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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文传-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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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成为“联司”的“军师”，成为“支联总站”的头头。
“全向东”取代了耿金章，与王洪文相抗衡。耿金章擅长于组织力量，“全向东”则擅长于演说、出点子、写大字报。他借助于“工学运动相结合”，把红卫兵和工人组织成“支联站”。
“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全向东”的这一系列带有理论色彩的攻击“工总司”的言论，比耿金章的几声“他妈的”咒骂要厉害得多。
王洪文不由得注意起这个“全向东”来，下令搜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后来，《工人造反报》曾以大半版篇幅刊载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作者为“交大红师（筹）、赤革会、教联站”。这份《罪行录》中，详细摘录了“全向东”的“反动言论”，指责他“阴谋策划‘上海第二次大乱’”。
如今，以历史的目光重新审视《“全向东”在文化大革命中部分罪行录》。其中不少言论是击中了张、姚、王的痛处的：二月十九日“全向东”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来到上柴厂，兜了一圈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
四月二十六日“全向东”之流为了稳装联司“群众，匆匆忙忙组织了一个”赴京控告团“去北京。
四月二十九日“全向东”从北京寄给“联司”第一封公开信，信中提出了七条所谓的“斗争方法”……“全向东”并在信中大肆攻击以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首的上海市革会。说什么：“有人竟然宣传在‘一月革命’后，上海已平静无事，只要‘大联合’就可以了，一切大事可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里的‘群众领袖’去解决，开圆桌会议摆摆平。……必须把套在上海革命派头上的精神枷锁打碎。春桥、文元同志必须深入到群众中去，特别是深入到上海的革命工人中间去。”
五月七日“全向东”写给戚本禹同志一封信，恶毒污蔑伟大的一月革命。把“一月革命”中进行夺权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称为强盗似的占山头。……“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还叫嚣“必须改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五月三十一日“全向东”写出大字报《是否毒草？》，攻击新生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是“资产阶级喉舌”，是“资产阶级忠实的代言人”。
六月十日“全向东”回交大领工资时大放厥词说：“全国六个革命委员会五个垮台了，上海（革委会）你看好了，历史会作结论的。”
六月二十四日“全向东”在人民广场公开叫嚣：上海公安机关“实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上海的政宣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里”。
七月十六日“支联站”在人民广场聚众召开所谓“坚决捍卫六·六通令大会”，“全向东”在会上大放厥词攻击上体司、工总司等革命组织，咒骂“《文汇报》的头头”是“资产阶级政客，……靠造谣过日子”。
七月二十二日“全向东”在“支联站”大会上，出于他的阶级本能，恶毒攻击上海市革委会“比黑市委的反动路线还厉害”，并狂妄叫嚣“徐景贤、王洪文就是新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七月二十五日，由“全向东”主持召开了各大区负责人会议，研究了如何进一步欺骗群众等反革命策略。当晚，“全向东”煽动群众冲击在人民广场开会的“红三司”、“红上司”革命小将，又冲进市公安局殴打革命战士，后又冲击市革会，“全向东”拿着喇叭狂叫：“徐景贤、王洪文从市革会滚出来。”真是狂妄已极。
……
在“全向东”的种种“反动言论”中，最使王洪文不安的是“安亭事件必须重新估价”，“靠安亭事件起家的群众领袖大部分是一些投机分子和野心家”。须知，王洪文确实是“靠安亭事件起家的”。一旦安亭事件被否定，“工总司”也就垮台，“司令”不复存在。
王洪文意识到，这个继“赤卫队”、“二兵团”之后冒出来的新对手，充满着辣味。
第三次较量，比前两次更为严峻。不过，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如今的王洪文已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手中有权有势了。他想用手中的权势，压垮对手……福州路事件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一支由军人组成的队伍，开进了上海柴油机厂。
这支队伍，有着一个冗长的名称，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上海柴油机厂所生产的柴油机，有一部分是用作军舰、鱼雷快艇的动力，厂里有保密的军工车间。、不过，这支“宣传队”进厂，倒并不是为了军工车间的生产，而是为了“支左”。
“支左”，亦即支持左派。毛泽东的关于军队要支左的指示，已经多次用黑体字标出，印在《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的社论里：“人民解放军应该支持左派广大群众。”
“人民解放军应积极地支持和援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决地反对右派。”
“人民解放军应该积极支持左派广大群众。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
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哪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
这支穿着军装的队伍，根据最高领袖的指示，前来支援左派，理所当然受到了“阿东”和“阿串”双方的欢迎。
