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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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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联站”们也不时召开万人大会，高呼“联司必胜”的口号。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活跃于上海滩，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惊：原来，这支“压勿煞战斗队”的队长非别人，乃是他的宿敌、“一兵团”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怪不得“支联站”层出不穷，原来都是这些几经较量而“压勿煞”（上海土语，“压不倒”之意）的人物。
戴祖大也给王洪文抓起来了，被迫写了“自白”。这份“自白”被“工总司”印成传单，曾广为流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戴祖大的自白》。这份《自白》是戴祖大在王洪文的高压之下违心而写，言不由衷，不过，多少还是反映了“支联站”的组成人员们的一种特殊心态和“压勿煞”的原因，值得一读：“我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工作人员，我哥哥名叫戴祖祥，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坏头头。
“今年二月份，戴祖祥大搞分裂工人运动，要争名争地位，保住自己的那个山头，实现他的野心。就在二月中和其他组织一道搞了个分裂主义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大反工总司，走上了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革命群众都一致起来反对，并要求把这些坏头头揪出来。
在三月中的一个晚上，戴祖祥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关了起来，现在仍在押。对此，我对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刻骨仇恨，并把我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上，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委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七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也在大世界对面贴了《评‘解福喜事件’》的巨幅大字报，向全市人民放了不少毒，给社会上带来了极大的毒害，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所谓《评‘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徐景贤、王洪文等进行猖狂的进攻，妄图实现阶级报复。……”“888”秘密会议一辆辆轿车驶过华山路，浓密的法国梧桐遮住了骄阳。当王洪文来到“888”，他的“小兄弟”陈阿大、戴立清、叶昌明、张宝林等已在那里吹牛了。
“888”·——上海警备区支左办公室的代号。“工总司”总部的秘密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时间：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九日。
王洪文一进来，压低了声音，兴奋地对“小兄弟”们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春桥同志说，是时候了！”
用不着任何解释，“小兄弟”们都明白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是什么意思。
“春桥同志从北京打电话来？”有人问道。
“春桥同志二十日回到上海。”王洪文把声音压得更低，“春桥同志说，‘联司’和‘支联站’是群众组织，由‘工总司’出面解决比较合适。所以，这段时间他虽然在上海，就不公开露面了。他在上海的消息，要保密，不要往外说出去。据春桥同志告诉我，他这次来上海，另有重要任务。……”“小兄弟”们兴奋起来，因为张春桥所说的“是时候了”，无疑如同给他们吃了定心丸。
