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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传-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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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队伍在出发几乎整整一年之后，于10月18日抵达长城脚下小城吴起镇，结束了长征。他们来到了由一小支红军1931年就在西北开辟的小根据地，最终可以休整一下了。
在现存（大量）有关长征的出版物中没有资料提到邓小平曾遇到任何生命危险。他一直是政治工作者，因此没有参加战斗和任何志愿性质的攻击任务。这些由小队志愿者参加的行动是为长征的军事重点（有三次行动是夺取江河对岸的登陆点：最著名的行动发生在四川西部，有二十二名战士冒着炮火爬过拆掉木板的铁索桥，后来有十八名勇士活下来）。
然而，正像四年以前红七军从广西到江西的远征一样，长征对邓小平也是一次严酷的考验。同样长期的体力消耗，同样恶劣的气候，同样为部队的粮食来源担忧。同样随时有受到敌人的袭击的危险。在长征后期，队伍两次穿越条件尤为险恶的地区。一是四川西部荒无人烟、冰雪覆盖的雪山，另一个是川西北部的大草地，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这里。
毛泽东和彭德怀的这支小队伍最终到达的是一个贫穷、偏远、人烟稀少的地区。偏远是一个有利条件。国民党的将领都不愿意把军队派到通讯条件不良、还离大城镇的地方。但贫穷和人口稀少可不是有利条件，军队招不到强壮的新兵，也动员不到群众支持红军。
这一地区属于华北和西北的黄土高原，面积比法国和德国的总面积还要大，这里的土壤都是强风带来的淤泥，肥沃但容易冲蚀。这个没有植被的地方气候恶劣。雨水稀少，但一下起雨来黄土就变成泥浆，洪水泛滥。春天，戈壁沙漠的劲风会带来昏天黑地的沙暴。
一开始，共产党把总部设在保安（现称志丹，以纪念1936年被杀害的一位当地领袖），这是一个全是黄土小屋的小镇。1936年，总部移至延安。延安四周有城墙，人口大概有二万人。今天，城墙已不复存在。但一座九层尖顶塔依然矗立。留下来的还有黄土坡上挖出的窑洞。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在窑洞里生活了十三个年头。宝塔和窑洞已经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象征——宝塔象征着在艰难岁月中的骄傲和不屈，窑洞则显示了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过着极具革命美德的艰苦生活，他们在延安的日子里，身体力行，勤奋、简朴和节俭。
第六章 山中一兵
1935一1945年
1935年8月1日，当毛泽东和张国焘在四川的一个偏僻地方，正为会师后的军队到什么地方去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争论时，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一个建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宣言。自从1934年夏秋设在上海的党的中继站被国民党军警发现后，中国共产党与莫斯科的电台联系中断了。此时无论是毛还是张对这一事态的进展都一无所知。直到这年的11月底，也就是他们到达陕西的六周后，毛才从林彪的叔叔，从莫斯科派回寻找前方党的领导人并汇报远方事态进展情况的林育英那儿听说了这件事。对林育英来说，找到毛等人就像他通过蒙古沙漠一样幸运。张国焘知道这件事还要晚些，是毛通过他设在保安与中央联系的电台有选择地告诉他的。
王明之所以发表抗日宣言，是因为苏联对日采取了新政策。出于对日本陆海军扩张政策野心的担忧，斯大林确定苏联在远东的主要目标是阻止蒋介石的中国和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联盟。这就要求苏联和中国建立更为密切的政治关系（外交关系是1932年建立的），同时要求中国停止内战。为了促使这两点成为可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要中国共产党放弃自1927年以来建立独立政府的要求、大大地修改其社会政策，停止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个人的攻击与辱骂。
毛泽东对中国奋起反抗日本的愿望比斯大林更为强烈。并且认为，唯有在全国统一战线的构架内才能更有效地对付日本人的进攻。他痛恨蒋介石和痛恨蒋的政策一样，因此想要寻求既能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但又不是以蒋作为这个战线的唯一领袖的方法。他选择的策略是，自下而上地建立统一战线。他再次提出了1933年l月中共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时的宣言，即中共愿和一切武装力量订立停战协定，共同抗日，并要求国民党部队停止进攻苏区，给予他们“民主权利”和武装苏区民众。
