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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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默村没有把她打死，但把她这个行动组给破获了。无奈，戴笠又派人到上海把朱小姐杀死。
　　这就是戴笠对女特务的先奸后用，再处死的例子。他把女人当玩物，他是个禽兽，根本没有什么感情可言。有的女人认为“戴先生爱上了某某小姐”。那是对戴笠没有看透。
　　1942年3月我在军统局主办的“西安查缉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受训。一共二百多人。戴笠专程从重庆到西安主持我们的毕业典礼，并且亲自分配工作。他在人事上，对训练班很重视，非常相信他的学生。训练班毕业他尽可能到班讲话及分派工作。没到西安之前，他听第八战区政治部主任曾扩情说，西安开源寺妓馆有个叫妹妹的妓女，长得很漂亮。到西安之后，戴笠办了一些公事，晚上，他自己到了开源寺。
　　开源寺是一座古庙，后来改成妓馆。里边都是江苏扬州的名妓。进了开源寺，给他做警卫的西安警察局侦缉队队长马德皋马上跟了进去。各妓馆对马德皋很熟悉。戴笠一找就找到十七号院。他进院把帽子往下拉，大衣领子立起来。一进门就叫妹妹，伙计把他引进妹妹的屋子。妹妹不认识他，戴笠自我介绍说：“我姓王，商人，跑单帮的。从上海到西安，来这玩一玩。”
　　戴笠既不喝茶，也不吸烟，这是他的生活习惯。他在那与妹妹对话，他问一句，妹妹答一句。戴笠说：“你这套家具颜色不好看，明天我给你买一套。”“谢谢吧，用不着。”妹妹认为他吹牛，很讨厌。这时马德皋在门口的一个屋子坐着。妹妹过去，马德皋问妹妹：“屋里有客人没有？”
　　“有一个，他说是商人。唉哟，那样子凶得很呀，讨厌死了。他不走，说要在这儿过夜。天哪，我不留他！”
　　“这个人很有钱，我知道他是河南的一个大经理，在上海开绸缎店。他认识宪兵队的一个班长，你如果不留他，他打你们，我可不管。留下吧，他有钱，多给你钱那有什么关系？他住一夜又不与你结婚，管他凶不凶。”
　　妹妹被说服了。吃完晚饭，院中的伙计发现门前有许多人在来往的转悠，伙计赶忙报告了妹妹，怕出事。妹妹这时正在洗脸，准备睡觉，她自言自语地说：“不晓得干什么的？有几个人老在门前转悠，要打架的样子。”
　　“那好办，你到门口，叫他们回去！”
　　“唉哟，我可不敢。”
　　“去吧，你到门口一喊，他们就散了。”
　　妹妹到了门口喊了一声：“你们回去吧！”不一会儿门口的人都不见了。马德皋自己带着几个喽啰在十七号的院外警卫了一夜。第二天清早戴笠回到自己的住处。这一夜戴笠给妹妹6000元钱，等于二两黄金。第二天晚上又去了一趟，给妹妹买了四件衣料。妹妹始终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人物，只知道是个大官。戴笠走后我们到十七号去玩，大家问她：“那个河南商人最近还来不来？”
　　“弗晓得！”
　　再如，1945年“九？三”之后，戴笠到了北京，亲自主持“肃奸”。既抓共产党，也抓汉奸。戴笠在北京住他朋友吴泰勋家，吴泰勋的老婆陪他过夜。这种卑鄙的勾当特务们都知道。有一次开晚会，找言慧珠唱戏。当时我是“肃委会”的总务科长。先唱了一段《凤还巢》，后来宋子文又点了一段《金玉奴》。唱完戏，戴笠不叫走了。那夜就把她带到他的临时公馆过了夜。这样的事，我们办总务的特务都要预备汽车，预备饭，所以知道得比较详细。
　　这样的材料我在小册子写了几段，多写没有必要。
　　戴笠用人的原则，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先给你们官做，如果做不好，我就要把‘官’的上面加一个竹字头，变成‘管’；如果管也不行，那就不客气，把竹字头拿下来，旁边加一个木字变成‘棺’！”所以戴笠好押人，为一件小事也能押起来，这就是他所说的管。必要时他还杀人，就是所谓“棺”了。
