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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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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他的姓名，他告诉我：“姓伊，名明，叫伊明。是东影（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的。”
最后他说明了来意：“我想写一个东西，假设在天津中纺里有一个女职员，她在解放前被人介绍参加了军统局天津站。解放后这个女特务看到反动党团登记，她也想去登记，可是特务站长不答应。这仅是一个计划。另一个计划，打算写个潜伏站如何被公安机关发现破了案。你帮助我想一想，怎样才能被公安人员发现？”
我告诉他：“那要看把这个潜伏站设在什么地方？潜伏站都有掩护的商号，商人，从这方面一点一点地深入比较好。”
谈到12点了，他要回去吃午饭，临分手时他说：“我下午还要来，我知道你争取得很好，再努力争取，一定很有希望。”
“咳，戴这么副脚镣，一切都否定了。不过不管政府怎么看待我，我是自首的，凭良心我绝不欺骗政府。”
回到监号呆了一小时，心想这样的谈话没有什么顾虑，吸着烟，喝着茶谈呗。伊明是个导演，他对我说：“我从解放区来，我曾经找过一些军统的人，但是都没有你知道得多。”
我暗道，军统局的高级特务在北满根本没有被捕的，找一些外围分子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会使他失望。
下午1点把我提到看守所，杨股长对我说：“今天给你下镣，以后还要好好争取，不要放松自己。”接着一个看守所的人把脚镣给我下了。自己感到说不出的感激，我忙对杨股长说：“以后我一定要继续争取。”
又到了前楼，与上午一样，进了那个屋子，伊明早已等在那里。一见面，我说：“下了脚镣，轻快了。”
“思想上也愉快了吧？”
“愉快了。”
我内心知道，下镣这件事与他从中婉说有关系。
坐下之后，接着谈，他假设了几种方案来破获军统的潜伏站。叫我参加意见。他设计潜伏站用一个饭店作掩护，这个饭店的茶房喝醉了酒，和客人吵架暴露了身份。
我问他：“在破获这件案子的时候，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几分？群众的力量占几分？先规定出来就可设计。”
他说：“群众力量协助破案占四分，公安人员的力量占六分。”
我又说了几种情况，他说可以研究。虽不能把特务的一切东西都搬到银幕上，但是银幕上要有特务的东西。我在特务技术、潜伏站的组织、通讯、经费、掩护、化装等方面谈了很多。共谈了三天。最后一个下午，又把军统特务机关的一些活动规律，术语写出来，交给了伊明。
过了两天，伊明和另一个干部来到看守所的监号，到处体验犯人的生活。伊明看到我，与我点了点头。他们在看守所呆了三天的样子。
第四天上午又把我提去，谈了特务走路、穿衣服、坐车子的习惯。那一个干部好像是电影演员吕班。我说了许多习惯：“军统特务一般都不戴帽子，留着长发，发上放油，许多人的头发锃亮；衣服在蒋管区都穿藏青中山装，夏天是灰派力士料子的中山装；多数特务身后佩带自卫手枪，皮鞋都是发亮光的；如在沦陷区就要化妆了。特务们走路比较快，两眼向左右审视，走到地方还要向四周看看，这是习惯，特别是外勤人员更是如此。这是防备有意外，好作预防；坐车子，戴笠通常与司机一块坐前座，一般特务也有这样坐的，把警卫人员放在后座。这样坐有什么好处呢？如果有情况在前面能先发现问题，即可指挥司机把车子开走，如果在后座就来不及了。”
伊明叫我学一学戴笠走路，我在屋子里走了几个来回，又谈了一会，我就回来了。
伊明导演的这部片子（也是他编剧）名叫《无形的战线》，经过多次修改，演出后受到公安部的嘉奖。1951年长春镇反时，把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个职员苗佩然逮捕，押在我一个屋子，他说：“《无形的战线》这部片子，拍摄好了之后，拿到北京去审核。片子里有一个审讯员对捕获的特务站长李某审讯的镜头，审讯员对特务站长说：‘你要知道人民的力量是反抗不了的！’说着便用拳头一拍桌子。这个镜头被周总理看见，受到了批评。后来这个镜头又改了。审讯犯人不准耍态度，那样演是歪曲政策。”
