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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的起点-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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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据云是“要澄清这混浊世界”之意。潭秋是他的字。不过，如今人们都习惯于称他陈潭秋。陈潭秋比董必武整整小十岁，湖北黄冈县陈宅楼人。他的祖父曾是清朝举人，但他的父亲是个农民。他兄弟姐妹十个，他排行第七。陈潭秋起初在黄冈上小学。十六岁时考入湖北省立第一中学，来到武昌。二十岁时考入国立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介绍他和董必武认识的倪则天，便是他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而倪则天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同乡。
陈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去的上海，那是因为在五四运动中，他是武汉的活跃分子。当武汉派出学生参观团前往上海时，他是参观团的成员之一。回到武汉后，董必武筹办武汉中学，陈潭秋跟他志同道合，而且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就参加了筹办工作，并担任英语教师，兼任第一届乙班班主任。一九二○年夏，董必武收到了一封来自上海的信。一看那熟悉的笔迹，就知道是李汉俊写来的。李汉俊告诉他，上海已经成立了“小组”，希望武汉也建立起“小组”来。董必武看罢信，便找陈潭秋商议。陈潭秋当即赞成，愿与董必武一起着手建立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个人建立一个小组，当然太小。董必武建议把张国恩吸收进来，陈潭秋则提及了包惠僧。张国恩跟董必武同乡、同学，同去日本、同入中华革命党，在上海也同与李汉俊谈过，理所当然，他是很合适的可供考虑的对象。当时，张国恩担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监、律师，与董必武过从甚密。经董必武一说，马上答应参加“小组”。陈潭秋提及的包惠僧，是他的同乡——湖北黄冈包家畈人。包惠僧原名包道亨，又名包晦生、包一德、包一宇，曾化名鲍怀琛，用过笔名栖梧老人、亦愚。包惠僧又是陈潭秋的校友——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只是比陈潭秋高几班。他在一九一七年毕业之后，在武昌教了半年书，便失业了。爱好活动的他，索性摆脱了课堂的束缚，去当自由自在的新闻记者。他担任了《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四处活动。他到了上海，到了广州，到了北京，使他开了眼界，了解了中国的社会现状。
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光临武汉之际，这位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跑去采访。这次采访，深刻地影响了包惠僧。包惠僧是这么回忆的：“我以记者的身份专程到文华书院访问了陈独秀，我是抱着崇敬的心情去见他的。见面后我告诉他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毕业后因找不到工作当了记者。他说当记者也好，能为社会服务。后来我们谈了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反封建，婚姻自由（当时有许多女学生同我谈论婚姻自由问题）等问题。陈独秀是汉学专家，他的汉学不在章太炎之下。我还向陈独秀请教学汉学的门路。他指导我读书，讲了做人做事的道理。这次我们谈了个把钟头，分手时我表示惜别，不知以后什么时候能再见面。他说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他来去匆匆，在武汉时间不长就到上海去了（引者注：陈独秀回北京后经天津再去上海）。走之前我又去见了他一次。
我是为了采访新闻去找他的，没想到后来我和他交往这么多。他关照我不要写文章向外发表我们的谈话。……”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包惠僧回忆录》，三六五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跟陈独秀两次匆忙的谈话，使包惠僧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这样，他在跟陈潭秋见面时，也常常谈论这些问题。当陈潭秋邀他加入“小组”时，他一口答应下来。就在李汉俊来信不久，有客自上海来。来者名唤刘伯垂，又名刘芬。他是湖北鄂城县人氏。他在清朝末年时留学日本。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科。他在日本时便与陈独秀结识，友情颇笃。刘伯垂是同盟会的老会员，曾在孙中山的广东军政府担任高等审判厅厅长。一九二○年秋，他从广州途经上海回湖北。在上海，刘伯垂拜访了老朋友陈独秀。陈独秀吸收刘伯垂参加了共产党。陈独秀交给刘伯垂任务：回湖北时，找董必武联系，在那里建立共产党组织。“对了，你还可以吸收郑凯卿加入共产党。”陈独秀特别关照刘伯垂道。
