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氏当国-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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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克定当然深知乃父思想的底子。针对袁家无人活过六十岁的老传统，克定便直接或间接的，不断的向老头子明言和暗示，这一不祥的家族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另外他更制造无数中国传统帝王，最善于欺人自欺的所谓‘祥瑞’，所谓‘显圣’等等以突破迷信老人的心防，使他深信‘天意’。例如此时湖北某地发现‘龙骨’，长数丈。上书者言之凿凿，事实上，或许就是一种恐龙遗骨，是实有其事，使当时中国的第一大阿Q，不得不信。还有更荒唐的真龙显圣的笑话，说某次袁氏午睡方醒，服务生小童以总统最心爱的玉杯进茶，竟失手把玉杯摔得粉碎，说是在床上看到一条‘五爪金龙’，惊恐之下，才摔掉玉杯的……，这些荒唐故事，都是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得自‘内廷’的消息。据说袁在表面上斥为迷信，不许外传，而内心暗喜云云。这种事或是出自小服务生的创作天才，或许是出自‘东宫太子’的巧妙设计，但都是阿Q心防最弱之时，最能接受的莫大安慰。这些都是当时北京城内盛传，而有相当真实性的小道消息。朋友，不要小看这些封神鬼话，它在适当的关口，那些原在天堂地狱之间徘徊的政客，何择何从，往往就会因它而决定在一念之间，袁世凯和汪精卫二人，在历史上对天堂地狱的选择，都是最具体的例子。他二人不但无情的毁灭了自己，也几乎把我们全民族的命运带到毁灭的边缘，言之可叹。
　　袁克定那时‘欺父误国’的行为，最不可恕的还是他伪造‘顺天时报’，来欺骗老头子和阖家上下，骗说日本人也赞成袁总统做皇帝。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一九○一）之后，在天津所办的汉文报纸，一贯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的。袁世凯因对日本的态度最敏感，所以每天都读顺天时报。袁在中国政坛上一直都被看成‘英美派’；日本政府一向也对他虎视眈眈。但是二十一条之后，袁自觉日本已暂餍所欲，不会反对他做皇帝了。这原是他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克定在此关口，乃助其美梦成真；每天都印了一张假的顺天时报，来向他行骗。报内消息，不用说都是拥护袁大总统做皇帝的，这一伪报，对袁氏决心称帝，实在是有其关键性之影响的。后来这伪报被袁克文和其胞妹叔桢在无意中发现了，他们兄妹乃向老头子告密，才东窗事发，‘皇帝’为之大怒，竟至将‘太子’罚跪，用皮鞭抽打，并大骂其‘欺父误国’，然木已成舟，悔之晚矣。夫复何言。【见上引袁静雪文。】
　　莫到琼楼最上层
　　可是他那位‘假名士’的二儿子袁克文（字寒云），却自始至终都是个反对派，他曾赋诗暗讽老爹，千万不可做皇帝。易经之首卦不云乎，‘九五之尊’已到顶点，不即时煞车，而要继续上冲，冲到‘九六’，就要‘亢龙有悔’，甚或追悔莫及了。
　　民国以来，写政治诗的诗人，而有诗可传世的，真不下几十百人。这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士大夫文学。陈寅恪教授晚年就写了十多首藏头不见尾的，在民国诗坛上有极高度文学价值的讽政诗。这种屈原式的灵感，是八十年来中国新诗界，至今还无法企及的高层文学。也是一般目前新诗人的文学涵养，所无法欣赏的‘文字游戏’。但它却是绝对没有死掉的传统文学里，一个极其重要的部门。不论新诗人们如何的诅咒和漠视，它还是老而未死的，中国文学里的一种极其崇高的表达形式，胡适所谓‘要下几十年的功夫’是也【胡氏亲口告诉笔者的】。
