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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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1年1月初，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报告送给肯尼迪的时候，当选总统私下对它们的评价是“很有助益”以至“极好”①不等。有些报告，例如主张对各个军种根据职能界线加以大规模改组的赛明顿报告，引起的争论太大，只能对将来的规划起到刺激作用而已。其他有些报告，例如珀杜大学校长弗雷德里克·霍夫德及其第一流的教育问题特别工作组所提出的九十亿美元经费的那项计划，只是确定了一种不可能立即达到的标准。但是，所有报告都提供了有益的材料、论点和主张，并且所有的报告几乎都在立法中得到了直接的反映。例如，保罗·塞缪尔森的反衰退特别工作组，在制订新政府最初的一些经济计划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并且使肯尼迪枉费心机地加倍努力，想劝诱塞缪尔森离开他所爱好的学院的宁静生活并参加到“新边疆”来）。
　　①这些报告或报告的摘要，一般在送交当选总统后就予以披露，尽管有些建议——例如在拉美报告中有关古巴问题的建议，在税收报告中有关改革赋税的建议——被认为最好保密。凡一经被任命为相应的内阁成员和次一级的内阁成员都可以看到这些报告。在某些情况下，后者在他们所分工的范围内与相应的特别工作组配合工作。
　　但是新总统施政纲领的制定既没有等待。也没有取决于各特别工作组报告的完成。1960年11月和12月，在预算局工作人员和我的同事们的帮助下，一份包括总统可能采取行动的所有有关立法、预算和行政问题的查核清单已经拟定好了。①经过同我们新任命的预算局长和留用的副局长开了一次会议之后，我们把这份清单加以提炼，压缩到便于处理的规模。12月21日，我们在棕榈滩跟当选总统开了一个日以继夜的、争论激烈的会议，对这份包括二百五十多个项目、从地区的复兴问题到奈基式三型地对空导弹问题等内容的清单进行了研究。肯尼迪看了这份既长又复杂的清单之后说，“现在我明白为什么艾克少不了谢尔曼·亚当斯了。”
　　①这份清单是根据肯尼迪的竞选诺言和书面声明而编制的，并且已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和预算局作了分类索引。它还根据1960年的民主党竞选纲领和我们的各种竞选会议及委员会提出的主张，第八十六届国会没有通过的民主党的和无党派的立法提案，需要延长或修改的即将到期的法案以及其他由预算局对各个机关、各个问题搜集整理的简明材料，其中包括艾森豪威尔提出的一些与党派哲学无关的建议。
　　那时候，肯尼迪已作了很好的休息。比起大选结束后两个星期我上次到棕榈滩去时，他的头脑要敏锐和清楚得多。那时，他看上去仍然很疲惫的样子，勉强地在应付人事和方案选择中的一些细节问题。现在，他晒得很黑。当他在卧室里换下游泳裤的时候，他开玩笑地说自己看上去多么胖。他的意见是明确而果断的，看到他那种还未到真正负起全部责任时就已迫不及待的心情，使我感到颇为振奋。
　　根据12月21日那次会议的决定，他向每个未来的内阁成员发出了一封详细开列了各种问题和要求的信件，分派给他们草拟详尽的建议和文件的任务，新的预算已准备就绪，各个特别工作组的报告也适当地加以采纳——早在肯尼迪就任总统之前，一份肯尼迪总统的施政纲领业已定型了。为此而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是空前的。显然，这使新总统有可能马上在立法方面采取主动行动。在政府政策的几乎所有紧要的方面——包括经济衰退的复苏、经济的增长、预算、收支平衡、保健、住宅、公路、教育、税务、资源保护、农业、制订规章的机构、对外援助、拉丁美洲、防务及利益冲突等问题——内容充实的总统咨文和大约二百七十七个单项的要求，将在肯尼迪执政的头一百天内提交国会。
　　就职典礼