在王洪文的主持下，“888”行动计划拟定出来了。
“888”计划，共五项内容：
（一）设立临时指挥部。
（二）这次行动的代号为“888”。
（三）现场指挥为王洪文、戴立清、张宝林、王腓利等人。
（四）队伍调动基本上按“工总司”的各组分口。
（五）确定攻击对象，主要是“联司”和“支联站”。
关于临时指挥部，又具体分为三线。这样，在与“联司”、“支联站”的作战中，垮了一线，还有一线：第一线——指挥部设在华东物资局“工总司”联络站，由戴立清负责；第二线——指挥部设在“888”，由王秀珍、陈阿大、叶昌明等负责；第三线——指挥部设在上海警备区，由金祖敏等负责。
“什么时候动手？”“小兄弟”们急不可耐地问“王司令”。
“”还要稍等几天，但是，不会超过八月五日。“王洪文抽着烟，象一位指挥若定的”司令“一般说道，”我们的人，打进了‘联司’和‘支联站’。据他们传出可靠的消息，‘联司’和‘支联站’在八月五日要在人民广场召开全市大会，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一周年。我们必须在八月五日前消灭‘联司’和‘支联站’，就象武汉的‘工人总部’消灭‘百万雄师’一样！“
“先打‘联司’，还是先打‘支联站’？”又有人问“王司令”。
“‘联司’好打，‘支联站’难打。最好先干掉‘支联站’。”王洪文答道，“从‘解福喜事件’之后。‘东方红’已经退出上柴厂，住在延安西路二百号文艺会堂和外滩的市革会大楼。上柴厂成了‘联司’的统一天下。这样，只要把上柴厂一包围，‘联司’就成了瓮中之鳖。麻烦的是‘支联站’，东一个、西一个。我想，最好等‘支联站’开会的时候，一举歼灭。我已经关照了混进‘支联站’的我们的人，一有开会的消息，马上报告我。所以，也请各位随时作好准备，随叫随到。最理想的方案是先干掉‘支联站’，再吃掉‘联司’。另外，考虑到‘工总司’的战斗力、机动性不够强，我已请‘上体司’的‘胡司令’协助，请他们作为‘工总司’的‘尖刀班’！”
“这个主意好！玖睢骱Γ 蓖鹾槲牡幕埃⒓词艿健靶⌒值堋泵堑囊恢略尥？
大抵因为《沙家浜》里有个胡传魁“胡司令”的缘故，所以胡永年也博得个“胡司令”的“头衔”——认真点讲，胡永年并非“上海体育界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上体司”）的“司令”，只是一名“常委”而已。
胡永年，算不上是个正儿八经的运动员。他喜欢踢足球。进入上海一家钢铁厂之后，成为上海工人足球队的队员。
此人在“文革”前因打群架之类流氓行为，受到过领导批评。“文革”一开始，他便扯起了“造反”的旗号：不久，他当上了“上体司”的“常委”。
“上体司”的造反队员们与众不同，个个身强力壮，有举重大力士，有武术高手。
哪里有武斗，这支队伍便在胡永年率领之下冲冲杀杀，出现在哪里。在“—·二八”炮打张春桥的时候，张春桥被“红革会”围困于锦江饭店。胡永年率“上体司”杀透重围，救出张春桥。张春桥马上夸奖胡永年“粗中有细，阶级斗争觉悟高”，“有办法”，于是胡永年声望陡增，成了“胡司令”。
“胡司令”抢了一批摩托车，使“上体司”成了一支“机械化部队”。虽说这支队伍不过千把人，可是个个身手不凡，一顶十，“战斗力”比“公革会”还强。
“王司令”预料到与“联司”。“支联站”之间会有一场恶战，于是上门向“胡司令”求助。
“好说，好说！”“胡司令”一口应承下来，“什么时候用得着兄弟，打一个电话过来，几分钟之内我们的摩托车就出动！我手下的‘搏斗兵团’，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一言为定！”“王司令”和“胡司令”紧紧握手。
果真，七月三十一日，王洪文给“胡司令”打来电话，说是有急事相告……大战的前奏上海西区，在离张春桥下榻的兴国路招待所几百公尺处，有一条幽雅、静谧的马路。
马路上不通公共汽车，但常可看见小轿车进进出出。这条柏油马路并不长，与兴国路垂直，形成一个“十”字。这便是泰安路，马路两侧大都是一幢幢两层的小洋房。居居之中，既有上海著名的作家、音乐家，也有上海高级干部。大学校长、教授，还有一批资本家。
泰安路一百二十弄三十一号，是一幢资本家的小洋房。自然，“文革”开始之后，主人被赶了出去，小洋房被造反兵团占据了。
七月三十一日薄暮，天刚刚有点暗下来，陆陆续续的有许多人步入小洋房。
上海各“支联站”的三十多个头头前来这里，召开秘密会议。
上海的空气中已充满火药味儿。“支联站”的头头们为了对付“工总司”，正在部署着反抗的计划。
会议尚未正式开始。三三两两，头头们在互相通报着各区的“支联”情况。
在这三十多人中，唯有一人显得坐立不安，眼睛不时往窗外瞟。因为他事先给王洪文挂过电话，密合今晚“支联站”会议的时间、地点，怎么还不见有什么动静。
