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起点-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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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一年一月，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举行会议，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一致推选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不过，那时是“负责组织”，并非今日的组织部的工作范畴，而是指导、组织工人运动。
　　第五部分：响应“毛奇”和新民学会　1
　　其实，早在张国焘、张申府这“二张”来敲上海渔阳里二号的黑漆大门之前，一位瘦长的湖南青年便已到那里拜访过陈独秀了。
　　这位二十七岁，来自湖南韶山的精明能干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他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已经结识陈独秀。
　　毛泽东在结束北京图书馆的工作之后，返回湖南的途中，曾于一九一九年初来过上海。这一回，是他第二次来上海。即是他又一次去北京之后，再回长沙，在一九二○年五月五日路过上海。与陈独秀的谈话，给毛泽东以深深的启迪。毛泽东曾与斯诺这么谈及：“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曾经和陈独秀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二至一三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那时候的毛泽东，确实处于一生的“关键性”时期，他的思想正在处于根本性的转折之中。就在这次去北京之前，他尚处于困惑之中，如他自己所言，是“睡在鼓里”：“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致周世钊信》（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四七四页，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年版。
　　“我觉得好多人讲改造，却只是空泛的一个目标。究竟要改造到那〔哪〕一步田地（即终极目的）？用什么方法达到，自己或同志从那一个地方下手？这些问题，有详细研究的却很少。”④《致陶毅信》（一九二○年二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编，《毛泽东早期文稿》，四六四页、四六六页，湖南出版社一九九○年版。“外边各处的人，好多也和我一样未曾研究，一样的睡在鼓里，狠是可叹！”④早年的毛泽东，同学们给他取了个雅号，曰“毛奇”。毛奇——Ｈｅｌｍｕｔｈ　Karl　Bernhard　von　Ｍｏｌｔｋｅ（一八○○年十月二十六日至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普鲁士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总参谋长。当年，毛奇和首相俾斯麦、国防大臣罗恩成为普鲁士帝国的三巨头。这位毛奇元帅，因在一八七○年普法战争的色当一役中使法兰西第二帝国覆灭而名震欧洲。同学们称毛泽东为“毛奇”，不光因为毛泽东有毛奇那样勃勃雄心，才智过人，而且为人也如毛奇那样沉默寡言、严肃庄重。
　　毛泽东的早年密友、诗人萧三的哥哥萧瑜（又名萧旭东、萧子升）曾回忆说，他在一个小格子里能写两个字，而毛泽东写两个字则起码占三个格子。毛泽东那奔放不羁的字，那充满豪情、“指点江山”、“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激扬诗句，都表明他是一位壮志凌云、志向非凡的热血青年。
　　不过，他也有不如那位毛奇元帅之处。毛奇精通七国语言，而囿于湖南乡下闭塞环境中的他，谙熟中国古文，却不懂外语。这样，他无法像李汉俊、李达、张国焘、刘仁静那样从大量外文书刊中钻研马克思主义学说，他只能读在当时如凤毛麟角般稀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的中译本。然而，他一旦读到了，很快就理解了，很快就将其转化成为自己思想的指南。
　　“睡在鼓里”的他，在第二次去北京时，读到了三本使他茅塞顿开的书。他是这样描述的：“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③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一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这三本书，引起毛泽东思想上的根本转变。只是他的回忆中稍稍有一点误差，那本《共产党宣言》中译本，他不是在北京读到的，是他来上海之后或回到长沙之后读到的。可能性最大是在上海读到的。因为他在上海度过了近两个月——一九二○年五月五日抵达，七月七日离开。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一般都以为是一九二○年八月出版，因为初版本上印的是这一出版年月。但是鲁迅却在一九二○年六月二十六日便已“得译者陈望道寄赠《共产党宣言》（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本年四月版）”王观泉：《鲁迅年谱》，四五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毛泽东在上海拜访过陈独秀，结识了陈望道，因此他在上海得到《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可能性极大。