　　他有一个副官对他这种嫖的生活很反感。有一夜时间很晚了，他叫副官坐车去接女人。把女人接上汽车，这个副官就当着女人面骂起来，意思是骂戴笠半夜三更叫我们到处找“破鞋”。这个女人见了戴笠把这件事说了。戴笠给蒋介石上了一个报告，说他的副官勾通宋子文的副官贩卖鸦片，应予以处死。就这样这个副官被杀了。
　　在用人方面，还有一个鱼鹰政策，他说：“饱了的鱼鹰不干活，吃不饱也不能干活，只有饱与不饱之间才能干活——对待我们的部下，不能叫他们太有钱，也不能没有钱。”
　　小册子里，我知道的，加上大家知道的，写了30段，都是短篇的东西。
　　每天写材料，每天写工作日记。记录当天写了多少材料，谁提供的，有什么特殊问题。然后一一呈报。我在呈报时从来不汇报某人的缺点，何必那样呢，他们不好对我有什么好处？我坚持隐恶扬善。我们每天谈的许多事情也从不反映，因为我就是好谈者之一。
　　10月16日，星期日。吃完早饭，就听看守到一号监房喊：“十六号出来！”我们知道叫的是陈牧。他戴着一副大脚镣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我们这屋的门打开，我心想，陈牧提走了，这回该提我了。我要起来，看守说：“不找你！”又朝张逸民一指：“找你，出来！”张逸民穿上鞋出去了。我心中暗想，有什么重要的审讯礼拜天还办哪？到吃晚饭的时候陈牧先回来了，接着张逸民也回来了。张逸民精神紧张，脸色苍白，饭只吃了半碗。饭后，张逸民坐在我身旁，不停地摇头。我问他：“干什么去了？”
　　他说：“把我叫到局长室，一屋子干部。问我的一些罪恶；问经济大药房案件；问在伪满的活动；问我在长春杀了多少人？我说没杀过人。他们说因为我搞的情报，以致破了案子，都要由我负责。这么一来我就危险了。问我话的干部很严肃，其他的人不说话。情形不乐观。回头，又叫我把这些问题写下来，我写了两个小时。写完之后又拿去看，看回来又叫我补充。咳，不好办哪。”
　　我劝解道：“没有关系，不要难过，有问题就交待，他要杀我们，哪件事不能杀？他要不杀，你多坦白个十件八件的也不会杀，反而说你坦白彻底。”
　　我总觉得张逸民没有我的罪大，他在伪满是个警尉补，在解放前是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分区主任，地位不高，责任也不大。但是他收集的经济大药房的原始情报，这一个案子就杀了六七个共产党的地工人员。还听说他在伪满时对老百姓很厉害，是长春老百姓最仇恨的“三张二栗”之一（三张，即张效九、张逸民、张耀先；二栗，即栗宗元兄弟二人）。他这一张地位虽不高，坏事却没少做。他的老婆就是霸占别人的。还有一件坏事简直不好说出口，伪满时张逸民抓住了女共产党人，用一条大绳子在阴户下边前后拉，把阴户拉烂，然后用洋蜡把阴毛烧掉，最后强奸，杀害。这些残酷的行为我也感到过分。要杀就杀，用不着这样。我也杀过女地工人员，但我不像他这样残忍。如此看来，他的案子很不单纯。礼拜天干部办公，又来了那么多的人，不一般哪。我想，今天找张逸民，说不定明天就会找我。自己掐指一算，1948年10月17日长春解放，③今天是1949年10月16日，整整一年。这一年，国内国外有了很大变化，我自己受了不少的折磨与考验，今天还能活着，真不容易呀！可是将来会怎样呢？想了许许多多。