　　1月初，他的施政纲领制定工作正在顺利地进行着，一些主要的职位也已决定了人选，这时，当选总统的注意力就越来越多地转向就职典礼的准备工作了。他对于庆祝总统就职的音乐会和同时举行的五个舞会（他都将参加）的计划，对于长达四小时的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他将在二十度的气温中检阅这些队伍）的计划，对于民主党为筹集百万美元基金而组织的总统就职庆祝会（尽管由于大风雪，庆祝会推迟了两个小时，他还是极为欣赏），以及对于所有其他的庆祝活动都是兴致勃勃的。他请罗伯特·弗罗斯特在就职典礼中发表一首诗。他要玛丽安·安德森歌唱《星条旗》。他找出一本家用《圣经》，用它进行就职宣誓，这就不致刺激“新教徒及其他美国人联合会”了。他指示，参加正式宴会时要戴大礼帽，而不要戴霍姆堡帽。①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他开始写他的就职演说了。
　　①男子所戴的一种窄边凹顶之毡帽，最初用于德国的霍姆堡。——译者
　　他在11月第一次同我谈起就职演说的事。他需要来自每个人的建议。他要求讲稿写得简短，并集中于谈对外政策。他不要演说带有党派色彩、调子低沉或对前任有所非议。他既不要沿用关于共产主义的威胁之类的冷战词汇，也不要用任何可能会使赫鲁晓夫误会的含糊的话。而且，他要求这篇演说给这个即将开始的时代定下一个调子来。
　　肯尼迪的演说稿从来没有改过那么多遍。每段话都经过了一再的润色、修改和删节。
　　起初，肯尼迪在棕榈滩构思时，我在华盛顿郊区自己的家里根据当选总统的电话指示以及从其他来源搜集来的材料进行工作。后来我飞往棕榈滩，被送到肯尼迪父亲的海滨寓所去，把我为正式起草和集中材料用的底稿交给他看。我们坐在俯瞰大西洋的一个室外就餐用的阳台上工作了一个上午。
　　他对于概述国内目标的每种想法都不满意。他说，那听起来是党派宣传，起了分裂作用，太象是竞选了。最后他说，“让我们把国内方面的材料全部删掉。反正，演说稿太长了。”他说他要这篇演说成为二十世纪最短的一篇。“这个办法效果较好，我不希望人们把我看成一个夸夸其谈的人。”我说，他不可能搞得比1944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压缩了的战时演说更短，可是他却决定要写出1905年以来最短的一篇总统就职演说（不到一千九百字）。
　　在就职前一天的1月19日，就职演说完稿了。他叫筹备委员会查一下放讲稿的台架的高度。一份大字不的打字稿放进一本活页的笔记簿里。在肯尼迪家里他的椅子旁边，以及在他去纽约的一次急速旅行的座位旁边，都放了一份演说稿，以便他利用一切空闲时间去熟悉它的内容（他从不背诵演说稿）。在那闹哄哄的、排满会议和筹备工作的最后一天的活动日程中，肯尼迪还抽空会见了我的七个小侄女和侄子以及他们的双亲，这时在他的身边仍放着那份演说稿。
　　就职那天的早晨寒冷而晴朗。驻扎在华盛顿地区的三千名军人干了一桩惊人的事，他们开动七百台扫雪机和卡车彻夜奋战，把厚达八英寸的积雪扫清——头一天，这场雪几乎把华盛顿市困死了。（听到下达扫雪的命令时。一个肯尼迪新任命的经济顾问——他已经负担着十几项任务了——疲乏地对顾问委员会的主席说，“如果他们叫我们去扫雪，那也不要感到惊奇。”）从各州来的观光者，自从预选后我们就很少见过面的、喜气洋洋的肯尼迪竞选工作人员，外国的使节和显要人物，上任和卸任的官员，一个特邀的由一百五十五名作家、艺术家和学者组成的团体，以及数千名各种年龄、各种背景的普通公民，云集在首都和国会山上。在油漆一新的国会大厦东端，临时的木制观礼台上，在闪耀的阳光下和严寒的天气里，聚集着致力于“新边疆”的内阁成员以及白宫的官员。我们这些人的穿着跟“边疆居民”有些相象，礼服里穿着毛线衫，戴着毛线手套和大礼帽。当我们相互愉快地打招呼的时候，寒气只会振奋我们的青春活力和朝气蓬勃的精神。
　　几乎没有人会忘记中午十二点举行庄严典礼那个值得纪念的时刻；
　　虽然阳光和白雪刺眼，使得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老眼难以看着稿子朗诵一篇新的献辞（……一个充满诗意和力量的黄金时代——今天中午就是开始的时刻……），他还是果断地凭着记忆，背诵了他的一首旧诗……
　　红衣主教理查德·库欣为这位知名的教区居民发表了一篇感到自豪的（而又拖得很长的）祈祷。同时，消防队员和保安人员不对付着在读经台里冒起烟来的短路电线。
　　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合众国第三十五任总统，以惊人清晰的语调，重复着首席法官厄尔·沃伦领他朗诵的就职誓言。他曾对休斯敦的牧师们说过他可以无条件、无保留地接受这个誓言，他说，“让上帝保佑我吧。”