　　那三本书，以及跟陈独秀的谈话，促使毛泽东转向马克思主义，他从“鼓里”睡醒了。他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他同时代的那些精通外文的青年们——尽管他只能读到极有限的中译本。如毛泽东所言：“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③毛泽东跟陈独秀会面，除了“讨论我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讨论了我们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一三○页；三联书店一九七九年版。
　　第五部分：响应“毛奇”和新民学会　2
　　毛泽东是一位组织家。早在他二十二岁时油印、张贴“二十八画生”的《征友启事》时，就想团结、组织一班志同道合者。一九一八年四月，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邀集一群好友开会，创建了“新民学会”。那天出席集会的有蔡和森、何叔衡、李维汉、萧瑜、萧三（即萧子暲）、张昆弟、罗章龙、陈启民等十二人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里所陈述的是十二人，而在《毛泽东年谱》里记载的是十三人。新民学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萧瑜被推举为总干事，毛泽东、陈启民为干事。萧瑜如此回忆道：“我清晰记得我完成拟定学会规章的那个春日。拟定出的规章有七条，都非常简明。毛泽东读完后，未作任何评论。然后我们又把我们决定是第一批会员的每个人的优点重新核实了一番。我们一致以为他们都是合格的。他们共有九人，再加上我们两人，学会共有十二名首批成员。凭着我们年轻人的那股热情，我们自称是十二个‘圣人’，肩负时代的使命！我们也以为彼此之间是兄弟，有着共同的抱负与理想，有着相互的尊重与友爱。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室里（实际上是在蔡和森的家里），我们十二个人聚在一起，十分庄严地举行了第一次正式会议。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给每个人并征求他们的意见、疑问和评论。但没有什么新的意见提出。于是每个人又交了一点会费，我被当选为第一任秘书。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一职，会议就结束了。新民学会就这样宣告诞生了。尽管没有什么演说，但我们十二人之间已建立了更为密切的关系，我们献身运动的雄心和热情有了新的动力。我们都意识到，从现在起，我们的肩上担负了新的责任。
　　“毛泽东在会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们都清楚我们的目的和会员应该做的事情，主张每个成员都应以切合实际的作风行事，而不应空谈高论。学会中只有一个喜欢为讲话而讲话者，那便是陈昌，此人以发表冗长演说闻名。我们这位同学来自浏阳，与我偶然相识，于是成为好友，可即使是他，也没有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陈昌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一九三○年二月在长沙就义。
　　“新民学会成立以后，大约每月举行一次会议。尽管不是什么秘密聚会，我们仍尽量少为人注意……”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版。
　　这个新民学会，一九二○年发展到拥有七八十名会员。尽管新民学会还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但后来其中的很多人成为中国共产党骨干。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之后，他跟陈独秀谈及的组织“改造湖南联盟”未付诸实现，倒是在一九二○年八月二日组织了湖南“文化书社”。《文化书社缘起》中，一语道明书社的宗旨：“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用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民新研究的材料。”长沙《大公报》一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文化书社经理为易礼容，“特别交员”为毛泽东。此外，聘请了李大钊、陈独秀、恽代英等为“信用介绍”。文化书社在湖南销售《新青年》每期两千册，《劳动界》每期五千册，还销售《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刚刚创办了文化书社，毛泽东又组织了湖南“俄罗斯研究会”，这个研究会“以研究关于俄罗斯之一切事情为主旨”。一九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上海《民国日报》刊登消息，作如下报道：“湖〔湘〕人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于本月十六日开会，推举正式干事，姜咏洪总干事，毛泽东书记干事，彭璜会计干事，并推彭君驻会接洽一切。……”
　　第五部分：响应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长信
　　就在湖南“俄罗斯研究会”成立的那天——一九二○年九月十六日，在法国蒙达尼男子中学，一位黄皮肤、黑眼珠的二十五岁的小伙子，正伏案用中文写一封长信。
　　他有着一头浓黑发亮的头发，一双锐敏的眼睛，身材颀长，门牙突出。他是毛泽东的密友，此刻正在给毛泽东写信。此信竟长达八千余字！他的这封长信，后来被毛泽东编印在《新民学会会员通讯集》里，这才得以传世。这封信非同一般，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一篇不可多得的重要文献。他，蔡和森，一个不苟言笑而又意志坚强的人，是湖南湘乡县人，出生于上海。蔡和森又名蔡林彬，常使人误以为姓蔡名林彬，其实他复姓“蔡林”而名彬。倘若追根溯源，他原本姓林——他的九世祖姓林，因过继给姓蔡的舅父为子，改为复姓“蔡林”。后来他以蔡和森闻名于世，人们也就以为他姓蔡了。