我对《无形的战线》采纳了我的一些意见感到高兴。
4月23日南京解放，接着全国许多地方相继解放。报纸上大字标题报道这些胜利消息。我没有什么高兴的，认为这些事对我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说全国解放能够放我，我会迫切希望全国解放，但是事情并不这样简单。共产党与国民党和谈，共产党提出的条件太苛刻了，国民党不干。这期间我看一切事情都从能不能释放出发。
关于国民党失败的问题，在号内反省的时候我仔细想过：是蒋介石个人昏庸无能吗？是他的部下不好，“一团糟”吗？是政治腐败，贪污混乱所致吗？是军事落后，官兵士气不振吗？国民党执政20多年，一无是处，根本没有一点好的事情吗？这些问题，翻来覆去地想，也想不通。现在共产党胜利了，别的就不用说了。做历史的人会给胜利者找出来很多理由著书立说，拿破仑说，我打胜了仗，历史学家能给我找出许多胜利的理由。首先要打胜仗。
5月的一个晚上，电灯已经亮了。看守所提刘一之，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了，接着在看守所门口给他下了脚镣。在犯人的心中，下镣如果不解走还好，如果下了镣走出大门，那可能是枪毙。刘一之的脚镣下了就走了。第二天夏芳庭也走了。他们两人紧挨着走，我明白了：刘一之是督察处的上尉侦审员，夏芳庭是长春警察局八分局局长。他们两人都是暗杀李兆麟将军的帮凶。1946年1月，军统局在哈尔滨有一个潜伏小组，组长叫张伯生。张伯生忽然失踪了，潜伏小组的组员断定是八路军给暗害了。于是就自发的，没有军统的命令，自己作了行动工作。他们选择了一个对象——李兆麟将军。李兆麟将军在哈尔滨很活跃，好跳舞，各种交际舞会都出席。特务找了一个漂亮女人，是混血儿。叫她把李兆麟拉拢上。1946年3月9日，这个混血儿请李兆麟到哈尔滨道里水道街光明医院楼上见面，李兆麟没有多想就到了那里。这个混血儿与李兆麟饮酒，不一会这个混血儿走了出去，于是事先埋伏好的刽子手从内室出来，用斧子把李兆麟杀害了。然后这些刽子手一齐到了长春，转沈阳，又赴锦州。他们在锦州见了东北特务头子文强，文强又给他们分派了工作，这内中就有刘一之和夏芳庭。虽然他俩不是主要分子，但是他们是刺杀李兆麟将军的成员。夏芳庭在“北平特警班”受训，1947年派到长春警察局，1948年夏升充第八分局长。这次他们二人一齐从长春公安局押走，我想一定是解回哈尔滨，可以说注定死命。
6月的一个晚上，先把李中候从监号提出，过了一会儿又提我。我一进屋，郭股长就大喊：“你每天在号内有什么活动？”
“我没有什么活动。”
“你与张逸民两个人都说了些什么？”
“都是在长春的一些事情，他说中统方面的事情。”
“你是军统，他是中统，在外边你们就认识，现在你们在这里还交换情报吗？”
“根本没有这回事。”我的心非常抵触。
他很严厉的批评了半小时，叫我回到监号立正站着，不准睡觉。我回到监号立正站在铁栏杆边。看守战士对我也严厉起来，不准我动一动。我一再压制心中怒火，我记住“人在屋檐下，哪敢不低头”这句话。光棍不吃眼前亏，忍耐吧，小不忍则乱大谋。无论如何绝不能因小失大。内心的气愤无法形容。我想起1946年被押特务看守所。当时的看守人员对我十分客气，同囚的特务张霞飞对我说：“你看看守对你多客气，像你的勤务兵。他希望你出去派他一个好差事。伪满时，我也住这个监狱，现在我又住这个监狱。过去因为抗日，现在因为贪污，将来八路来，我还得住监狱，因为反共。我这一辈子住监狱很习惯。伪满时这里押的是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人，连哈尔滨共产党办事处处长林枫都与我在这里押过，直到1945年我们才一块从这里出去。当时这里的看守厉害呀，对犯人非打即骂。后来大家对这些看守说：‘告诉你们，你们的洋爸爸长不了，小心你们的后事！你没问问我们是干什么的？’以后他们有点老实了。据说明朝有一个总兵元帅被人陷害押到监狱，他一进牢房，看守便叫他跪下，并往他身上小便，尿了他一身。他说：‘吾曾统兵十万，不知狱吏之尊。’在外面不管你是什么王爷、侯爷，押起来就是犯人。”