　　几乎没有人会忘记就任与卸任总统这两人之间显示出来的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可爱的而又富于献身精神的中西部农村和军事学院的产物。另一个则是出身于东部城市的温文尔雅的人物。两个人都把他们成年后的整个生涯贡献给他们的祖国，但是他们又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不仅表现在年龄、宗教信仰和政治哲学方面，而且表现在对于政治这个职业以及总统职位的权力的看法上。他们就座时，人人都注视着他们。一个是历届总统中年龄最大的，另一个是被选入白宫的人中年龄最轻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已经七十岁——在他的继任者看来，仍然显得很健壮——坐在约翰·肯尼迪旁边，后者只有四十三岁，在二十二度的气温中仍然象一贯的那样光着头，手里拿着他命令大家都要戴的大礼帽。他们的对比给下面这句话增添了意义：“让这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经传到了新的一代美国人手中。”
　　当肯尼迪脱下大衣去发表演说时，聚集在他身后的是他的新政府中的年轻人。这些人在企业界、法律界、政界、政府中以及学术事业中都具有显著的成功经历。除了少数人以外，他们都没有受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种种陈；日的教条和经济萧条时期以前的种种学说的熏陶——他们都亲眼看到绥靖政策和不整军备的愚蠢可笑，看到战争的悲剧，看到核时代的开端以及麦卡锡主义和新实利主义对知识分子的有害的摈斥。就是这样的人，关切着在那种主张采取高压手段的共产主义和狭隘消极的反共产主义之间的无结果的冲突中缺乏理想和理想主义的问题。但是，正如他们的领袖在那天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也决心去“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或＇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我没有办法把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加以概括、压缩或摘录。这篇演说本身就是新总统的希望和决心的一份简洁的摘要——他对我们的新老朋友和盟国所许下的诺言；对共产党人提出的一次新的寻求和平的要求；以及他要他的同胞跟他一起肩负起自由的重担的召唤。表达这些要求的每个词句已经简练得难以再概括，而且又重要得难以再省略了。这些话是对我们时代的美国人民说的，但是对一切时代的一切人民都具有意义。因为，这些话体现着我们过去继承下来的最美好的东西，也体现着我们对未来的最美好的憧憬。在约翰·肯尼迪的所有演说中，这是一篇必须在这里全文照录的演说：
　　我们今天不是庆祝一个政党的胜利，而是庆祝自由的胜　利，这一大象征着一个结束，也象征着一个开端，它表示着一种更新，也表示着一种变革，因为我在你们和全能的上帝面前作了我们的祖先在将近一百七十五年以前所规定的那种庄严的宣誓。
　　现在的世界已经非常不同了，因为人类的巨手掌握着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贫困和消灭人类一切形式的生存的力量。
　　但是，我们的祖先为之奋斗的那种革命信念，在世界各地仍然是有争论的。这个信念就是：人权并不是政府的施舍，而是上帝之手所赐予的。
　　我们今天不敢忘记，我们是那第一次革命的继承者。让这个信息从此时此地传到我们的朋友和敌人那里去吧：火炬已经传到了新的一代美国人手中。他们是在本世纪诞生的；受过战争的锻炼，也受过艰难而又困苦的和平时期的训练；他们对我们的悠久传统感到自豪，不愿亲眼看到或听任我们国家过去一向保证的、今天在国内和全世界仍然作出保证的那些人权逐渐被夺走。
　　让每个国家——不管它对我们怀有善意还是恶意——都知道，我们准备付出任何代价，挑起任何重担，对付任何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以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胜利。
　　这些是我们所保证的——并且还不仅仅是这些。
