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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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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中的砚台，和今日台湾闹选举的乱象，您或许也会同情他底恐惧的。大陆太大，乱不得也。
以上所说的，还只是民国初年，搞议会政治问题的冰山之一角。至于他们如何搞实际政治，则明暗、大小就各异其趣了。在袁世凯时代，他们要参加选举总统，组织内阁，场面大矣哉。所以要毁党造党，从小变大，庶几人多势大，进而掌握大政。可是到黎段当政时，总统和内阁人选早定，搞政治变成搞小圈圈，以便争取实权、实利，搞大党就不如搞小派运用之方便了。因此政客之间的兴趣，就集中于组织小派系，和组织小而收获大的政治俱乐部了。
在老国会恢复之初，首先老的‘国民党’和‘进步党’都萎缩了。前者的骨干乃另组其‘宪法商榷会’，和‘政学会’（后来南京国民党政权中‘政学系’的始祖）一类的小组织，以便在当时最热门的政治事件中，实际参加，并发生影响。一些沧海遗珠的国民党员，则仍然株守于其老巢，什么‘客庐派’、‘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一类的小组织。总之，原来号称‘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是被一些亲孙、离孙，乃至叛孙的一些小组织代替了。
至于老的‘进步党’，它也以相同的道理分裂了。其骨干精英，在梁启超等人领导之下，与袁世凯时代，就存在的老的‘研究系’（以梁启超为首），和‘交通系’（原来以梁士诒‘财神’为首，把持了财政部、交通银行，和铁道运输的亲袁老官僚的无形政团）联合，也组织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宪法研究会’。因此，这个恢复了的‘老国会’，就变成两个以研究宪法为名的政团短兵相接的战场了。＇参见，一辛着，‘中国政党小史’（节录），载上引‘北洋军阀’，卷一，页二一三─二三○。＇
可叹的是，他两方倾掣，重点不在福国利民，而是以各该系的本身的利益为主。因为他两系都不是‘选民’选出来的，没有对选民负责的问题。所以他们既不代表任何社会阶级，也不代表任何社会团体。因此他们争吵的内容，就纯粹以各该系政客最狭隘的私利为出发点了。这也就把最高级的议会政治，低贬成最低级的帮会政治了。事实上，上述邓小平和江泽民所诟病的，不是英美式的议会政治，而是画虎不成，走了样的中国式、走火入魔的‘帮会政治’。
在宏观史学的远景之前，议会政治盖为将来中国必有的客观实在。但是它在早年的中华民国，和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都还可望而不可即，一般人民和当国者，都被帮会政治（像文革时期，四人帮那样的政治）吓昏了头，便错把帮会政治，当成议会政治了。
老国会是怎样恢复的
再谈谈三头马车之一的国会吧。袁死段继之间，那时各派政客和南方军阀，争得最厉害的，便是恢复‘民元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两者在当时都是神圣无比的，但是读者知否？所谓民二老国会，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只结不散的，没个固定任期的万年国会也。这个国会的上下两院，共有议员八百七十余人。他们是在民国元二年之间，经各省‘选’出的代表，在民国二年（一九一三）四月八日正式就职开议的。这在民国史上号称‘第一个正式国会’里，国民党原是第一大党，宋教仁便是想运用此第一大党来组织责任内阁，而招致杀身之祸的。
由‘宋案’而引起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年夏季），虽然导致孙袁决裂，但袁世凯对国会中第一大党的国民党却屈与优容，因为他要利用当时的国会，来选他做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在他当选了并于十月十日正式就职之后，国会正在进行制宪，并曾推出一部中华民国制宪史上‘第一部宪法’，所谓‘天坛宪法’。可是这部宪法还有待政府正式公布施行时，袁就在国会中找个借口来驱除国民党议员了。结果有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的议员证，于同年十一月五日被袁勒令吊销，国会失去了开会的法定人数，这个所谓‘民二国会’就被解散了。其后袁氏又借口他底总统大位是根据‘民元约法’选出来的，而民元约法是个施行‘内阁制’的约法，与他担任的‘总统制’相矛盾，所以他要修改约法。因而，在外籍宪法顾问的鼓励之下，袁就炮制出一套适合他理想的‘新约法’，并于一九一四年五月一日公布施行。这样得寸进尺，他后来就做起皇帝来了。