郑凯卿，一个完全陌生的名字。此人既没有留过洋，也没有读过多少书。他原是失业工人。后来，在武汉昙花林文华书院当校工。一九二○年二月上旬，陈独秀到武汉时，住在文华书院，便由郑凯卿照料他的生活。短短四天相处，陈独秀跟郑凯卿相处甚为融洽。陈独秀把革命的道理讲给郑凯卿听，郑凯卿很快就明白了。
刘伯垂坐船从上海来到了武汉，约董必武在武汉关附近的一家小茶馆见面，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几天之后，吃过晚饭，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应约来到了武昌抚院街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那里也是董必武借寓之处。刘伯垂来了。他带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文件，传达了陈独秀的关于在武汉建立“小组”的意见。这是一次秘密会议，由刘伯垂主持。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叫武汉共产主义研究小组，后来叫中国共产党武汉支部）就在这天建立。大家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
刘伯垂在“老虎”身边——湖北省警察厅背后的武汉多公祠五号，挂起了“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那里，成了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们经常聚会之处，而“老虎”居然没有发觉这眼皮底下的红色目标。一个多月，这个“小组”增加了两名成员：一位叫越子健，又名云诩，董必武的同乡，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据云是董必武介绍的。另一位叫赵子骏，是武汉的青年工人。由郑凯卿介绍加入小组。张国恩由于律师事务忙碌，而且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兴趣，在小组成立三个月后申明退出。在一九二一年春，又有刘子通、黄负生加入武汉共产主义小组，两人都是湖北黄冈人——陈潭秋的同乡。他俩曾创办《武汉星期评论》。李汉俊在一九二○年冬，曾由上海回鄂探亲。途经武昌时，曾与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们见面，向他们讲解过唯物史观，讲解过社会主义学说。
另外，维经斯基的秘书马马耶夫和他的妻子马马耶娃，还有北京大学的那位“中国通”鲍立维，曾访问了武汉。他们住在张国恩律师事务所里。马马耶夫本来想以教英文作掩护，帮助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开展工作。无奈三位高鼻碧眼的外国人，在外国人不多的武汉毕竟是太惹人注意了。他们只是在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利群书社参观了一番，就不得不离开那里。
第五部分：响应山东的“王大耳”
共产主义之火，也在山东点燃。
“山东虽是中国旧文化发源地，但讲到现在的新文化，却是幼稚得很。别的不用说，单就专门学校而论，还是被一班贩卖日本古董客在那里专利，很带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色彩。从去年十月间省议会议员王乐平，组织了一个齐鲁通讯社，附设卖书部，专以贩卖各项杂志及新出版物为营业。通讯社虽以人的问题未能十分发达，卖书部却是一月比一月有进步，头一个月仅卖五六十元的书，到最近每天平均总可卖十块钱。卖书部创设的本意，固然非以营利为目的，但营业扩充，即是证明山东学界想着研究新文化的也很有进步。……”这则题为《山东新文化与齐鲁书社》的报道，发表于一九二○年十月七日的北京《晨报》。
这表明孔子的故乡，也飘起了新文化的旗帜。
这位在山东举起新文化大旗的王乐平先生，是中华革命党党员。在五四运动中，他是山东的活跃人物，曾作为山东省议会的代表前往上海，吁请上海各界支援山东人民的斗争——因为五四运动的斗争焦点之一，便是要求从日本手中收回山东主权，收回青岛。王乐平在他住宅的外院创办了齐鲁书社，推销《新青年》、《每周评论》、《资本论入门》、《唯物辩证法》、《俄国革命史》等，在山东播撒马克思主义种子。
王乐平在京时，跟陈独秀相识，彼此间开始通信联系。当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主义小组，曾致函王乐平，约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王乐平虽说是进步的开明人士，却不愿加入共产党，更不愿出面组织山东共产党。他把此事转交给了他的远亲、同乡王尽美。