　　蔡家世代经营“永丰辣酱”，颇有名气。只是到了蔡和森的父亲蔡蓉峰手里，家道日衰，“永丰辣酱”易主《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六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蔡和森有二兄、二姐、一妹。妹妹比他矮了一截，可是性格跟他一样倔强。他的妹妹亦是中国共产党名人，叫蔡畅，中国女杰也。后来她成为李富春夫人，曾担任全国妇联主席。多子女，家中入不敷出，蔡和森的童年是清苦的。他过着学徒生活。直到十六岁，才得以进入小学。
　　他发奋求学，连连跳级。十八岁那年，他“跳”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成为毛泽东的挚友。杨昌济视毛、蔡二君为他最为得意的门生。毛泽东组织新民学会时，蔡和森是最积极的支持者。正因为这样，新民学会的成立会是在蔡和森家里举行的。
　　一九一八年六月，蔡和森赴京，住在杨昌济家，商议赴法勤工俭学事宜。他从北京给毛泽东去信，于是，毛泽东率罗章龙、李维汉等人从长沙赴京。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蔡和森终于从上海坐船奔赴法国。同行的有他的母亲葛兰英、妹妹蔡畅以及蔡畅的同事向警予——蔡畅在长沙周南女校任教时，向警予也在那里执教。在船上，蔡和森与向警予朝夕相处，产生了爱慕之情。到了法国，他在给毛泽东的信中也透露，“我与警予有一种恋爱上的结合，另印有小册子，过日奉寄”《蔡和森致毛泽东》，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开首一年不活动，专把法文弄清，把各国社会党各国工团以及国际共产党，尽先弄个明白”《蔡和森致毛泽东》，引自《共产主义小组》，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
　　蔡和森“猛看猛译”法文马克思主义著作，豁然开朗。在一九二○年八月十三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极为明确地提出要在中国组织共产党。
　　现将此信摘录示下：
　　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然后工团，合作社，才能发生有力的组织。……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木斯哥万国共产党（引者注：即莫斯科共产国际）是去年三月成立的，今年七月十五开第二次大会，到会代表三十多国。中国、高丽（引者注：即朝鲜）亦各到代表二人，土耳其、印度各有代表五人。据昨日报土耳其共产党业已成立。英国于本月初一亦成立一大共产党。法社会党拟改名共产党。现在第二国际党已解体，脱离出来者都加入新国际党，就是木斯哥万国共产党。我意中国于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的〔得〕当和俄一致的党，这事关系不小，望你注意。……现在内地组织此事须秘密。乌合之众不行，离开工业界不行。中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不行（除非他变）。……如此旗帜鲜明地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蔡和森的见解比许多与他同时代的进步青年大大超前。就在他写此信之际，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刚刚诞生。
　　他在九月十六日写给毛泽东的长信，又一次明确提出组织中国共产党：
　　我认〔为〕党的组织是很重要的。组织的步骤：（1）结合极有此种了解及主张的人组织一个研究宣传的团体及出版物。（2）普遍联络各处做一个要求集会、结社、出版、自由的运动，取消治安警察法及报纸条例。（3）严格的物色确实党员，分布各职业机关，工厂，农场，议会等处。（4）显然公布一种有力的出版物，然后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我以〔为〕世界革命运动自俄革命成功以来已经转了一个大方向，这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蔡和森的这封长信，由萧瑜带回中国，毛泽东直至一九二○年底才收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复函蔡和森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党一层陈仲甫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出版物一层上海出的‘共产党’，你处谅可得到，颇不愧为‘旗帜鲜明’四字（宣言即陈仲甫所为）。”
　　第五部分：响应“何胡子是一条牛”
　　蔡和森写给毛泽东的信末，总有一句“叔衡、惇元、殷柏、启民、章甫，均此”。列在第一名的“叔衡”，亦即何叔衡。他留着八字胡，人称“何胡子”。“何胡子”年长毛泽东十七岁，在新民学会之中岁数最大。他，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光绪二年五月初五）生于湖南宁乡。家境贫寒，据说因为他的生辰中有两个“五”，在堂兄弟之中又排行第五，湖南流传“男子要五不得五（午）”，仿佛命中注定这个孩子前途无量，于是家中挤出一点钱，无论如何要供他上学。
　　何叔衡在二十六岁那年，考中秀才。不过，他不愿在衙门中做事，便在家乡当私塾教师。何叔衡是一位思想解放的秀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不久，“十一月四日，他还专程回到家里。动员父亲、兄弟和邻居剪掉辫子。一九一三年他到长沙后，又曾连续三次写信回家，要全家女人放脚。这一年暑假，他回到家里，看到都未放脚，便风趣地说：看来只动嘴动笔不行，还得要动手动刀才能解决问题。接着，他搜拢一石灰篓子的裹脚布和尖脚鞋，拿了菜刀，搬出木凳，在地坪里当场砍烂，终于迫使全家裹脚的女人都放了脚。”《中国共产党党史人物传》第四卷，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何叔衡又是一位上进心极强的秀才。自知四书五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已经三十七岁的人，居然考入湖南公立第四师范，跟那些十几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坐在一条板凳上，当学生，听新学。不久，他转入湖南第一师范，在那里与毛泽东相识。友谊超越了年龄。共同的思想，使“何胡子”跟毛泽东相知日深。