　　陈寅恪的讽政诗，也曾使我的两位杰出的老乡──余英时和汪荣祖两教授，打了好几年的官司……。余说他怀念国府，汪说他只是厌烦老共，却并不怀念国民党……。吾人旁观者不清，究竟不知道陈公这位瞎和尚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是不论怎样，这才是第一流的诗、第一流的文学。‘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它不是‘轻薄为文’者流所可了解和信口雌黄的。但是在这些政治诗当中，汪精卫的那首‘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只是喊喊革命口号，不够传统诗评中的所谓温柔敦厚也。至于毛泽东的‘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鸟儿问答’】，那就是转型文学中，地道的放屁了。
　　在笔者的谬见中，我却十分看重袁寒云这首讽父诗。这位‘假名士’的作品，实在不是和他同时的‘南社’之中的数百个‘真名士’（像易实甫、樊樊山等人），无病呻吟、搔首弄姿的作品，可以望其项背的。这当然是读诗人各有所喜的偏见，但是我想读者贤达中，或不无偏见同调也。为与海内外同好共品之，谨就个人记忆所及，将青少年期就能背诵的‘假名士’的讽父诗，七律一首，抄录如下：
　　乍着微棉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落骄阳黯九城。
　　驹隙存身争一瞬，蛩声警夜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寒云这首讽父诗的重点是最后两句，劝老头子，千万‘莫到琼楼最上层’。其他六句都是搭配的，所以上六句，他嫌配角不好时，就换来换去。笔者在青少年期所读的寒云讽父诗，至少就有两种。上录为个人可以背诵，而比较喜欢的一首。下面一首则是在上引袁静雪忆父文中发现的。二者略有不同。并录如下：【见本刊三三八期页一三0】
　　乍着微绵强自胜，荒台古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住，云起苍崖梦欲腾。
　　几向远林闻怨笛，独临虚室转明镫。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其最后两句都是相同的，只是其他五句有别。是所谓‘推敲’。推敲出新的灵感和音韵来，对旧作又不肯‘割爱’，就多首并存了。这也是一般‘下几十年功夫’的，旧律诗作者的通病。也是他们彼此在诗坛见高下的标竿。‘南社’当年解体的原因，便是宗黄（仲则）和宗郑（孝胥）两派争执不休的结果。胡适对旧诗的欣赏，显然便是倾向于‘宗郑’的。
　　毛泽东那首‘占领南京’的七律中的‘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一联，他底老师胡适就说他‘不通’。不通的原因就是他的文学‘境界’太低，作律诗的汉学底子也不够。作律诗重在‘推敲’，而毛公的推敲本领，也只能到此为止，所谓‘黔驴技穷’也。下棋的人有句话叫做‘棋高一着，逼手逼脚’，其实做旧诗词，也是如此的，所以毛的旧诗词，尤其是那有限的几首‘七律’，在宗黄、宗郑的两派诗人的眼光里，就诗论诗，就只能算是‘登堂矣未入室也’。所以柳亚子说，‘＇诗＇儿子毛泽东’，就诗论诗，并不是什么吹牛也。但是在‘诗歌转型’期中，毛公诗以人传，写旧诗能写到‘平仄无讹’的程度，也就算是难能可贵了……。笔者原只是评那位青帮老头子、‘假名士’袁寒云的讽父诗，为何又把毛主席请出来糟蹋一番呢？无他，毛主席太有名嘛。所谓毛主席的诗词，全国同胞至少有上千万的人可以背诵吧，讨论袁世凯儿子的诗，把毛主席家喻户晓的诗也找出来，比较比较，就容易说明了，不是笔者故意要和毛主席过不去也。
