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提示：如果本网页打开太慢或显示不完整，请尝试鼠标右键“刷新”本网页！
邓小平传-第6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苛眨颇匣鹜却笸醯呐�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比邓小平小十二岁。现在他们相伴已经五十四年。她年轻时身材苗条，有着一张瓜子脸，中年就发福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婚姻中，他们的婚姻比其他人的时间要长，而且是最幸福的婚姻之一。
就在邓小平留在山区这段时期，毛泽东从集体领导中的一员变成了党的领袖。1945年4月至6月在延安召开的党的七大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藉此，中央委员会的领导核心作出了许多重要的决定。他的“思想”，被尊奉为党的指导一切工作的新的准绳。他既获得了一个正式的权位同时又获得了思想上的祟高地位，这连斯大林也是望尘莫及的。
毛的正式崛起只不过是扩大了他的权力和声望。早在1936年初，他在书记处排在洛甫、博古、周恩来之后时，他的权力就比他们任何人都大。他作为党的实际领导人会见了埃德加·斯诺。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没有得到国际的认可，他不可能走得很远。因此，1937年7月王稼祥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对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王稼祥曾在遵义第一个表态支持毛泽东，后来他去了莫斯科治病。1937年7月王回到延安，带来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指示，称毛为“中国人民的领袖”⑦。
虽然季米特洛夫肯定了毛的地位，但在1937年11月到1938年11月这一年里，毛的日子并不好过。1937年11月在莫斯科的三个政治局委员王明、康生、陈云回到了中国，1938年11月延安第一次召开的中央全会所通过的决议，主要反映了他在政治和军事战略上的主张。通过这一年毛发现他和王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一直存在分歧。即在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产党是应保持相对独立性呢？还是一味地妥协退让？王明的口号是“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王明能说会道而且狂妄自负。1931年在上海时，他撰写和散发了一本小册子《两条路线——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表明了留苏派的完整的政治纲领，并且成为当时控制中央局的博古和洛甫的参考手册。他作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首席代表回到莫斯科后，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他认为完全有权力以党的名义发表1935年的八一宣言，号召建立一个新的统一战线。
由于这一原因，在王回来后大约半年时间内，毛成为“少数派，有时完全被孤立”⑧，后来形势变化主要因为王的政治幼稚。他不是呆在延安，这儿他既可以影响其他领导人又可以和莫斯科保持联系，而时选择了1938年夏去武汉，卷入和国民党将领以及政客们辩论关于能不能组织民众像西班牙共和国保卫马德里那样保卫城市问题。当他回到延安后，发觉政治局中已没有他发言的权利了。政治局请他在随即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作主旨报告，但是后又拒绝他的草稿而由毛替代他作报告。
这样，王明这颗明星很快暗淡了。在随后召开的纠正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中央委员会上⑨，他继续担任了一段时间的中央统战部部长，撰写了许多文章在党报上发表。但是这一职务后又以适当理由为周恩来所替代。后来他成为非常活跃的自由撰稿人。在1945年和1956年党的代表大会上，他重新入选中央委员会，但其地位已经很低了。60年代他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公开批判。可能是得到俄国人的帮助，他逃往苏联，饱受背井离乡之苦，70年代死在那里。
毛在合法性和政治权力牢固之后，着手加强理论地位。在这个领域，此时他在党内的影响仍然很大，也给邓小平留下了很深的烙印。