毛行动迅速，1935年12月底在陕北的一个贫瘠的村庄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个政治决议，决议着重表明：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①几天以后，毛泽东在党的一次会议上说，“日本侵略”改变了中国的阶级关系，现在使“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参加到反日斗争”中去成为可能。但他仍然把蒋介石视为敌人，把蒋介石的“卖国”政策和日本“征服中国”的政策联在一起。
这成了党的纲领。1936年，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向外宣传这一纲领。同时，毛和他的同僚们艰苦工作，为重建在长征中受到巨大损失的党和军队的力量而竭尽全力。他们采取了三个军事行动：巩固陕北根据地；和受蒋命令进攻陕北的东北军、西北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说服第四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向北与第一方面军会合。这三个行动都取得了成功，但在执行第三个军事行动过程中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这一代价就是第四方面军在西征新疆时损失了三分之二。1936年7月，张国焘开始率领二、四方面军向北进军，但是他并不愿意和毛领导的部队会合，因此对于这一损失，他是要负主要责任的。但是，作为改组后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在某种程度上也负有责任，至少他对西征的战略目的是默认的。从军事上看，西征使一度辉煌的四方面军的战斗力大大削弱。从政治上看，张国焘本人的名声和权力彻底丧失了，当他最终回到延安时，受到了公开的批评。
不久，共产党人就与围剿他们的地方军的指挥官缔结了互不侵犯的协定。这些地方军首领的背景和经历给了他们以很大的帮助。杨虎城就是其中之一。1927年当共产党人在冯玉祥部活动时，他就是冯的助手。另一个就是张学良，他是1928年被日本人炸死的满洲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和他军队中的大多数部下一祥，要求抗日，不愿剿共。经过在延安和西安的谈判，1936年春双方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并建立了贸易和电台的联系。
1936年，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也变得更强硬了。但他仍然坚持首先要剿灭共产党。因此他对张、杨的行为极为恼火。这年的初秋，他派遣部分中央军进驻西北。12月他又飞抵西安，迫令张、杨剿共，并威胁，要不就将张、杨的部队调往中原，远离他们的地盘。
蒋下榻于西安东部临潼依山而建的温泉——华清池。12月9日，由学生带领的示威队伍向临潼进发。要求停止内战，全民抗日，张学良告诉示威者，他本人同情他们，并公开向他们允诺：“在一周内给予明确答复”②。三天以后，军队根据张的命令捉拿了蒋介石。据说蒋是听到士兵在外面敲门时，穿着睡衣逃到山顶的一个小亭子里，后来如同一名囚犯被押到西安。
共产党从没有说过要对这起事变负责任，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此事。总之，根据他们的反应来看，他们也和其他人一样，对这件事表示震惊。一开始，他们在保安召集了一个群众大会，庆祝他们的头号敌人被捉，毛和其他领导人都谈到要处死蒋。然而，几天以后，他们变得冷静了，并准备释放蒋，以换取蒋消除对共产党的敌意，共同抗日，这一转变与莫斯科的压力有点关系（莫斯科方面可通过电台和保安联系），但主要是因为共产党冷静地分析了形势，认为张学良的行动为共产党提供了一个机会。
12月16日，周恩来乘坐张提供的私人飞机飞抵西安。圣诞节那天，蒋被释放了。蒋没有留下任何书面文字，但为了促张放他走，向周恩来作了口头承诺（杨虎城怕蒋日后报复，并不赞成这样做）。张陪同蒋去了南京。并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他立刻被捕并被判处十年监禁。杨也受到迫害。1937年初，蒋解散了他的军队。他再也没有指挥权了。
