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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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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就职只有七十二天了。
……在这七十二天里，他要组成一个政府，搭好白宫的工作班子，任命大约七十五个重要的内阁成员和制订政策的官员，以及对六百个其他重要任命进行提名，还要决定留用哪些现任官员，对忠于他的人授予官职，并确定将来的人事政策……
……在这七十二天里，他要跟艾森豪威尔一起工作，以便有秩序地交接权力；他要跟尼克松共同工作，以便恢复国家的团结；他要跟民主党领袖们一起工作，以便重新改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还要跟他自己的助手们共同工作，以便处理过渡时期的一切行政问题——包括财政、交通运输、膳宿供应、同新闻界的关系等问题以及处理来自国家首脑、祝愿者、求职者、老朋友和无数其他人士的大量来信……
……在这七十二天里，要为就职典礼制定种种计划，对有关的人和事都要考虑周到，不能有所疏忽，要商定好一个适当的继任者去接替他在参议院的席位，要出售或转让他所拥有的股票以避免发生利益方面的冲突，并且，还要写一份就职演说稿……
……在这七十二天里，要为国会的组织工作制订计划（国会将在他就职前召开），要准备一份可立即列入咨文和法案中去的立法纲领，还要为美国的各项问题——外交和内政的——制订出种种具体政策和计划，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他作为总统即将负责处理的。
这些问题数量之多和性质之复杂，换了别人很可能被搞得头昏脑胀。战后世界变化万千。但是这个国家对于作出种种必要的变化似乎持着一种冷漠和反对的态度，这就妨碍了进步。那种无休无止的、总是令人沮丧的“冷战”，反而增加了那些以简单手段解决问题的极端分子的号召力。参议员肯尼迪在年初就曾说过：“我认为，总统（艾森豪威尔）将要溜之大吉，所有的事情都要落到下一任总统的头上来了。”
1957年10月，苏联在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到环绕地球的轨道上的同时，还发动了一场新的冷战攻势来影响全球。这场攻势的赌注押在西方面对核讹诈而出现的分裂，以及不发达地区出现的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上面。在随后的三年里，西柏林的自由受到了苏联一份最后通牒的威胁，这份通牒是以苏联所炫耀的对准西欧的中程弹道导弹作为后盾的。南越的生存遭到了由河内共产党政权所策划和支持的游击战术和恐怖活动的威胁。老挝的独立受到亲共叛军的威胁。苏联投入了几十亿美元对发展中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其中包括向印度尼西亚提供武器，为埃及建造阿斯旺水坝，为印度建造钢铁厂，以及向阿尔及利亚的叛乱者提供更多的武器。俄国和中国的共产党人竞相在加纳、几内亚、马里，特别是在局势混乱的刚果建立一个中非基地。通过菲德尔·卡斯特罗对古巴的统治及其颠覆拉美的运动，俄国人在西半球得到了一个根据地。赤色中国则忙于建立由其保护国组成的亚非集团，以及制造它自己的原子弹。
相对地，美国的军事力量太分散了，军事费用不足，以致无力承担我们在全球的义务。我们致力于发展导弹和探索空间开始得较晚。象我们军事潜力的灵活性一样，我们的对外援助也是不足的，而在发展中国家里，人口和贫穷的增长率都比它们国内的资源和我们的援助增加得快。联合国弄得一团糟。巴黎首脑会议的失败，以及日本和委内瑞拉国内的反美暴乱，使得民主势力似乎处于守势。我们的各项政策在拉丁美洲未能配合那些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社会正义的新生力量；而在西欧我们的各项政策也没有能同争取经济统一和经济增长的新生力量的前进步伐相一致。当我们谈到人类的平等，谈到我们希望裁军，或者谈到我们为保卫自由承担的义务时，其他一些国家也捉摸不准我们的意图，不知道我们讲的是否真正算数。