按照后来的情况，毛的最重要的一个分析是关于中国革命进程的阶段和共产党与社会的关系。毛把中国革命的前社会主义时期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至1918年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范畴；第二个阶段其社会待征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已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要求建立“包括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制度，他称第二个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时期，并着手给其政治、经济、文化纲领下了恰如其分的定义。正是在这个框架内，后来制定了进一步的政策建议，特别是在1945年他建议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和1949年建立由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府。
在谈到党和社会的问题时，毛协调了民主与专政的关系。他的这一理论框架的核心是群众路线，正如他所写的： 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⑩群众路线有两个根源：中国千年的传统和非中国的卢梭主义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毛在综合这几种观点时强调党的作用，并使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但是，他坚定地把群众观点看作是党在实际工作中制定政策的第一手材料，因此，把民粹主义遵循的要素揉进到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之中。（根据原又译出。——译注）
为了清除王明的观点在党内的影响，代之以自己的观点，1942年2月毛在延安发动了“整风运动”，这一运动在此后的两年中遍及各个根据地。他选择了三种特殊的思想方法和行为予以批评，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在他的思想中，这第一、二个问题都有双重表现。例如主观主义就体现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这次运动期间，主要批判了教条主义。运动正式结束时没有人被点名。直到1945年，王明、博古在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中被认定为教条主义。
整风运动是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1943年夏开始的“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口号下进行的，这和3O年代初期留苏派在各根据地进行的清洗是不同的。但是，冗长的会议常常陷于非常紧张和不愉快之中，被称为“斗争会”。1937年战争爆发后有几个文化人从上海和其他城市聚集延安。他们中几乎所有的人在最后都承认犯有错误。但有一个作家写了讽刺杂文批评了延安的说教者，而遭逮捕。他被投进监狱，几年以后被秘密处死。对于他的死，康生要负责任。康生曾在苏联受过特种训练，和毛1939年结婚的第三任妻子江青熟识多年。在整风运动期间，当康生企图把党员在抢救运动中的缺点写进档案时，毛制止了。二十五年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毛给予康生以很大的权利。自从1939年回延安后，邓小平直到1945年6月才再次回到延安参加七届一中全会，他第一次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名委员及三十三位候补委员中他排在第二十八位。或许因为他没有亲自参加七大，因而无法让与会代表深刻地了解他。因此中央委员会的这项排名，与他1943年以后所担负的重大责任，以及他随后所担任的职务并不相称，与毛对他才能的评价及与他的同伴相比，亦不相称。
第七章 平原上的战士
1945——1952年
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这使得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必然地又一次产生对国家政治权力的争夺，并且这一次更远远胜过抗战以前，那么，这场斗争将会不可避免地引发内战吗？
一方面，在日本人投降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斗争双方都以声明及行动表明了各自态度，即双方都准备作出相当程度的让步，以建立，或者说是表面上建立一个组织机构，在此机构中双方的斗争表现为政治上的较量。推动他们这么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经历了数百万人死亡（原文如此。据统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