共产党迅速采取行动以巩固周恩来通过外交手段取得的胜利。1937年2月，毛和他的同僚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放弃武装反蒋，苏区、红军与国统区、国民党军队合为一体，以换取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红军，并释放所有的政治犯，积极开始准备抗日战争。这些建议没有被接受，但却开启了双方的正式谈判。在此后的四个月中，周恩来和蒋介石会谈了五次，并达成了一个很好的协议。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共双方达成了几项正式协议。这祥，共产党同意停止武装反蒋，停止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番号并使之在中央政府的指挥之下，为实现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而奋斗。同时，国民党也允许共产党在几个城市设立办事处，可发行全国性报纸，指定代表参加国民党的咨询机构。他们也同意给共产党相当大的补贴。根据这些协议，陕北根据地变成中华民国的陕甘宁边区并拥有自己的自治政府，红军变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四军。（新四军是由长征开始后留在江西的幸存的一部分部队组成。——原注）
长征快要结束时，邓小平病得很厉害。据说他患了伤寒而且很重，当他到达陕西时，已病得不能骑马或走路了。病好后，他担任了红一军团政治部代主任（这是在1936年红一军团到达陕西后由毛泽东和彭德怀指定的）。这是提拔，也是他在此后十六年一直从事的工作。他的事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在以后的十六年中，他的名字传遍全党和全军，并且表明他有资格成为一名国家的领导人。
在这一阶段，邓既是一名政治军人，同时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作为一名政治军人，他的工作是确保军队响应政治教育和训练。作为一名军人政治家，他的工作是确保党了解军队实际，而不会对军队要求太多或太少。后来，这项工作都由受过正规训练的专业军官负责。然而，在30年代和40年代，它通常是由党内级别很高的干部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都曾在某一时期担任过红军的政委。像毛一样，邓认为这一工作所扮演的双重角色非常适合他。他的经验使得他成为一名高明的政治家。他的性格又使得他很适合军队生活。
红军和八路军这一政治军事体系，从军到师，每一级都是由政委和政治部组成的。在每一级中，政委在党内排列的地位明显高于军事指挥官。政委也拥有最高的权力，政委可以用自己的名义发布命令和指示。除了在战争最危急的时刻外，军事指挥官的命令必须在政委的连署下才能生效。
作为一名政治军人，负责的范围很广，从其部队所有党员的“政治意识”、政治觉悟到整个部队的士气与福利，都由政委负责。他不但要组织部队的运动会，还要对党员们说明党的决议和指示的重要性。他也要负责安排大多数文盲士兵的文化基础教育。在军队之外他有责任争取群众的信任和支持。1937年以前，地主始终是作为阶级敌人来对待的，即使有时会留一小块土地给他们耕种，以自食其力，而没收分发他们的浮财包括房子则是正当的行动。然而，军队不可能单靠强征来维持，他们必须和一般农民维持良好关系，这祥才会有人愿意卖给他们一些牲口、粮食或补给品。在红军势力尚不稳固的地区，这项民众工作尤为重要。有些农民害怕与共产党合作，因担心会遭致卷土重来的地主、国民党军队和官员的报复。
中日战争从1937年7月到1945年8月持续了八年。战争之初，共产党仅拥有一块根据地，且远在西北荒凉的黄土高原上。战争结束时，他们建立了十九块根据地，是原来陕甘宁根据地的十二倍多，而且拥有近一亿的人口。就像当年江西根据地那样，这些新根据地也有核心与外围之分，每一块根据地至少有一个核心区由共产党控制。在华北，西起陕甘宁东至山东半岛的顶端，十二块根据地连成一片。仅有两块根据地是完全孤立的：一块是远处南方海南岛的山区；另一块在香港和广州之间的珠江三角洲一带。
军队和党的壮大的速度甚至超过了根据地的扩展。1937年底，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兵力大约五万人，到1945年春，它已经增加到将近九十万人。1937年，中共党员大约有四万人，而且主要集中在陕甘宁边区。1945年春已经扩大为一百二十万人，并且遍布全国各地。
所有新的根据地，全部的或部分的，都处于日军敌后。这是共产党在战争开始时采取的一项战略。1937年，几位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主张八路军以完整的师或旅与国民党军队密切配合，对日军进行运动战。新当选为军事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竭力反对这种主张。在1937年8月的政治局会议上，他坚持认为，日军总的来说比红军与之战斗了十年的国民党军队更难对付。采取运动战会使弱小的八路军过早地暴露自己以至彼日寇消灭。主张展开运动战的一些人则担心，单纯进行游击战会招致别人对共产党的责难，会说共产党要求抗日的全部勇气只表现在语言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建立他们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毛泽东主张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但“基本上”应以游击战为主。
