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皮自白-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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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到11时，讲完了。我对宽大政策与出路这两项很注意，我心里明白，现在要检举特务立功赎罪。没有这个行动，不足以表达向人民靠拢。
　　晚上，我们这几个人在一起研究如何检举，他们说：“北满支台在督察处埋了两部大电台，埋在什么地方了？”
　　我留了一个心眼，没有告诉他们我已经交待了。
　　关于检举，这些人都是很积极的，谁也不会不关心。我为前天检举了一些潜伏组织，内心感到很踏实。
　　长春解放那天早上，督察处把在押人犯都处理了。我只是在电话中听督察处处长张国卿说过此事，详细情况，我不了解。翟丕翕是当时的侦审室主任（即司法科长），我问他是怎么处理的？翟丕翕说：“10月17日那天，天刚亮，就知道六十军起义了。张国卿从家来到督察处，把陈牧（当时督察长）找来，命令先把文卷档案焚毁。侦审室与秘书室的电文档案多得很，烧得满院子是烟。烧完了这些东西，张国卿把陈牧、印匡时（主任秘书）、陈寿岚（督察主任）、我，一齐找到他的办公室，研究如何处理在押人犯。
　　“‘一不做，二不休，杀呀！’陈牧抢先说。
　　“‘杀就杀，杀完了看守所的秘密不会泄漏。’
　　“‘都是些什么案件？’印匡时明知故问，他的意思不同意把这些刑事犯都杀了。
　　“‘都是些刑事犯，内中还有三名同志。一个是绥靖大队谍报十七组的组长张政，还有两个长春站的同志，因为工作情绪不好，临时送到咱们这禁闭的。’我这样说明，也不同意乱杀。
　　“‘一律杀！’张国卿火了，喊了起来。
　　“两个斗殴的，昨天叫他们打保，没有打好，这两个人也处理？”我又补充了这么几句。
　　“都杀，只把张政一个人释放，其余48个人全部杀掉，一个不留，开始行动！”
　　“于是由陈牧、陈寿岚集合督察室的人，开始从看守所提人。我在看守所门口，拿着人犯名册，喊一个提一个，由我过目，当时也不验明正身，不问三七二十一，反正都杀。人犯到了看守所门口，由督察室的督察把人犯架到后院土山下，一枪一个，不一会儿，把四十八个人都枪毙了。完结之后，用土掩埋在山下。这就是解放那天早上的大屠杀。当时，张国卿与陈牧杀人都红了眼，自己的那两个小同志年纪不大，因为请假到沈阳，他们组长呈报上来说他们情绪不安，就把他们送到督察处禁闭起来，以为押几天就可以释放，想不到把他们二人也一齐杀死了。真是不分青红皂白呀！我也是杀人者之一，从良心上说，如果杀共产党的人，我还没有意见，可是这些是刑事案件，不是打架斗殴，就是买卖银圆的，根本不应当押，更不该处死。”
　　翟丕翕把上边这段话说完，我又问他：“张国卿怎么跑的？”
　　“他把人杀完了之后，在督察处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就回到西四马路他的住处。他把呢子制服穿好，把少将领章肩章戴上，在家等着解放军进城，等了两个小时解放军没有来。他一想当俘虏不是好办法，于是又换上便衣，出了大门往对面的小胡同溜了。”
　　我又问陈牧、陈寿岚、印匡时他们都到哪去了？翟丕翕说：“有路条，都换上便衣逃走了。”