　　第二天是10月17日，长春解放一周年。天气阴暗，刮着凉风，仿佛要下雨似的。早饭后，我以为照例会提我去前楼写材料，但是没有提。不一会，看守的战士端着枪，表情很紧张的样子，来回在我们的窗户前监视着。这就预示着将要发生不寻常的事情。接着把玻璃窗户里面的防空窗帘（一层黑纸）也关上了，这是因为这些窗户靠大街，怕我们往大街上看。可是大街上什么也没有哇。我坐着想着，今天是长春解放周年纪念日，也许……我想起3月份追悼大会的情景，那句“血债血还，杀人偿命”的口号，不能不使我害怕。我认为开大会不大好，一枪打倒在这屋算了。否则不如袁家佩，吴殷强，孙伯宇等人，他们病死在这里，政府给埋起来，外面人不知道，就算完了。可是郭股长对我说得清楚，“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啊，这句话犹在我的耳鼓。郭股长不会说瞎话的，我应当相信这句话，为什么偏要不相信，给自己增加烦忧呢？
　　看守所的人来到监房，监房异常肃静，一点声音也没有。看守手中的钥匙一响，大家的心一跳。一号监房的门打开了。
　　“十六号出来！拿着东西！”
　　接着脚镣子响，陈牧走出了监号，在看守所门口下了脚镣。铁锤砸砧子的声音我听得很清楚，下完镣，没有声音了。接着又叫十一号监房：“七十一号出来！拿着东西！”
　　七十一号犯人是印匡时。他和陈牧一样在看守所门前下了镣。我以为这回该叫我了，心中忐忑，无法形容。真的，看守所的人往我这屋子走来了……却在我的对门站下了——把郭子襄叫了出去。郭子襄的动作很慢，因为他带的脚镣太重。
　　“快点！”看守催促道。
　　郭子襄戴着那副大镣哗啦、哗啦的出去了，他也在看守所门前下了脚镣。下了脚镣能轻快吗？也许轻快一阵儿。
　　郭子襄的脚镣下完了，看守所的人直奔我这屋子，到门口开锁……我立刻站了起来……看守战士在铁栏前面怒斥道：“你要干什么？老实点！”我的监号打开了，看守指着张逸民说：“你出来！拿东西！”
　　张逸民急忙把自己的衣服包拿起来，到门口穿上鞋，走了。我想不会叫我了，如果有我会与张逸民一块叫出去的。
　　这四个人走了，监房又恢复了原来的沉静。陈牧与印匡时的号数犯人都知道。到我这屋没叫张逸民的号数，只说“你出来”，犯人们很可能以为把我叫出去了，所以我咳嗽了一声，告诉关心我的人：我没有走。
　　他们这样走没个好，是开斗争大会吧？什么场面呢？想不出来一个轮廓，也没有具体的听说过。小说里有斗争地主恶霸的描写——大会上要控诉地主的罪恶，然后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诉陈牧，他的罪与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陈牧是北京朝阳大学毕业，当时朝阳大学法律系是最好的。他毕业以后，入军统的“黔训班”受特务训练，以后到沦陷区干潜伏工作。1946年调到长春督察处充侦审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贪污撤职，押了二个月。释放调充吉林组副组长。他没到吉林，仍住长春。1948年3月督察处的审讯工作忙，副处长张国卿念他是“黔训班”的同学，叫他协助审讯。4月，张国卿升为处长，又把陈牧调回来，仍充侦审室主任。陈牧与军统长春站站长项迺光是同乡，都是辽宁开原县人，所以项迺光对陈牧再回督察处也不反对。
　　陈牧吸食鸦片，为人阴险毒辣。不说别的，他与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过去，把老婆的头部打出血。这件事就发生在解放前的半个月。对老婆尚且如此，对别人就可想而知了。
　　督察处的人，凡是他领导的特务，如侦审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爱发脾气，接着就打人。看守所所长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对我说：“给我调一调吧，我的能力实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陈牧的打。
　　对自己的人还这样，对犯人就不用说了，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陈扒皮”。