“东方红”用黑体字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联司”为新魏体刷出了大标语：
“热烈欢迎解放军宣传队来我厂支左！”
双方的口号一模一样。不言而喻，不论“阿东”还是“阿串”，都以为自己是噹噹响的左派！
这支军人队伍背后的秘密几乎无人知晓：它是“市革会”派去的，幕后的指挥是王洪文和徐景贤。
当然，张春桥和姚文元也过问过这支队伍。不过，自从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和“第一副主任”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大部分时间在北京，忙于中央的权力之争，而对上海实行“遥控”。
王洪文和徐景贤都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主持上海的日常工作。
不过，徐景贤毕竟当过上海市委写作班支部书记多年，政治手腕比王洪文强得多，而且他的口才、文才、政治理论水平远在王洪文之上，很快的，上海的实权落在了徐景贤手中。但是王洪文毕竟手下拥有百万之众的“工总司”，徐景贤也未敢小觑这位“王司令”。
这支“宣传队”开进上海柴油机厂一个月之后，那里的形势陡地吃紧。因为“宣传队”经过一个月的“调查研究”，终于在四月二十四日发表“公告”。这“公告”，犹如法院的判决书似的，对“阿东”和“阿串”作出了裁决：“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
“‘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东方红”马上“热烈欢呼”起来。“联司”呢，实在气愤不过，当天晚上便把那支“宣传队”的“支左办公室”砸了。
王洪文原以为可以用“解放军宣传队”压垮“联司”，不料，矛盾急剧激化。
“东方红”马上抓装联司“的把柄，声称”‘联司’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把大字标语刷在外滩，刷在南京路。
“联司”呢？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由“全向东”带队，于四月二十六日奔赴北京。
那支“宣传队”呢？放下了手中的“红宝书”，拿起了钢枪，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上海市公安局。
柏和卢的被捕，又一次激怒了“联司”。“全向东”斥责王洪文所实行的是一条“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本来，“资本阶级反动路线”这顶帽子，是王洪文给陈丕显、曹荻秋戴上的。如今，却轮到他的头上，而且还加上了“老牌的”、“新型的”、“带铐的”、“带手枪的”之类新标签！
五月二十日，二十多辆大卡车从杨浦区驶过外滩，向西驶入福州路，突然在一幢大楼前停住了。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二十多辆卡车拥挤在并不宽敞的福州路上，阻断了交通。
从卡车上跳下一批“联司”成员，就地静坐，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
“联司”的静坐示威，马上轰动了上海全城，被人们称之为“福州路事件”。
‘联司’必胜！胶臁匕埽 蹦强诤派诟V萋飞险鸬础？
支持“联司”的人，越来越多。
上海柴油机厂有的是柴油机。“联司”从厂里运来了柴油机，在福州路上，在不远处的人民广场上，柴油机隆隆运转，带动发电机发电，雪亮的电灯泡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联司”们在灯光下发表演说，撒传单。
“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一个接一个大会，在人民广场，在雪亮的灯光下举行。
这边，福州路上一大群卡车、静坐者和围观者挤得水泄不通；那边，人民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夜夜上万人聚拢，热闹非凡。
王洪文的双眼密切注视着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上的一举一动。不过，张春桥从北京来电话关照过他，不要轻举妄动，现在动手挤“脓”还为时太早！王洪文的手虽然早就痒了，还是听从“军师”的指令，耐着性子等待着“大扫荡”的时刻……“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常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
“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
“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王洪文是从上海的第一次大乱中夺了权，坐上“市革会副主任”的交椅。眼下，他竭力反对“上海第二次大乱”——因为张春桥制订了“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策略。上海已成了他们的“基地”，万万乱不得。
《红卫战报》发表的《“支联站”必须立即解散》一文，“批驳”了“全向东”的“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倒是说出了张春桥、王洪文心里想说的话：“乱有阶级性。有革命的乱，也有反革命的乱。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我们就积极主张革命的乱。这是为了乱敌人，乱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乱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上海的代理人陈丕显、曹荻秋。我们就是要乱它个落花流水。这种乱大大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派。……现在，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夺取了政权，放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如何巩固政权，这就是要我们掌好权，用好权。现在主张乱的人，就是想乱我们的无产阶级政权，乱革命的新秩序，乱我们革命派，这是对敌人有利。‘支联站’一小撮头头实质就是在为敌人效劳。……”这篇以《红卫战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文章，已经把“联司”当作敌人了！
后发制人
“小兄弟”们磨拳擦掌，已经不止一次提醒“司令”，该干掉“联司”了。