　　10月30日夜里陈处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今晚找你来，研究项迺光的下落问题，如何能把项迺光找着，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这么些天没有一点线索。你们那晚上突围的情况，你写了两页，从那上面也找不到什么线索。”
　　我沉思了一会儿说：“项迺光是共产党的叛徒，这就决定他不会自首投案。有一件事可以顺便谈一下，1947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派袁晓轩为东北特技组少将组长，袁晓轩也是叛徒，曾给朱德总司令当过洛阳的办事处处长。派袁晓轩到吉林的目的是策反张学思、吕正操、万毅等人。解放区知道这件事，就由周保中将军给袁晓轩写了一封信，劝说他回到人民方面来，并且可以保证袁晓轩的生命安全并予以适当工作。这封信送到了袁晓轩手里，他找项迺光研究，结果两人把这个情况呈报给了南京保密局，并以袁晓轩个人名义给周保中将军回了一封信，大意是：你很关心我，我很感激。但是我不能到你那里去，你如果能过来，我可以向中央保举，仍任吉林省主席并兼兵团司令等职。这件事可以证明，他们两人不会回心转意的。因此项迺光不会到吉林，他一定在长春，这是一；另，我要从长春到沈阳，化装通过解放区，项迺光不同意，他说中途有许多共军的卡哨在打听我。同时项迺光说：‘你与我不一样，认识我的人少。’那就是说他可以通过解放区了。所以我判断他必从长春经过公主岭和四平到沈阳；再有，解放前几天我给搞的路条，是从长春到沈阳的，如果拿这样的路条拐到吉林，就不合适了。因此现在叫四平卡哨特别注意项迺光还来得及。不过距长春解放已经有十多天了。”
　　“听说于浩在九台，这可靠吗？”
　　我说：“据翟丕翕说于浩是他的总务组组长，从不离项迺光的身旁，如果于浩真的在九台，那也是一个重要的线索。”
　　接着陈处长站起来，拿了一张地图铺在写字台上仔细地看着。这时吕科长问我：“项迺光在长春都有什么亲友？”
　　“他有一个表姐，表姐夫在督察处充上尉人事科员，叫刘继皋。住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关系我不清楚。”
　　陈处长又坐下，问了一些项迺光的化装情况，就叫我回来了。我心想突围那天早上在兴安桥卡哨分手，项迺光不先进城，就是防备别人检举他的。他这一手现在说是做对了，如果我真的知道他的下落，今天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一定检举他了。
　　我的心情很焦躁，家中也不通信。造谣社说：郑洞国带领三百官兵，在长春殉国。北平家中知道这个消息，一定担心我也在长春牺牲了。造谣社无中生有，造这谣将来如何自圆其说？送来的报纸说，沈阳蒋军也惊慌失措。如果国民党能占领许多地盘，还有许多军队，我就可以像被俘的长春市长赵君迈那样，用一个共产党干部换一个国民党的干部，赵君迈就是用人民作家金人换回来的，回来之后仍任长春市长。如果国民党节节失败，就换不成了。
　　这里还有长春兴安中学校校长胡松岳一家。两口子都是大学毕业，北平人，在这反省不错。曹科长叫他管招待所账目。他认出我是督察处的督察长。
　　我来到这儿的头一晚上，楼上发生的女人叫唤始终困扰着我。这天我上了楼进了胡松岳的屋子，朝他对门一看，那屋坐着一个女人。那屋正是那晚我的楼上。于是我问胡松岳：“那个女人是谁？”
　　“我老婆的娘家嫂子。”
　　“我来的那天晚上，楼上有一个女人叫唤，还有两脚跺地板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那是我嫂子头痛，躺在床上叫唤，两个孩子在地板上乱蹦。”胡松岳的老婆这样解释。我笑了笑，看来我的神经太过敏了。