建立根据地的过程是很艰苦的，而且经受了许多挫折。开始根据地只能建立在山区，但后来在华北可原的许多地方也建立了根据地。无论是山区还是平原，创建根据地首先是建立稳固的军事控制。一旦部队站稳脚跟，党就着手把新占领的地区转变为根据地。接着通常是建立一个新的地方政权机构。这一机构是通过普选产生的，包括建立一个村一级或更高一级的协商和执行委员会。为维护自己的政权，党通过鼓励党员参加选举，确保执行委员会成员中的多数都能执行党支部的指示，下步通常要做的是改善当地穷人的命运，主要是削减地方权势人物的财富和权力。在此期间，颁布了三个原则文件：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和统一累进税。减租条例要求减租25％，这个比率曾经是孙中山的誓言。在存粮耗尽的春荒之时，不仅利息被大大地削减了，最后连许多贫衣颁以生存的借贷也被停止了。但是有时税的份量却大大地累进了。
在根据地共产党从没有忽视社会鼓动和爱国宣传。日军的入侵，中国民众有序的安宁生活直接或间接地遭到了破坏。而共产党成功地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是，保证人民过有序的安宁生活，并且和人民大众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对此，许多日本人和国民党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承认的。
在华北有四个由一块或几块根据地组成的边区，这些地跨二至四个省份的边区，有他们自己的政府及通过选举产生的地方参议会。在通常情况下，党员在这些机构中占多数，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地方参议会的权力和地位高于一般的行政官员。蒋介石唯一承认其合法存在的陕甘宁边区，那是例外。
邓小平没有参加那次制定战略战术的会议，但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就被任命为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这佯，1937年秋天，他被派往位于山西东北部遍布佛教、喇嘛寺庙的五台山。他到那儿时，由林彪指挥的115师在一个狭窄谷道伏击和重创了日本侵略军一个师的辎重补给部队，这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取得的第一次胜利，虽然没有俘虏，没有缴获很多武器，但却提高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声望。
1938年1月，邓小平被任命为129师政治委员，接替已经去世的那位同志。邓在129师一直工作到战争（邓小平是接替129师原政委张浩的，张浩当时只是生病没有去世。——译注）结束。这个师大约有一万三千兵力，主要是由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的余部组成。因此该师的士气可能要比八路军其他两个师低。
这个师的师长是刘伯承，和邓同乡，也是四川人，是个终身职业军人。他生干1892年，比邓大十二岁。二十年代初，在他参加共产党前，是个川军军官。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后，他被党派往苏联，在红军学院学习了三年。长征时任红一军参谋长。在战术问题上，他没有和其他指挥员特别是林彪、彭德怀发生争论。他一只眼睛失明，所以总是带著一副眼镜。他是军人中的军人，深受部下爱戴，他似乎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不愿过问政抬。他和邓合作得很好。多少年后邓在官方出版的他的传记中说，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这一点也不错，“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③。
位于山西东南的太行山，“山高势险”，“易守难攻”④。邓到129师时，该师已深入到太行山区。事实上日本人并没有企图进攻太行山。1937年11月攻占省会太原后，日本人集中设防于从北、南、东通往太原的铁路线。依托山区，刘邓开始建立根据地，并考虑如何处理日军侵略后山西省的形势。当时，省主席已经跑了，地方政府也已瓦解，未被日军占领的地区则到处是国民党军队的逃兵。