等到他袁皇帝加冕未成，又取消帝制回头做总统时，袁又恢复使用他的‘新约法’。段祺瑞便是在袁氏恢复‘新约法’时出任国务总理的。袁死之后，由于南方护国派的坚持、段的同意，‘新约法’再度被废除，‘民元旧约法’和‘民二老国会’也就随之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六月底八月初，相继恢复了。这段很复杂的故事，我们曾做过详细的叙述，本篇只略为反刍一下，以帮助说明这个老国会恢复的经过。
‘参战案’是怎样开始的？
第二个更严重的政治皮球，就是‘参战案’了。
所谓‘参战案’者，便是一九一四年七月，欧洲的德奥与英法两帮帝国主义之间，忽然爆发了一场国际战争，后来演变成‘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战争虽然发生在欧洲，因为战争双方都是白色帝国主义，它就必然牵涉到交战各国在亚非拉澳四洲的殖民地了。中国那时正是交战两方的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而日本其时则是英国的同盟国，因而日本也就学模学样的，做了个外黄内白的‘香蕉帝国主义’，加入了英法一帮的协约国，对德宣战。日军既然不能远赴欧洲去参战，它就向在我国山东半岛的德国租借地开战了。它不但占领了胶州湾和青岛的德国租借地，它甚至把中国整个的山东半岛，也给霸占了。并乘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要把中国干脆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事详前卷。
就在欧战正酣之时，我国朝野，尤其是对欧战有‘研究’兴趣的知识分子和政客，也就发生了中国应否像日本一样的去‘参战’的问题了。就在这研究中和辩论的当口，欧战转剧，德国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宣布了它在世界五大洋，各公海中，为封锁协约国的海上物资供应，而实行其所谓‘无限制潜艇政策’。这一来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对外贸易了。
这时美国的对欧政策，本是偏向于支援协约国的。只因国内德裔公民阻力太大，一时尚需维持中立。迨德国的无限制潜艇政策一宣布，尤其是美国邮轮被袭击之后，美国便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六日，向德国宣战了。美国既然参战了，美总统威尔逊也就有各种理由，邀约中国一同参战。美国对中国的邀请书一旦发出，中国政府如何回应呢？这在北京政府之中，和全国舆论之上，就发生中国参战与否的现实问题了。
参战利弊大辩论
当时主张参战最力的是国务总理段祺瑞，和他底‘北洋系’的全班人马，这批‘北洋军阀’之热中于参战，其动机显然就不像段氏之单纯了。其时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而拥段的原进步党和研究系等有影响力的政客，也全力附和，他们认为参战对中国，有百利无一害。理由甚多：
首先是美国参战以后，协约国在欧战中的最后胜利已十分明显，因此中国应该参加协约国，庶几在将来的国际和会上，有争取胜利果实的权利。
中国的着眼点则集中在山东半岛，因为日本志在战后，承继德国在山东的殖民地而扩大之。中国要抵制日本，收回山东半岛，就非参加战后和会不可。要参加将来的和会，目前参战而成为战胜国，实为必需也。
再者，中国参战之后，不特可以立刻收回德奥等国在中国的所有租借地和一切财产，停付对德奥等国的庚子赔款；还可以参战为借口，要求缓付对协约国英法美义等国的庚子赔款，其年均总数皆在两千万以上。由缓付开始，战后中国，更可乘机要求全部停付一切赔款。前途无限，利莫大焉。