时针指向七点。突然，一个中等个子、身体结实、四方脸、颧骨突出的男青年，推开门口的警卫，冲了进来。他的左臂上没有戴红袖章，却扎着白布条。在他身后，一大群彪形大汉，随着呼啸而入。每个人的左臂都扎着白布条。
“不许动，你们被捕了！”这个满脸横肉的男青年，便是大名鼎鼎的“胡司令”。
他的一声令下，“上体司”的“搏斗兵团”和“工总司”的一百多造反队员，便冲进小洋房。
“支联站”的头头们束手就擒。
几辆冷藏车来到小洋房前。“支联站”的头头们，被押上闷罐一般的冷藏车——几个月前，王洪文抓马骥，用的也是冷藏车。“王司令”以为，冷藏车的“保密”性能好，而且不会引人注意。
冷藏车在上海市区兜了几个圈子。直至确信后边没有别的车子跟踪，这才直奔杨浦区公安分局。
在“胡司令”的协助下，王洪文没有费多大气力，一下子便把全市“支联站”的一批首脑人物抓获了。
不过，在杨浦区公安分局清点“俘虏”名单之后，王洪文有点后悔：他太性急了，下手太早，以致使一批晚到的“支联站”头目漏网！
原以为这次可以逮装全向东“。可是，据”内线“告知，”全向东“非常”敏感“，这几天行踪诡秘。虽然”全向东“每天都对”支联站“的工作发表意见，可是，除了与他单线联系的”支联站“头目之外，谁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尽管“全向东”成为漏网之鱼，正在兴国路招待所五号楼的张春桥得悉一举捕获“支联站”核心人物三十多人，还是嘉许了王洪文。
意气正盛，王洪文要来上海柴油机厂详图，铺在“888”那宽大的桌面上。四周，一伙“小兄弟”围着，计议着。直到这时，他的“司令部”才有了点“司令部”的味道，他这“司令”才有点象“司令”的样子了。
王洪文用手指在上柴厂四月画了一个圈，说道：“对于‘联司’，要先围后歼。第一步是包围，第二步是攻坚。这是一场硬仗。除了‘上体司’仍然要作为先锋之外，‘公革会’、‘消革会’也要起骨干作用。”
“公革会”、“消革会”的头头，当即表示听从“司令”调遣。“公革会”是公安局的造反派，颇有战斗力。那“消革会”乃“消防革命造反委员会”，已经“改行”，并非致力于救火，却是武斗的一支特殊劲旅。消防车的云梯，成为攻占高楼的重要武器。
“消革会”的造反队员善于飞檐走壁，擅长攻坚。至于那高压水龙，早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北洋军间就已经用来对付学生游行队伍了。自然，五十年之后，这一“经验”被王洪文沿用来对付“联司”。
那个“二兵团”的头头耿金章自从关押了两个月之后，似乎接受了“教训”，没有参与“支联”活动。他也被王洪文请来，参与“军机”，因为老耿在指挥方面还是有两手的。
潘国平也来了。他的手下有一支人马，虽然他与“王司令”有矛盾，而在对付“联司”这一“大敌”面前结成了“统一战线”。
“我们要‘先礼后兵’，要逼得‘联司’开第一枪！”徐景贤在这节骨眼上，提出了重要的策略。
“对，太对了！”王洪文拍案叫好。
于是，八月三日下午，三辆挂着高音喇叭的宣传车，驶进上海柴油机厂。车里坐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代表、驻沪三军代表和新闻记者、摄影记者。
高音喇叭反复播送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给上海柴油机厂‘联司’革命群众的一封公开信》。
“联司”当然进行了反击，团团围住了那三辆宣传车，砸掉了车上的高音喇叭，夺走了记者们手中的电影摄影机，扣压了其中的一些代表。
这，正是王洪文求之不得的！
于是，“联司”之前，加了个“臭”字。上海全市刷满新标语：“臭‘联司’殴打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罪该万死！”
“臭‘联司’必须立即释放市革会和解放军代表！”
“打倒臭‘联司’！活捉杨仲池！”
“工总司”总动员，各工厂出动上千辆卡车，满载着造反队员们，向上海柴油机厂进发……血泪横飞的八月四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日本的“经济起飞”时期，是美国、苏联经济大发展的时候。
中国，中国，本来已是经济落伍的中国，经过了“大跃进”的折腾和“三年困难”的挫折，东方巨龙已经远远地被抛到后边。然而，一场既不是“无产阶级”的、又不是“文化”的、更不是“革命”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
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在“总指挥”王洪文指挥下，在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所发生的一场血战，是“文革”灾难的一场缩影。