王尽美是山东莒县北杏村人氏（今属诸城县枳沟乡），年纪比王乐平小得多，出生于一八九八年。他原名王瑞俊，字灼斋，天生一对大耳朵，得了个雅号“王大耳”。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曾这样谈及王尽美：“王尽美耳朵大，长方脸，细高条，说话沉着大方，很有口才，大伙都亲热地叫他‘王大耳’……”王乃征、王乃恩：《怀念我们的父亲》，载《王尽美传》，山东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其实，“王大耳”在二十岁之前，耳朵里听见的，只是一个小小村子里的声音。这位佃农的儿子，从小在倚山傍水的北杏村长大。十二岁进了私塾，一边种田，一边学点文化。十七岁便与李姓女子成婚。倘若他安于那小小的世界的话，可以在那祖祖辈辈生活的小村子里过一辈子男耕女织的生活。然而，望着潍河滔滔水，望着乔有山（即南岭）葱葱树，他的心潮起伏，赋诗言志：
沉浮谁主问苍茫，
古往今来一战场。
潍水泥沙挟入海，
铮铮乔有看沧桑。
他终于在二十岁那年，告别故乡热土，告别老母贤妻，前往省城济南，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师范学校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供应食宿。他来到了一个大世界。他的“大耳朵”听到了时代的呼声，听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呐喊。进校才一年，正遇五四运动，他成了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成了山东省学生联合会的代表。他跟王乐平有了密切的来往。
他来到更大的世界——北京。在那里，他知道了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他迅速地站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旗之下，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通讯会员。罗章龙曾这样追溯往事：“早在一九一九年下半年以后，‘五四’爱国运动的中、后期，我们北京国立八校院的学生会和外省的学生会建立了联系。起初我负责做北京大学学生会的工作，山东的学生会经常有人来北京联系。我们北京大学学生会也经常派人去上海和南方，因为济南是沪京往来的必经之地，因此常中途在济停留。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同山东学生会的代表王尽美同志认识的。那时候，我们北京学生会的办公处设在校本部，王尽美同志为联系学生会的工作曾多次到西斋来找我。一九二○年三月，以北京大学为主，由国立八个校院联合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以后，王尽美同志又来到了北京。我领他到北京大学图书馆、教室、学生宿舍等处转转看看，还去看了一些外面来旁听的学生，同时，向他介绍了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情况。在北京念书的学生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是北京的会员，在北京以外各省市念书的学生或工人被吸收入会的叫做通讯会员……王尽美同志对这些都很感兴趣，他登记作为通讯会员加入了北京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时我任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书记，他回去之后经常和我通信联系，交换刊物。……”罗章龙：《我对山东建党初期情况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成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通讯会员，使王尽美的思想发生了跃变。他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在济南内贡院墙根街济南教育会那里，居然挂出了一块非同凡响的大木牌，上书“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那是在一九二○年九月光景挂出这牌子的。创建这个研究会的主角，是王尽美。参加者最初十来人，后来发展到五十余人。内中的积极分子是山东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邓恩铭、育英中学的国文教师王翔千。王翔千比王尽美年长十岁，原名王鸣球，山东诸城人。王翔千跟王尽美，也有那么点亲戚关系——王翔千妻子的姑母是王尽美的婶母，所以他们早就相识。王翔千肄业于北京译学馆，但古文底子颇好，擅长诗词歌赋。受他的影响，王翔千的弟弟王象午也加入了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王翔千的女儿王辩（后来改名黄秀珍），也很早加入中国共产党。就在陈独秀给王乐平去函，希望他在山东组织共产党的时候，李大钊从北京派来陈为人，找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商议如何在山东建立共产党。“南陈北李”都关注着山东。山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召开了欢迎陈为人的茶话会。陈为人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陈为人当时是北京《劳动者》的编辑。