　　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
　　以上所说是当时反帝制文学中的‘反帝诗’，可圈可点的一首高级作品，竟出于‘皇二子’之手【‘皇二子’也是寒云楼主自嘲的笔名之一】，故访录之，以与有文学兴趣的读者，共赏之也。在文学转型的过程中，‘汉学底子’是江河日下了。今日吾人发政治牢骚，就只能搞搞‘顺口溜’了。当然今天的新诗人，也还有以新诗形式来代替顺口溜的，但是新诗界以外的读者，就很有限了，虽然翻成外文却可以引起国际属目。
　　袁氏帝制时，反帝论文，也是雪片横飞的。其中最主要的一篇，当然就是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那一篇掷地有声，脍炙人口，而有深远影响的佳作了；为保存史实，不能不简略述之。梁氏在此万言长文上，他第一要把‘国体’和‘政体’的界说弄清楚。他说‘共和’与‘君主’国体也。而‘立宪’与‘非立宪’，则政体也。如今君宪救国论者，认为只有‘君主’才能‘立宪’，而‘共和’就不能‘立宪’，是何种逻辑呢？
　　第二，若说国情，继承式的君主立宪，比非继承式的共和立宪，更为适合于中国，则现行的大总统选举法【见上章的金匮石室制】，不是既能传子，亦能传贤，岂不更优于帝制乎哉？何必改变国体？
　　第三，帝制派人士如今把美国古德诺顾问之言，奉为圭臬，要据之以恢复帝制，废弃共和，而梁氏在辛亥前，当他为维护‘君主立宪制’与共和人士论战时，所阐发君主立宪之精义，实十倍百倍于古德诺之所言。【笔者附注：梁氏此言，不是吹牛。那时康、梁之言遍天下。所论确较古德诺之短文精辟多矣。历史家可为佐证也。】而当时诸公（包括筹安会的‘六君子’），一味醉心共和，对我梁氏之言，充耳不闻；梁氏之书，过目不读，岂因‘吾睛不蓝，吾髯不赤’哉？
　　第四，天下事之滑稽者，当年为坚持君主立宪制，曾为共和人士所诟病，今日要推翻中华民国，翻为当年的共和革命志士；而今日为维护共和国体者，翻为当年的君主立宪派，亦可怪矣。
　　最后，梁说他原是君主立宪派的元老，并无理由要为共和制度做辩护人，他只是认为国体一经确定便不可变动。辛亥前他反革命的原因，就是认为国体不可轻变。革命得不偿失。可是当时革命人士把他的善意良言，当成耳边风。而民国成立四年以来之所以糟乱若此，便是当年共和人士不听他底话的报应。如今共和的国体已定，而当年的翻云覆雨之士，又要再来覆雨翻云，乱来一泡，民不聊生，国亡无日，不难预测也。今日之动乱，已充分证明他十年前，所言之不虚。‘十年以后真知我’，梁氏以‘常带感情’之笔痛诋筹安会中之众莽夫说，尔等今日不听老子之言，硬要把今大总统拖下粪坑，与尔偕亡，十年后将再知吾言之不虚，而追悔莫及。尔曹其毋河汉余言。
　　篇末，梁更加一‘附言’，曰：
　　吾作此文既成，后得所谓筹安会者，寄余杨度氏所著‘君宪救国论’，偶一翻阅，见其中有数语云：“盖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外之行动。贤者不能逾法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而为恶。‘深叹其于立宪精义，能一语道破。惟吾欲问杨氏所长之筹安会，为法律内之行动耶？抑法律外之行动耶？杨氏贤者也，或能自信非逾法律以为恶，然得毋己逾法律以为善耶？呜呼。以昌言君宪之人，而行动若此，其所谓君宪者，从可想耳；而君宪之前途，亦从可想耳。