在我们国内，我们还要受到更多的恶报。七年内发生的第三次经济衰退，造成了二十多年来最高的失业人数，和平时期美国国际收支出现的创记录的逆差，使我们的黄金储备下降到了二十多年来的最低水平。我们受压迫的黑人居民日益感到灰心丧气，给大农场主的补贴越来越多，拥挤不堪的大学教室以及无人照顾的老年公民的数量日益增加——肯尼迪知道，所有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都不是在民主党的竞选演说里讲讲就行的，而是他即将面临的具体问题，他也知道，这些问题也并不象任何一方的政党人士在竞选中所提出的那样，有着现成的政治上的解决办法。
权力过渡中的问题
对他来说，七十二天的时间是很短促的。不过他并非事事都得从头做起。民主与共和两党之所以能够进行历史上最顺利的权力移交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布鲁金斯学会①。该学会曾敦促双方提名的候选人在两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为权力过渡的问题作好准备。参议员肯尼迪指派了他在“德鲁·皮尔逊事件”中结识的朋友、华盛顿律师克拉克·克利福德，作为他跟布鲁金斯学会的联络员和他在政府交接期间的顾问。克利福德曾做过杜鲁门总统的特别顾问，还做过斯图尔特·赛明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的竞选经理。在这个过渡时期，他经常征询克利福德的意见——肯尼迪对一位来访者风趣地说，克拉克对他并没有要求什么作为报答，只是要求在一元美钞的背面登上克利福德法律事务所的广告而已。肯尼迪以自己独特的作风，又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总统职权问题的权威理查德·诺伊施塔特谈谈他自己对当选总统将会碰到的各种个人问题的看法，并要求他最好不去同克利福德交换意见。
①布鲁金斯学会成立于1927年，它为美国政府提供有关统计、人事和一般情报方面的研究资料，同时也资助学者研究当代的经济、政治和国际问题，并发行刊物。——译者
在这过渡时期以及在白宫的整个任职期间，肯尼迪将需要一个助手负责行政管理和安排约会，一个助手负责与新闻界打交道以及一个助手负责制订计划和政策。他任命了三个人，这三个人实际上在他竞选期间就担任了这些工作。他们是：奥唐奈、塞林格和我。我有幸第一个被提出来，头衔是总统特别顾问——这是克利福德渴望要恢复其以前地位的职位，也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位。奥布赖恩和施赖弗则奉派负责为内阁及其他官职物色人材。当时在场的另一个人鲍勃·肯尼迪，则没有指派具体的职务，但是显然，他仍将出任关键性的职位。
为了有利于国家团结，使工作顺利地持续下去以及保持政治均势，诺伊斯塔特建议五个担任机要职务的官员应该是无党派的，肯尼迪应该让这些在职官员继续留任，并迅速宣布此事，以杜绝各种反对的压力和推测。这五个人是：联邦调查局局长、中央情报局局长、总统科学顾问、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秘书。肯尼迪只留任了头两个人。据传，头天晚上参加他的宴会的客人们曾建议首先撤掉这两人的职务。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就通知了胡佛先生和杜勒斯先生，①并把他们的姓名列入当选总统发表的第一次新闻公报中。
①指联邦调查局局长J·E·胡佛和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译者
别的事情耽搁了他的行期。在他收到的所有贺电中，他最关心的是对两封来电的答复——法国总统戴高乐打来的一封措辞优雅而动人的电报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高唱“和平”调子的来电。为了回复戴高乐的“欢迎，亲爱的伙伴”的电文，肯尼迪求助于他自己的法语和文学老师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并和她一起起草了一封热情洋溢、富有洞察力的复电。