亡人数在三千五百万人以上——译注的八年抗日战争以及将近三十年的国内武装斗争之后，国内的各个阶级都深深地厌战了。美国人非常希望和平，他们准备通过施加压力也通过他们的斡旋来获取和平，而国民党像在抗战期间一样，追切需要美国人在政治、军事及经济上予以支持。俄国人的军队在1945年8月间已占领了满洲，他们也希望和平，以避免面临必须在国共之间作出政治选择的尴尬。并促使美国人尽快撤军。此外，双方想避免内战，也有各自充分的理由，共产党并不能保证能在这祥的战争中生存下去，更不用说是有把握取胜。就国民党一面而言，他们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任务，不仅仅是恢复其在日本占领区的权力，还包括重建被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
另一方面，双方彼此对对方都缺乏信任。更深层的原因是，双方都不能在自己的理想体制中容忍对方。因此，一旦权力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任何政治和解或在谅解基础上达成的协议就马上会被打破。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只要共产党手中掌握着武装力量，如果他们下决心战斗，那就谁都无法阻止他们这么做。尽管内战不一定马上爆发，但那只是迟早的问题，这一结局是很难避免的。
实际情况是，在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曾经有两个阶段的严肃的谈判。第一个阶段是从1945年的8月到10月，当时在美国人的敦促下，蒋介石和毛泽东（后者有周恩来的支持）在重庆就双方存在争议的各种政治和军事问题进行了为期六周的谈判。国、共双方力量都竞争尽早抢占满洲地区，总的看捷足先登者将得到俄国人更多的帮助，这就是谈判的背景。双方都作了让步，从共产党一方来看，他们放弃了让蒋介石建立一个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联合政府的要求，并且同意从他们十九个根据地中让出九个。但是，还有一点是很难解决的，那就是其他十个共产党根据地未来的管理方式问题。蒋介石希望共产党允许这十个位于北方或西北地区的根据地并入国民政府，毛泽东则断然拒绝了这个要求。直到10月份毛返回延安的时候，这一点仍悬而未决，而且一直没有解决。
第二个阶段谈判是从1945年12月到1946年6月，马歇尔将军作为杜鲁门总统的特使被派往中国，他极力为停战做工作，并积极促进双方政治及军事上的和解。开始阶段，他取得了很大成功：在1946年1月达成了停火协议，在这个协议下成立了由三方组成的休战监督小组，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还达成了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协议。其中一个军事协议表明，三方委员会制订出了一个计划以达到双方军事力量的平衡。但是这种有效的干预并未能延续下去。第一个原因是由于并没有一种至高的权威力量来保证协议的贯彻执行。第二个原因是由谁来掌管共产党的北方根据地这个问题尚悬而未决。第三个原因则是，共产党加紧占领那些苏军刚刚撤出的城市，而国民党则是派军队驱逐对方，这样在满洲地区3月间就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从那时起，违背停火协议的事便屡屡发生。马歇尔曾组织安排了6月初在满洲两周的休战，但在停火期间的谈判中，对一些最本质的也是最实际的问题未能达成一致。7月初，蒋介石在做了几个月的反共全面进攻的准备后，下达命令发动了战争。
在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刘伯承与邓小平依旧搭档共事。早在毛泽东离开重庆之前，刘邓部队就投入了战斗，那是在1946年秋季，在他们的边区（或者用肩来更普遍的称呼叫做解放区）的西部和中部地区，他们指挥部队反击国民党武装的进攻。
第一次战役是打阎锡山——他从194O年起就是刘邓的对手。1945年9月，阎锡山打算恢复其山西省省主席的权势。所以他准备收复共产党在山西省东部及中部的根据地，包括太行和太岳地区。刘和邓早有准备对付阎锡山武装，根据毛的传统路线，他们诱敌深入至山区。各个击破阎锡山分散的几个师。这次战斗共捕获两万多俘虏，其中还包括许多高级军官。这场战役表明，八路军的部队能够对付并且战胜国民党的大兵团。同时，也教训了蒋介石，这就是说如果想从共产党手中得到任何他们在谈判桌上不准备放弃的领土，就必须全力以战。