在此后的两年中，也就是1938年和1939年，刘邓致力于根据地建设和军队建设，避免同日军遭遇。他们巩固了太行山根据地，并且在山西的中部山区创建了另一个根据地。随后又在日本人控制的平汉铁路以东的华北平原上建立了两块根据地。在各个根据地，他们招募和训练了两种后备军：一种是脱产的地方部队，但就在当地活动；另一种是半脱产的民兵，配合地方武装打游击。这些地方武装也为129师提供了兵源。
1940年，刘邓发动攻势，首先抗击国民党军，然后抗击日本侵略军。3月他们抗击了进犯太行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这些军队奉蒋介石之命试图在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以外的许多地方重建国民党政权。刘邓击退了他们，然后又击退了配合中央军行动的地方军阀阎锡山的部队。这些胜利在边区内外给他们在政治上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刘邓的胜利也为在山西的所有共产党指挥员抗击日军侵略创造了条件。不管有无延安毛的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他们制定了攻击华北铁路沿线日军据点的计划，并且封锁和分割了日军占领的铁路线。这个攻击计划在8月底开始实施，持续了三个多月。开始时共产党投入了二十二个团，大约四万人的兵力，后来当战役规模扩大到包括进攻其他日本驻军，以及日军开始发动反攻时，中国共产党投入的兵力增加了五倍。
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它产生了双重的后果。百团大战导致山西、河北日军的通信中断了几个星期，中共部队占领了几个城镇。当许多坏消息（自从1938年秋日本人占领汉口和广州后，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和华南一直处于守势）充斥一时的时候，它使得全国的民心为之一振。但是，它也把八路军的实力暴露给了日军，日军必然要报复。同时也把自己暴露给了国民党，使国民党了解到共产党在根据地和军队建设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在延安的毛泽东看到国民党的报纸上公开宣传这一战役时，反应不佳。据传，他对这次战役行动大为不满。此役八路军前线指挥员彭德怀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比原计划提前十天下达了战斗命令，因此没有征得延安方面的同意。这一做法令毛很生气。毛认为像彭以及其他有关人包括邓在内，在战役第一阶段取得成功后扩大战役规模，投入二十万兵力实施中心进攻是过于鲁莽。彭还写道，当我们胜利的消息传到延安时，毛发给他一封贺电。但这封贺电可能是庆贺他们第一阶段取得的胜利。五年后，1945年夏天，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还是因此事受到了批评。今天对百团大战是肯定的。在官方出版的邓的传记中关于此战役有两句话：“同年8月起，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所部38个团（未包括地方部队）参加”百团大战“，进行大小战斗529次，给日、伪军很大打击，鼓舞了全国人民的信心。”不过，接下去的第一句话却是：“1941年华北敌后的抗战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日本侵略军将侵华重点转到敌后”⑤。文中并没有把这种转变归咎于这次战役，但也没有作其他任何解释。
随后的两年，对华北所有的根据地来说的确是最困难的两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并没有减少他们在中国的军队，反而决定要消灭根据地内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在“杀光、烧光、抢光”的军令下，日军在扫荡地区一次呆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不管你是共产党人还是普通老百姓，一律格杀勿论。日军在这些地区进行多次大屠杀，把田里的庄稼放火烧掉，储藏的食物不是被毁就是被抢，到了1942年底，华北平原地区的根据地，包括129师创建的两块，已经没有共产党控制的任何武装了。在山区，共产党在百团大战中占领的许多城镇也丢失了。
正是生活在山西东部荒秃的山区的这个时期，最先构成了邓小平成熟形象的清晰画面。他的一些演说与文章，开始出现在中共公布的档案记录中。从他留学法国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许多有关他的轶闻故事。
邓的个头不高，大约在他前往法国留学时，就已经不再长高了。身高只有五英尺，他称这是因为他在那儿吃不饱的缘故。但更确切地说是因为遗传。他的父亲个头就不高，他孩子没有一个是高个头的。他还不到中年时就很粗壮，脖子虽短，肩却很宽，脸盘宽而方，坚毅的下颏和有一双上比大多数中国人更为深邃的眼睛。