如今我也晓得“狱吏之尊”了。我想，国民党如果能回来，特务机关又不追我自首这件事，我首先要对看守所这些人予以报复，如果他们跑到解放区，我要布置一个潜伏组去行动他们！这样对我侮辱实在无法忍受。我从下午7点站起，一直站到第二天早上7点。开饭的时候我的两脚已经肿了。吃完早饭，坐在地板上，两腿麻木，如同失去知觉。自己偷偷地掉了几滴眼泪。自我安慰道：打掉牙吞到肚子里，忍吧。
在监号里最大的困难是大便。每天放便在早饭后，晚饭后。另外的时间有大便，要报告看守的战士。看守战士要追问：“为什么在大便时间不大便？现在要大便，挑什么皮！捣什么乱！”先予以批评，再向看守所报告，看守所还不一定有人。有人才能拿钥匙来开门，这就要20分钟。有的时候憋得难受，两手捂着肚子不能站起来。有一次我在开饭时要求大便，报告了半天没有人来。我不敢吃饭，怕吃饭之后拉在屋子里。作了犯人一切都完了，大小便也不自由了。
心里不痛快，不想活。如果能有一场病，病死了，那有多好。我看这种情况发展下去要开斗争大会，那时最好是被枪毙，脑袋上鎚一个眼，死不知道怎么死的。
刘新斋两手戴着手铐，还铐在后面。吃饭有困难，大便不能擦屁股。他头也肿，脚也肿。俗语说，男怕穿靴，女怕戴帽。就是说男的怕腿肿，女的怕头肿，现在他头腿一齐肿，我看完了。我呢？什么病也没有，想死不能。可不可能在放便的时候假装逃跑？那样看守的战士一定开枪。这个法子也不好，假如一枪没打死，把我腿打断了，成了残废，死又不能活又受罪，岂不画虎未成反像犬。怎么样的死呢？每天晚上手淫，无数次的手淫，可以吐血死去。这种法子很慢，传出去太不好听。死，我不犹豫，不要在死时闹出一些下流的勾当，给人们留一些谈话的材料，那就不是好样的。死也要死得漂亮。不过想不出漂亮的死法。咳，成了犯人还是人吗？
上午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不知哪个犯人抓住了一个苍蝇，在苍蝇屁股上塞了一个半寸长的小纸条。这个苍蝇到处乱飞，飞到我们这个监号，我们谁也不敢理。一个看守战士发现了，他把苍蝇抓住，一看苍蝇屁股上有纸条！虽然纸条上没有什么字，还是追问是谁搞的？我们五个人都说不知道。那个战士姓富，他的意思是我的嫌疑最大，他问我，我当然不承认。他一口咬定是我搞的，我又有什么法子呢？同号犯人证明，他也不相信。我心想，我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犯人呀，要整我随你们的便吧。
每天发下来的报纸，一个号一个号的往下传看，但我不敢看。有一天传看报纸，看守战士发现报纸上有个小眼。他追问这是谁搞的？没有人承认，有人说这是原来的。但是不行，就这个问题看守所也来了人，追问在报纸上弄个眼儿是什么暗号？始终无人回答。从此报纸传到我这屋，我不敢看。我怕报纸破了一个口，或者碰坏了一小块，追问起来，三个“为什么”，我是答复不上来的。我宁可不看报，少找这些麻烦。
政府人员知道我们这些特务罪大恶极，诡计多端，认为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是特务行为，对政府不会老实，在监号必然捣乱。可是怎样捣乱呢？特务的手段是什么？他们知道得太少了。有的干部还不知道军统局这个名词。他们只知道提高革命的警惕性，闹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使我们在监号不敢动一动。其实犯人的真实思想动态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只知道发号施令，不听我的，我就给你吊起来，罚站、戴上手铐。这样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从前，我押过无数的人，拿笔写一个条子就押，从不考虑住监狱的情况，现在我尝到了这个滋味儿。押人者人恒押之，自己命该如此。