　　本来，照年龄，何叔衡比毛泽东大了一辈（他甚至比陈独秀还大三岁），而做起事情来，何叔衡往往是毛泽东的助手。何叔衡称道毛泽东“后生可畏”。
　　何叔衡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之后，在长沙楚怡学校任教。
　　一九一七年暑假，“何胡子”回到宁乡县杓子冲家中度假。毛泽东和萧瑜扮作“乞丐”，从长沙出发，徒步旅行，曾到“何胡子”家做不速之客。萧瑜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中，详细描述此事。那天，毛泽东和他从宁乡县城步行了一百四十里，走到“何胡子”家已是半夜了。他们兴奋地敲打大门，高喊：“何胡子！何胡子！赶快起来，让我们进去！”这一喊，惊动了“何胡子”全家。他的父亲、夫人、弟弟、弟媳、侄子，全都起床了。知道毛泽东和萧瑜化装成“乞丐”漫游湖南，何叔衡道：“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虽然毛、萧已吃过晚饭，何叔衡仍以酒招待。经过这半夜惊扰，翌日何家仍破晓早起，如同往常一般。毛、萧参观了何家的猪厩，见到三百多斤重的浑身雪白的肥猪，大为惊讶。“开阔的大菜园里长满了鲜美的蔬菜；园中整齐清洁，一根杂草也没有，这尤其使我们惊叹。当我向何老先生提到这点时，他很是高兴，并用书呆子口吻摇头晃脑地说：‘杂草有如人品低劣，心术不正之徒，一定要铲除之，其对秀美之菜蔬危害也，大矣乎，君子乎，圣人乎！’“何胡子由衷地笑起来了：‘你们看我父亲的古文怎么样？不错吧？有其父必有其子！’”何叔衡之家，是“耕读之家”。他的父亲、兄弟、妻子务农，他在省城当教书匠。
　　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彼此相互影响着。当毛泽东、蔡和森转向马克思主义，何叔衡亦转向马克思主义。
　　一九二○年底，毛泽东收到萧瑜转来的蔡和森在法国所写的长信。一九二一年一月二日，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聚会。尽管大雪迷漫，会员们十多人仍到席。主席为何叔衡，由毛泽东宣读蔡和森的长信。当时的《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十分逼真地勾画出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和新民学会的关系：
　　讨论方法问题：
　　“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
　　首由毛润之（引者注：毛泽东字润之）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君的提议。并云：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下列几种：
　　1�鄙缁嵴�策；
　　2�鄙缁崦裰髦饕澹�
　　3�奔ち曳椒ǖ墓膊�主义（列宁的主义）；
　　4�蔽潞头椒ǖ墓膊�主义（罗素的主义）；
　　5�蔽拚�府主义。
　　我们可以拿来参考，以决定自己的方法。
　　于是依次发言（此时陈启民到会）：
　　何叔衡：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我深信这些话。
　　毛润之：我的意见与何君大体相同。社会政策，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由以上记录可见毛、蔡、何见解的统一。在他们三人影响下，新民学会十二人“赞成波尔失委克主义（即布尔什维克主义）”。“未决定者”及赞成其他主义的六人。
　　上海成立共产主义小组之后，陈独秀曾致函毛泽东，建议在湖南也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毛泽东把新民学会中主张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会员，组织成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小组成员最初六人，后来发展到十人。内中骨干为毛泽东、何叔衡、彭璜。此外，据回忆，还有贺民荡、萧铮、陈子博、夏曦、彭平之等。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七大”工作方针》中如此回忆道：“苏联共产党是由小组到联邦的，就是说由马克思主义的小组发展到领导苏维埃联邦的党。我们也是由小组经根据地到全国。……我们开始的时候，也是很小的小组。这次大会发给我一张表，其中一项要填何人介绍入党。我说，我没有介绍人。我们那时候就是自己搞的，知道的事也不多。”
　　一九五六年九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召开时，毛泽东在代表证的入党时间一栏内，写上“一九二○年”。这清楚表明，毛泽东把加入长沙共产主义小组，认定是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时。何叔衡确实成了毛泽东最得力的助手。毛泽东不在长沙时，小组领导事务委托何叔衡主持。毛泽东对何叔衡作过如下评语：“何胡子是一条牛，是一堆感情。”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八年版。
　　据何叔衡自己说，则有一句如此之言：“润之说我不能谋而能断，这话是道着了。”谢觉哉：《忆叔衡同志》，延安《解放日报》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另外，毛泽东还说过：“叔翁办事，可当大局。非学问之人，乃做事之人。”《不屈的共产党人》，八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毛泽东以上三句评语，大体上描画出何叔衡的特色。