　　梁启超原是我国文学转型期中，文起八代的大文豪，笔端常带感情。他的鸿文钜着，一经京报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九月三日在北京的京报汉文版刊出之后，北京国民公报随即全文转载；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下子就烧遍全国。国人嬉笑怒骂，随之而来。不特杨度（皙子）一下便被摔入谷底，皇帝候选人老袁也被打得灰溜溜，无面目见人。
　　‘杨氏贤者也’，也是当时一位‘旷世逸才’，最大的刀笔吏之一也。不意强中更有强中手。他梁、杨二人之对决，不谈政治，也是当时文坛一场好戏，当年中国总统为着做皇帝，和今日美国总统为着玩女人，而带动全国第一流的刀笔吏之对决，而好戏连台。两地虽远隔重洋；时间相差亦近一世纪，而两方面之精采镜头，却相互辉映，真是两幕难得的今古奇观。
　　梁启超与文学转型的序幕
　　梁启超既然以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我们倒不妨顺便也谈谈，他在近代中国文学转型中所发生的作用。中国近代文学之从文言转入白话，胡适当然是个关键人物，但是胡适不是忽然间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之前还有个酝酿时期，梁启超便是这个酝酿时期酝酿出来的英雄。因为靠科举考试保镳而生存的文言文，在科举考试于一九○六年被废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存的保障。但是就在文言文逐渐被白话文完全取代之前，读者和作者的口味可不能变于旦夕，所以它要有个适合二者口味的一个文白混杂的转移阶段（Transitional　Period）。再加以文言文在造句和运用成语方面之简洁有力，往往亦非语体所能完全代替，尤其是在大众媒体，所谓新式报刊兴起之后，这就注定了这个转移阶段之存在，甚或长期的存在。梁启超便是这个转移阶段前期的头号大师。他这篇‘异哉’的大文，在今日报刊的读者读来，难免还是别别扭扭的诘屈聱牙，但是这别别扭扭的文体，正是他那个转型前期的报刊读者，每个人都看得懂，每个人都欣赏的时髦文体。明乎此，你就会体会到梁某的文章在那时何以有那样的煽动性了。
　　笔者这辈的老知识份子，幼年时还去古未远。我记得我还在念方块字的时候，便在祖父的书房里听到一些四五十岁的老头子，用手指点点我们在一旁旁听的小脑壳，说将来要我们学习写‘报纸文’。当时根本不知啥叫‘报纸文’。等到我在重庆读大学了，读到大公报上‘看重庆念中原’一类的社论，才对当年老头子们的话，恍然有悟，原来‘以浅近的文言加生动的白话’这种文体，最有说服力。当然从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到王芸生的‘大公报’，这两种‘报纸文’之间，文言白话的比重，已经有霄壤之别了。胡适之先生以前曾向我说，毛泽东的诗词，很糟很糟。但是他却说，‘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好’。我想毛泽东白话文写得好的道理，就是毛是个不守章法的人。写起文章来，文言白话，随心所欲的结果，而开这一文风的始作俑者，实在是梁启超他那篇‘异哉’的文章，当时便风靡全国，洪宪王朝后来的彻底毁灭，‘异哉’就要负一半的责任。文人的笔是可怕的啊。林肯向那个写‘汤姆大叔的小木屋’（又译作‘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女作家史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说，美国的内战就是你惹起来的啊。当然她夫人的小说可以惹起内战，但是真要解放黑奴，还是要靠林肯的枪杆啊……。梁启超固然能把候补皇帝骂得灰溜溜，但是要强迫洪宪皇帝退位，那还有赖于他底得意门生蔡锷将军的枪杆也。
　　北洋系是诸系之祖