我们确实杀了不少共产党人，但是我们对一些共产党人也有优待。1943年1月我在军统重庆特务训练班受训，我们这个训练班是视察人员训练班。担负视察特务工作与反贪污。也就是特务的特务。这个班共29个人，在戴笠公馆的隔壁，后山就是叶挺住的地方。有一次我们躲警报，到了后山，看到了叶挺。一个同学对我说：“叶挺吃的比咱们好，重庆最近买不到猪肉，可是他还是每餐有猪肉吃。他什么也不缺，只缺一个太太。”那时对叶挺没有罚站哪，可是现在对我们为什么这样呢？我承认杀了很多共产党人，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宽大政策”，杀人是公开的秘密。可是共产党人说“不打不骂”，但戴手铐子，吊起来，这是言行一致吗？
一次，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干部找我谈话，他说：“我们有的干部很年轻，甚至有的比你们的子女还小，你们难免会产生对他们的轻视。他们问话，你们不愿多说；写材料有一些句子不写上去，认为他们看不懂。这都不对。我们是有组织的，他们可能看不懂，可是我们有人能看懂。所以你们写材料要详细写；他们问你们话，你们要做到知无不言。对他们有什么看法也可以对我谈。”经过那次谈话，对照这些日子对我的处罚，我感到上下不一致，没有什么好的印象。
6月底的一个上午，郭股长提我到前楼审讯室，他说了一些鼓励我的话，并说：“这些日子你的思想很消极，什么材料也不写了，也不请求谈话了，你就这样争取吗？你不请求政府谈话，我找你来谈话，你最近有什么想法？”
“我没有什么想法，我在监号内不守制度犯了错误，受到处罚是应该的，论我的罪枪毙也是应该的，我毫无怨言。”我认可枪毙，也不能接受侮辱性的处罚。脚镣，刑具在某些犯人身上起作用，但是对我不起作用。这一点有些政府人员是不理解的。
郭股长接着说：“今天叫你写一份材料，写军统局的沿革。这个材料你过去写了一个轮廓，这次要全面写一下，有关年月要写清楚。有什么困难没有？”
我说先回去想一想，明天再写。我回到监房想了一天。对于争取的问题，我反复地考虑了一番，“往坏处打算，往好处争取。”这个方向不应改变。现在正在争取的路上走着呢，还没有盖棺论定，因此自己不能半途而废，要大步赶上前去。经过思想斗争，我决定把这部分材料写好。
第二天，我一个人在一间屋子里写材料。每天写十三四页。从军统局的前身“军委会特务处”②，戴笠个人给蒋介石做情报开始写，一直写到1948年为止。分人事、组织、活动、经费等。主要的东西没有遗漏，但是我给政府写了一个建议：“这样大的材料，仅就我个人所知太不完整。军统局的特务谁也写不完全，因为地区太广，组织太多，好几万特务。我在东北，对于西南地区的特务就不了解。因此，为了把这部材料写完整，写系统，我建议，把在押的特务，如：印匡时、刘文白、李秉一、翟丕翕等十个人提出来，集体提供材料，一块写。这样就能写出一部比较完整、准确、系统的材料。”
过了几天郭股长找我谈话，他说：“看了你写的材料，比较具体。印匡时在长春督察处当上校主任秘书，在军统局作过科员，军统局的事他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写‘军统局的沿革’只写了五页。先说蒋介石为什么成立军统局？这就占了一页，后边就说军统局这个番号是怎么来的？其他什么也不写。这不仅是知道的多少的问题，而是肯不肯靠拢人民的问题。你写的那个建议我们看了，必要的时候可以那样做，如果那样做，由你执笔担任主编。”
回到监房心里感到很宽慰，以后还要好好干。可是心里仍有余悸，说不定哪天又把脚镣子给我戴上了？不管怎么样也得争取。戴镣子在他们，争取在我。
7月7日看了毛主席的新著《论人民民主专政》，文章很重要，深入浅出，容易看懂，对我们这些反革命犯很有关系。文章引用的“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句话给我印象最深。我把文章全文背诵下来，作为学习引用，对人也好卖弄。
这些天看不见张看守长了，内心感到很舒服。可能是调走了，由朴看守长负责。朴看守长是朝鲜族人，见人就笑，大家不害怕，有事也敢请求。听说张看守长是共产党员，参加革命年头很多，因为没有文化，只看守长这个工作就干了十几年。他40多岁，在工作上归22岁的郭股长领导。张看守长吃小灶，每天与分局长一块吃饭。这些话是两个看守战士在窗户前耳语被我听到的。