　　楼里那两个反省的干部举动很稳重，非常有修养。我们上街有人跟着，他们出入随便。我问胡松岳这两个干部犯了什么错误？他说：“大概是不服从领导。”
　　这两个干部有一个姓邹的三十七八岁。有一天我到邹同志那屋，他正在整理一张表，我一眼便看出是长春督察处的人事系统表。他还整理这个？我特别想看这张表，我掏出纸烟，给他一支，他不要，我强给他，他接过去，没有火柴，他便下楼去找火。我赶紧挨近桌子，一看真是督察处的人事表，有我的名字，旁边还有“又名关锡九”。别人的人名，职务有一些不对的地方，我的姓名、职务都对。另一页是长春站的人事表，只看见“项迺光”，邹同志就上楼了。我问他：“你还办公？”
　　“他们忙不过来，求我帮忙，给他们整理一下。”
　　关锡九这个名字是我在中学用的，以后到社会干事我发现“锡九”有许多人用，我就不用了，用我的号“关梦龄”代名，名、号一致。在反动派里凡是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叫关梦龄，不知道叫关锡九。能知道我叫关锡九的，只有中学的同学。忽然我想起今年3月，一个叫陈尔立中学同学，从哈尔滨到长春，由在骑二旅当副团长的同学杨崇侠陪同到督察处去见我。他给我送了一条纸烟，说他由哈尔滨市来长春，计划到沈阳，求我给买一张飞机票。我给他办妥了。那时我很忙，也没顾得详细问他底细。可能他是共产党的地工人员，不然别人不会知道。这张表可以证明公安处知道我的情况不少。我回到房子里又生了疑问，这张表难道故意给我看的？表示公安处对于关梦龄什么都知道，连你的学名都知道，你要好好的交待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11月2日的早晨，起床后在院中散步，朱副处长满面笑容地走到我的跟前，说：“老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沈阳解放了！”
　　“啊，沈阳解放了！”我重复着朱副处长的话。这与我有什么好处？沈阳解放能把我释放了吗？不见得。同时心里也很宽慰，幸亏我没往沈阳跑，否则还得往北平跑，万一跑不了被抓着更麻烦。沈阳解放，东北解放，华北早晚也得解放，这是兵败如山倒哇！卫立煌守不住东北，傅作义也难守得住华北。这样一来，东北、华北和西北完全解放，蒋家天下去了一半，再从共产党手里拿回来不容易了。在目前情况下争取活命就是我最大的幸运，蒋介石是指望不上了。我忙说：“好极了，早解放一天，沈阳老百姓少受一些痛苦。”马上我又对朱副处长说，“不是说‘找人’吗？怎么找？时间太长了，恐怕找不到，越快越好。”
　　“好，这件事，马上就办！”
　　第二天吃完早饭，曹科长对我们说：“今天都出去‘找人’！”
　　我问：“怎么个找法？”
　　曹科长说：“这种工作，你还不明白？”
　　我说：“当场逮捕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是把他的地点记下来以后再去捕；再一种是把他领到一个地方去捕；还有第四种方法……”
　　“咱们采用第二种方法，先把他的地点记下来再说。”
　　我们出去四个组。我一个人一组，由曹科长，还有一个郝同志跟着。杨绍林、翟丕翕、陈哲、邱明瑞、杨钧分了三个组。他们也由公安处的干部跟着。
　　我们徒步走在街上，往人多的地方去。表面上看我是一个人走路，曹科长走在我的前面，后面跟着郝同志。一到大马路就遇到了国防部新闻局长春通讯处的杜主任，他问我在哪住？我说在一个朋友家，他说：“少在大街上走啊，有人问你哪！”
　　“没关系，敢在大街上走的人没有问题，有问题的人不敢在大街上走，我这是利用这种心理兜兜风。你在哪儿住？”
　　“我在××胡同一个朋友家，预备三两天就走，此非久居之地。”