　　前已言之，袁世凯的洪宪皇帝一共只做了八十三天。他那‘大典筹备处’替他在北京荣孚祥订制的两套、价值二十万袁大头一袭的龙袍（亦说四十万），还未试穿，那精雕细刻的九龙戏珠（加个活龙坐在上面就成十龙）的宝座，还未试坐，那大太子因为东宫难保，还在幻想要搞个‘玄武门之变’，把他的政敌皇弟，老二、老六干掉【这是根据他皇妹叔桢晚年的回忆，历史家断不敢无中生有也】；新华后宫里六位活的大小美人，还在为着封‘妃’‘封’嫔‘，吵闹不休【史料同上】之时，袁’皇帝‘已经从宝座之侧昏倒下来。想复位做’大总统‘而未能，一口气不继，就龙驭上宾了。
　　一般说来，袁世凯帝制的失败，是出于蔡锷所领导的云南起义，来他个当头一棒之所致。这个历史单元论（single　causation），在比较深入的史家看来，只能唯唯、否否、是是、非非，前章已略言之，袁氏对民国如无二心，他的统治是笃笃定定，不会有太多的问题；他如背叛民国，来恢复帝制，那他这洪宪王朝，便是个泡沫王朝，一戳即破。殊不知，蔡锷在云南领导起义，其情况亦复如是。云南起义假如没个北洋系的窝里反，作为内应，单凭云南一省，甚至西南五省联合造反，也是枉然。再缩小，用个毛记红朝的术语来说，那西南起义将领之间，所蕴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也会把反帝制运动搞垮。请先说说，袁氏北洋系，这个袁家班的班底和班底内部的窝里里反。
　　北洋系是什么个东西呢？粗浅的说来，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期中，国家制度无定型、政府运作无法制的情况之下，一切靠的是人、系、或称党、称派、称团……。总之，它是一群人在一个头头之下的有形或无形的组织，君不见民国时期的大政客，动辄‘我系’、‘我党’如何，如何。（例如：北洋系、安福系、直系、奉系、政学系、交通系、研究系、老桂系，以及后来国民党的汪系、胡系、西山系、太子系、黄埔系、CC系、公馆系、桂系，乃至江浙财团等等；中共的国际派、毛派、托派、四人帮、四野系、二野系，甚至当年国军的黄埔系中的十一师、十八军也可形成个以陈诚为头头的‘土木系’，真是举之不尽。细说之，只有去编一部中国军政派系名词大辞典才可略窥全豹。）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孔老夫子说得更好，君子不党，‘结党’就必然‘营私’。小政客、孤鬼游魂们，称不了系，则结个‘小团体’，一以自保福禄，一以把持若干小衙门，以排除异己，共享所得。大陆上的顺口溜说，‘不吃白不吃’、‘有权不用，过时不候’，就说出小团体或个人把持衙门的经纬所在。这不只在政界军界为然，青帮、洪帮的黑社会，乃至满口德先生、赛先生的学术界、文艺界，作诗、著书、画画、唱曲子，都不能免。更可怜的则是，早年被贱视的所谓倡优，不结帮，也不能自保。做妓女的也有什么扬帮、苏帮，长三么二，来歧视土娼黑户。最奇怪的，连断肢瞎眼的乞丐，也各有其帮，不在其帮，也要被棒棍交加，打出街头巷尾，绝不容情……。换言之，在近代转型期的中国，个人单干，几乎是不存在的。不论为善或作恶，你都得有个帮。没有帮，就没有你。为着你的个人利益，为着帮的利益，乃至社区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都得‘识大体’，以帮的利益为首。这样，有时为着帮的事，你就不能奢言是非；相反的，你得在是非之间，睁只眼，闭只眼，‘识大体’，由它过去。这本是我民族搞中庸政治的特性，也是我们的劣根性吧。子夏说：“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这也就是我们圣贤之教，替我们当代小节不拘的贤者开了个后门。让他们为着各自帮派的利益，作了违心之事以后，暗室三省吾身而仍自觉无愧也。这种由一群死党组织，拥护一个帮主的帮派，在民国史上就是从袁世凯的北洋系开始的。在政治运作上，它底高级的死党，便叫做’班底‘。这个名词是向在舞台上唱戏的戏班子借用的。像当时很红的梅兰芳那个班子里，萧长华、姜妙香等配角，便是梅氏的班底；梅则是他们的班主。双方相依为命，共存共荣。