　　对那些在文化和精神方面跟我们同出一源的老盟友，我们誓保一个诚实的朋友的忠诚。如果我们团结一致，那末在许多合作事业中几乎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如果我们发生分　裂，那末我们几乎什么也做不到，因为我们不敢在意见分歧、各行其是的情况下应付强大的挑战。
　　对那些我们欢迎它们走到自由行列中来的新兴国家，我们保证，一种形式的殖民统治的结束，决不会仅仅去换得另一种更加严酷的暴政。我们并不总是期望看到它们支持我们的观点。但是我们将始终期望看到它们坚强地维护它们自己的自由，并且记住，在过去，凡是愚蠢地试图骑在虎背上去寻求权力的人，到头来必然会葬身虎腹。
　　对于居住在半个地球上的那些正在为摆脱大众贫困而斗争的生活在茅屋和村落里的人们，我们保证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进行自救，而不论需要多长的时间。这并不是因为共产党人可能正在这样做，也不是因为我们希望他们投我们的票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自由社会不能帮助众多的穷人，就不能保全少数富人。
　　对我们国境以南的各姐妹共和国，我们提出一项特别的保证：在一个新的争取进步的联盟中，把我们善意的话变成善意的行动，帮助自由的人们和自由的政府挣脱贫困的枷锁。但是这场和平革命的希望不能成为一些敌对国家的牺牲品。让我们所有的邻国都知道，我们将和它们联合起来，反对在美洲任何地区进行侵略和颠覆活动。并且让其他一切大国都知道，本半球的人打算继续成为自己家园的主人。
　　对联合国这个各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集会——在一个战争手段远远超过和平手段的时代里，我们对它寄予极大的希望——我们重申予以支持的保证：防止它仅仅成为谩骂的论坛，加强它对新兴国家和弱国的保护，并扩大它的权力所能运用的范围。
　　最后，对那些要使自己成为我们的对手的国家，我们向它们提出的不是一项保证，而是一项要求：在科学所发放出来的可怕的破坏力量把全人类推向有计划的或偶然的自我毁灭的深渊之前，双方应重新开始寻求和平。
　　我们不敢以软弱来引诱他们。因为只有在我们毫无疑问地拥有足够的军备的时候，我们才能毫无疑问地确信永远不会使用这种军备。
　　但是两个强大的国家集团任何一方也不能从它们目前所走的道路中得到安慰——双方都由于现代武器的费用而负担过重，双方都由于致命的原子力量不断扩散而理所当然地感到震惊，然而双方却还在争着去改变这种制止人类发动最后战争的不稳定的恐怖均势。
　　因此，让我们重新开始——双方都应当记住，讲礼貌并不是软弱的表示，而诚意则始终需要由事实来证明。让我们永远不要由于恐惧而进行谈判，不过也永远不要害怕谈判。
　　让双方都来探讨把我们团结起来的问题，而不去为那些使我们分裂的问题操心。
　　让双方第一次制订有关检查和控制军备的认真而明确的计划，并且把那种能够毁灭其他国家的绝对力量置于所有国家的绝对管制之下。
　　让双方都去利用科学的奇迹，而不是去乞灵于它的恐怖。
　　让我们共同探索星球，征服沙漠，根除疾病，开发海洋深处，鼓励艺术和贸易的发展。
　　让双方联合起来；使全球各个角落都能遵照以赛亚①的训诫——“卸下沉重的负担……＇并＇使被压迫者得到自由”。
　　如果在猜疑的丛林中能开辟出一个合作的滩头堡，那末，让双方共同作出新的努力，建立一个新的法治的世界，而不是一种新的力量均势。在这个新世界中，强者是正义的，弱者是安全的，而和平将得到维护。
　　所有这一切不会在我当政的头一百天内完成，不会在头一千天内完成，也不会在本届政府的任期内完成，甚至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一生中也许还不会完成。但是让我们开个头吧。
　　我的同胞们，我们方针的最终成败与否，更多地取决于你们，而不是取决于我。开国以来，每一代美国人都曾受到召唤去证明他们对祖国的忠诚。响应这种召唤而献身的美国青年的坟墓遍及全世界。
　　现在，号角再次向我们发出召唤——不是号召我们拿起武器，虽然我们是需要武器的；不是号召我们去战斗，虽然我们准备战斗；而是号召我们负起一场漫长的黎明前的斗争的重担，年复一年，“为希望而喜悦，在苦难中坚持”，这是一场反对人类共同敌人的斗争。这些共同的敌人是：暴政、贫穷、疾病和战争本身。
　　我们能不能在东西南北各地建立起一个对付这些敌人的全球大同盟，以保证全人类享有更为丰裕的生活？你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一历史性的努力？