抑有进者，在段党看来，中国参战还得有其参战军。段政府正可乘机扩大国防军，增加北京政府在国内外的军事力量。为着扩军，政府还得整顿税收，交涉外债。总之，对段政府而言，参加世界大战，对中国是有百利无一害的，所以段氏主张接受美国邀请，立刻参战。事实上，段氏为着参战，几乎废寝忘餐，全力以赴。其刚愎自用的个性，在参战政潮上也表露无遗。反参战也另有理由可是站在段之对立面的黎大总统，就同床异梦了。黎元洪何以反对参战呢？说穿了，黎与段至此已是势成水火的政敌。凡敌之所好，我必反之，已成为转型期中国政坛的公式（包括国共两党当政时期）。更重要的还是，黎此时是一位徒拥虚名的政治领袖。但他却有其被利用的政治价值。这时刚刚恢复建制的老国会，和国会之中的多数党（老国民党各派系），和他们现时在野的老党魁孙中山，以及当时盘据西南数省的实力派，像原护国军首脑、现任云南督军的唐继尧、广西督军岑春、广东督军陆荣廷，也都声明反对参战。在他们底影响之下，京沪各大都市中一些商学团体也反对参战。并在北京政府中公开表示拥黎反段。这一来，中国是否应该参战的问题，黎段两派，就旗鼓相当，政府也就随之一分为二了。那位原无政治实力的黎大总统，在各实力派一致拥护之下，也就顶起了‘反参战’的半边天了。（关于参战辩论和舆论的原始文件，上引‘北洋军阀’，第三卷，颇有选录，见页五六─九九。）
反参战的理由何在呢？说来也是大可理解的。就以孙中山先生来说吧，站在一个民族革命家的立场来看，第一次世界大战，原来就是一埸白色帝国主义抢夺殖民地的战争。我们这个深受帝国主义之害的中国，有什么理由来参加他们帝国主义之间的分赃战争呢？
再者，在一个革命家看来，中国问题之彻底解决，是个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不幸的是辛亥革命半途流产，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拦路打劫去了。现在‘革命尚未成功’（中山口头语），弄得民国不如大清。目前中国的当务之急，是打倒军阀，完成革命。如今袁去段来，军阀盘据如旧，全国上下，还要拥护军阀，乘势壮大，去参加欧战，岂非舍本逐末？所以孙中山就反对参战了。孙中山当时在国内是颇享清望的，在他底号召之下，商学各界，就深受影响了。
至于西南各省的军头，为何也反对参战呢？那就更不难理解了。他们所反的事实上却是北洋系这一政治实体，而非‘参战案’这个政策。因为时仅一年之前，在反袁世凯帝制的‘护国战争’期间（一九一六春季），他们初次摆脱了北洋系的控制，颇尝南北分治的政治甜头。如今袁去段来，北京政府虽然少了个皇帝，然北洋系控制北京政府的本质，却是换汤未换药也。加以他们原来又都和革命派甚为接近，虽然无爱于国民党，但是他们原和黎元洪一样，也都以民国的缔造者自居，对北洋系的军阀，忌嫉与憎恨兼而有之。如今眼见段派北洋系以参战自肥，他们以反参战为借口，而达其拥黎反段的目的，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若论部分国会议员之反参战，其所反者，实际上亦系北洋系之专政，非参战之政策也。中国参战与否，对他们实在非关闳旨。若在任何情况之下，能使北洋系政府垮台，由国会议员来组织责任内阁，则参战与否，原不在话下也。
一言以蔽之，这也就是‘转型期’政治现象的可悲之处了。各实力派都要利用响亮的政策问题为借口，来大踢其与政策无关的政治皮球，从事权力斗争而已。还是李宗仁先生的话说的好：“在大家斗到白热化的时候，哪还想到什么国家民族啰。‘
制宪、参战，两大政治皮球
上面的例子还只是唐氏以亲戚身分，私人干政；国会就不同了，它是中央政府中三个分权单位之一。它如遇事必反，把政府所制定的政策，当成政治皮球，在议会中踢来踢去，这个中央政府便要搁浅了。今日台北政坛的混乱，多少也似乎与这个传统有关。当年的当政者的袁段蒋毛之憎恨议会；后来邓江诸公对议会政治的顾虑，显然也在此。
从大处说，当年黎段当政时代的国会里，就有两大皮球被踢来踢去，最后闹垮了段祺瑞内阁，引起轩然大波，使尚在襁褓之中的议会政治瘫痪到底，天下大乱，至今还令人谈虎色变。这两大皮球，第一是‘制宪’；第二便是‘参战’。
先谈谈制宪，前文曾说过，当年搞政党政治的政客们，最高的理想，和最大的兴趣，便是制定宪法。他们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的宪法，才能约束独裁，防制寡头。让政党党魁组织责任内阁，使政党政治发生实效，才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办法。他们这一理想，在袁世凯时代，被老袁彻底的粉碎了。如今到黎段时代，他们就企图重振旗鼓了。因此，在老国会恢复之后，国民党的精英都集中到一个新组织的‘宪政商榷会’去了。进步党的精英则热衷于他们的‘宪法研究会’。两党的本身，对他们活动分子来说，似乎都是次要的了。
一百年快过去了，今日我们回头看去，所谓宪政运动，在民初中国，似乎只是笑话一场（且看纵在五十年后，刘少奇还曾手执宪法，向红卫兵喊叫的惨事，其余就不必多说了）。这就叫做‘文章不与政事同’了。但是在当年的国会里，他们却搞得煞有介事。黎总统当时对政党政治就表示支持，段总理，尤其是段之下的省级军阀和政客，对他们就存有戒心，而要加以压制了。