这一回，“王司令”稳坐中军帐，倒是沉得住气。他听从张春桥的告诫：要让“联司”充分表演，后发制人。造成口实，一举全歼。
他派出了“小兄弟”，假装支持“联司”，打进了“支联总站”。这位近乎间谍的“小兄弟”，不断密报“支联总站”的一举一动，使王洪文对于对手了然若指。
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他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之际，对“联司”来个“一锅端”。
这边有风，那边就有声。
六月二十三日，“联司”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返拇ァU伙荽ィ孤读送鹾槲牡奶旎骸跋衷诨挂卦谧ㄕ怪械囊恍〈榛等恕 钦谠湍鹨桓龈蠊婺5恼蜓埂尽ⅰ瓷喜癯А姆锤锩苹赡芙窈蟀朐轮诔鱿盅瓷喜瘛
这张传单所揭露的，正是王洪文制订中的秘密行动计划。“情报”完全准确。
这张传单大量印发之后，“联司”和“支联站”提高了警惕。
过了三天——二十六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
传单中很具体地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联司”理所当然地进行反抗。
六月二十八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第二天，终于爆发了“六·二九”事件，震动了上海——“联司”面对王洪文伸来的黑手，进行了反抗。
当时的《工人造反报》以整版篇幅描述“六·二九”事件。这家由“工总司”主办的报纸当然是站在“工总司”的立场上说话，但也透露了当时的一些实际情况：“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币怀∥涠房剂耍绞苌巳嗽贝锒俣嗳耍耸平现氐挠形迨嗳恕？
当天深夜十二时半，“联司”和“支联站”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火光惊动了沉睡中的上海市民。青年宫的广播台哇啦哇啦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吵吵闹闹，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算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听到从上海柴油机厂传出来的消息，听到从青年宫传出来的消息，王洪文狞笑着，慢悠悠地抽着烟。他巴不得“联司”跳出来，“联司”闹得越起劲越好。“后发制人”嘛，这是张春桥的计谋。他要把“挑起武斗”的罪名先安在“联司”头上，然后“名正言顺”地加以扫荡。
今非昔比，已经成为“市革会副主任”的王洪文，可以用手中的权，哗哗地开动宣传机器，对“联司”展开强大的舆论攻势。
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六月二十九日发布《通告》。这个《六·二九通告》的主旨，便是“制止上柴厂武斗”，把“联司”推上了被告席。
翌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一下子便使“联司”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用王洪文的话来说，这叫“对‘联司’发动了强大的‘文攻”’。当然，“文攻”的下一步，便是“武卫”了。
“王司令”又“指示”以“工总司”的名义，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充满着恫吓的语气：“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
“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一文，已经把“联司”作为反动组织对待了：“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七月一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联司必败”的口号声，从成千上万的喉咙里喊了出来，那声波久久地在上海上空回荡着。
解福喜之死
上海进入七月之后，气温骤然上升，热不可耐。位于上海东北郊的上海柴油机厂，成为全市最热的地方。“阿东”和“阿串”之间的格斗，由于王洪文支一派、压一派、已经愈演愈烈，日趋白热化。
“文革”前，曾是上海“八面红旗”之一的上海柴油机厂，如今生产濒临瘫痪，成了一个炸药库，随时部可能发生剧烈的爆炸。
“六·二九”事件过去二十天，七月十八日又一场武斗在上海柴油机厂爆发。
导火线是一桩芝麻小事：
“联司”在厂里刷了一条大标语。那际语是七月十三日上午八时刷的，注明“保留五天”。
七月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东方红”覆盖了“联司”的大标语，写上一条针对“联和”的大标语。
“阿东”们与“阿串”们，就“保留五天”如何计算，发生了口角。
“东方红”以为，从十三日上午八时至十八日上午八时，整整五天。因此，他们在十八日上午八时零二分开始覆盖，是符合“保留五天”的。
“联司”则以为，“五天”指十三日至十八日，保留期应当是到十八日夜十二时为止。因此，“东方红”在上午八时零二分覆盖，是违反“保留五天”的。
如此区区小事，引发了“阿东”和“阿串”的大辩论。可惜，当年的中国没有“大字报法”，没有关于“保留期”如何精确计算的条文，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种“大辩论”显然是毫无结果的。
吵着吵着，动起手来。最初的武器是墨汁和浆糊，你往我的身上泼墨汁，我用浆糊“还击”。
双方的人员闻声赶来支援。武斗的级别迅速提高。瓦片，砖头以至铁块，代替了墨汁和浆糊。
武斗的规模不断扩大。伤员激增，达三百多人受伤。
在混战之中，出了人命：工具车间工段党支部书记、“东方红”成员解福喜受了重伤，不久死去！
“好，这是一个大把柄。我们要抓住解福喜之死，大造舆论！”王洪文正巴不得闹出个大乱子，可以收拾“联司”，不由得幸灾乐祸起来。
解福喜明明是在武斗中死去，而王洪文手下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七月二十一日发出的通令中，却被说成这样：“七月十八日，在上海柴油机厂‘联司’总部，有人私设公堂，严刑拷打上柴‘东方红’战士解福喜，以致惨死，手段十分残酷。我们对死者表示沉痛的哀悼，对家属致以深切的慰问。根据中央‘六·六’通令，我们政法指挥部特今以杨仲池为首的上柴‘联司’负责人立即交代打人致死的过程，交出杀人凶犯名单，听候审讯。……”这天晚上，王洪文在上海人民广场主持召开大会。据通知，说是传达中央重要文件，几十万人前来开会。会议即将开始时，主席台上的横幅换成了“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解福喜同志追悼大会”。于是，这几十万人。都成了追悼大会的参加者。