赫鲁晓夫在巴黎会议上闹翻之后，曾明白表示不打算再跟艾森豪威尔打交道，要等到他的继任者选出之后再说。他在给肯尼迪的电文中暗示，希望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谈，并多少有点假心假意地要求恢复“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所建立起来的”那种苏美关系。为了答复这封电文，当选总统叫我打电话给外交界最负盛名的俄国问题专家之一、他的老朋友“奇普”·波伦。波伦提议的一句话的复电，似乎迹近粗率、不够礼貌。当选总统相信“讲究礼貌并不是软弱的表现”，于是自己起草了一份不那么粗暴，但在实质上同样谨慎，而语调则较为友好和抱有希望的回电。
即使在当选总统去棕榈滩过宁静生活的时候，行政职权的移交工作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使这项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11月9日，他第一次从华盛顿发来了贺电（如果不算头天晚上他意外发来的那份为时过早的贺电），几小时以后，他接着又从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拍来了另一份电报，他是到那里去作短期休假的。这第二份来电谈的全是移交问题，提出“在双方都适宜的时间”与肯尼迪会晤，指定首席助理威尔顿·珀森斯作为他同肯尼迪工作班子的联络员，并且表示他的预算局局长、国务卿和其他官员都准备随时提供帮助。肯尼迪叫克利福德去跟珀森斯会晤，叫我去跟白宫和预算局的官员会晤，还叫每一个被提名任命的人去跟与自己相对应的人会晤，他本人则于12月6日和1月19日在白宫与艾森豪威尔会晤。
这两次会晤，艾森豪威尔总是先参加会谈，然后他的国务卿、国防部长和财政部长也一起来参加会谈。在这两次会晤中，当选总统都认真地询问了他即将面临的种种问题。艾森豪威尔在竞选运动中曾对肯尼迪抱据傲态度，而且显然推迟了同肯尼迪的第一次会晤，直到竞选结果明朗，重计选票也改变不了选民们的意见时他才同意会晤。但这两次会晤后，据报道，他对一个朋友说，这位年轻的参议员给了他“极其深刻的印象”。肯尼迪在他这方面也发现艾森豪威尔“比我原来想象的好”。他感谢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合作态度，在第二次会晤后说：“我认为我们要求的事情，他们都做到了。”
肯尼迪还在11月14日与尼克松进行了短暂的诚挚的会晤。对于后者打给他的有礼貌的认输电报，肯尼迪也复电表示，“这是一次良好的竞赛”，并且表示相信，“在今后的岁月里，你我之间能够保持我们长期以来的诚挚的关系”。为了实现他提出的与尼克松的这次没有先例的会晤，肯尼迪从棕榈滩飞到了佛罗里达州比斯坎岛尼克松的假日休憩地。两人都称这次会晤是友好的，前总统赫伯特·胡佛为这次会晤当了中间人。
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一经同肯尼迪会晤，就本着爱国的精神承认了肯尼迪当选的必然性。这就帮助平息了关于竞选舞弊的猛烈指责，打消了重新计票的要求，并解除了南方的无党派选举人的威胁。差距这样小的竞选结果，能够如此顺利地被人所接受，这在别的国家是很少有的。一种友好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怨恨、冷淡、互不通气和漠不关心，这些几乎是以往总统权力转移时通常的特点。与此成鲜明对照的是，艾森豪威尔一肯尼迪的移交工作充满着一种诚挚的、来往密切的气氛。这就向美国和全世界表明了一种约翰·肯尼迪所渴望保持的团结精神。
固然，分歧是有的。艾森豪威尔在1月间向国会告别时，将提出一个文件。当我跟艾森豪威尔的预算局官员一起研究那个文件时，显而易见这个文件内所载的靠不住的收支平衡是建立在各种立法活动、缩减开支和岁入估算的基础之上的，但连他们自己也完全知道，这些都是无法实现的。不过同样显而易见的是，他们无意根据改变了的情况去修改他们的预算，而宁愿把预算赤字推给肯尼迪负责。与此同时，当选总统则认为，在他负起全部责任和掌握全部情况之前，就去参与、承担，甚而评论和咨询即将卸任的政府在他当选到就职这段时期内所采取的行动——包括派遣使节到西欧去改善收支平衡情况和断绝同古巴的一切外交关系——那是既不适当又不明智的。
