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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当国-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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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笔者在读小学时代，正值‘九一八事变’爆发之时，海内外各界人士，要求对日抗战之沸腾情绪，亦正如‘二十一条’之时也。我记得国文老师要我们背诵陈布雷为蒋委员长所撰的‘告国民书’说：“可战而不战，以亡其国，政府之罪也。不可战而战，以亡其国，亦政府之罪也。‘我们师生在国文班上集体啜泣之往事，至今记忆犹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时，远在重洋之外，在陈宪中、姜国镇、邵子平诸先生领导之下，还要面对联合国大厦，向来访的日本首相，含泪大呼：”日本不赔偿，不道歉，我们永不罢休’哉？（在本篇撰写结论时，于九月二十一日，笔者曾应约辍笔前往联合国广场，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赔偿道歉。陈为纽约区保钓领导人；姜为‘纪念南京大屠杀同胞会主席’，二人皆台籍；姜夫人且为日裔。）
事实上袁氏这时所遭遇的困难，也正是二十年后蒋氏所遭遇的困难。强寇入侵，既不能战，又不能不战。唯一的办法，则是既不战，也不降，来它个无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适所说的苦撑待变吧。陆征祥是个慢性而多礼的外交家，每次会议之前，请坐、喝茶就要喝掉几十分钟，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则把会期减少，每周一会；更把会议程序无限拖长，二十一条，多来兮，再一条一条慢慢研究。顾维钧先生那时是陆外长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赶出会场之前，场场参加。顾氏后来对我慢慢道来，绘影绘声，十分有趣。在我当时撰写‘顾维钧回忆录’时，我也曾把它绘影绘声的记录下来。顾氏对我这样干法，虽颇感意外，却人为欣赏，并特函哥大当事人，把我大为夸赞一番。谁知后来这些保守学人，为着节省助理费（其实该省而不省的浪费正不知有多少），把顾公和我所认为最精采的部分，都给‘节省’掉了。我个人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顾公竟为之颇感不快。当时我不知也。数十年后，余于哥大所开放之旧档中，始初知此事，亦为之怏怏也。夫复何言？
二十一条交涉，就这样一拖拖了四个月，日本人无可如何，只好自动把条件减轻，以免夜长梦多，引起英、美的阻扰，但是中方还在继续，请坐、喝茶、研究，还价。弄得日本人实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乃亲访多礼的陆外长，向陆亲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同时说明日本驻华陆海军，已勒缰以待，箭在弦上，势在必发。中国政府不能再拖了，终于回文‘即行应诺’，便于民国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签订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约九条，换文十一件；另签有关解决山东问题的条约一件，换文两件。这就是有关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交涉四阅用的全部结果了。【条约原件现存台北南港近史所，已对外开放。条约全文复印最近版，见上引，‘中外约章汇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页四四○…四四六。】
二十一条交涉误国辱国平议