在“工总司”大旗指引下，上海二十四万产业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用最原始的弹弓、砖头、铁矛，冲进上海柴油机厂，“踏平”“联司”！
两架直升飞机在上海柴油机厂上空盘旋。摄影师们用电影胶片纪录着王洪文的“丰功”。
这天的气温，高达摄氏三十九度。一颗颗发烫发昏的头脑，投入了一场疯狂的肉搏。
当年“工总司”的喉舌——《工人造反报》，所载《八月四日上柴战地目击记》，虽然处处为王洪文的“伟绩”大唱赞歌，但是字里行间，毕竟还是记下了当年的疯狂和残忍。
兹摘录若干原文于下：
冶金系统的先头部队首先进攻上门，“联司”在这座钢铁大门后堆放无数乱石、铁板等障碍物。钢铁战士们智勇双全，灵机一动，将吊车撞开大门，顿时冶金、电业、华东电力建设局、港务局、纺织、化工、交通运输等系统和红卫兵小将的各路大军冲入中央大道，革命医务工作者也深入“火线”及时抢救伤员，但死心塌地为“联司”效劳的一小撮坏蛋，在铸工车间屋顶上，把砖块从高空抛下，织成了一片“火力网”，阻挡队伍前进。各路人马立即分成四路，把铸工车间包围起来；各条战线的钢铁战士，从水落管（上海人对下水管的俗称——引者注）、消防梯、门窗上攀登。刚要登上屋顶，“联司”中坏蛋用特制的钢叉突然向我们战士刺来，在千钧一发之际，战士们立即抓来灭火机猛喷屋顶，这突如其来的“新式武器”，使一小撮坏蛋惊慌失措，似惊弓之鸟，步步退缩。这时吼声震天，各路大军经过短短一小时艰苦斗争，攻克了铸工车间，在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强大攻势面前，一小撮坏蛋只得举手投降。
一号、二号、三号三幢大楼被造反派战士占领后，“联司”坏蛋都退居到四号楼、五号楼固守。四号楼是“联司”总部，由“联司”的所谓“敢死队”直属兵团据守，组织了密集的“火力网”，砖头、石头、石灰、铁器……象冰雹一样从高空抛下，还用皮弹弓射下螺丝帽，甚至扔下硝镪水、黄磷、燃烧瓶、汽油……很多革命造反派战士受了重伤，周围的房屋、电线也烧起来了，上柴厂战地一片烟雾腾腾。
“消革会”、“义革会”（“义革会”指“义务消防队革命造反委员会”——引者注）的负责人，眼看“联司”疯狂地垂死挣扎，眼看阶级兄弟倒在血泊中，激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屡次请战，要求出动消防车，担负主攻任务，迅速歼灭“联司”老巢。指挥员观察了现场作战情况，为了力争在白天摧毁“联司”老巢，减少伤亡，减少工厂损失，根据“消革会”、“义革会”的请战，决定“消革命”、“义革会”出动主攻，用云梯搭桥，用水枪灭火和制止投掷燃烧瓶、黄磷、硝镪水和石块等凶器、掩护进攻。
三时许，“消革会”、“义革会”第二批战士在“消革会”常委詹XX带领下乘车到达上柴战地，指挥员下令投入战斗，进攻四号楼。这是关键的一战。
“在天黑以前一定要拿下‘联司’黑总部！”这是指挥部的战斗动员令！战士们一到现场，立即投入战斗。谁知凶恶的“联司”一小撮坏蛋，早就切断了厂内的水源。战士们下定决心，排除万难，终于在一千米外找到了河浜。由于距离太长，出水困难，消防战士又发挥集体智慧，采用四辆车子“打接力”的办法打水，洪水水枪（又名大炮水枪）的水压在一百磅以上，由四个身强力壮的“消革会”、“义革会”战士撑着。只见一道银柱直喷四楼，喷得楼顶上一小撮坏头头都象“落水狗”。
为了占领制高点，云梯车开到了四号楼对面，腾空升起来了，超过了四号楼顶。
“联司”暴徒用更密集的石块、铁片、燃烧汽油瓶拼命往云梯车砸。
这时，“消革会”战士徐XX从水落管直爬上去，刚到三楼楼顶时，被“联司”暴徒用长矛刺中，从三楼掉了下来。第二个、第三个战士继续往上攀登，他们爬到楼顶时，用腿力夹住水落管，痛击“联司”暴徒的疯狂袭击，把这批暴徒打了回去，然后纷纷冲上了楼顶。
“立即把云梯靠近四号楼搭桥，从云梯上冲进大楼去！”指挥员又下命令。刹那间，又一批“消革会”、“义革会”战士从云梯冲上去，工人造反派战士也纷纷冲上去，争先登上三楼平台，占领了“联司”总部的制高点。
这时，四号楼二楼的“联司暴徒”还在顽抗。登上平台的战士往下打，下面的战士往上攻，上下夹攻，直捣“联司”老巢。四号楼的“联司”很快地被歼后，就兵分二路，分别指向五号楼和扯着“联司”破旗的水塔。兵临城下，喊话四起：“放下武器，”下来不打！“”‘联司’成员赶快起来造坏头头的反！“造反派战士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盘踞五号楼和水塔的”联司“坏蛋开始动摇了，他们丢下武器，倒下旗子，挂出白旗来，一个个举起双手投降了！傲尽崩铣渤沟淄甑傲耍？