王洪文的讲话精神，后来被写入《工人造反报》的“社论”。解福喜之死，本是不该发生的不幸事件。王洪文却竭力借解福喜之死扩大事态，煽起人们对于“联司”的深仇大恨，为踏平“联司”作舆论动员：“解福喜是被‘联司’一小撮暴徒私设公堂，酷刑拷打致死的，全身打得皮开肉绽，体无完肤，尸身遍体鳞伤，惨不忍睹。
……
“解福喜在旧社会受尽了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解放后，是毛主席、共产党替他带来了幸福。解福喜对阶级敌人怀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情的热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坚定地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与革命群众一道，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派’以及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因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一切阶级敌人把解福喜看成是眼中钉，肉中刺。
“解福喜为保卫革命路线，保卫我们上海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献出了生命。解福喜不会白死，也不能白死。上海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誓以鲜血和生命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
“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犯罪。……”磨刀之声霍霍，王洪文已在准备对“联司”下毒手了。
这时，全中国也处于滚滚热浪之中，武斗之声四处可闻。惊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在这时候爆发了。
七月二十日这天，上千辆卡车在武汉街头游行，当地拥有百万之众的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高呼“打倒王力”的口号，声震武汉三镇。这是因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以及公安部长谢富治前往武汉处理问题，支一派，压一派。被压的“百万雄师”奋起反抗，举行大游行，还扣压了王力。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谢富治和王力飞回北京。江青组织数万人在西郊机场欢迎两位归来的“英雄”。当晚，林彪听取了“中央文革”的汇报之后，把武汉“七·二○”事件定为“反革命暴乱”。“百万雄师”成了“反革命组织”，遭到了残酷迫害。“百万雄师”被称之为“百匪”，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被说成是“百匪”的“后台”。
上海的人民广场，处于高温之中。七月二十一日刚刚开过数十万人追悼解福喜的大会，才隔了一天，又是几十万人聚集那里，又是王洪文主持大会。这一回，开的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誓死保卫中央文革大会”。
真是够热闹的，大会既发出《给谢富治、王力同志的慰问电》，又发出《给武汉地区革命造反派的声援信》。王洪文其实是在借武汉问题造声势。在他看来，武汉干掉了“百万雄师”，那么上海干掉“联司”、“支联总站”的日子也不会太远了。
那封《声援信》，骂的是“百万雄师”，字字句句却针对着“联司”、“支联总站”：“龟蛇两山在震荡，万里长江在咆哮，武汉三镇在沸腾！无产阶级革命派难道能容忍阶级敌人和它们的爪牙如此横行不法吗？不！不能！一千个不能！一万个不能！！万万个不能！千百万人发出了同一个愤怒的吼声：打倒陈再道，砸烂‘百万雄师’！
坚决镇压反革命！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币荒徊揖缭谖浜悍⑸耍阂颉捌摺ざ稹笔录浜罕淮蛏舜虿械拇锪蛄Ф嗳耍淮蛩赖拇锪俣嗳耍？
“压勿煞战斗队”
“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联司”依然在反抗着。
“联司”在七月二十一日广为印发《备忘录》，向王洪文抗争，向王洪文声辩。
《备忘录》全文如下：
备忘录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在步骤的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五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帐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四）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泡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一日
“联司”在上海并不孤立。虽然王洪文召开了一次次声讨“联司”的大会，动辄几十万人，可是“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的反对派们的子女，居然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
“小支联站”的成员们，据说有五百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据一位十七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任务如下：一、贴标语，发传单；二、看见“东方红”或“公革会”（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汽车停在那里，就把轮胎的气放掉；三、扰乱批判”联司“的大会会场，起哄或撤传单；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五、看管好”联司“的汽车。
“支联站”们也不时召开万人大会，高呼“联司必胜”的口号。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活跃于上海滩，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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