这次袁世凯的二十一条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说成是袁世凯企图帝制，投日卖国，不惜接受二十一条要求的总罪证。其实袁世凯又何尝接受二十一条呢？原要求中的‘五号七条’，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绝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原件，和签订后的新约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别也。当然我们不容否认，这组新约是一部丧权辱国的条约。例如延长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纪。又默许日人无限制向东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议的、丧权辱国的。但是这是中央政府在敌国大兵压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国却始终没有变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虽费尽心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弄得臭名四溢，后来也只落得个雷声大、雨点小的收场，为天下笑。他们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还要强占我们的钓鱼台，并大力引诱曾经参加过日军的李总统归队。【见姜国镇译著‘谈李登辉与“文艺春秋”的访问记’，载‘世界周刊’，第七五八期，Sep。 27…Oct。 3，一九九八年纽约版，页十二…十三。在李总统答覆日本杏林大学教授伊藤洁的访问中，李总统竟然说‘南京大屠杀’是中国政府利用来跟日本要钱的筹码。我断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宝岛上两千一百万的台湾同胞。在中国近现代史里，李总统和袁大总统的历史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了。】
在二十一条交涉结束的十六年后，日本还是把我们的东北全部强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在默许了‘满洲国’的存在之后，还不是要在敌人枪尖之下，不断的签其城下之盟，什么‘塘沽协定’（一九三三）、‘何梅协定’（一九三五）、‘秦土协定’（一九三五）？多着呢。二次大战后，中国变成世界四强之一了，中国还不是把外蒙古断送了。这记断送勾当，窃国大盗袁世凯不敢为也；声名狼藉的北洋军阀不敢为也。不顾全国民意，而悍然为之者，革命救国的国共两党也，……国民党签约，共产党举双手赞成，而断送之也。外蒙独立，是两党为着私利，向俄帝行贿而断送之也。贫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华领土，台湾渔民自古以来，便赖以养家活口的渔场，东海之上的那个宝岛钓鱼台，光荣、伟大、正确的国共两党，不是为着私利，又正在加以断送？台湾的李总统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许了吗？为此，我们也断不相信，李氏的心态能代表宝岛之上两千一百万台湾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笔呢？如何下笔呢？
知耻而无耻的袁世凯
在二十一条交涉之后，袁世凯于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级官员全体出席的国务会议上讲话，表现得极为沉痛。袁说：
（前略）为权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耻辱。无敌国外患国恒亡，经此大难以后，大家务必认此次接受日本要求为奇耻大辱，本卧薪尝胆之精神，做奋发有为之事业，举凡军事、政治、外交，财政力求刷新，预定计画，定年限，下决心，群策群力，期达目的，则朱使（英驻华公使朱尔典）所谓埋头十年与日本抬头相见，或可尚有希望。若事过境迁，因循忘耻，则不特今日屈服奇耻无报复之时，恐十年以后，中国之危险更甚于今日，亡国之痛，即在目前。我负国民付托之重，决不为亡国之民。但国之兴，诸君与有责，国之亡，诸君亦与有责也。【见同上，页八二一…八二二】
袁世凯这番话，痛定思痛，实是发自肺腑的知耻之言。知耻近乎勇，既然知耻，就应该发愤图强，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头相见’。何期袁某血口未干，便把他自己的发愤之言，忘的一干二净，对富国强兵，一事未做，却去买龙袍，做皇帝，那就太无耻了。结果时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遗臭后世，读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谈谈他底皇帝梦，为何做得那么窝囊。（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国新州）