　　1948年4月，他到长春大马路重庆饭店去吃便饭。重庆饭店在长春是一个比较大的饭馆。经理姓庄，是个很活跃的商人，认识长春不少高级官员，在警备司令部里也认识不少处长和科长，但督察处他不熟悉。陈牧要了两个菜，不合口味，价钱还贵。陈牧发了脾气，茶房下楼把庄经理找来。庄经理排解一番，陈牧仍不讲理，庄经理就与陈牧吵了起来。陈牧一生气拂袖而去。回到督察处，陈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来查了查，接着就从看守所提出一个新抓来的政治犯，问这个犯人：“你从哈尔滨到长春，见了几次庄经理？庄经理给你几份情报？
　　这个犯人答复不上来，于是用刑，把这个犯人打得糊里糊涂不能不“承认”。于是陈牧就派人把重庆饭店庄经理抓来，抓来之后，不问青红皂白，先把庄经理重打一顿，然后押了起来。
　　第二天上班，陈牧对我说：“昨天夜里审讯，一个八路地工人员供称重庆饭店庄经理与他有关系，并且说庄经理最近要到哈尔滨去，我怕他逃走，当时没有来得及向您报告，就把他抓了来，现在我补一个报告。”
　　按督察处规定，未经督察长批准是不能抓人的。他这样一说，我因不知内情，就同意了。他又对庄经理百般拷打。庄经理家中托了许多人，以后又托到我这儿，我告诉陈牧把庄经理释放。这一押重庆饭店关门了，庄经理花了很多钱，一下便垮台了。庄经理被释放之后，对人说：“这回我才知道督察处的厉害！简直不讲理，叫人没有法子活。”
　　像这种无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务所想不到的，可是陈牧不但想得出来，还能做得出来。
　　再有，陈牧的审讯“本事”极强，督察处处长张国卿对我说：“什么案子，只要到陈主任的手，就能审得出来，审讯能力比法官强得多。”
　　陈牧的确比法官有办法，他能把被审的人绕在里面。比如审讯地工人员：“你到解放区把长春的物价说出去了吧？谈谈物价，什么东西贵，什么东西贱，没有什么关系？”
　　对方没有考虑其他，就承认了这一点。然而到了陈牧的笔下就是“多次往返哈尔滨与长春之间，收集我方经济情报，调查物价，供给奸匪……”被讯问的人还认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已被签处死刑。类似这样的审讯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陈牧在1948年审了一个地工案件，内中有一个长春大学的女学生杜鸣兰。由于这个案子不能构成“奸匪”之罪，原始情况也不具体，就把杜鸣兰等人开释了。到4月，办了一个政治案件，又牵涉到杜鸣兰。怎么牵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陈牧故意牵涉的？不能肯定。这个案子要结案的时候，一个晚上，陈牧把杜鸣兰提出来，威胁要处死她。杜鸣兰哀求他，他就把杜鸣兰强奸了。结果这个案子多数人被杀，杜鸣兰没有被杀。这件事，南京来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陈牧。特务们不满意：“抓到八路应该杀，不该强奸。强奸女犯，纵放八路，是犯团体纪律。”
　　陈牧的罪是数不尽的，还有一个我始终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个共产党机关干部从哈尔滨来到长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韩瑛。到了长春之后，说是向国民党投降的。督察处把李文宣转送到沈阳东北行营二处，该处处长文强把李文宣又派到长春督察处工作，并叫从优叙用。督察处便给李文宣一个中校侦审员的职务。