和许多个头不高的人一样，邓动作敏捷，精力特别旺盛，身体也很好，除了在长征结束时患过一次伤寒外，在青年和中年时期，即使在广西和山西那些地方病流行的地区生活也从未生过病。在口些场合，他不像周恩来而像毛泽东那样烟瘾很大。但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抽烟给他带来什么副作用。
邓总是在迅速采取行动之前，作一番审慎的思考。而且只有在下级对某些决策拖着不办时，他才会公开表示不满。
邓天资聪明。在他后来多次谈到教育时，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在十六岁时就中断学业表示遗憾。他是一个出色的政治与军事分析家。不论是在口头上还是在书面上，他的报告都很清楚、有条理。在《邓选》第一卷中收有九篇他40年代初期的讲话和文章，这些讲话和文章虽然很平铺直叙，并且有些平淡，但却很有说服力。这表明邓思想坚定，能很好地抓住论点，处理和解决问题不墨守成规。他重视事实和数字，并且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贸易税收方面的专家，而这些是他从未涉及过的。但是，对于129师在1941年开辟的根据地，以及他和刘伯承在这些根据地上所建立的边区政府的生存，却是生死悠关的。他处理所有经济工作的原则是：“限制过去残酷剥削的程度……但鼓励资本主义生产，这在目前对发展国民经济是有益的。”他的这段话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他对（根据原文译出。——译注）“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委婉其词；第二，他在“有益的”前面加上“目前”这个词，这就清楚地说明共产主义并不会永远容忍资本主义。
1943年初，日军对根据地的压力开始减轻。共产党抓住这个机会开始向外发展，除了恢复老革命根据地之外，还开辟了新根据地，特别是在山东。邓在指导这一进程中担负了重大的责任。1943年下半年，彭德怀、刘伯承和聂荣臻这三位华北根据地的高级指挥员奉命回延安，邓接替彭担任中共北方局代理书记，同时主持八路军总部的日常工作，指挥大约三十万正规军和许多地方部队。
1944年春，日军发动了侵华战争以来最大的、代号为“一号作战”的攻势。它主要有两个企图：打通贯穿（英语“Ichigo”是日语音译，有“一回合”等意思。中共中央党校李践为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译为“一号作战”。此处选择“一号作战”。——译注）中国南北和西南的重要铁路交通线，以减轻日军对海上交通的依赖。美国这时对日军海上交通的攻击已经愈来愈频繁；占领西南的机场，因为美国飞虎队飞机对该机场的利用越来越多。4月，日军的攻势从河南开始，夏秋间又延续到湖南、广西。在美国陈纳德将军第14航空大队的支持下，中国军队在湖南一些地方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其他地方没有抵抗。到了11月，铁路沿线的中国军队被肃清了。机场也被日军占领。蒋介石的军队损失惨重，成千上万的老百姓惨遭屠杀。日军这场攻势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向世界暴露出，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已大为降低。同时，它的中央政府也已经变得腐败和内讧不断。这对蒋介石的个人威望也构成了很大的打击，尤其是在国内，国民的信心也同样受到巨大的打击。到1944年底，引证劳埃德·依特曼教授的话说，中国已经成为这祥一个国家：“经济产品贫乏，通货膨胀加剧，在日本人面前军队倒霉，政府腐败，政治不满充满于社会的各个角落”⑥。
在“一号作战”攻势期间，共产党集中力量巩固他们在华北和华东的根据地。他们没有发起进攻以减轻蒋介石军队的压力，但也谨防攻势会波及到国民党势力已崩溃的地区，例如河南。邓的主要任务是在华北根据地打击日军的一些非主要性进攻，在根据地内坚持实施既定的社会和经济政策，特别是减租减息。到1945中春，他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已经发展到约五十万人，他成为（抗日战争胜利时，邓小平指挥下的正规军人数约三十万人。——译注）这一方土地上的一位头面人物。
在1945年夏之前，邓小平曾经两次到过延安：一次是1938年9月参加中央扩大会议（他还不是中央委员），另一次是1939年7月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后不久，他第三次结婚。他的新婚妻子叫浦琼英（后来改名卓琳），云南火腿大王的女儿。1937年她作为北平的一名学生从北平来到延安。她比邓小平小十二岁。现在他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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