在总统一级以下，政府各部门移交工作的情况各各不同。一位新任命的官员对我们说，在他们研究移交问题的会议上，他的前任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劝他留用那个即将离任的官员的私人秘书。我在同和蔼的威尔顿·珀森斯将军——他继谢尔曼·亚当斯之后担任艾森豪威尔的总统助理——的会谈中，了解到很多情况，它进一步证实了肯尼迪取消那个职位的种种职责是明智的。这些职责包括：未经珀森斯的初步同意，任何备忘录、信件或公文都不得送呈总统，总统也不能约见内阁成员、国会议员和白宫助手，唯恐这些人会使总统“应接不暇”识有在白宫新闻秘书认为必要时，才让少数记者（如果有的话）访问总统；此外，还有一些更适宜于由军事指挥系统中参谋长负责的类似职能。尽管我在当时曾对珀森斯未交出他曾答应给我的一份有关有待解决的问题的清单而感到不快，但我现在明白了，白宫各个职位的私人性质和政治性质，会使开出的那份清单显得纯属空想。
在大多数情况下，合作是顺利而有成效的。肯尼迪的人竭力仿效他们的领袖，对他们的前任表示尊敬，并对其协助表示感谢。艾森豪威尔政府慷慨地同意，从1961年1月3日起，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工资名单中放进十个即将就任的官员名额，其他各部也分别列入两名，这就使整个交接工作进行得更加顺利了。
尽管采取了这个行动，经费问题仍然是过渡时期未解决的问题之一，为将来的当选总统着想，肯尼迪后来成功地促使国会对这个问题采取了行动。他的个人财产、住宅、飞机、电话以及参议院办公室人员的薪金就占去经费的很大部分。许多新被任命的官员和顾问都是自己掏腰包的，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没有相当大的困难。有许多人在他们即将接管的部门得到了办公的地方。但是还需要聘用许多人负责处理邮件、审查任命、接待新闻界和协助当选总统工作，因而还得筹集更多的钱去支付他们的工资、旅馆房间、办公室、生活用品、电话以及出差等费用。从总统当选到就职，这笔费用的总数估计超过三十五万美元，这笔钱无论是让肯尼迪家庭负担，还是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负担，都是不公平的。
肯尼迪除了去尼克松家、波士顿以及得克萨斯州林登·B·约翰逊的牧场作短暂的访问之外，他的时间都是在棕榈滩、华盛顿和纽约的卡莱尔大饭店度过的。他的空中旅程（与竞选时比较）是微不足道的，总计才不过一万五千英里。他在头两个星期和此后不时去棕榈滩晒晒太阳——在那里，他的体重很快就增加了十五磅——但是他感到，在这里宣布重大的事项则显得太不严肃，而且也太遥远了。他喜爱他在华盛顿的家，但他发觉他在那里比起在纽约更易受到干扰，并且会有更多的人向他提出各种要求。而且，他的乔治城住宅并不宽敞，每当参议员在里面同助手们和可能被任命的人会晤时，那些到处跟着他的新闻记者、警察、特工人员和旁观者的人群，就不得不在屋外挨冻。
告别马萨诸塞州
波士顿之行有三个目的：（1）参加哈佛大学校董会的一次会议，他对校董的职责是看得很认真的（当他在哈佛校园里几乎被欢呼的学生团团围住的时候，他回答说：“我到这里来是要同普西校长一起检查你们的成绩的，我还要保护你们的利益”）；（2）在小阿瑟·施莱辛格的家里同来自波士顿和新英格兰地区的可能被任命的人员进行一次简短的会商；（3）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康山上向州议会发表演说，向马萨诸塞州告别。
最后一个目的是出于某种关怀之情的。肯尼迪这位历史学家并没有忘记林肯向斯普林菲尔德人民的告别。肯尼迪这位政治家并没有忘记他之所以能从事政治生涯应归功于自己出生的那个州。肯尼迪这位当选总统也并没有忘记，他不能象马萨诸塞州以他感到自豪那样，把这个州的所有政治家引以为荣。在美国，没有几个州政府有着廉洁的记录，但是在1961年1月震惊他的家乡州的政府官员的不道德行为接二连三地被揭发出来，而没有几个州政府有比这种情况更为严重的记录。当选总统感到他既不能回避这个问题，也不能为这个问题发表一篇自以为公正的演说。
我们只有很少的时间去准备这篇演说。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不得不勉强从为总统就职演说汇集的辞句中去挑几句。演说稿不长——只有三十多句话。但它是肯尼迪最精彩的演说之一。事实证明，这是一篇很动人的演说。这是他当选以后发表的第一篇正式讲话。当他把政府说成是“一座小山上的一个城市”时，所有的电视观众都认为他看起来和听起来都象一位总统：