　　在全世界漫长的历史中，只有很少几代人在自由处于最危险的时刻被授予保卫自由的任务。我在这种责任面前决不退缩——我欢迎这种责任。我不相信我们当中有任何人愿意与任何别人或任何其他一代人交换位置。我们在这种努力中所注入的精力、信念和忠诚，将照亮我们的国家和全体为它服务的人——从这种火焰发出的光辉必将照亮全世界。
　　因此，我的美国的同胞们，不要问你们的祖国能为你们作些什么，而是要问你们能为祖国作些什么。
　　全世界的同胞们：不要问美国能为你们做些什么，而是要问我们大家共同能为人类的自由做些什么。
　　最后，不论你们是美国的公民，还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你们应要求我们拿出我们同样要求于你们的高度的力量和牺牲。问心无愧是我们唯一可靠的奖赏，历史是我们行动的最后裁判者，我们祈求上帝的保佑和帮助，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在人间的工作实际上必然是我们自己的工作，那末让我们来引导我们热爱的祖国向前迈进吧。
　　①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希伯来的大预言家。——译者
　　当我注视着在场的人们的面部表情时，我似乎看到他们已忘记了寒冷，忘记了党派界线，忘记了一切旧有的种族、宗教和民族等各方面的分歧。这正是个开头的时候了。
　　进入白宫
　　1月21日那天，工作很早就开始了。总统给所有白宫工作人员下达的命令是上午九点钟上班，而他自己比任何人来得更早。（我没有那么早开始办公。我的闹钟失灵了，几乎赶不上白宫工作人员的宣誓仪式。）总统把我同迈克·弗尔德曼一起叫进去，后者遵照肯尼迪早些时候的吩咐，把第一号行政命令带了来：给四百万贫苦美国人增加剩余食物的品种，并把数额加倍。第一次进总统办公室的时候，虽然它还几乎没有什么陈设，迈克和我还是感到有点拘谨和尴尬，我猜想总统本人也是如此。我还是第一次称他“总统先生”，但是这样的称呼似乎也还自然。上午十点半，肯尼迪签署了第一号行政命令，十一点钟颁布。
　　在一些会议和白宫工作人员宣誓仪式之间的空隙里，肯尼迪熟悉了一下办公室和它的各种电钮与电铃。他还走到别的办公室去看看，跟手下的工作人员谈谈，去看看速记员，拆拆邮件，打打电话，并开始了他本人的工作。这种不习惯的、长而不歇的紧凑的工作时间，既使人感到震惊，也不失为一种乐事。在白宫的头一个星期里，有一次在二楼吃午饭的时候，肯尼迪想到他在参议院里、在“卡罗琳”号座机上，以及在过渡时期的喧闹的住处，对我说道：“这里有时非常静寂。”
　　日子并不是完全寂静的。他由于获得了追求多年的荣誉而产生的那股兴奋情绪还没有消退，他也还没有完全从那些经常进行竞选活动的日子里转变过来。政治家和记者们不断地进出他的办公室。新总统的第一个来访者是前总统哈里·杜鲁门，他第一次在他以前的官邸里受到了欢迎。各种团体、知名人士以及各种奖金的获得者，从浸礼会教友到美女皇后，每天都在椭圆形办公室受到接待。每星期有三万封信件源源而来。上任后的头两个月里，肯尼迪发表过十二次演说。他还要到一些老朋友家里访问。各部的会议他也亲自去看看。记者招待会和背景情况介绍会全定期举行。还要把各种立法要求放进咨文中，分期发表，以求取得最大的宣传效果。
　　他那种生气勃勃、热情奔放的作风感染了整个行政部门。在他的办公室以及在华盛顿的每个部门里，很晚还灯火通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是一段令人兴奋和鼓舞的时间，任何事情也不能压抑我们于此时进入此地所感到的高兴了。大约在就职一百天后，鲍勃·肯尼迪若有所思地回忆说，“正是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认为自己正在取得成功，因为所听到的都是每个人怎样在苦干的故事。”
　　对于白宫生活，新总统始终未能克服那种孩子般的自豪感和兴奋情绪。在他就职后开始全日工作的第二天，他跟保罗·弗伊和他的弟弟特迪一起做完弥撒回来，邀请他们进白宫来看一看。肯尼迪坐在他那间仍然没有什么陈设，几乎是空着的椭圆形办公室里仅有的一张椅子上，他把椅子转过来，满脸高兴地问道：“保罗，你认为设备够了吗？”弗伊代表大家回答道：“我感到随时都会有人走进来对我们说：'好啦，你们三个家伙都走开吧。'”在这个星期里，至少还有另外两次，肯尼迪和杰奎琳带着客人们把他们所谓的“这份财产”从上到下看了一遍。他们向小富兰克林·罗斯福询问了某个房间或摆设的来历，并把他的前任所穿的高尔夫球运动鞋在地板上踩出来的一些洞指给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看。加尔布雷思曾说，整个参观过程“是极其令人愉快的”。他把一些家具转过来，看了看标记，抱怨这里复制品太多了，把有些他称为“格兰德拉皮兹”的东西打发走，他试了试林肯用过的床，一边还不停地谈论着政治问题。