在“南陈北李”的帮助下，一九二一年初，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秘密成立。最初的成员除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外，据查考，可能还包括王复元、王象午、王用章、贾乃甫等人。
第五部分：响应水族青年邓恩铭
下大雨，
涨大河，
大水淹到白岩脚，
掩住龙脑壳，
鲤鱼虾子跑不脱。
这首儿歌的作者，便是邓恩铭——王尽美的亲密战友。
邓恩铭比王尽美还小三岁，生于一九○一年一月五日（《辞海》一九七九年版“邓恩铭”条目，误为一九○○年生。邓恩铭生于清光绪二十六年冬月十五日，换算为公历，一九○一年一月五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最年轻的人物之一。
邓恩铭不仅年轻，而且是水族人。他出生在贵州省荔波县水族集居村寨水浦村的板本寨。那里离荔波县城大约二十公里。水族是中国人数甚少的少数民族。据一九五七年统计，中国的水族只有十六万余人，聚居于贵州三都、荔波、榕江、从江、都匀、独山一带。水族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侗水语支。“水家的山歌唱不完，夜连夜来天连天。”邓恩铭从小说水族话，唱水族山歌。他的奶奶是水族歌手，教他学会一支又一支水族山歌：
砍柴一刀刀，
担柴一挑挑。
谁知一餐饭，
多少眼泪抛。
如此琅琅上口的水族山歌，绝不亚于唐朝诗人李绅那首“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邓恩铭从小在这些水族山歌的熏陶下，懂得人世间最质朴的爱与憎。他出生在医生之家。祖父邓锦庭、父亲邓国琮都行医。他原名邓恩明，字仲尧。他六岁时进私塾，十六岁时入荔泉书院。识字知书，他写起山歌来：
种田之人吃不饱，
纺纱之人穿不好，
坐轿之人唱高调，
抬轿之人满地跑。
据《邓恩铭烈士专集》（《邓恩铭烈士专集》由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概况编写组编，一九八三年三月在都匀印出内部参考本）查证，这是邓恩铭十五岁时的作品。以此看出，这位水族少年的爱憎已很鲜明。
十六岁那年，邓恩铭的命运发生了变化，他走出了世世代代生活的村寨，作千里远行。那是他的二叔黄泽沛热情来信，邀他到山东济南上学，他便与叔母、堂弟一起，经香港、上海，抵达济南。黄泽沛是清朝进士，后来到山东当县官。他其实姓邓。他的父亲邓锦臣与邓恩铭的祖父邓锦庭是亲兄弟。由于他过继给姑母家，于是改姓黄。邓恩铭到了他家，也取了个黄姓名字，叫“黄伯云”。离开水族村寨时，邓恩铭赋诗言志：
男儿立志出乡关，
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间到处是青山。
邓恩铭在一九一七年十月抵达济南，便进入山东省立第一中学读书。这是山东的名牌中学，
使邓恩铭知识猛进，大开眼界。进入省立一中一年多之后，五四运动山呼海啸般爆发了。山东成了全国注视的焦点。十八岁的邓恩铭投身于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被同学们推举为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兼出版部长。就在这时，他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领袖王尽美结识。从此，他俩肩并肩，在济南从事革命活动。
王尽美和邓恩铭等在一九二○年秋，组织了“励新学会”。王尽美被推举为《励新》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邓恩铭担任学会庶务。《励新》半月刊在一九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创刊。《发刊词》中，励新学会的宗旨是“对于种种的问题，都想着一个一个的，给他讨论一个解决的方法，好去和黑暗环境奋斗”。为着更进一步“和黑暗环境奋斗”，王尽美和邓恩铭组织了山东共产主义小组。这时的邓恩铭不过二十岁，而王尽美也只有二十三岁。
第五部分：响应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当共产主义之火在中国的上海、北京、长沙、武汉、济南逐一点燃之际，中国南方第一大城市广州，也出现了共产主义“幽灵”。广州是当时中国的一片热土。共产党的种子，最容易在那里萌芽。因为那里是孙中山的大本营，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策源地。
当维经斯基率领那个“记者团”抵达北京之后，便兵分几路：他自己率“主力”前往上海；马马耶夫夫妇和鲍立维去了武汉；那位从哈尔滨奉命赶往北京的大胡子、俄共（布）党员斯托扬诺维奇，则在上海住了几个月之后，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热浪在广州澎湃，只有傍晚时一场豪雨骤降，才使人舒了一口气。一九二○年九月，在寒带长大的斯托扬诺维奇初来乍到广州，很不习惯。对于满街戴着尖顶斗笠的广州人，对于人行道上便于遮雨的骑楼，他感到非常新奇。