对谁赋予多，对谁要求也多。在未来的某一天，当历史的高级法庭审判我们每个人，审查我们在短短的任期内是否履行了自己的职责时……我们的成就……将根据对下列四个问题的答复来衡量：
首先，我们真是勇敢的人吗……？
其次，我们真是果断的人吗……？
第三，我们真是正直的人吗……？
最后，我们真是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吗……？
我这个马萨诸塞州之子，希望在上帝的庇佑下能使这些品质成为我们政府办事的特征。
政治纲领的制订
到肯尼迪飞往波士顿时，这位当选总统的步调几乎可以同秋季竞选时的狂热程度相比拟，虽然体力方面的消耗是少得多了。两个月前，他在海恩尼斯港兵工厂就竞选胜利发表的那篇简短声明说：“现在，我和我的妻子在为一个新政府——以及一个新婴儿——作准备。”在随后几周里，他迎来了新婴儿，并且大体上组成了新政府。他经常睡得很好，钓钓鱼，打打高尔夫球，访问了林登，B·约翰逊的牧场，还到纽约的剧院去看戏，并且同家人欢聚一番。他避开了一大批求职的人，推荐了学生时代同一寝室的伙伴、前格洛斯特市长本杰明·史密斯去填补他在参议院的席位。他把自己的公司股票和债券全部卖掉，把它们变成了政府债券。他阅读了上二十本议论中肯而又令人愉快的书籍，批阅了数十份报告，并且一再跟他的日益增多的同事开会商讨。为了争取更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不仅拜访了艾森豪威尔和尼克松，而且拜访了赫伯特·胡佛、比利·格雷厄姆、劳工领袖们、农场主的领袖们、黑人领袖们以及其他许多人。他举行了十九次各种形式的记者招待会。他跟林登·约翰逊以及国会两院的主要民主党人商谈。他收阅定期的情报摘要，并同英国大使和德国副总理进行了会谈，在就职之前他还要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会晤。
他的“办公室”就在他当时居住的不论什么住处的起居室或图书室里——在棕榈滩、乔治城，或者在卡莱尔大饭店的楼顶房间里，而且他的“办公室”总是生气勃勃的。在肯尼迪参议员接见一个可能被任命的人时，另一个人已等候在他的卧室里。有时候，等着的还有一个要向当选总统作简要汇报的助手和一个应邀前来看他的代表团。外面，新闻记者和特工人员群集着；里面，电话铃声响个不停。
我曾记录下一天下午他给我的指示（主要由于我为别的事碰巧在那里），那可以说明他的活动范围：
打电话给威斯纳。……问问洛维特，菲斯克是否愿意接受任命，在今天下午会议前把结果告诉我。……替肯·加尔布雷恩在农业部或别的什么地方找个办公室。……问问鲁萨，斯普劳尔小组在什么时候向白宫报到。……向腊斯克打听一厂，同麦金尼比起来，让麦科恩留任是否要好一些。……和众议院议长核对一下海斯问题。……派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到菲律宾去了吗？……查一查米尔斯的投票记录。……征求一下马西的意见。……杜萨里担任财政部的什么职位好？……马格纳森要求在就职演说或者国情咨文中提出电视教育和海洋学方面的问题。……问问莫尔斯有关最低工资报告的事。
恰好在我再次跟当选总统一起开会的时候，我最后打给莫尔斯参议员的这个电话的回电来了——那时，莫尔斯正在纽约我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里——肯尼迪接了这个电话：“是的……他在这里，总机吗，电话由我来接。……我就是参议员肯尼迪，今天我替索伦森先生接电话。”
然而，同这种经常紧张的气氛大不相同的是，制订一个新的总统政纲的工作正在悄悄地进行着。这是一种异乎寻常的工作。自从1933年以后，还没有一个民主党人接替共和党人做总统，这次接任是无先例可援的。换了别的总统，他可能会等着就职，而后，象1953年时那样，指派一些研究小组，以便赢得时间和考虑问题。但是肯尼迪对他所担负的使命却有着不同的想法。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前，有人问到，要是他当选总统，首先要干的是什么事。他回答说：“……要确定。有哪些未了的事务要办；我们的议事日程应安排些什么，并且，在1961年头几个月里就把它们摆在美国人民的面前。”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在1960年最后几个月里作出非同寻常的努力。