　　我把地点告诉了郝同志，他记了下来。拐一个弯又遇见一个穿灰呢大衣的人，见面就拉手，我不认识他，他小声说：“督察长，你还在这优哉游哉呢，有人说你被抓到公安处去了。”
　　“我怎么把你的台甫忘了？”
　　“我叫宋至诚，吉林铁路党部主任秘书，在长春，马绍周结婚时，咱们不是见过吗？”
　　“对，我想起来了！宋主任，您什么时候到了吉林？有什么消息没有？”
　　“没有消息。沈阳一解放立足之地都没有了。您住的地方方便吗？”
　　“那个地方不可靠，一两天我要迁移一下。”
　　“我在××胡同××号住，到我那住几天也可以，那是我的至好朋友。”
　　“看吧，如果实在没办法再去麻烦您。”
　　分手之后，郝同志又把地址记下，郝同志看着我发笑。
　　忽然迎头遇见柏经纬，他穿着一套黑棉袄裤，他是军统局北平特警班毕业学生。我在那个班当过总务科长，给他们讲过课，在长春一向叫我关老师。他是长春警察局保警大队长。他一看就我一个人，便马上走过来，又往前后看了一下，笑着对我说：“我以为您化装逃走了呢，怎么还没走？”
　　“我逛逛吉林，吉林的白肉血肠挺好吃，吃完了再走。这回不逛逛吉林，以后不一定有机会了。”
　　“老师，您的胆子真不小呀。”
　　“你一个人来的吗？你太太来了没有？”
　　“我的岳母也来了，三个人都来了，我岳母在那呢。”他往后一指，有一个不到40岁的中年妇女在路旁等着他。
　　“你想怎么办呢？”
　　“我想到王家善的部队，我与他还有一点关系。”
　　“什么时候去呀？”
　　“今晚上就去。”他很小声地说了这句话。
　　我说：“我住在一个朋友家中，你若是愿意去，住几天没关系，日子多了，当然不行，你们在哪住呢？”
　　“一个小买卖的后院，××街××号，找一个姓王，啊，不姓王，姓梁的。找到他就能找到我。”
　　我一看，他这个地点不对，也没说清是姓梁还是姓王，说出来又改嘴。在老师面前卖弄特务技术，这个小子挺狡猾。他未入特务训练班之前在伪满当情报参谋，对于日本特务那一套手段他不外行。今天看出来他对我有戒心。需马上逮捕！不然找不着了。于是我对他说：“我要走了，在北平见吧，到我家过新年。”
　　“谢谢老师！”
　　他一转身，我回头告诉郝同志马上抓，他要跑。郝同志马上撵上他，我与曹科长跟在后面，我对曹科长说：“警察局大特务立刻抓！不然，飞了。”郝同志身体有劲，强拉硬扯把他逮住了，一边走一边说：“找你谈一谈就回来。”
　　他的岳母上来了，很不满意郝同志：“你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拉拉扯扯的。他不走，你强迫他走，一点也不讲理！”
　　这时候，柏经纬明白过来了。一个特务这点事还能不明白吗？他说：“好，我跟你们去，不要这样，不好看。”
　　郝同志与柏经纬并肩走，我对曹科长说：“给他们俩雇一辆马车。”曹科长马上叫了一辆马车。回到了招待所，一进院，柏经纬便对我笑：“老师，您对我费那么多话干什么？您叫我来，我不会不来。”
　　我没理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公安处曹科长。”接着我把柏经纬的反动职务说了一遍。
　　“是关梦龄的官大呀？还是你的官大呀？”曹科长问柏经纬。
　　“当然是他的官大，在长春工作时我还听他调遣呢。”
　　“既然关梦龄的官大，他在这都不害怕，你怕什么？官大的没事，官小的倒有事？你不要恐惧，不要胡思乱想，他没事你来也没事，他能立功，你不也一样能立功。”
　　柏经纬两眼一转，想出来个办法：“科长，他能立功，我也能立功，长春警察局的职员，没有不认识我的，各分局长、各科长，听说到吉林的不少，我一定能找出来几个。现在咱们就找去！听说二分局局长张宝田在解放团，先把他找来。”