我在屋里想，有什么办法能立功进而把我放了呢？我想回家看看，家中是否还住那座房子？才侠与依平（大老婆与二老婆）最近怎么样？父亲的身体如何？这辈子还能不能与他们见面？生离死别，人生如梦，自己摇了摇头。咳，如果1947年不来长春，在北京工作，我就可以跑到台湾，就没有这些事了。军统的人谁能像我这样来个“与众不同”的自首呢？别人跑了，我不跑，结果搞得人不人鬼不鬼。在共产党这方面，我成了最危险的犯人；在军统局方面，我是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叛徒。俗话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够人”，我就是这样处境。有一次一个干部对我谈话说：“你的历史可以清楚，却不可能清白。”
我心想：过去的污点没法子去掉，因为我是特务，共产党是不会信任的。这不奇怪，共产党的叛徒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是如此，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叛徒一贯采取“可以重赏，不可以重用”的原则，比如袁晓轩在共产党的地位还是不低的，可是到军统局却不给他独当一面的职务。再如张国焘，在军统局成了一个小丑。
在8月初的一个下午，郭股长来到监房走了一圈，不一会儿看守所便从各号提出去十多个人。内中有我。我们到了后院，我一看这十多个人都是军统特务。只有李树中是中统的，他是长春市的参议会议长。军统有杨绍林、李秉一、张锡德、董顺球、李海涛、孙静修等人。我们都坐在条凳上。这是干什么呀？没有什么坏事，因为这些人没有戴镣子。
郭股长笑了笑说：“今天把你们找来开个会，叫什么会呢？叫个进步会吧，因为你们这些人是比较进步的，比较愿意靠拢人民的。我们很欢迎你们这样做。在长春这个地方人民对你们这些人的名字是很熟悉的，同时也是很愤恨的。比如关梦龄，长春市开追悼大会那天，一个苦主在大会上要求政府惩办督察处的刽子手，其中就把关梦龄的名字提出来了！像关梦龄这样的人该死不该死呢？”
“我该死，我死有余辜！”我很激动地站了起来，情不自禁地掉下了眼泪。
“对！你该死。但是政府本着政策办事，关梦龄死不了！他是自首的，在吉林公安机关报到的。从到政府这天开始就积极立功赎罪，检举了潜伏的特务，检举了埋在地下的大小电台；到这之后自己买纸写材料，系统的写了许多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坦白了自己的全部罪恶。在押的军统局的特务，现在属关梦龄表现好。因此关梦龄不但死罪没有，连无期徒刑也没有。你们要向关梦龄学习，只要积极表现就有好的结果。用实际行动靠拢人民。”
接着他又讲了许多如何写材料，如何争取的话。听完了郭股长的讲话，知道自己的命保住了，内心感激共产党！十二万分的感激。
开完会回到监号，由于过分的激动至半夜仍没有入睡。郭股长说话算数吗？这是命令，还是公告？也许是随便说一说？大概是代表政府发表的谈话。我看他不会随便说，因为有这么些犯人听着，将来不兑现，与他自己也不好，对政府更不好。
8月底郭股长把我提出去，对我说：“把你和印匡时，翟丕翕提出来写材料。军统的全部材料，由你执笔。”
我说：“我们三个人还是不行，还要提几个人，才能把这部分材料写全。现在这些人还在，如果他们走了，那就不好办了。三个人也是写，十三个人也是写，多提几个能写好。”
“那么，再提什么人呢？”
“刘文白、张锡德、孙静修、李海涛、张兆丰、李秉一、陈青波。”我提了这么多人的名字。
“把陈牧也提出来吧，他也能写。”翟丕翕建议。
郭股长没有说什么，我知道陈牧表现得不怎么好。这一点翟丕翕还不了解，所以他才这样发言，结果郭股长没有理会。
“好吧，你们三个人先在这屋酝酿一下。”
郭股长推门走出去了，屋内只剩我们三个人了。
我问印匡时：“你怎么来的？”
“解放后，我与张锡德到兴安桥的解放团，从解放团解到公安局，也是报到的。没有改名。你来到这，我们都知道，你戴镣我也知道。你从楼上搬到楼下，一咳嗽，我就听见了。现在你的镣下了，我这副镣还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下呢？”
我又问翟丕翕：“怎么你也戴上镣了？杨成荣什么时候走的？陈哲呢？邱明瑞到哪去了？”
“你下楼之后，我被弄到圆楼，就戴上了脚镣；杨成荣在春节之前走的；陈哲与邱明瑞都到感化所去了。感化所比这好多了，他们走运了。”
我安慰说：“我们好好写材料，脚镣就能拿下来。”