1960年夏天，在他获得提名之后，这位参议员就曾经相当公开地责成手下在竞选后的过渡时期内发表一系列顾问委员会的报告：斯图尔特·赛明顿主持写的关于改组国防部的报告、艾德莱·史蒂文森主持写的关于对外政策诸问题的报告、保罗·尼采主持写的“超党派的、代表两党的”关于国家安全措施的报告以及众议员弗兰克·史密斯主持写的关于自然资源需求情况的报告。此外，艾夫里尔·哈里曼将到非洲去视察，参议员乔·克拉克和众议员伊曼纽尔·塞勒则应准备一些民权方面的新议案。在竞选刚开始时就宣布进行以上一项项研究，这在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具有显而易见的价值。
但是，在11月9日午后，公布这些报告已经不再是政治和公共关系方面的问题了。作为制定各种新计划和新政策的基础，那就需要提出更多的研究报告了。公开的报告也是有用处的，它们可以作为试探政治气候的气球，还可以作为肯尼迪获胜的势头仍在持续发展的公开的明证。
史蒂文森报告中常常涉及的几个论题——包括对外经济政策、剩余粮食、非洲、美国新闻署、海外人事及裁军问题等——全指定由史蒂文森的同事乔治·鲍尔和约翰·沙伦领导的几个新的特别工作组去研究。詹姆斯·兰迪斯应邀提出有关制定规章的机构的报告；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就政府改组问题提出报告。我作为当选总统特别顾问，接受的头两项任务是：（1）组织一个特别工作组去对付经济衰退的问题，（2）跟总统一起制定其他需要研究的题目。后一项任务的清单很快地扩大到包括经济萧条地区和西弗吉尼亚、住房和城市、卫生和社会保障、教育、税收、最低工资、外层空间、拉丁美洲、印度、文化交流、美国新闻署以及和平队等问题。
这份清单上的题目显然有重叠之处，这有时引起了混乱，但它却反映了肯尼迪的审慎的作风。当他拒绝一个调整的方案时，他说，“只有一套顾问班子，对我说来干脆是不成的。”农业是个漏掉了的重大的题目，我们曾试图就这个问题筹建一个特别工作组，但失败了。我们找到了许多对农业问题思想解放的人，我们也找到了许多农业专家，可是我们没有能找到思想解放的专家。
除了“经济萧条地区一西弗吉尼亚委员会”——它是为了履行肯尼迪旧日的诺言，而以保罗·道格拉斯参议员为首马上组织起来，以便在西弗吉尼亚州参加听证活动的——以外，这些特别工作组的建立均未宣布。在这些小组里供职的近百名人员，大部分来自专业人士、基金会和大学教师队伍，其中包括两位大学校长。这是对美国知识界人才的一次异常迅速的动员。我负责的十三个人的名单，是根据人事档案、朋友关系和肯尼迪班底里各个人的记忆，以及每个小组主持者的推荐而获得的。
据我记忆，没有一个人拒绝到特别工作组工作的邀请。这一方面是由于那时正值知识界对新政府抱有希望并愿意合作，一方面是由于通过委以备受尊敬的职务而使他们的才能得到了赏识。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接受任务的口气，比起他们最初听到接线员的话——“索伦森先生从棕榈滩打电话来给你”——的时候的反应，热情略差一些。
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成员是没有酬劳的，而且往往连工作经费都没有。在许多情况下，只有小组主持人才能获得公众的称赞，并得到当选总统的亲自接见。在这些专家中，有许多人不久便在肯尼迪政府中获得了职位——这些人是杰罗姆·威斯纳、沃尔特·赫勒、威尔伯·科恩、莫蒂默·卡普林、亨利·福勒、詹姆斯·托宾、斯坦利·萨里、阿道夫·伯利、乔·麦克默里、汤姆·芬勒特、罗伯特·谢策尔、唐纳德·霍尼格、弗兰克·凯佩尔、林肯·戈登、杰里·斯平加恩、钱皮恩·沃德、阿图罗·莫拉莱斯·卡里翁以及其他许多人，其中包括前面提到的名单中的“学术界顾问”。但是有些人没有受到邀请，有些人未能接受邀请。此外，财政上的限制，立法方面的反对或者其他实际上的束缚，往往严重地阻碍了他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使他们如果不是沮丧的话，至少也是感到失望的。
在1961年1月初，这些特别工作组的报告送给肯尼迪的时候，当选总统私下对它们的评价是“很有助益”以至“极好”①不等。有些报告，例如主张对各个军种根据职能界线加以大规模改组的赛明顿报告，引起的争论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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