但是国会毕竟是人多势大的机构，段系只是一些旧式军人和政客，他们一不会组党来以毒攻毒；二不会发动革命群众来助纣为虐。他们只能利用便衣军警用零星小钱，来雇用街头失业游民，甚或乞丐妓女，来组织所谓‘公民团’，以最可笑的方式来包围国会，作其下流的反击。反击无效，他们就动刀动枪来对付国会了。秀才遇到兵，这民二老国会，终于被张勋的枪杆解散了。
从‘无法无天’到‘法令如毛’
前节已言之，黎段二人的工作关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民元约法’上的几十个字了。一旦他们府院两造，对这几十个字的意义，发生了疑问，由谁来解释（释宪）才算正确呢？纵使另有权威（大理院）解释清楚了，有谁能来强迫两造服从（司法）呢？两造纵使都愿意服从国家的法律，则每项政治设施和处理，都得有其特定的法规（行政法）呀！这样一来，岂不是法令如毛了？
老实说，朋友，任何先进的法治国家，都是讼棍如林，法令如毛的。那些都是几十年，乃至几百年积存的成就，不可一蹴而几也。像毛主席在人民共和国当政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法律也没有。从这样一个无法的落后国家要转变成法令如毛的现代化法制国家，就非一朝一夕之功了。法令不全，则贪官污吏、高干子弟，就要钻其法律漏洞来化公产为私产了，就以目前江朱李三公所领导的中国为例吧，大陆今日是迅速的现代化了，为着实际需要，也是法院如林，法官如毛了。但在这如毛的法官群中，据说却没几个法官真正懂得啥叫法律呢！法学教育尚不能配合需要嘛。所以距离真正的法治，纵在今日，都还有一段长路好走呢，何况百年之前？（广东近有法官一万零五百人，六年前有四成半无大专学历，今稍好，然仍有二成。近年有法官六○五人，因不称职，而被免职，见纽约‘世界日报’二○○一年十月七日。）
在民国初年，军阀政府比毛泽东的无法无天虽略胜一筹，但是当时中国的法令也没有几部，大家谈‘法治（制）’，大半也都是搞不清楚的瞎扯淡（例如作为黎大总统喉舌的饶汉祥，就不懂啥叫‘法人’，他以为法人就是‘公务员’因而自称‘汉祥法人’。为此，他也就有了个外国诨名，叫做‘巴黎人’了）。
虽然那时政府之内，也有许多‘了不起的人’（胡适语）像梁启超、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但是他们只是九牛一毛，一毛要牵动九牛，那就是幻想了。这些洋东西，直到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毛泽东、邓小平都还不能掌握，民国初年的政客、官僚和社会大众，就更是花岗石头脑了。花岗石中所保存的就只有毛主席所说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了。读者贤达，您千万不能以‘现时观念’来厚责古人啦！思想转型是有其强烈的阶段性呢。一切都是黑猫白猫慢慢地摸索出来的，慢慢地培养出来的，哪能一索即得呢？明乎此，我们就知道，黎段两个老军阀，把个府院之争，闹得水深火热，就更不难理解了。
在老黎心目中，乃至在他身边，为他撰写文告的‘巴黎人’饶汉祥先生的忠告里，他是一国元首，下级服从上级的最高上级，掌握著“印把子‘，号令全国，怎能作橡皮图章，只盖印不管事呢？
可是在段的眼光里，乃至在他不可须臾离的秘书长徐树铮的认知中，中国当时实行‘民元约法’是责任内阁制，他段总理才是全国的最高行政长官呢。黎总统只是个花瓶，哪能遇事干扰国务院的行政呢？所以徐秘书长对总统府就颐指气使了。他两造原来是各有道理，在一个现代化的民主国家里，他府院两方的正常关系，应该是分工、合作，双方依法行事。可是行之于中国，双方的关系就纠缠不清了。长话短说，他们的关系就变成不分工、不合作，不依法行事。事实上，也无法可依。所以他们的府院之争，也就永远无法和平解决了。其骨牌效应，至今未已。
幕后的经济暗盘
以上所述都还限于中国政坛上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呢，历史家如揭开他们舞台后面的帏幕，看看他们台后的运作，就与台前颇有不同了。因为在民国政治史中的政争，和其他历史上的政争，也只是大同小异的，那就是政治背后往往还有其经济暗盘也。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是国际关系史上所谓秘密外交的高潮期。表面的公开外交是一套，暗盘中的秘密外交又是另一套。第一次大战期间，也是世界历史上国际间秘密条约最为茂盛的时代。君不见，我们轰轰烈烈的爱国‘五四运动’，不就是因为中日之间的密约曝光，而爆发出来的？从秘密条约搞起，对本国或异国当权派，和有影响力的政客军阀作经济之贿赂，那就更是不在话下了。