‘护国运动’的宏观认知与微观探索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是世界基督徒的‘圣诞节’；也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行宪纪念日’；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袁世凯做皇帝的‘护国运动’的‘云南起义’八十周年纪念日。现在且谈谈‘护国运动’。
‘护国运动’和‘云南起义’是什么回事呢？这一问题，不但是今日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太容易说得清楚，就连当年亲身参与其事的基层人士，亦不甚了了。记得远在一九五八年，当我个人在哥伦比亚大学，襄赞李宗仁先生撰写他的‘回忆录’的时候，我才知道李将军一生的辉煌事业，实是从他在‘护国军’中‘炒排骨’（当排长）开始的。在他第一次参加‘讨龙’（龙济光，袁之爱将，时为广东将军，加封郡王）时，他头上中了一弹，打掉满嘴牙齿。这伤口如上移一寸，李排长就要为‘护国’捐躯了。
他大难未死，因功递升连长，继续参加‘护法战争’。李连长一次在战场上观察敌情，刚一站起，大腿上便中了一弹。他如迟起一秒钟，李连长也要为‘护法’捐躯了。
李将军为著“护国‘和’护法‘，他生死之际，空间上只差一寸；时间上只差一秒。他当时如为一寸一秒之差而战死沙场，则后来的’北伐战史‘和’国共内战史‘，都要改写了。──你能说，历史没有其’偶然性‘？
可是李宗仁虽为护国、护法，出生入死，他当时对护国、护法，究为何事，却不甚了了。其后官高极品、戎马倥偬，当然就更是无暇过问了。──直至他被毛、蒋二公赶出大陆，在纽约做寓公，经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请，撰写其回忆录时，他对什么护国、护法就不能再马虎而要略知其详了。
我那时是李流亡总统的流亡秘书和研究助理，我有义务替这位上将研究员补课。为此我替他借了些李剑农的‘民国政治史’、邓之诚的‘护国军纪实’和陶菊隐的‘督军团传’等书，让他去‘研究’一番，以帮助‘回忆’。谁知这些史书，对一位退休老将，实在太枯燥了，引不起他的胃口。后来我灵机一动，竟借来了蔡东藩的‘民国史演义’。不意此书竟大受欢迎。不但李公本人，就连李夫人郭德洁也阅读起来，并参加讨论，由浅入深，触类旁通，就书到用时方恨少了。
你可别小看这部‘演义’。它虽是一部小说，但是除了‘小凤仙’一类花边，被加了些麻油辣椒之类的杂料之外，它对一般军国大事，政府文献、往来电讯，却都是抄自当时喧腾社会，而今已失传的史学‘第一手资料’，的各种报刊──李氏夫妇当年也都曾读过或听说过的各种报刊。一经提醒，再加史书印证，在回忆上，每每有豁然而悟之感，也充实了我们研讨的兴趣。
此事后来被郭廷以先生知道了，他对我竟大为称赞，认为是特有史识。盖中国近代史中所谓‘护国’、‘护法’等等的一部军阀时期的烂帐，纵是资深史家，耄耋前辈，对之亦鲜有不晕头转向也。
宏观认知 微观探索
根据这一类治史的特殊经验，和个人数十年教读历史的些许心得，我也认为处理像‘护国运动’这一种类似的史学个案，对它宏观的认知和微观的探索，二者是不可偏废的。所谓‘宏观的认知’者，并非认定某种史学理论作为框框，然后去搞‘以论带史’，甚或‘以论代史’──吾之所谓‘宏观的认知’者，是看这一脉相承的历史本身的变化，然后聚积其相关史料（data）而分析之，庶可回头看出这段历史发展的脉络。
换言之，历史家不是算命先生或诸葛孔明，未卜先知。历史家只是司马懿，‘事过则知’──事情发生之后，把data输入电脑，按键分析，然后才能‘恍然大悟’，长叹‘原来如此’！因此‘宏观认知’和‘微观探索’实是社会科学治史的不二法门。所以我们治‘民国史’，虽上智如胡适与梁启超亦难下笔，因其时间未到，‘戴塔’（data）不足故也。──近二十年来由于蒋、毛二公相继物故，中国与世界也同时发生了史所未有的变化。瞻前顾后，则为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做点从大看小的宏观认知，和对各项答案，像‘护国’、‘护法’、‘西安事变’，乃至‘六四运动’，作点从小看大的‘微观探索’，下点‘定论’，应该是此其时矣。…所以本篇拙作，也就从‘宏观’、‘微观’两个属面，对‘护国运动’加以透视而试论之。以就教于大会同文：
共和崩溃是历史的‘必然’
在宏观认知之下：我们对‘共和民国史’（Republican History ──包括ROC和PROC），看出些什么‘脉络’呢？