整个战斗从上午十时到下午六时胜利结束。
杨仲池被当场活捉。本来，在此之前，由于“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发布了对他的“传讯今”，“联司”总部头头们劝他和“全向东”暂避风头。他和“全向东”于七月二十九日离开上海，前往浙江湖州。可是，他毕竟放心不下，又于八月二日回到上海柴油机厂，终于落入王洪文的网里。
“全向东”得知“联司”被砸，逃往武汉，于八月十四日在那里被捕，十八日被用专机押回上海。
在一场腥风血雨之中，“联司”和“支联站”终于被王洪文所踏平！（杨仲池、“全向东”在当时都被王洪文投入狱中。如今，杨仲池却是中央某部的处长，“全向东”则作为访问学者于一九八八年夏飞往美国。）为了替“工总司”庆贺“胜利”，《工人造反报》居然登出了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的歌曲。那标明“强有力”的歌词，唱出了当年的狂热，唱出了“造反司令”的风格：臭“联司”，“支联站”，一小撮头头专把坏事干，残杀革命派，殴打解放军，配合刘少奇，紧跟陈丕显，妄想把无产阶级政权来推翻。
上海的天是毛泽东思想的天！
上海的政权是红色的革命政权！
革命派，
同心干，
保卫党中央，
保卫毛主席，
把一切反动分子砸个稀巴烂。
打倒臭“联司”，
砸烂“支联站”，
打倒刘少奇，
打倒陈丕显。
“八·四”狂风刚刚过去，王洪文又在上海搞了个“补课”，抓获一大批在八月四日漏网的“联司”和“支联站”骨干。光是上海柴油机厂里，审讯“联司”的“公堂”。
“刑房”便多达五十多处，刑具达几十种之多！
张春桥表示“完全支持”
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上午，“八·四”惨案的主谋王洪文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的严正审讯。
特别法庭的审讯记录如下：
法庭就起诉书指控王洪文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策划、指挥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派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的事实，进行调查。
王洪文供认起诉书所指控的“是事实”，并向法庭供述：“一九六七年八月初，‘联司’企图在全市组织一个‘支联总部’，被我发现以后，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抓了他们约三十多人。因为我考虑‘联司’在上海虽然人数不多，但能力比较强，已经威胁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当时上海不安宁，就是‘联司’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组织彻底解决掉。开始时，由于它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还是用说服的办法，后来两派闹得比较厉害，我就考虑把它搞掉。八月三日晚上，上海市各群众组织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控诉了所谓‘联司’的罪行，我曾召集‘工总司’的所有委员研究如何搞掉‘联司’的问题。控诉‘联司’大会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围攻‘联司’。八月四日早晨，大约调了四万人，实际上去了十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审判员问：“这次武斗，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你应负什么责任？”
王洪文答：“伤亡了几百人，主要由我负责，我是有罪行的，我应该向全国人民认罪。”