　　将近三年以后，在爱尔兰的新罗斯，肯尼迪讲到一个过去的爱尔兰移民的故事：这个人在白宫的面前拍了一张全家的照片，然后骄傲地对他在爱尔兰的朋友们说，那是他夏天的别墅，他的朋友们应该到那儿去看看。总统骄傲地结束道，“好啦，它也是我们冬天的住所，我希望你们会来看看我们。”
　　第十章　肯尼迪的班子（1）
　　在肯尼迪就职的那天，没有什么事比那批被挑选来跟他一起工作的人更使这位新总统感到满意和安心了。
　　搜罗人材
　　在离肯尼迪就职前仅仅七十二天时，他着手拟定了一份全新的政府人选名单。美国政治没有规定在野党应组成“影子内阁”，并且肯尼迪的工作人员和顾问们也不等于影子内阁。他在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时候，并没有对民主党的任何领导人承担义务。在全国代表大会之后，他动员了一个竞选班子，筹集了一笔竞选经费，也没有答应以任何职位作为报酬。在他自己心里，他甚至也没有对任命职务的事作过任何盘算。竞选期间，肯尼迪坚决地抵制了记者们和史蒂文森的支持者们想说服他透露出国务卿人选的种种努力。他说，那样做是不适当的、是冒昧放肆的，而且回想到杜威在1948年所作的相反的决定，这更是不必要的对命运的挑战。他感到（尼克松也采取了相似的立场），过早地宣布人选只会把两个总统候选人之间的问题搅混。与此相反，他把全部时间和注意力都集中在赢得这场选举上。新闻界能够而且确实对肯尼迪可能组成的内阁进行了推测，但是他们从这位候选人那里既未得到任何帮助也未得到任何暗示。
　　因此，当1960…1961年大规模搜罗人材的工作于11月10日开始时，他的选择并不受到任何明确的政治义务或竞选诺言的限制。在此后的五星期里选定了来组成肯尼迪正式内阁的十名部长，至少可以从五个方面反映出肯尼迪并没有受到任何政治限制。
　　1。肯尼迪内阁里没有一个阁员在全国范围内具有自己的追随者。1913年，威尔逊觉得有必要邀请布赖恩①入阁；1933年，罗斯福则任用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前主席、著名的南方众议员科德尔·赫尔。可是肯尼迪却感到可以不受约束地绕过史蒂文森、鲍尔斯和其他一些全国知名的人物，而挑选不太知名的迪安·腊斯克当国务卿。一个甚至更不知名的人物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被提名担任另一个高级职务——国防部长，而不是总统的竞选对手斯图尔特·赛明顿，或是行将退休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亨利·杰克逊。肯尼迪在当选总统整整一个月后才第一次会晤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恰巧是在12月8日同一天分别进行的。其他的高级职务也同样作了任命。史蒂文森被提名担任他最合适的职务——驻联合国大使，具有阁员的身份。
　　①威廉·詹宁斯·布赖恩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任内的国务卿。——译者
　　2。肯尼迪内阁只有一个阁员曾经为1960年的竞选捐过一千元或更多的钱：道格拉斯·狄龙同他的妻子一起，捐了两万六千多元。不过狄龙夫妇的捐款是给尼克松和共和党人的，而不是给肯尼迪的。
　　3。肯尼迪内阁里没有安插他需要安抚的某一反对集团中持不同政见的代言人——例如艾森豪威尔内阁里的劳工领袖德尔金和林肯内阁里所有各派的领袖。肯尼迪内阁也没有包含任何象亨利·华莱士－哈罗德·伊克斯之流的随心所欲的个人主义者。肯尼迪内阁的成员具有各种各样的背景，并向他提供各种独立的判断，而他们都一致愿为他以及为广泛的公众利益献身。所有的人，包括那两个共和党人，都是以一种跟他们的首脑相一致的哲学思想承担其任务。他的农业部长并不是由任何农业组织推荐的，也从没有提出过任何农业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