第二场战役几乎紧接着就爆发了，四万国民党部队试图沿平汉路穿过共产党解放区的心脏地带向北推进。第一次战斗是在邯郸，这是平汉路边的一个大城市，大约三分之一的国民党军队在其指挥官的带领下投向了共产党，开启了日后国民党军队大批投向共产党的先例。其余的军队在溃退中也很快被包围并被迫投降。这场战役告诉蒋介石，共产党不允许国民党的军队在其控制区内进行战略行动。毛泽东并不想掩饰这一点，在这场战役结束之后不久，他马上指出： “国民党当局正在大举调兵，像洪水一样，想要淹没我整个解放区。他们在九、十两月几个进攻失败之后，正在布置新的更大规模的进攻。而阻碍这种进攻，亦即有效地制止内战的武器之一，就是不许他们在铁路上运兵。”在接下来的九个月里，共产党在其控制区内加紧实施阶级斗争。从1937年到1945年，他们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地主及放债者——他们常常也是地主——实行减租减息。但是，通常的情况下当地的党支部并没有动员那些佃户和借债者去骚扰那些富人。然而现在，毛号召要普遍动员起来，在1945年11月的一份指示上他指出，“减租必须是群众斗争的结果，不能是政府恩赐的”。并且引用了他在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过的话“矫枉必须过正”①。地主已经成为了“斗争对象”。至于斗争的目的，1946年5月党的一份指令中曾指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减租运动应该发展为没收地主阶级的财产，包括他们的房子。命令中谈到了几种不同的方法，从温和地劝说出售土地到强行没收。在当时的环境下，随着内战的日渐紧迫，大部分地方党的领导选择了比较强硬的作法。许多地方地主被揪到群众大会上，让群众对他们进行斗争，指责他们苛待农民的种种恶行，然后对他们进行处罚，甚至剥夺其大部分财产。这表明了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们一贯的社会职责，即斗争的目的一是为了打击农村统治阶级的力量，破坏他们的声誉，同时也是为了使农业社会的贫苦大众成为党和军队牢固的后盾。但是第二个目的并未获得普遍的成功；许多农民害怕一旦军事形势发生变化而重新落到国民党手中，他们会受到报复，另一些农民则不愿意为了支持党和军队离开他们刚刚获得的一小片土地，而去面对严酷且危险的军事服务。
邓是地主的儿子，也是地主的兄弟（在广安县，邓小平的父亲邓文明去世后，他的二弟邓蜀平接管了他父亲的土地）。1933年在江西，邓曾反对强行没收地主和富农们的财产。但现在却没什么迹象表明他对新政策有所怀疑。恰恰相反，作为政治委员，他需要征兵充实队伍。有关文献表明，在解放区，党相信其土改政策是行之有效的。不管怎样，邓从未怀疑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土地政革应该是党的政策的核心。
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就是内战的第一年，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战争爆发前夕更名为人民解放军。整个武装力量分成四个野战军，在除满洲之外的全国各个地方展开了防御战。林彪统帅的野战军，几次从靠近苏联边境的森林及山区地带出击、逐步赢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刘伯承和邓小平领导的另一支野战军掌握着南部前线的至关重要的防区。这条防线一旦被突破或被破坏，国民党就能够包围它东面的另一支野战军，同时巩固从北平到满洲的交通要道。整整一年，在山东西部，也就是在黄河南岸由东向西的铁路线两侧，刘邓部队同优势的国民党军队作战，他们重创敌人，他们本身伤亡并不重但还是作了不少退却。1947年1月，国民党占领了共产党的老根据地华北平原三十五个县中的二十四个县。当年夏天，刘邓被迫退至黄河以北。在其他地区，共产党也遇到了挫折。在华东，国民党发起了大举进攻；在西北部，延安也被国民党攻下。毛及党中央的其他同事避走于陕北光秃秃的黄土山区。
因此，内战爆发一年之后，从地图上可以看出共产党的情况是严峻的。但是地图并没有告诉人们全部的故事，它没能显示出在这一年里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的伤亡人数呈1O：3之比；没能显示出国民党部队纪律涣散、道德沦丧。在战区中的许多国民党部队只能作为驻守军队，不能用作进攻。在毛称之为“第二条战线”的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加速，国民党政客和政府部门处处蔓延着腐败与投机现象。对于在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人来说，出于对这种黑暗的政治局面的反抗，人们谴责国民党远甚于共产党，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运动正在不断发展。
在这种形势下，毛作出了关键性的决定，共产党应该发起战略性的反攻。在1947年9月的一个指示中他对这项决定作了说明，他这样写道： “我军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当然要遇到许多困难……但是，这种困难能够克服和必须克服。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有广大地区作为我军机动作战的战场，可以求得运动战；那里的广大民众是痛恨国民党拥护我军的；虽然部分敌军仍然有较强的战斗力，但一般地敌军士气比一年前低落得多，其战斗力比一年前削弱得多了。”②这段文字很有说服力，但事实上风险也很大。尽管有军事的、政治的许多困难，国民党军队并没有完全丧失战斗力，同时加紧了他们在华东和西北部的进攻。此外，“外线作战”的政策使得一支或者更多的共产党军队面临被封锁、包围甚至消灭的危险。