在参战案初起之时，欧洲战场中对立的协约和同盟两集团，对中国的参战与否，都极为重视。对协约国的英法来说，日本既已参加了协约国对德作战了，中国再随之加入，德奥在亚洲的势力，不用说就全部扫地出门了。中国虽是个老大无用之国，它却有无限的人力资源、廉价劳工、原料和市场，能补协约国之不足。还有就是日本，乘欧战方殷，在东亚混水摸鱼，已势不可遏。日本曾为英国在远东的贸易之劲敌。为久长之计，制衡日本，为战后重返亚洲着想，英法两国都有强拉中国入伙参战之必要。
对同盟国的德奥来说，中国一旦对德奥宣战，不用说它们在中国数十年来所享有的一切外交特权、租借地和所有的经济设施，立刻就化为乌有。他们留在中国的所有商人、官吏和情报人员，全部都要被作为战俘而失去自由。所以柏林也就使出全身解数，派出最资深专家和有影响力的外交家，挟大批马克，来华活动；并暗中资助（事实上也就是贿赂了）反参战人士反参战到底。口头工作效率不够，双方对中国各实力集团，就用美金、马克作重赀贿赂了。
顾维钧V。S唐绍仪
经验丰富、观察入微的当年的国务总理顾维钧先生，就曾经告诉我一则他亲身经历的，和他岳父唐绍仪龃龉的小故事：
据顾氏回忆，在他第一次出使华府时，适逢袁死段继。国库枯竭，官府薪饷不继，财政总长陈锦涛，乃连电顾使在美国试举外债，以渡难关。顾氏奉命之后，乃使尽浑身解数，在美国银行界寻觅不带政治条件之放款。并尽量避免旧有借外债之陋规，压低利息，为中国举债六百万美元，以济北京政府的燃眉之急。交涉完满解决，北京大乐，优电褒奖。顾亦私心自庆，斯为中国政府举借外债以来，条件之合理与优越，均为前所未有之创举。殊不知正在此欢庆期间，顾家突然收到岳丈大人、前国务总理唐绍仪拍来的急电。严嘱顾氏停止此项交涉，注销此项外债。顾氏接电之后，夫妇皆为之惊诧不已。顾如遵岳丈之嘱，一通电话，便可立刻中止此一外债之签署，则北京政府便立刻陷入经济危机，段内阁即有倒阁之虞，国家势必再遭动乱，前途可能也就不堪设想。
当顾氏告诉我这段秘史时，我问：唐前总理此时退休在沪，何以忽然静极思动，起而干涉朝政呢？顾说：唐绍仪是国民党员，此时他显然是奉中山之命行事也。我问顾氏，在此公私两难的夹缝中，您自己何以自处呢？顾说，他身为国家驻外使节，一切当以国家利益为重。此时国家的安定问题要紧，他们自己私人间的翁婿之情，就不应该越分了。我再问，当时国家统一，国民党也是支持北京政府的嘛，财政总长陈锦涛，不也是国民党员参加内阁的吗？何以唐绍仪还要乘危捣乱，制造政潮呢？顾说正是这话，他覆电岳父，也就说这次举外债，是奉财政总长之命行事的。唐绍仪接到女婿抗命的覆电，当然也是气恼不已。当顾公告诉我这段他翁婿之间不快的故事时，他也向我感叹，那时反对党之反对政府，都是遇事必反，不谈原则，不择手段的。这就与先进国家反对党的作用，迥然不同了。所以当时中国政局之糟乱，亦不能专责于军阀政府也。（参见‘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第一册，页一四四─四七。）
从北京政变到皇姑屯期间的奉张父子
在本世纪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国南北军阀混战的末期，那发源于东北的‘奉系’，可说是一枝独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一面以二百万日元的重赂（一说是‘奉天官银号一百多万小洋买来的’──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第七十七页韩玉辰文），争取了冯玉祥对‘直系’倒戈，发动了‘北京政变’（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锟，摧毁了他的‘贿选政府’，由黄郛组织‘摄政内阁’，以作过渡。
同时奉军以其重建的‘一、三联军’的精锐，在少帅张学良的指挥之下，突破了直军防线，在山海关、秦皇岛一带包围了吴佩孚的主力，缴械纳降三万余人。吴大帅仅率残卒数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战争’成为奉系全胜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执政’
自此奉系大举入关。主帅张作霖（时任‘东三省巡阅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冯玉祥商讨善后，并决定公推前‘皖系’军阀首领，其时退休在天津闲住的段祺瑞，暂时出山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这时原是个孤家寡人。但是他毕竟是做过‘北洋军阀’的总首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还有其剩余价值，足资利用。所以冯、张二人公推他作‘临时执政’，实各具‘挟天子、令诸侯’的私心。而段氏宝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违其间，也颇有乘机再起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论实力，冯则远非张之对手；论历史，他原是冯玉祥这位有名的‘倒戈将军’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张则一直是折节服从，对冯则难免阳奉阴违，虚与委蛇了。