第二天，郭股长把昨天我要求提的人都提来了，我们一共有10个人。他宣布：“写材料算一个小组，小组长由关梦龄担任，副组长由李秉一担任。由关梦龄执笔负责编改。发给你们烟，只能在这吸，不准带回监号。大小便到楼下。”我们分了一下工，先写军统局的沿革，然后写人事、组织、活动、经费。首编戴笠的发家史。大家提供材料，我来编，叫陈青波抄写，他的字写得好。我们这屋整天烟气弥漫。
写了一个多月，关于特务训练班的材料写得比较充实，特别是那几个大的训练班写得很详细，因为这10个人都是那几个大训练班毕业的。自己身临其境，材料比较可靠。其他材料也很多，整理起来十分费劲。有时候因为一件事的年月日大家争执半天。比如戴笠给蒋介石当中校参谋是1930年？还是1931年？
我写了一个小册子叫《戴笠轶事》，把戴笠生前的一些特别的事例象写小说那样写了出来。比如他的嫖是突出的，只要他看中了，他就要睡觉。军统局职员的老婆，军统局的女特务，他朋友的老婆，以及舞女、电影明星，太太呀、小姐呀，他见过面就找来，找来就过夜。他的嫖也赶上军阀张宗昌了。我把知道的事情列举了几件：
军统局人事处一个科长叫李修凯，他老婆是家庭妇女，长得有点姿色，住在戴笠公馆的附近。有一天戴笠坐轿子从李修凯门前经过，一眼就看见了李太太，于是就派副官把李太太强制请来，不用说在那过了夜。
李修凯还有两个小孩，妈妈走了，乱闹。李修凯下班，听说自己的太太被戴笠找去，知道被强奸无讹。他就坐家等着，一直等到第二天早上，李太太才回来。她一进屋，李修凯就拿把剪刀把她的头发给剪光了。由这儿两口子的感情破裂了。李太太被强奸了，丈夫不理她了。她整日闭门不出，羞愧难当。同时李修凯也气病了。戴笠听说李修凯病了，便派人送去药品。李修凯憋着一肚子气，无法发泄。在抗日战争胜利前，李修凯把太太送回原籍，又娶了一个老婆。无形中把前妻抛弃了。
再有，汪精卫在南京组织傀儡政府，军统局处长丁默村投伪，给汪精卫当特务头子，在上海成立特务机关。这样一来丁默村对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构成了威胁，于是戴笠计划把丁默村杀死。他物色了一个叫朱小姐的，此人在上海有许多社会关系，人长得也漂亮。戴笠把她吸收进来，给了许多物质，并且和她发生了关系。过了一个时期，朱小姐出现在上海市的高级交际场所，并且认识了一些名贵的夫人、小姐，因此，也就被丁默村所认识。丁默村本是酒色之徒，一见朱小姐以一个没有伴侣的小姐出现，丁默村就与她接触、追逐。朱小姐没有马上答应丁默村。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朱小姐把自己带的行动组布置好了，才与丁默村同居，成了丁的太太。又过了一段时间，戴笠命令朱小姐杀死丁默村，朱小姐没有遵照命令行动。最后戴笠来了一个电报，大意是，如果不立即执行，即按团体纪律制裁。这使朱小姐没有法子不行动了。
行动前一天，朱小姐指示她的行动组：明天12时零分，由大新公司正门出来一男一女，女的穿红色半截大衣，左首有一个男人，把这个男人击毙。
第二天上午，朱小姐要求丁默村到街上买东西，丁默村答应了。他俩先到别的地方逛了逛，十一点钟的时候到了大新公司。朱小姐这时也有些紧张。她要买一个很贵重的钻石戒指，需要很多的钱，丁默村没有犹豫就给她买了。这样一来，她认为丁默村对待她很好，决定不行动他。于是她在大新公司又买了一件蓝色呢上衣穿在身上，把脱下来的红上衣包起来，走出大新公司。
他的行动组没有等到穿红上衣的女人，知道事情有了变化，于是马上撤离了现场。丁默村与朱小姐回到公馆之后，丁默村马上派人把朱小姐关了起来。丁默村对朱小姐说：“你和我来这一套？老子干了一辈子工作，你的这点东西还能瞒得过我吗？你不说实话，我就让你活不了，也死不了，叫你活受罪！”
朱小姐无奈把戴笠派她的任务具实告诉了丁默村。最后，朱小姐竟耍起娇来，说：“如果我真想打死你，我就不换上衣了，我不想打死你，你反而要打死我，你打死我好了……”
丁默村没有把她打死，但把她这个行动组给破获了。无奈，戴笠又派人到上海把朱小姐杀死。
这就是戴笠对女特务的先奸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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