率先发动反攻的任务落在了刘伯承。邓小平的肩上。1947年6月底（当时毛已作出反攻的决定，但上面说到的指示是在两个多月以后才发布的），刘、邓指挥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向国民党发起进攻。在一个月的战斗中，消灭敌人五万人，四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被俘。接下来刘邓大军发动第二次突袭，他（鲁西南战役共歼灭敌人5。6万余人。俘虏敌整编第六十六师中将宋瑞珂，整编第七师中将陈颐鼎、第五十五师中将副师长理明亚、第七十师少将副师长罗哲东、第六十六师参谋长郭雨林等高级将官多名。——译注）们向南挺进，直插位于南京和武汉之间的大别山区，深入到了国统区的内部。他们在二十天的时间里，千里跃进，屡遭艰险，尤其是穿越危险的黄泛区沼泽地，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抢渡淮河，终于在8月底到达了大别山区。
在邓小平的官方传记中，有几段话对于接下来几个月艰难的日子作了充满感情的描述： “刘邓大军由于连续行军，极度疲劳；部队在南方作战缺少经验；刚到新区，政权还没有建立，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粮食、服装和弹药奇缺。于是，刘伯承率一部分兵力跳出圈外，向淮西一线展开，扩大根据地。邓小平和中原军区副司令员李先念率领精干队伍在大别山顽强坚持。邓小平激励部队说：一副担子，有重的一头，有轻的一头，我们在大别山背重些，其他部队和地区就能大量歼灭敌人和深入开展工作，这对全局极为有利，我们再削弱再吃苦也要坚持住。他们与战士同甘共苦，风餐露宿，数日不得一饱，夜以继日地同敌军周旋。”③这段文字显然是根据参与当时战斗的战士的回忆写成的，邓本人很可能也对这段文字作了修饰，所以它很明确地指出，如果当时邓的部队被打败，那么毛发动的这一大胆的行动，就有可能要失败，甚至导致解放军的砌底失败。最困难的要算1947年11月到1948年1月那段时间，曾领军追剿邓的红七军、现任蒋介石代理参谋长的白崇禧从华东和西北战区抽调了二十万军队开往大别山区。邓小平率领部队在大别山艰苦奋斗。
转机到1948年春天才来到，其他的共产党部队防线进入黄河与大别山区之间的空间。这时邓小平才能离开大别山区进军豫北。5月份，他在那里被任命为党的中原局第一书记和中原野战军的政治委员，仍然同刘伯承并肩作战。
邓是在这场战争的一个停滞阶段被任命担任上述职务的。国共双方都想停下来作一番休整。共产党方面，毛泽东不太清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聂荣臻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当时毛同他还有其他人就战略计划曾有过的几次会谈，在其中一次谈话时有人劝阻毛不要命令华东野战军直接跨过长江。
也是在这段时间，由于整个冬天处在陕西极为恶劣的环境下，毛的身体感到不适，斯大林邀请他去莫斯科进行治疗，毛谢绝了。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接受邀请他就至少要离开中国几周的时间，但这正是国内战争达到高潮，共产党第一次考虑有可能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关键时刻。不管怎么说，毛有理由怀疑这一邀请潜在的动机。从1927年起，在涉及到中国国共双方的有关决定中，斯大林似乎一直更偏向国民党一方，从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从抗日战争期间苏方军事力量的投入，从1945年和1946年在满洲地区苏联对国共双方军队的援助等方面都可以看出这一点。毛得出了显而易见的结论，即斯大林企图就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目标盘问他，并觉得中国共产党人的成功将会冲击苏联的政治地理利益。