　　政治舞台和戏剧舞台，原是一样的。大家都要有个班底。记得有一次我曾问过李宗仁先生，在国共内战最紧要的关头，为何突然飞离重庆？李说：“在重庆全是蒋先生的班底，我怎能留在那里？‘后来我又问他：”你为什么不回台湾？你是那里的总统嘛。不回去，任人家弹劾你失职。’李说：“我在台湾没有班底嘛。‘没有班底，就不能登台唱戏。只好待在美国做寓公了。
　　袁世凯那台滑稽戏的演出，也是全靠个班底的。他老人家晚年，班底里的主要配角，一个个各唱其戏，他这个袁兰芳只好唱个独脚戏，就卖不了票了。
　　袁家班班底溯往
　　朋友，上述这些现象，一般官史家都不愿着墨太多，因为那实在有损于庙堂形象，著书者往往也是‘身在此山中’，不免为尊者讳。多写了，也难免与党史、国史体例有违。但是这一现象却是近代中国史上，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绝对事实啊。
　　所谓北洋系便是袁家班的班底。那是他做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时代所慢慢铸造出来的。但那为时尚早，现代化的独裁政党（包括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这时都还没有出现。大清帝国的政治制度虽已日趋崩溃，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地方政治上的回避制还是继续有效。所以后来蒋、毛二公所搞的‘党政军’一把抓的个人独裁制，还非袁之所能及。老袁只能以曾国藩、李鸿章的老办法，抓抓军。军，事实上他也不能全抓。西太后在死前，为夺其兵权，把他从北洋大臣调入军机，他也只有乖乖地交出兵权，迨西后、光绪同时死亡，以一个糊涂蛋的醇王载沣，拥一对寡妇孤儿入承大统，对老袁要报一箭之仇，袁世凯也只有抱头鼠窜而逃，不死者几希。迨朝命以足疾开缺，回籍养痾，老袁也只有磕头谢恩，跌跌爬爬而去，不敢说半个不字？这是中华帝国的制度使然。以后国共两朝，都是绝对做不到的。
　　可是满清大帝国的衰亡的周期已届，老袁虽按‘祖制’百分之百的交出兵权，那个腐烂的王朝却找不到一个人可以照单接收。迨武昌变起，还要优诏袁某出山平乱。这个班底便又在袁氏掌握之中了。等到他养寇逼宫，取得政权，当了总统以后，这个总统如何运作，他虽然在五千年政治传统里，找不到蓝本，对新制又茫无所知，幸好他还掌握了一个如臂使指的老班底，在新的舞台上，还是可以旧调新腔随机乱弹。（‘乱弹’也是旧剧目之一种，它杂糅众家不拘一格，随机应变，然终不出传统老套也。）迨帝制骤起，袁要恢复旧戏，而班底诸配角，乱弹已久，如今已分别弹出各自的名堂来，班主要旧调重弹，就很难号召全班了。
　　北洋系的窝里反
　　北洋系的班底的主要配角是那些人呢？简言之，从小站时期开始，文场最高领导大致以所谓‘嵩山四友’：徐世昌、李经羲、张謇、赵尔巽四人为首。此四友者，经‘朝议’虽比照汉初的‘商山四皓’，而位隆于四皓也。他们一免跪拜称臣，二赐朝服肩舆，三为入朝赐座，四锡优厚年金（二万银元）。然此四人皆不领情。最重要的是号称相国的徐太保，时任袁政府的国务卿，筹安会出现未几，徐即称病离职。其他三人亦挂冠求去，其时袁的参政院与政事堂中，原网罗有共和复辟两派，政见相反，而一致拥袁排孙的人士甚众。赵尔巽便是复辟派的领袖，总检察长罗文干则共和派之中坚也。如今两派领导者皆纷纷求去，给袁之难堪虽多，然究无直接致命之伤害。袁也就淡然处之了。但是他们在袁氏帝制中所发生的破坏力，则无法估计了。