　　第五部分：响应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洞庭湖之南的湖南在筹建共产主义小组的时候，洞庭湖之北的湖北也在筹建之中——他们称作“共产主义研究小组”。
　　湖北的共产党领袖人物是董必武。他是中国共产党“四老”之一。这“四老”是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不过，董必武比何叔衡小十岁，只是何叔衡去世早，不然当称中国共产党“五老”。董必武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字洁畬，号璧伍。必武是他后来从事秘密革命活动时的化名，他竟以此名传世。董必武出生在中国一个不平凡的县——湖北黄安县。那儿本是大别山东段的穷地方。然而，“穷则思变”，那里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本营”：不仅出了两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董必武和李先念，而且出了二百三十三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军！这样，黄安县后来也就改名为“红安县”。董必武十七岁那年，中了秀才。二十八岁时，东渡日本，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在那里，他见到了孙中山，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九年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曾回忆见到孙中山时的情景：“先生……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气短，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是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提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董必武：《回忆第一次谒见孙中山先生》，《新华日报》（武汉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日。
　　董必武从孙中山麾下转到马克思麾下，那最初是受了李汉俊的影响。
　　董、李本不相识。那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董必武担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蔡济民的秘书，参与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战争。一九一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夜，蔡济民突遭靖国军唐克明部队枪杀。董必武赶往上海，向正在上海的孙中山报告事件经过。董必武在上海住了下来。正巧，湖北省善后公会在上海成立，租了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今淮海中路五六七弄）路南的一处房子作为会址，并请董必武和张国恩主持会务。这样，董必武便在霞飞路渔阳里住了下来。
　　张国恩也是湖北黄安人，跟董必武一起赴日留学，一起加入中华革命党，是董必武的好友。他们一起住在善后公会。斜对面路北住的也是一位湖北人，名叫詹大悲。詹大悲与董必武早就相熟。他曾在一九一二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后来亡命日本，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经詹大悲介绍，董必武结识了詹家的邻居。那位邻居也是湖北人，刚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归来，跟董必武一见如故。此人便是李汉俊。
　　李汉俊跟董必武谈苏俄，谈列宁，谈马克思主义，借给他日本版的《资本论入门》以及考茨基的著作。李汉俊使董必武从三民主义者转向马克思主义者。诚如董必武自己所说：“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运动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里打仗。李汉俊来了，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董必武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三六九至三七○页，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董必武走上了马克思主义之路。回到武汉，他和张国恩等人商议办学，培养人才。他们设法筹集资金。董必武还把身上的皮袍脱下典当，以作办学经费。经过四方奔走，终于在湖北省教育会西北角、涵三宫街南面小巷里，办起了私立武汉中学校。这所中学后来成为湖北的红色据点。该校英语教员，名唤陈潭秋，成了董必武的密友。
　　第五部分：响应陈潭秋　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董必武如此回忆他跟陈潭秋的交往：“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刚从国立武昌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的潭秋来上海参观，经他同班同学倪则天的介绍，我们见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在上海期间，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董老忆潭秋》，《楚晖》第一期，六至七页，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陈潭秋的原名叫陈澄，据云是“要澄清这混浊世界”之意。潭秋是他的字。不过，如今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