　　“能找来吗？”曹科长问他。
　　“能找来，去晚了可不保险。”
　　这时我出屋，站在院子里，用眼睛把郝同志调了出来，我告诉他：“可不能听他的，真的要去找人，一两个人跟不住他，可别闹个鸡飞蛋打。”
　　“没关系，跑不了。”
　　吃完饭大家都回来了，还从街上带回来一些吃的。这一天很有收获。陈哲说：“‘找人’立功，谁也赛不过老关。”
　　“听说老关‘找人’的办法好，行呵，这就是立功赎罪呀！”石同志在旁边这样鼓励我。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他。
　　“听郝同志回来讲的。”
　　翟丕翕等人也找来了两个人，是谍报队的，地位低。
　　第二天起床后，曹科长对我说：“柏经纬那个小子跑了，真是鸡飞蛋打了！”
　　我没有说什么，心里话抓到手的特务又叫跑了，这么办案子浪费人力与物力。
　　11月4日又出去“找人”，我与郝同志到大街上转，遇见的军统特务都留下了地点。
　　已经下午两点多了，我对郝同志说：“咱们回去吃饭已来不及了，在街上吃吧，我也馋了，咱们今天改善生活。”
　　“回去吃吧，家里会给留饭的。”
　　“不，不，不用回去吃！”我感到郝同志有些为难，又问，“郝同志，在外边吃一顿饭，是不是犯错误？如果犯错误，那就算了。”
　　“倒是不犯错误，不过……”
　　边说边到一个小饭馆子，我把郝同志拉进去。我从来不会喝酒，我问郝同志喝酒不？他摇头，问他吃什么？他也摇头，我告诉饭馆的茶房：“来四十个蒸饺，一个糖醋鱼，一个木须肉，一个随便什么汤都可以。”
　　郝同志说吃不了，我说能吃了。吃完饭给完钱，又给了一些小费。出了饭馆到街上我对郝同志说：“咱们这是吃便饭，也不是吃席，算不了什么，回去你不用向曹科长说。”
　　他没有吱声，我又买了几盒纸烟，就回来了。
　　回到招待所，胡松岳对我说：“沈阳解放，社会上展开劳军，我们是不是也要响应一下？”
　　“好啊！我们应该响应。”
　　晚上，大家都谈论劳军的事，胡松岳先捐200片沙发代津（贵重的美国药），还有20块银圆，他老婆捐了5万元东北流通券。我们这些军统特务也开始捐，都是几万元钱，杨成荣对我说：“我捐不捐？”
　　“你算了，我捐一块怀表。”
　　“那块表太好了！”
　　“一块表算什么？生命都不保了！这些身外之物留它何用。现在只要能表示出我们对人民热爱，捐什么都可以。”
　　这块怀表是我二老婆的父亲在第一次见面时给我的，一块银色瑞士怀表，带一条白色细钢链。价钱相当贵，我很爱惜它。这一次我捐出来了，我在捐献簿上写道：捐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
　　这块表捐出后，胡松岳在背后说：“他捐怀表，还不是贪污来的？”听这句话我非常难过，心想，贪污来的也是我的，我不捐也没有人强迫，说这种怪话，不应该。过了几天，《吉林日报》刊登出来，公安处劳军名单，第一个是关梦龄先生，捐瑞士怀表一块，捐献给解放沈阳的第一个战斗英雄。其他人列在其后。
　　有一天，曹科长与我闲谈，谈到生活，他说：“如果要改善生活，可以买点肉回来吃，不要到饭馆子，太浪费。”
　　我的脸红了。
　　他又说：“我们的同志有什么事都要向组织汇报的，你叫他不说，他也要说。这一点与你们阳奉阴违那一套不一样，我顺便对你提一下。”
　　“好，好，科长这样批评我对我有好处。”
　　11月5日，吉林全市举行庆祝沈阳解放大会，曹科长也叫我们参加，并且在会上“找人”。晚饭后，小王同志和郝同志来了。小王同志今天没有背枪，一见面就笑，他说话是关内冀东的口音，不过20岁，非常纯洁。我们三个人一出大门，就找了辆马车。上车之前小王买了一斤榛子，他说：“关同志爱吃榛子，吃吧！”