　　可是武班底的窝里反，情况就更严重了。袁之真正的实力，还是他那老北洋六镇（六师）的枪杆。这个枪杆除老袁自己紧握在手，绝不放松之外，下面能代他掌握的便是所谓‘北洋三杰龙虎狗’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了。王士珍这条‘龙’，由于诸种公私原因，在军中虽声望弥高，然一直未掌握实权。迨袁有意帝制时，王事实上已告老还乡，享其儿孙之乐了。【参见上引陶菊隐著“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二册，页七○…七二。比较晚出的一手史料，如大陆上出版的文史资料，所记亦多，不备载，详史料篇。】
　　段祺瑞（一八六五…一九三六）、冯国璋（一八五九…一九一九），这两个一‘虎’一‘狗’，可不一样了。袁的看家之宝的六镇之兵，都掌握在他二人手里。袁为防制他们建立私人势力，乃把他们在六镇之中，不时调动，因此段一人在六镇之中，曾历任四镇的‘统制’（师长）。袁的本意只是对其部属搞‘将不专兵’的把戏，等到他们水涨船高，段变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袁的六镇班底，也都做了段的部属，使段氏在后来所谓‘北洋军阀’系统中，威望足以号令全军的第一号大军阀。
　　段氏，合肥人，幼年也是老淮军眷村里的产品。李鸿章的北洋武备学堂第一届毕业后，留德，并在克鲁伯兵工厂做实习生。后来为袁罗致，成为位仅次于袁的小站元老。辛亥革命时接替冯国璋为清军前敌总指挥，兼湖广总督。终于率前敌清军将领四十余人，电迫清帝退位，成为中华民国民国的开国元勋之一，闻名国际。在袁氏替孙之后，段为袁政府中最具实力的陆军总长。袁氏戡平二次革命时，段氏摄阁。帝制之初，主将军府，兼统率处，号令三军，权倾朝野，为当时中国之第一军人。但是功高震主在袁氏看来，就成为尾大不掉，乃稍削其权而引起段的反感。加以段亦以中华民国的开国元勋自许，接袁氏之班，实为顺理成章之事；做袁氏之臣，那就是降志辱身了，非大丈夫所能堪也。但段显然无反袁之心，迨工杯葛而已矣。段原与袁府的‘大爷’（克定）不相容，这时克定乃乘虚而入，竟向皇父建议以王代段。袁氏误听儿言，乃命克定苦劝卧‘龙’，出山代段，并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八月底正式交接。这一来，火上加油，袁、段的关系乃发展到决裂的边缘。据松坡遗墨所示，蔡锷在潜离北京之前夕，曾与段有密谈。再据上引袁静雪的回忆，袁氏死后，遗族曾一夕数惊，因为有密报说段祺瑞要派兵来包围中南海，尽诛袁氏家人。段为此表明心迹，曾特地把老婆送来参与袁家守灵，以安袁族之心，云云。袁、段的关系发展到这种恶劣地步，袁氏帝制之失败，还需历史家多唇舌乎哉？
　　曹丕不好伺候
　　冯国璋和段祺瑞的故事，也大同小异。冯国璋，直隶（今河北）河间人。幼年家贫，曾在农村戏台上拉二胡伴唱为生。后从军，由于聪明而苦学，竟被保送军校，与段祺瑞同学。半途请假考科举，竟考中秀才。再考举人落第，乃回军校完成学业。后得机去日本，对日本兵制观察入微，乃被袁氏选拔，终成小站三杰中之‘狗’。辛亥武汉之役，总统清军第二军，攻下汉口、汉阳、后被调返北京，统率禁卫军。禁卫军者，袁氏控制北京之八三四一部队也。有此，则袁党在北京之统治基础乃大奠。二次革命时，冯又奉调南下，与张勋攻略南京。后张军因军纪不佳他调，冯乃代张为江苏将军，驻节南京。从此地灵人杰，冯遂成为威震东南的封疆大吏。民国四年初夏，冯自梁启超口中获悉袁有改变国体、实行帝制的阴谋，乃亲往北京一探究竟，袁氏乃对他有上述‘封口’之说。国璋信以为真，并为广事传播，后知被骗，乃气愤不已。因此对袁氏之背叛民国，竟不惜公开批评。弄得朝野皆知。其实冯之反对帝制的公私动机，大致与段的立场，亦不相上下。他二人除爱惜共和之外，都不无将来对袁氏接班为主的情结。而他二人对‘太子’袁克定的憎恶，冯可能有甚于段。冯竟直呼克定为曹丕，并对朋友们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