1947年冬，督察处处长由安震东接充，陈牧对安震东不满，说：“安震东不学无术，什么也不懂，连公事都不会批。”类似这样的话很多，李文宣报告了安震东。安震东就借陈牧贪污把他押了起来，并且撤了职。到1948年2月，安震东升充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督察处处长由副处长张国卿升充。张国卿与陈牧是同学，私交甚好，于是又把陈牧调回督察处。陈牧说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许多理由。他对我说；“李文宣不是真投诚，第一，他在侦审案件时，对刑事案件往死里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对奸匪案件，他总是审不出来。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签释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场，女八路庞静这个案子，原情报说她从哈尔滨到长春，结交了一些新一军军官的眷属作为掩护，以便收集我方各种情报。李文宣对庞静的讯问是这样问的：‘你到长春干什么来了？你有没有组织？’这样问犯人是给犯人开脱，应当问，‘你在长春先后收集了多少份军事情报？’或者问，‘你在长春什么时候开始收集情报？你把情报收集好了之后怎样送走的？’第二个问题应当问，‘你们小组有多少人？’或者问，‘你领导几个人？’‘你归谁领导？’不能问你有没有组织？这事，你在场还对他申斥了！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会关系复杂，他每天外出，东一趟西一趟，乱跑一阵。因为他家住在督察处院子里外人不敢到这里接头，他只好到外面去。我听说他有一些朋友是从哈尔滨来的；第三，他的钱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济他，他不会比我们有钱。根据这些可疑之处，我说他是假投诚。”
　　我听了陈牧的这些话，觉得似乎有道理，我对陈牧说：“再好好调查一下。”接着陈牧又到张国卿、项迺光那里游说。造成了一个先入为主的形势。到了3月，张国卿、项迺光及袁晓轩几个人一研究，决定把李文宣秘密处死，（这件事我不知道。）决定好了之后，给南京保密局去了一个电报，南京回电照准。
　　3月中旬的一个夜里，我一进办公室，军用电话铃响了，我拿起了耳机，对方问：“你哪儿？”我答：“督察处。”“你是什么人？”“我是勤务兵。”“找你们处长说话。”“处长不在。”“请督察长说话。”“也不在，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回来告诉他们。”
　　“你们的人在卡哨外，我们新七军三十八师的防地上放枪打死人，是怎么回事？”
　　“你给处长公馆打电话吧，他的电话是××××。”
　　我放下电话，心想又行动什么人了？我怎么不知道？又一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加多问，免得麻烦；再一想，如果我们督察处的人在外搞出事来，我能没有责任吗？况且我们这些人都是亡命徒，天不怕地不怕什么事情都敢干。我想给张国卿打电话问一下情况，但我又犹豫了。
　　第二天一上班，张国卿对我说：“李文宣是奸匪派过来的，昨天下午把他行动了。”
　　“怎么布置的？”我问张国卿。
　　“昨天下午我把李文宣找来，对他说，‘袁晓轩有一些部队在南关外，叫我们派一个人去给这个部队讲话，你去吧。袁晓轩也派两个人同去。’说完又给他拿了一些路费，打发他与王厚甫、刘士培二人一起走了。他们出了卡哨，走到无人的地方，王厚甫在李文宣身后开了枪，枪一响新七军的士兵来了，把王厚甫、刘士培逮捕，带到一个团部。后来给我打电话才把他们二人放了，就是这么回事。”