　　我边吃榛子边想，共产党的人都像王同志这样，要我的心我也不会犹豫。他这是领我到会场，今天就是领我到法场，我也不会跑。
　　走了半个多小时到了大会场。我们下了车，在会场人多的地方乱钻。不一会儿遇到了中统局长春区的一个特务，叫李之龙。接着又遇见了五六个从长春到吉林的军统和中统的特务。如法炮制，都将地址套出来告诉给郝同志。会场里有不少穿美国服装的投降军官，有的认识，与我说了话；有的不认识，互相看看，彼此知道都是长春来的。队伍像潮水一样涌向会场，有五六万人。还有秧歌队，不是东北原来的老式秧歌，是新秧歌，前走两步，后退一步，不好看。有一个人化装成蒋介石，另一个化装成宋美龄，样子很难看。心想，这是恶作剧没有意思。许多东西看着生硬，不自然，也就不生兴趣了。
　　回来的路上，碰见了老高家一家人。除了高心鲁到长春去了，全家都来开大会。高心鲁的父亲高铁峰是我的义父，在长春时我经常上他家吃饭。六月份他们全家迁到吉林，合股开了一个杂货铺。高老太太像对待自己的孩子，把我手拉过去说：“你们那是什么地方？好不好？不吸烟行吗？（指吸食鸦片）手中有钱吗？每天都吃什么……”
　　一系列的问话，我都做了回答。
　　小王与郝同志在很远的地方谈天。
　　他们马上就要全家回长春，我说：“我没有行李，想法给我送套旧铺盖，不要好的，送到通天街平安胡同一号，交给曹科长。”
　　谈了有20分钟才分手，现在他们看到我这个样子一定替我担心。
　　11月6日郝同志领我到尉官解放团，士兵解放团等处去“找人”。北大营有铁丝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我们到吉林第一天夜里住的地方。我们挨着屋走，各屋子都是一铺一铺的大土炕，炕上有席子，有的炕上睡着人。看样子都是士兵。我遇见了几个宪兵，穿着整齐的制服，比较起来宪兵倒是挺精神，被俘或投降仍然这样整齐，不容易。他们见我，都站起来给我敬礼，我问道：“你们王队长来吉林没有？”
　　“不知道，没有看见。”
　　“你们的那些‘自来得’都缴了吗？”
　　“都缴给人民政府了。”
　　“你们就来了这么几个吗？”
　　“来了十多个，其他的都不知跑到哪去了。”
　　离开北大营又到我住过的解放团。只见院子里扔着乱纸、垃圾、烟头、棒子皮、花生壳，很不像样子。怎么不扫一扫呢？我先进到我原来住过的屋子，想看看苗可成、李继先、陈震寰等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见着。各屋子有赌牌九的，有掷骰子的，有唱戏的，有睡觉的。从解放团的各宿舍可以看出国民党的这些军官，不但做军官不够格，就是做一个国家的普通人民也不够格，没有一点公共道德，这样的军官训练出来的士兵怎么能打仗呢？早在我离开的时候就有人把窗户框拆下来当柴禾炖肉，今天再一看，有的屋子连门都没有了，这等于破坏了一个小学校，将来怎么复课？中央军走到哪破坏到哪。我们自己都看不下去，又何况解放区的人民呢？
　　“这些人不好改造。”我对郝同志说。
　　“好改造，将来一学习，订下制度就好了。”
　　“他们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卖光，钱花完就老实了。腰中有钱他们睡不着觉。”
　　在街上逛了逛就回到了招待所。曹科长叫我把在解放团看见的那些特务姓名和职务写一写。写完我交给了他。
　　一个晚上我与大家聊天，曹科长告诉我：“有一个姓周的老太太给你送来一床被子，一个褥子和一个枕头，另外还有20万元钱，东西放下就走了。”
　　曹科长问我是什么关系，我告诉他是我义父家的佣人。我心想，她害怕这个地方，不敢久留，放下东西就走，连一个收条都没要。老高家对我还不坏。