就在这同床异梦的情势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职。张作霖亦率奉军千人入京观礼。就职之后，段执政便按他自己一厢情愿的安排，假戏真唱了。第一他要废督裁兵、偃武修文，来解除各省实力派的兵权。‘废督裁兵’原是前大总统黎元洪发明的。在中国军阀时代，凡无兵权的当政者都主张废督裁兵；有兵权者，则反对之。可是这一次段显然是得到张作霖之谅解的。张乃自请撤销他原有‘镇威将军’的‘将军府’并解除‘东三省巡阅使’名义（仍‘节制东三省军务’），改任‘东北边防屯垦督办’。
由于张的支持，段也发表冯玉祥为‘西北边防屯垦督办’，驻节兰州。冯在曹锟政府内原为‘陆军检阅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陆军检阅使’名位，促冯去西北任所就职。段亦以同样方式电其他各省，废督裁兵，虽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义外放之省区武官，一律称某省‘军务善后督办’，虽换汤不换药，然‘督办’的名义在‘执政’时期，就与‘督军’头衔，混杂使用了。
段之另一着棋，便是他的‘善后会议’。他要网罗全国实力派，如孙文、黎元洪甚至吴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适、王宠惠等百余人，来开个全国性的‘善后会议’（颇像后来国民党的‘国民参政会’和共产党的‘人民政协’），然后通过这个会议，他想或可泡制出一部新的‘宪法’或‘共同纲领’一类的东西。如此，则他底‘临时执政’或可名正言顺的变成‘永久执政’或‘大总统’了。──这显然是段执政的一厢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职，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东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临时执政’，他底如意算盘，就是这么打的。
孙中山的‘最近主张’
再者为着他的‘善后会议’──善后会议的名单中，怎能没有‘孙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张作霖和冯玉祥的主张，联电奉请屈居广州的孙文大元帅北上，为和平统一，共商国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个电请中山北上的原是冯玉祥。冯在幽禁曹锟之后，无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实就要落入张作霖、段祺瑞两大军阀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无枪杆的孙中山。以冯的枪杆捧孙的牌位，岂非天作之合？加以冯那时已与赤俄的‘第三国际’早有往还。与一位‘以俄为师’的革命领袖相提携，也是最顺理成章之事。
奉张父子之邀请中山北上，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主意。盖雨亭（张作霖字）中山原为老友。他两人的儿子学良、哲生（孙科别号）也占‘民国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恶。雨亭曾以钜款济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时，为他卖过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来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战争’时，奉军被吴佩孚打得溃不成军。当全国都在幸灾乐祸之时，空谷足音，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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