　　我越听越不满意，作行动不通知我，难道我还能泄漏机密吗？张国卿说：“昨天找你没有找到，听说你到中央银行去吃饭，现在你要做善后的事情。”
　　过了两天韩瑛来见我，她说：“文宣去了几天也没有回来，不知是怎么了，督察长，您有信吗？”
　　“据说他到那个部队的晚上，八路派不少部队进攻，他被俘了。我怕不可靠，今天派人去调查，证实之后再告诉你。不要着急。”
　　韩瑛是哈尔滨有名的歌手，红极一时的韩小姐。后来嫁给李文宣，生了一个小女孩，才一岁。今天我看到韩瑛眼泪汪汪，心也有点难过。我这样欺骗她感到太不应该。
　　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我对她说：“没有调查清楚，家中的生活，我告诉总务科陈科长给你想办法。”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个条子，叫总务科给她发200斤小米，及李文宣4月份的薪饷。这样又把她骗了一次。以后韩瑛又来一次，我对她说：“八路抓去也不会杀了，将来我们抓了八路的干部和他们交换俘虏。”到6月份，韩瑛从督察处的职员宿舍搬出去了，她是不是已经知道丈夫被杀了呢？
　　陈牧害死的人多了，今天如果真的枪毙他，我认为很公平。
　　如果印匡时被枪毙，我认为是陈牧咬的。陈牧充侦审室主任时，一切公事皆要经过秘书室复核，就是说要经过印匡时修改文稿。有的时候印匡时把陈牧的稿子也给改了，陈牧不同意，俩人便闹意见。张国卿与我给他们从中解说，也没有使他们和好。印匡时认为：“陈牧自以为是，有的地方不通，我当然要改。不能把公事拿到别的机关，叫外人耻笑我们不懂公事。认为督察处无人。”其实印匡时只在公文上咬文嚼字，其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空牌位。督察处抓人、杀人的勾当，他无权决定。只能在公事上看到。但是按例行公事他需要在这些抓人杀人的公事上签字。这次被捕，陈牧便咬他一口，陈牧在坦白时说：“我签的杀人公事，都要经过印匡时审核。他不同意，我的公事不能出手。”这样说就加重了印匡时的罪恶，又加上印匡时坦白得不好，就注定了自己必死。
　　还有郭子襄，我第一次作证，就是郭子襄的罪恶。
　　有一天，郭股长把我提到一个屋子。我进屋一看是郭子襄，督察处少校督察。他带着一副大脚镣，脚镣上还有一个铁球。
　　郭股长对我说：“关梦龄把郭子襄的血债说一说。”
　　“1948年3月他在吉黑地区人民义勇总队充少校参谋时，在米沙子抢老百姓粮食，打死了两个老百姓；1948年7月初，督察处在南岭秘密杀害地工人员10人，有他在场，是我指挥的。”
　　“郭子襄听见了没有？”郭股长问。
　　“他说有，就有，反正我没有杀过人。”他表现很顽固的样子。
　　我说：“郭子襄你到今天还抵赖什么呢？我们杀的人都挖出来了，杀人的刹子手多数被捕，你还这样顽固，没有好处。”
　　我在讯问记录上签了名字。在事实面前还如此抵赖，郭子襄可谓是个顽固蛋。
　　他们三个都是督察处的。如果今天枪毙，督察处就被处决了三人。
　　我在屋子里看到窗外的天空，阴暗凄凉，使人感到忧郁。到晚饭的时候，看守战士才把黑窗户打开，他们脸上的表情也不那样紧张了。这一天不比寻常，真不容易过呀。
　　第二天早饭后，又提我到前楼写材料。
　　陈青波说：“早饭后，看守所把《长春新报》发下来，我一看开大会枪毙人，有五个。一个工人说，给这些人点天灯也不多！这条消息我还没看全，看守所的人就把报纸收回去了。”
　　“我们小红楼提出去四个，陈牧、印匡时、郭子襄、张逸民，那一个是谁呀？”我问。
　　“姓苏的，是建军的土匪，听说这个家伙的血债很多，昨天圆楼只走他一个。”李秉一说。
　　大家都感到很空虚，坐下来写材料，心老是沉不下来。
　　“咳！印匡时是贵州人，一把骨头扔在了东北。”我感叹道。