我个人教读民国史数十年，总是坚信：一部中国近代史（包括现代、当代）便是一部中国近代转型史。什么是‘转型’呢？长话短说，就是把落后的‘传统中国’，转变成进步的‘现代中国’。这种转型是一转百转的──小至鸡毛蒜皮，衣食住行，刮胡须、修指甲（微观）；大到宇宙观、人生观，政经理论，价值标准（宏观），无一不转。但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转得最突出、最敏感；影响最大，争议最多，牺牲最重的，则是政治制度的转型；尤其是中央政体的转型──我们最后的目标，是把‘君主专政’转变成‘民主共和’。
从总体说来，我国近代转型运动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开始的，但是政治转型则迟至五十年后的戊戌变法（一八九八）──康有为、谭嗣同等企图把中国传统的君主专政，转变成英国式的君主立宪。戊戌变法彻底失败了，才由杨衢云、孙中山接棒，要用暴力革命，来废除帝制，改采美国式的三权分立──总统、法院和参众两院制的共和政体。
果然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城内一声炮响，为时不过八十三天，到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美国式的共和政体，便在中国大摇大摆地出现了。…这一记‘辛亥革命’和随之而来的民初共和政体，在中国近代史上算个什么东西呢？那坚持‘一次革命论’的国、共两党理论家都说是辛亥革命‘失败了’──国民党认为是‘革命商未成功’。共产党就干脆讥之为资产阶级的假革命。那在一旁冷眼观察的党外人士胡适之先生，则扼腕叹息。他认为中国丧失了那一段最能实行民主政治的机会──因为民初政坛上那批活动分子，‘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胡氏亲口一再向我说的）。胡适暗中之意，实在是认为民初那批国会议员，都是有高度共和信念与民主素养的人物。他们比后来国民党的‘立监委国大代’，和共产党内只知举手的‘人代’、‘党代’，不知要高明多少。──他们失去了实行美国式民主的机会多么可惜！
上述三种理论，事实上都是一种分析中国近代史，data不足的看法。我们今日如聚积足够的data输入电脑，其结论就不一样了。通过宏观认知，我们觉得中国近代史上整个转型期，大致需时两百年（一八四○─二○四○），姑名之为‘历史三峡’；而转型程序，尤其是政体转型则有明显的‘阶段性’。因此‘辛亥革命’既非成功，亦非失败，它只是这个历史三峡中的一个阶段之完成，一个险滩之通过而已。──事实上，国共两党的政权，也只是这个时历两百年的历史三峡里，先后两个阶段而已。
事过百年（一八九八─一九九八）回头看，我们的政体转型（从独裁专制到民主共和），直至今日大陆上还在搞一国两制；台湾还在搞撤销党籍和护党救国。双方对民生政治，都还有一大段路好走呢！那么，我们如期望八十多年前历时只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立刻就可化帝制为共和，岂不是天大笑话哉？
胡适之之兴悲，良有以也。孙中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我们的结论；民初共和政体、代议制度之失败，原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这个近乎武断的结论，我想当今的读史者和治史者，都不会有二话吧！
失败既属‘必然’，那么失败后的民国孤儿，总得有条出路。…为求此出路，事实上，孙中山和袁世凯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
孙、袁二人都认为民国政治其后的出路，必然是执政领袖的‘个人独裁’。中山于一九一四年七月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曾公开要求党员宣誓并按指模‘服从’甚至‘盲从’他一人。
袁世凯则自始至终图谋建立合法或非法的个人专制的权力，从终身总统，到专制皇帝。──明乎此，我们就可以肯定的说，辛亥革命之后，时未到三年，以孙、袁二公为首的革命和保守的两派政团，都已一致承认：
（一）不适用于中国的共和政体已彻底崩溃；
（二）继之而起的政治形式必然是个人独裁。
三峡之水，不可倒流
因此民初孙中山、袁世凯，虽然在政治上是一对死敌，但是对独裁政权的看法，倒是一个铜元的两面，没啥轩轾。可是他二人在中国近代转型史上的历史地位，却有‘收山’与‘开山’之别。
孙中山是属于后一型态的开山之祖。他虽然也主张独裁，但是在理论上他是个有所为而为的独裁。他要通过‘军政’、‘训政’去实行‘宪政’的‘代议政府’的──做到做不到，是另外一回事。