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改了名字，叫Минор，即米诺尔。他与另一位俄共（布）党员Песлиh，即佩尔林，一起被维经斯基派往广州。此外，还有那位既会讲法语又懂中文的越南人。斯托扬诺维奇用法语与那位越南人交谈。斯托扬诺维奇此行的目的，是在广州建立共产党组织。不过，他的公开身份是“远东共和国”记者。这个苏俄在远东临时建立的缓冲国，给人以“中立”的印象，也就使人们难以想到他会是俄共（布）党员。他和佩尔林在广州市中心永汉北租下了“光光”眼镜店二楼（今广州北京路太平餐馆对面）。他真的干起了记者行当。在那里办起了俄华通讯社。
斯托扬诺维奇在广州四处活动，寻找广州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便着手在那里组织共产党。不过，他不像维经斯基那么顺利，因为维经斯基在北京找到了李大钊，在上海找到了陈独秀，“扎根串联”那“根”都“扎”得很准。也许是缺乏工作经验，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在广州所“串联”的，没有一个是马克思主义者：广州女子师范学校的英语教师黄尊生、谭祖荫，国文教师刘石心，当过漳州教育局局长的梁冰弦（他的原先的秘书便是刘石心），在报馆当校对的梁一余，他的弟弟、雅号“生意佬”的梁雨川，还有一位北京大学毕业生区声白。这七位，全是无政府主义者。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细细探究起来，是因为来广州时找错了“向导”。陪同他们来广州的，是广东台山籍的北京大学学生黄凌霜。黄凌霜是一位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曾加入过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后来又退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很自然的，黄凌霜引见的是广州的一批无政府主义者。在那个时代，无政府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行，都举起了反军阀之旗，都要求民主。但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组织共产党，使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的计划落空。
当事者谭祖荫在一九八一年的回忆，十分真实地道出了当时的情形：“两个俄国人（引者注：指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同我们每周开一次会，多数在‘光光’二楼开，有一次在黄尊生家开。我们开会是汇报本星期宣传的经过，下一步应如何做。会上使用英语，一般由区声白当记录，区当时在岭南大学教书，有时他来不了，就由我当记录。黄尊生的英语好，由他当翻译，梁冰弦和我也会听、讲英语。当时两个俄国人知道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我们讲的是关于开展工人运动的事情，并由波金（引注者：即佩尔林）用英文起草向工人宣传的提纲，内容主要是揭露工人如何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不合理、不平等，要起来斗争，也讲到关于社会主义的道理，然后由区声白、黄尊生翻译成中文，由黄尊生、刘石心去协同和机器厂工人俱乐部作宣传。这个俱乐部不大，可坐三四十人，我去过一二次，只是旁听，没讲什么。梁冰弦不常去，区声白没去过。记得有一次是讲工人受资本家压迫、剥削，听众有三四十个工人。工人没有发言，因为听完时间已经很晚，就散会了，也没有组织工会。此宣传活动是半公开的，没有准备组织工人罢工。后来才有机器工会，但我没有参与。我后来只当教师，不问政治。当时两个俄国人没有和我们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我们与共产党不同，各走各路，自己喜欢怎么搞就怎么搞。如果提出组织就会马上反对，我们不要头头，谁要做头头，马上有人反对。一九八○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有篇文章说，两个俄国人和我们七个无政府主义者已经组织了广东共产党，是广东最早的共产党员，这是误会了。当时确实是没有谈到成立共产党的问题，因为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是不主张受什么组织、纪律约束的。”《谭祖荫的回忆》，载《共产主义小组》（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由于斯托扬诺维奇和佩尔林找错了对象，这样，广州的共产党组织，最初没有建立起来。说实在的，两个不懂汉语的俄国人，对广州又是人地生疏，在那里找错了对象也是在所难免的。陪他们来到广州的那位黄凌霜，是来自李大钊身边——就连李大钊在北京建立共产主义小组时，也曾吸收了黄凌霜！
第五部分：响应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其实，广州也有“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