法庭宣读张宝林一九七七年十月的证词、王承龙一九七八年八月二十八日的证词，叶昌明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的证词，并通知徐潘清出庭作证。徐潘清证明：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亲自策划、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群众组织的武斗事件，对群众进行血腥镇压，犯下了严重罪行。他说：“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十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路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六百五十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三百五十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十四万元。”
说实在的，八月四日那天，张春桥的神经一直处于高度紧张之中。
他在上海，却不露面。他把王洪文推到了第一线，而给自己留好了后路；如果砸“联司”造成很多人的死亡，受到全国的舆论谴责，他可以把王洪文推出去，把自己推得一干二净；当然，如果大获全胜，他可以对王洪文此举表示支持。他，毕竟已是“中央首长”呵。
八月五日，张春桥在上海公开露面了。面对着电视摄像机镜头，张春桥狡黠地用这样的话表态：“许多人问我，‘八·四’行动好不好？昨天晚上，我坐车到上海街头转了转。我看到老老少少、一摊一摊在路边乘凉。他们的脸上挂着笑容。我想，这就清楚地表明，老百姓对‘八·四’行动是满意的，高兴的。他们的笑容，已经很明确地答复了‘八·四’行动好不好。……”张春桥故意打了个拐弯球。他的话，明明是表示了对王洪文的支持，却又叫人抓不住把柄——他象泥鳅一样的滑！
直至九月一日，“八·四”事件过去二十多天了，张春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才把话讲得实实在在、明明白白：“最近上海发生了一些不大值得欢迎的事，说上海市革委会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张某人和姚某人靠边站。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镇压了‘上柴联司’，北京学生支持它。对于上海市‘工总司’的行动，我完全支持。他们完全对的。这个厂武斗近一年了，涉及到从厂党委，到八机部体系的党委。后来发展成为所有反革命势力聚集点，形成一个反革命，形成一个反革委会、分裂上海工人、学生运动的势力。到处打人，打死人，革委会要求交出打人凶手，革委会的人也被打出来了，革委会派出二十名代表，均被打、被抓。在这种情况下，‘工总司’连夜召开十万人大会，包围了上柴厂，要求‘联司’交出打人凶手，释放革委会代表。他们拒不交出，反而主动出击，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这仗打得很漂亮。这不是哪个去指挥的。这叫镇压群众？那无产阶级专政还要不要啦？”
作为王洪文的后台，张春桥不仅对“八·四”行动表示“完全支持”，而且也替王洪文掩饰：明明是有预谋、有策划、有指挥的血洗“联司”，却轻轻巧巧，被说成了“群众一急之下，冲进厂去，打了个歼灭战”。
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
张春桥在八月四日那天，全身神经象绷紧的弦，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泽东在上海！
毛泽东决定在一九六七年七月中旬起，巡视大江南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徐。……”喜欢游泳、又爱食武昌鱼的毛泽东，兴致勃勃，曾几次到武汉畅游长江。就连一九六六年七月，“文革”如火如茶之际，他还是抽空到武汉横渡长江。他在游长江时说的几句话，立即成为传遍全国的“最高指示”：“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长江水深流急，可以锻炼身体，可以锻炼意志。”
当一九六七年的炎夏来临之际，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七月了，我要到外面走走。去武汉游水，那里水好。”
毛泽东点名要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行。
然而，一九六七年七月的武汉，正是“工人总部”与“百万雄师”两军对垒的时候。
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周恩来于七月十四日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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