不管毛怎样怀疑，他很快认识到斯大林的观点发生了变化。1948年夏天，苏联政治局的资深委员安·米高扬秘密访问了当时设在河北山区的中共中央。这次访问在中国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在苏联也是直到70年代初期毛泽东有关这次访问的一个谈话内容被披露，这才被外界所知。人们从几个公开渠道可以了解到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其中包括聂荣臻回忆录。聂回忆说，当时斯大林派米高扬取道大连（这当时是苏联空军在满洲的一个基地）抵达中国，要他“亲自和毛泽东同志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聂评论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④事实上，米高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全力争取内战全面胜利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这将导致美国人的干涉，他们一旦支持国民党，将会给世界力量对比，也给共产党本身带来许多严重后果，因此，中共的正确方针应该是放弃进军长江以南地区、维持自己对北半个中国的政权。米高扬受到抵制和质询。后来在谈到这段特殊的插曲时，毛泽东曾轻蔑他说，他拒终了米高扬的这些分析和建议⑤。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之间的三大战役决定了这场战争的成败。这三大战役每一次都是由共产党发动进攻并且每一次也都是以共产党的势不可挡的胜制而告终。他们最后完全消灭了东北和华北及中原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将近一百五十余万的国民党军队被歼或被俘。
1948年11月上旬到1949年1月中旬，在中国中部地区、黄河与长江之间的淮海战役中，邓小平的军事生涯达到了光辉的顶点。淮海战役是三大战役之一。在这个战役中，共产党调动了包括刘伯承部队在内的两个野战军及一些地方部队，并组成总前委统一领导。而邓小平正是这个总前委的书记，也就是实际负责人。在这一战役中，共产党派出了大约三十万的军队＊并得到了民工＊原文如此。实际为六十万军队。——译注的支援。邓小平的官方传记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余万人。他们运送弹药和物资，挖战壕（这些战壕用来阻陷国民党所使用的成千上万的包括坦克在内的车辆）。国民党一方则投入了几个兵团将近十万的兵力。（原文如此。实际为近八十万军队。——译注）
江苏徐州，是位于铁路干线枢纽的一个城市，国民党的两位主要将领刘峙和杜聿明及其指挥部就驻扎在这里。在徐州的东部、西南部和西部进行了四次重要战斗。在的三次战斗中，每一次国民党军队都有大约十万人被歼灭。第四次战斗中，又有两个兵团遭到了同样的下场。在这四场战斗中，共产党的策略是当国民党军队轻率地离开其据点来到开阔的乡村时就包围他们。一些国民党部队坚持抵抗直到弹尽粮绝，另一些则在严酷战斗刚一开始就马上投降了。国民党军队一度完全掌握制空权，但却无法使用他们的空中力量重创共产党军队，也不能向被包围的部队补充充分的食品与弹药。尽管这场战役是在开阔的平原地区展开，并且在冬季土地冻得很坚硬，国民党也没能有效地利用装甲部队。
蒋介石本人常常对作战计划进行干预。但这只能给他的战地指挥官们造成混乱。更何况后勤供应短缺，情报失灵及通讯系统不完善已经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指挥。他们一再遭到袭击，而且被迫在共产党挑选的时间与地点作战。他们为其失败付出了惨重代价。杜聿明和另一个兵团司令被俘，另外两个兵团司令则被打阮。一共大约五十五万国民党军队被消灭。
这次国民党的巨大的失败意味着共产党打开了通往南方之路，也意味着和谈的条件将由共产党说了算。在淮海战场最后一批国民党军队投降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就此发表了一个声明。要求国民党全面投降，这包括废除国民党政府，惩办包括蒋介石在内的“战争罪犯”，将国民党武装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以及建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以取代“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落拒绝接受这些条件，但在此后却马上放碎了中华民国总统的职务。原来的副总统李宗仁——北伐的幸存者之一，同时也是很少的几个在抗日战争中曾打过胜仗的国民党将军之一——成了代总统并且开始与北平的共产党谈判，而这时北平已落人共产党的手中。但是共产党毫不让步。4月，李宗仁的谈判代表不得不带着一份和平协议草案回到南京，这一草案还是包含了原来的所有那些条件。4月20日李宗仁拒绝了和议草案。第二天共产党对此作出了回答，他们在数百公里的战线上强渡了长江。
林彪的野战军从东北南下，但是在湖南受到了白崇禧的牵制达三个月之久。除此之外只有极少数的有组织的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坚持抵抗。李宗仁以广东为基地，努力想重整旗鼓�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温馨提示： 温看小说的同时发表评论，说出自己的看法和其它小伙伴们分享也不错哦！发表书评还可以获得积分和经验奖励，认真写原创书评 被采纳为精评可以获得大量金币、积分和经验奖励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