袁世凯就不同了。他之个人独裁，在理论上，在实践上，都是个死胡同。──袁是在民国元年三月十日继孙文先生作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在他于一九一三年秋季，镇压了国民党人的‘二次革命’之后，就于是年十月由新成立的正式国会选为五年一任的正式大总统。其后他又赶走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解散国会，并由新成立的参政院，修改总统选举法，终于民国三年（一九一四，亦即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创立之年），又把他的总统任期延长至十年，并可连选连任，甚至不连选也可连任，那就变成终身大总统了。──不特此也，他还可以‘嘉禾金简’提名，秘藏于‘金匮石室’之内，指定接班人作将来的终身总统。──这样他就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终身大独裁者了。
可是袁世凯虽是个近代中国独裁政权的始作俑者，随之而来者亦殊不乏人──蒋、毛二公不都是独裁终身？若论作风之恶劣，毛泽东较袁世凯实远有过之。但袁之不幸是他基本上是前一‘型态’的收山住持，纯粹的旧官僚。他的思想作风和政治视觉是没有任何‘现代’踪影的。因此他的独裁政权在理论上既乏远景与大任；在实践上，它也没有现代独裁政权，对群众与军队那样严密的组织和控制。因此一旦有大事发生，他只有向老传统和旧型态中去找老师、觅灵感、求解决。像上述‘金匮石室’那件怪事，他就是向雍正皇帝学来的。在波涛汹涌的‘历史三峡’中去学雍正皇帝，那就是反潮流、开倒车，难免灭顶了。
再者，他学雍正皇帝，却没有雍正皇帝驽驭军队的能力。袁是靠北洋六镇起家的。是北洋军阀之祖。不幸在他取得全国政权之后，六镇将领纷纷出任封疆，遂渐形成了藩镇跋扈之局。他们各有其个别利害，和私人政见，老上司亦不能随意左右也。
袁此外还有不易解决的经济问题。这时北京政府已面临破产，税收早不敷出，整军经武全凭外债。外债不举，国内如有内战，则军费一项，便可致命。袁似不乏自知之明，所以帝制运动初起之时，他皇帝本人倒不太热心。但他的政府这时已被领入一条死胡同，改共和为帝国或不失为解决之道。同时他自己和一些帝制谋士们可能估计到，原六镇旧人如冯国璋、段祺瑞等，对帝制纵不热心，也不致公开反对。至于边远省份，尤其是与革命派有渊源的云南省可能不稳，然云南远在边陲，纵有动乱，亦非心腹之患，日久自平。谁知开国时曾一度轰轰烈烈的洪宪王朝，竟被这边陲区区一省所闹垮，似非袁氏之所料也。
云南闹垮洪宪
反袁的‘护国运动’始自‘云南起义’。‘云南起义’中享名最盛的是蔡锷。蔡锷之享名，第一因为他本是全国性的人物，活动不止一省。芳名久播，全国皆知。第二是他那套‘小凤仙’传奇，经好事者加油加醋，英雄美人，哄传一时。第三因为他是梁启超的学生，由梁老师大肆鼓吹的结果。
其实‘云南起义’的关键性人物是唐继尧。其重要性远在松坡（蔡锷别号）之上，而享名则远在蔡锷之下。其原因则是，一、他是云南东川人，留日归国后，除短期出长贵州省政外，一直在云南服务，鲜为省外人所知。二、辛亥革命时云南都督是蔡锷，唐继尧那时是蔡的部下。三、蔡锷是个锋芒毕露的人物，而唐则比较木讷。李宗仁先生告我说，当蔡锷出长广西陆军小学期间（李是他的学生），蔡氏每次乘马的方式都不是‘翻鞍上马’，而是自马后飞奔，以跳木马的方式，飞上马背，所以校中师生都以‘飞将军’呼之，举一反三，足见蔡之光彩也。
可是在一九一五年底云南起义时，情况就不同了。蔡其时原羁身北京作经界局督辨。光杆一条的京官，无拳无勇、没钱没枪。后因与唐继尧有密约，始于起义前八天赶到昆明的。
这时唐继尧原为云南将军，起义后改称都督。是云南一省之长。在那鸦片还在公开买卖之时，今日的金三角便是当时当年的云南，真是一省富可敌一国。所以继尧是个有地盘、有军队、有枪、有钱的实力派‘本省人’，不像蔡锷，那个‘外省人’（恕我用两个今日台湾的流行术语），空头将军也。
当民四末季‘筹安会’的六君子和十三太保等活动正烈时，唐继尧则暗地招纳全国反帝贤豪，潜往昆明，共议倒袁大计。其时先蔡而往的计有李烈钧、程潜、陈强、戴戡、方声涛、王伯群、熊克武、但懋辛等人，皆一时人杰（见由云龙‘护国史稿’）。──这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个实力派反帝团体。此后反袁独立的有八省之多，但那些都是云南起义后的‘骨牌效应’。其中且有奉袁密令‘独立拥护中央’的。
那时流亡在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和他的‘中华革命党’，也在大呼反袁，但中山一群那时只是若干衣食难周的流亡革命党，他们想搞联日反袁，声势极小，算不得实力派。