　　李秉一也很恐惧，解放后他潜伏在一个大车店，在那儿被捕的。他说：“在大车店把我抓着，用木棒子把我好一顿打。我是被捕来的，所以危险成分多。”
　　在座的九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危险，我最后说：“好了，咱们不谈这个，写材料吧。”
　　一个材料写完了，又写另一个材料。郭股长要我们把长春的军统和中统组织制成一个表。军统的有我、李秉一（保密局长春站秘书兼人事主任）、中统的有李树中（长春参议会议长）、李芳春、徐克成，还有一个日本特务叫竹中，专门能制表，共六个人完成这个材料。十来天就写完了。
　　写完材料的这天下午，我们等着郭股长的吩咐。11月，天气冷了。我倚在楼窗看着大街上的行人，十分羡慕。大马路上的汽车不断地奔驰着。想到一年以前，我出口是令，长春这个城市，我可以一个命令把全市交通封锁起来；警察、宪兵、特务，一齐在督察处的领导下进行户口大检查。可是现在，我大小便都不得自由。人哪，不可思议的事情太多了。
　　郭股长回来，叫我们把个人的东西搬到小红楼上的一个大房间。他对我们说：“这回小自由，在屋子里可以随便活动，看书、写材料都行。关梦龄这回不用照相了吧？（我曾说在监号里坐着，一动不准动，等于长期照相。）这是对你们的宽大，与别的犯人不同，你们要知道。”
　　郭股长走后，我对徐克成说：“咱们写一个决心书吧，前一段是感谢共产党对咱们的宽大；第二段写今后一定要立功赎罪，努力争取，回报政府的宽大。”
　　徐克成说：“你起稿吧，我缮写。”
　　我拿起笔来就写：“我们都是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犯，深知百倍努力也不能赎罪于万一。但在共产党的宽大政策下，我们得以复生。感戴之情无法形容，今后只当……”写了两页，由徐克成用仿宋体复制两份，一份呈给政府，一份我们贴在墙上自勉。
　　12月初，我们从楼上搬到楼下的七号监房。现在楼上楼下的犯人很少，都走光了。军统这些特务除了我一个人，各屋都空了。楼上只有一个尚传道，楼下还有王心一等几个少数军统电务人员。他们都到哪去了？徐克成说到吉林去了。这么多的人，到吉林？我无法判断。
　　有一天郭股长与我谈话，我说：“陈牧他们五个都枪毙了，这件事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们怎么知道的？”他问我。
　　我就把写材料时候，听陈青波说的那些话说了一遍。接着我说：“枪毙的这五个人，论地位都没有我高，论罪恶也不一定比我多，只是陈牧严重。他们都枪毙了，我还不应该枪毙？我没有死，这是政府的法外施仁，网开一面。我内心充满感激。”
　　“你有这些认识是好的，但是枪毙与不枪毙不在反动职位高低。反动职位高肯定罪恶大，但是与争取的情况，靠拢人民的表现都有关系。看问题要全面。逐渐你就会明白了。”
　　接着他又叫我与徐克成绘制长春的各特务机关的系统表。表的内容都是政府拟好的，我们照写。徐克成的字写得好，他写的仿宋字如同印的一样。他写，我校对。共有三十多张表，每张表上都有阶级、职务、姓名，被捕的有“△”号，未被捕的没有记号。郭股长对我们说：“你们看到这些表，不许乱讲。”
　　这些事知道不应该讲，这是政府的内部材料，政府叫我们整理是相信我们，也是一般犯人所不能做的事情。自己又想，这样事做多了，是不是能放我呢？不怕我把这些机密带走吗？于是又有了疑惑。
　　我们这屋五个人，日特竹中是日本关东军的中尉特务。“九？三”之后，军统的军事联络组组长刘精一留用了他。他的俄文好，在伪满时期做苏联的情报。
　　徐克成在伪满时期给汉奸于静涛当秘书官，于静涛是北满合江省省长，徐克成的日文好，当翻译。竹中说：“徐先生的日本话与东京口音一样。”
　　李中候是小特务，警备司令部参二科的喽啰。不知怎么回事与我们关在一起。大概交待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