　　杨成荣从腰里拿出10万元钱给我，我问他这是哪里来的？他说：“咱们从长春出来的时候不是带了一套便衣吗？我看咱们也不跑了，用不着了，我把它卖了，卖了12万元。我花两万元钱买了一个尿盆，晚上你就不用下楼小便了。这10万元给你做零用。”
　　“你拿着吧，我身上还有钱。”
　　“快要过冬了，如果住这样的屋子这套薄被小褥子也不行呀，可惜长春那么些缎子被、细绒毯子、皮大衣……都扔了。您看，老高家送来的这条被子像什么？”
　　“咳，好汉不提当年勇，过去就算了。现在说现在的，人生就像走路一样，什么大路、小路、拐弯抹角的路都能走。这不算稀奇！”
　　我感到一个人说一些不是自己要说的话最苦恼。解放前我在特务机关——陕西缉私处当视察。到各县去视察，遇到一些地方绅士请吃饭，在宴会上说的那些应酬的辞令至今想起还令人生厌。现在呢？虽然共产党解放区的许多事没看见，不知道，但在说话中也得歌功颂德，说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得不可比拟：解放区的人民丰衣足食，人民政府工作人员廉洁自持，八路军的战士纪律严明……每天都有人这样说，我也这样说。可是所接触的就是曹科长和几个干部。好像不这样说不拥护共产党似的。事实上都是应酬辞令。有一天和朱副处长谈话，他问我：“解放区有什么好的地方？”
　　“我看哪样都好，尤其是老百姓能够吃饱穿暖。”
　　我具体说不上什么好，只能说哪样都好。可是吉林有妓馆这也好吗？也有小偷、盗窃、乞丐……到解放区有半个多月，到街上也走了几次，开大会我也参加了，没有看出解放区特别优越的地方。只是解放军作战好我承认，不然不能把国民党军队打垮，这一点我没有怀疑。
　　11月9日，发下一种表格叫我们填，这是登记表，姓名、年龄、职务、原籍、何时报到、何时被捕、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与意见？另外还有9个问题，叫我们按个人实际情况填写，不要虚假，这9个问题是：
　　1。　长春解放以前你是怎样的想法？
　　2。　长春解放的早上又是怎样的想法？
　　3。　突围没有突出去是怎样想的？
　　4。　没到吉林是怎样想的？
　　5。　到了吉林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6。　没到这之前是怎样想的？
　　7。　到这之后又是怎样想的？
　　8。　对自己的将来是怎样考虑的？
　　9。　现在你又是怎样考虑的？
　　我一看这个表是印制的，是所有在这反省的人填的，不是专为我们几个人单印的，但是这九道问题是用钢笔写在纸上的，是特别为我们几个人拟的。上面的突围问题只适用我们几个人，连陈哲都不适合。这张表引起了我许多猜疑，我们的问题要处理了吗？看这个情形还不是处死，如果要处死还用写这些吗？
　　我开始填表，在“你将来要干什么工作”这一栏，我填“以特反特”；在“政府对你应当怎样处理”栏，我填“我是罪大恶极，死有余辜，政府对我应依法严惩”；在“你对政府还有什么要求与意见”这一栏，我填“希望迅速处理”……
　　这9道题，我认为是陈处长要研究我们这些特务的心理而拟的。
　　我想探听探听处理我们的消息。我和翟丕翕研究了一下，我说：“不经过司法手续能处理吗？”翟丕翕认为不经过司法机关开斗争大会照样可以杀人。他这一说增加了我的思想负担。这几天朱副处长也不找谈话了，陈处长更不理了，于是我又去找在这反省的邹同志谈天。我问他：“你看我们的问题是不是要处理了？最近叫我们填表，还要回答九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