所以邑明那时才是‘反帝’中心。当蔡锷于十二月十七日抵达昆明时，滇方的军队、粮饷、军火、计画？？？？？？早经准备就绪。旋即以唐继尧领衔与北京电战数通，云南省就正式宣布独立，反袁的号角也就响遍全国了。洪宪皇帝于一九二（年元旦登基，才摘了八十三天就烟消云散了。──巧的是袁皇帝弄垮了历时八十三天的辛亥革命。他自己的洪宪王朝也只存在了八十三天，也算是偶合的报应吧。
一九九五、十二、十八匆草于加州三藩市
洪宪皇帝的末日和护国运动的疑团
袁世凯想做皇帝的动机盖始于辛亥革命。由一个当朝宰相，或统兵大将，乘乱篡位，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是有其一定的套路的。那就是乘乱抓权、抓军，清除异己，培养死党，然后水到渠成，逼宫，受禅做下一朝的开国之君。我国传统戏剧里，就有一个剧目叫‘受禅台’，所演的便是可怜的汉献帝，被逼向宰相曹丕让位的故事。曹丕在受禅之后就变成为魏朝的开国之君魏文帝了。儿子做了皇帝，乃追封他那位皇帝未做成的爸爸曹操为魏武帝。但是天道好还，四十五年之后，公元二六五年，魏相司马炎又逼魏主曹奂退位。自己受禅为大晋帝国的晋武帝，追封他那位‘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却始终做不成皇帝的老爸司马昭为晋文帝，晋武帝于公元二八一年灭吴结束了八十年的三国分裂之局。统一了长江‘两岸’。但是这个新的‘打平天下’的统治者，却是个浑球。不好好治国为人民服务，却乱搞男女关系。他灭吴之后，竟将吴宫之内的江南佳丽五千人，据为己有，他的后宫美女竟增至万人以上。真是个长了两条腿的雄海狗。
司马炎死后，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便是那个有名的糊涂皇帝──晋惠帝。当大臣告诉他老百姓没饭吃，都要饿死了，他却反问说：“百姓没饭吃，为什么不吃红烧狮子头（肉糜）？‘总之，从三国的开国之君曹丕开个头，搞尧舜禅让的把戏以后，接着晋、宋、齐、梁、陈五朝，都是由大将军当权，入朝拜相，封公、封王、’加九锡‘，然后再逼宫、篡位的。一篡五朝，历时数百年。
志在传子
武昌起义之后，袁世凯这位落第秀才，就按照上述传统套路做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最初他显然认为大总统也就是皇帝嘛，有何轩轾？可是经过两年国会和政党政治的折磨，他才恍然大悟，总统究竟不是皇帝。再经过那位世界法学权威古德诺教授这一剖解，他益发相信‘共和’与‘帝制’，只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制度，无所谓优劣，而帝制更‘适合’中国国情，和他自己的个性和虚荣心。所以他就存心化共和为帝制了。但是如笔者在上章所作的分析，他是既想着又怕着而举棋不定。这一下儿子和迷信就乘虚而入了。他毕竟是个‘转型期’中的落后政客嘛。
袁世凯曾说过他大儿子是‘残废’，二儿子是‘假名士’，三儿子是‘土匪’。他如果做皇帝，实在传位无人云云。这话似乎颇具诚意，不但使冯国璋信以为真；连当时驻华的美国使领馆也信以为真。他们竟据之报向华府，说袁总统‘不会恢复帝制’。上章曾略有交代。我国古人说，知子莫若父。其实反之亦然。他那个‘残废’的大儿子袁克定，就不把老爸的话当真。他知道他老爸迟早还是会做皇帝的。另据他最宠爱的三女儿叔桢（自号静雪）晚年的回忆【参阅本刊三三八期袁静雪‘袁世凯的家庭与妻妾子女’】，袁氏早知冯之来谒，是向他唱衰的，所以说出上述语言，来把冯‘封嘴’的。冯刚辞去，袁即气冲冲地上楼向家属说，‘冯华甫岂有此理；冯华甫岂有此理。’云云。此事克定岂有不知之理？所以克定这时就雄心勃勃，千方百计，促使老头子跳火坑，改总统为皇帝，庶几十年八年之后，他也可以君临天下。
袁克定在当时国人眼光里，虽是个大草包，可是袁世凯心里，却不是这么想啊。后来袁氏死了，继起当权的黎元洪和段祺瑞，曾把当年袁大总统所封存的金盒子（所谓‘金匮石室’）打开了，看看袁当年所内定三位接班人究竟是谁？启封一看，原来是：黎元洪、袁克定，和徐世昌。克定居然是第二名（其实是第一名，但是根据约法，黎毕竟是饶汉祥这个‘巴黎人’笔下的‘储贰’不得不暂列为第一也。有关黎元洪和他的秘书的故事，迨老黎当总统时再详叙之），足见袁皇帝对这位‘太子’的看重了。据说在他从‘皇帝’退位之后，还想回头当总统时，才把克定之名，改为段祺瑞的。【故事见台湾版‘袁世凯窃国记’，页三四一】
袁克定当然深知乃父思想的底子。针对袁家无人活过六十岁的老传统，克定便直接或间接的，不断的向老头子明言和暗示，这一不祥的家族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另外他更制造无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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