只消读一读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连载于《广东中华新报》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篇长文，便可知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了解。兹照原文，摘录若干片段：“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所著资本论一书，劳动者奉为经典……“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一八四八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一八六七年，此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自马克思倡其唯物的历史观以后，举凡社会的科学，皆顿改其面目。……”此文署“匏庵”，乃杨匏安的笔名。写此文之际，杨匏安二十三岁而已。他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他本来在家乡教小学。耿直的他，看不惯校长贪污学款，予以揭发。然而，他却因此遭到校长忌恨，反而被诬入狱。出狱后，他极度愤懑，欲寻求真理。于是，他东渡日本，在横滨勤工俭学，日渐接受新文化、新思想。回国后，他在澳门教书。不久，在广州时敏中学任教，同时兼任《广东中华新报》记者。他是广州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正因为这样，他写了《马克思主义》一文，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可惜，斯托扬诺维奇没有发现杨匏安。杨匏安是一九二一年在广州建立了共产党组织之后才加入的。后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他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一九二五年，他是著名的省港大罢工的领导者之一。一九三一年被捕，死于刑场，终年三十五岁。
广州着手成立共产党，是从北京大学的三员“大将”抵达这南国名城之后开始的。
这三员“大将”原本都是广东人，都考上北京大学，都在一九二○年暑假前毕业，从北京经上海到了广州。三员“大将”之一，便是本书小引中提及的那位陈公博，《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的作者。陈公博的父亲陈致美，是一位武官，在广西当过提督。受父亲的影响，陈公博从小受到文、武两个方面的训练。他读了许多中国古书，练就一枝笔，所以他后来擅长写作；他也学会武术，会骑马，身强力壮。此外，他从十五岁起学习英语，为他后来留学美国打下了基础。他的父亲因参与反清，在一九○七年被捕入狱，陈家陷入困顿之中。陈公博靠着当家庭英语教师口。
辛亥革命之后，陈致美跃为“省议会议员”、“提督府军事顾问”，年仅二十岁的陈公博居然也当上了“县议会议长”。如他所言：“那时真是自命不凡，不可一世。”不过，他的父亲仍要他去求学。他在《寒风集》中曾这样回忆：“我的家庭内，母亲很是严肃，而父亲倒很慈和，我自有记忆以来，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我，并且也不曾骂过我。可是在辛亥反正之后，看我那样趾高气扬，便忍不住了。父亲对我虽然素来慈和，可是严厉起来，却秋霜满面，凛然令人生畏，一天他正色对我说，你拿什么学识和资格去做参谋，去当县议会议长？你这样不知自爱，终有一天翻筋斗跌下来，就是地位不跌下来，人格也会堕落。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就算为人罢，自己没有学识，为人也为不了。自然父亲那时叫我什么都不要干，而去读书……”陈致美虽然在一九一二年九月去世，陈公博毕竟还是听从了他的话，当了两年教员之后，于一九一四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一九一七年毕业之后，他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他在那里拜识了校长蔡元培，文科学长陈独秀。尤其是五四运动，给了他难忘的印象。后来，他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一书中，曾作如此描述：“对我来说，回忆这一时期的活动是非常有趣和令人兴奋的。我处在巨大的浪潮中，自始至终目睹了这次激进的运动，目睹了群众不满情绪的加深和反抗的顽强性。此情此景在壮丽和忧伤方面与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冬俄国大学生的总罢课多么相似！”不过，又如他在《寒风集》中《我和共产党》一文中所说，在北京时他“静如处女”，还没有完全投入革命活动。他埋头于读书。后来，他才“动如脱兔”。陈公博的同乡观念颇重。他的活动圈，大都限于同乡之中。跟他住在同一宿舍的，是他的广东老乡谭平山。谭平山年长陈公博四岁，号诚斋，别号聘三，广东高明县人。他和陈公博在同一年进入北京大学。他是三员“大将”中的另一位。陈公博在《我和共产党》中，这么写及谭平山：“平山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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