中华英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
　　这“本公司”，显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代称。毛泽东仍记挂着这位“本公司发起人”。
　　李达于一九四九年四月十六日深夜离开长沙，先去香港，再坐船北上，抵达天津，终于在五月十四日到达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候他的光临。
　　五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香山家中与李达长谈。他仍称李达为“鹤鸣兄”。
　　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张庆学等作为历史证明人，李达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经中国共产党中央批准，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结束了“守寡”的日子。
　　李达仍希望从事教育工作。这样，他先是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后来调往武汉大学任校长。
　　李达写出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两书，宣传毛泽东思想。
　　中国共产党那位“理论权威”康生，深知李达与毛泽东的密切关系。一九五八年，康生来到武汉大学时，拉着李达的手，甜蜜蜜地说：“李达同志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学生。”
　　可是，在“文革”大幕拉开之后，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生却在高等教育部接见群众，宣称：
　　“现在清楚了，李达开除了党籍，他是叛徒，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他们有那么一帮……”
　　林彪也点了李达的名。
　　于是，李达变成了“李三”，在七斗八斗中被摧残而死。
　　一九八○年，中国共产党为李达平反昭雪。
　　第八部分：锤炼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这首《九十初度》，写于一九七五年三月五日——这天是董必武九十虚岁生日。他正在病中。
　　就在他写完这首诗的几天之后，病情转重。正在广州的他，急急地被用飞机送回北京。出了机场，他乘轿车直奔北京医院，住进新盖的北楼高干病房。
　　自知不起，董必武对守在身边的夫人何芝莲叹道：“我这部机器的零件看来已经老了，怕运转正常很困难了。”
　　半个多月之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哀乐。播音员以沉痛的语调宣布不幸的消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同志，因肝癌不治，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二日晨七时五十八分，与世长辞。……”
　　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能够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从二十年代直至七十年代的，唯有毛泽东和董必武两人。
　　董必武走过了漫长的历史之路：
　　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是中国共产党武汉区委执行委员。
　　国共合作时期，他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曾作为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代表，出席国民党“二大”，当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他的挚友李汉俊、詹大悲惨死于武汉。董必武成为蒋介石、汪精卫追捕的目标。在袁范宇弟兄的帮助下，在那月黑风高的时刻，他化装成水手从武汉乘船到上海，前往日本。他刚刚离去，他在武汉的寓所便被查抄，外甥张培鑫被杀害。
　　在日本，董必武与林伯渠、刘伯垂会合。半年之后，他由海参崴来到莫斯科，成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特别班的学生。他的同学之中，有徐特立、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叶剑英等。此后，他又转入列宁学院学习。已经步入不惑之年的他，以“老学生”的姿态孜孜于学习之中。
　　一九三二年三月，董必武离开莫斯科，秘密回国。经过漫长的旅行，他在中秋节到达江西“红都”瑞金。从此，他一直与毛泽东共事。
　　他的最初的职务是红军大学上级干部队政委。不久，出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
　　难能可贵的是，当他年近半百之时，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来到延安之后，他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校长。在一九三八年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增补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董必武两度成为新闻人物：
　　一是一九四五年四月，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了中国代表团，飞往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他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
　　二是他从美国回来，便被任命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在团长周恩来率领下，与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董必武任政务院副总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担任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第七至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
　　在“文革”中，这位中国共产党元老遭到林彪、江青集团的排斥、迫害。一九六八年春末夏初，他不得不迁出中南海，住在北京六部口附近的一个院子里。
　　他和朱德、陈毅等，被加上可怕的莫须有的罪名：所谓“另组中国马列共产党”、“里通外国”……
　　一九六九年，董必武被“疏散”到广州。
　　终于，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覆灭于蒙古温都尔汗。
　　董必武欣然命笔，赋诗一首：
　　盗名欺世小爬虫，
　　以假乱真变色龙。
　　日照原形终必露，
　　岿然牯岭孰能冲。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虽然已九十高龄，又身患重病，但董必武还是坚持出席了会议。他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是他最后一次参加重大的国事活动。
　　董必武与毛泽东自始至终有着很好的友情。毛泽东总是称他为“董老”。
　　第八部分：锤炼毛泽东离席震撼世界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中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反复复播送“下午三时有重要广播”，人们便众说纷纭，猜测着即将发布的是什么重大新闻。
　　下午三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哀乐，用低缓的声调宣告：
　　“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
　　毛泽东是在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与世长辞的，享年八十三岁。
　　巨人离席，世界震惊。一百二十三个国家政府发来唁电。三十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国，三十万人列队走过他的灵柩，向他的遗体告别。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全国九亿人民，向他致哀……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之中，唯有毛泽东的去世引起的人们的心灵震动最为强烈。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一大”上，含而不露。诚如刘仁静在一九七九年三月答复中国共产党党史研究者关于“毛主席在‘一大’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是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