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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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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厉害，洪大闷重，一声下来，底下的车都叫了，此起彼伏，好一阵子才停。过一会儿“嚯啦啦”一声，车又动物一样本能地吼哮起来。
我干脆爬起来，写台北跆拳道运动员苏丽文的稿子。参加跆拳道争夺铜牌的比赛前，她已经有严重的左膝伤，比赛时只能单脚站着，把左腿像布袋一样甩出去攻击对方。她被击倒了十四次，我问她每次倒地之后的几秒钟里，在想什么。
她说：“前两秒用来休息恢复体力，下两秒来想战术如何回击。”
“不是自怜，也不是忍受痛苦，她要赢，这是运动员的企图心不管自己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就算脚断掉也要继续努力，有呼吸，就有希望。”
以往我很少做这样的题目，觉得是普通励志故事。记者要反映更复杂艰深的世界才让人佩服。现在这期节目，没有审片人，也没有观众，没有外界评判，我只是一个人，面对另一个活生生的人，她的左膝撕裂，脚趾断了，坐在轮椅上，被踢肿的手缠着纱布，跟我说的这几句话，沤在我心里。
下半夜，雷声停了，雨声潇潇，八月的长夜仿佛没有尽头。
有同行后来问过我，说我们都觉得你挺理性的，为什么今年做地震和奥运的节目这么感性？
是，我天性比较拘谨，平常三个女青年喝个酒，我只能愁眉苦脸抿一小口儿，老范和老郝都搂在一起泪汪汪了，我尴尬地拍着她俩，说不早了咱走吧，这两人就上火“你这人特没劲”，嫌我不投入不表达。加上过去几年我一直想避免文艺女青年的毛病，怕煽情，刻意强调旁观，刻意抽离，把戒律当成一根绳子捆在身上。
当然，不约束不行，没有这职业要求着，毛病早泛滥成灾了，但是捆得太紧，有的东西确实就流淌不出来了。
汶川地震的节目中，文志全坐在火堆边说到女儿的时候，我克制得喉咙都疼了，眼泪还是流了下来，拿手擦了，以为没人看见。
但编的时候，在镜头里能看出来，我就对罗陈说：“把这个拿掉吧。”
他说为什么。
我说，记者应该冷静，不应该掉眼泪。
他说，我觉得挺好，不过分。他留着这个镜头。
我想起钱钢老师的话，在“双城的创伤”中，我给小孩子擦眼泪的镜头引起争议时，他说，别太急着回答对还是不对，清水里呛呛，血水里泡泡，咸水里滚滚，十年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不到十年，我心里的规矩走了好几个来回，也还没有那个最后的答案。当下只觉得，太固执于一个律条，觉得记者就应该怎么样，非要夸张，或者非要掩饰，都是一种姿态，是一种对自己的过于在意。
陈虻有一次审片子，审完对编导说，这片子得改，观众看不懂。
那位编导说，你看懂了么？
他说，看懂了。
编导说，那你比观众强在哪儿呢？
他愣住了。
实习生跟着我，练习写解说词，写到“遒劲有力的大手”，被我删了。他说这不挺好吗？
我说：“我们不要形容词，少点修饰。”
他说：“你不是说要有感情吗？”
我说：“写东西的人不用带着感情写，写得客观平实，事物自会折射出它本身蕴涵的感情。”
他有点嘀嘀咕咕的。我问怎么了，他说，那柴老师您这节目什么主题？我说没什么主题，就是几个人的故事。
他说：“啊？我觉得‘新闻调查’挺深刻的，如果只做这些人生故事会不会太平常了？是不是要提炼一下？”
我跟他说，有一次吃饭，在座有个研究佛经的朋友，我凑话题问了几个宏大问题，人家也就天空地阔抽象谈了一阵子。
出来的时候，六哥皱着眉跟我说：“柴姑娘，以后如果采访，千万不要有这种‘大哉问’。”
“就是具体的生活，越具体越好。”他说。
这个时候，老范突然出了一场大事。
她出事的时候，我和老郝晚上都睡不着，心里有什么把人顶着坐起来。老郝说，一闭眼，就是她。
我俩到处找人打听求助，碰到肯帮忙的人，明白为什么有个成语叫“感激涕零”。
我那阵子什么也干不了，问一个明友：“你出事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一块石头落了地。”他指内心的恐惧终于到了。
“如果是你亲近的人出了事呢？”
“那是一块石头砸在心里。”
我哪儿也不去，在家等消息。书不能看，音乐不能听，只能干一件从来不干的事——背单词。一页书放在眼前，瞪着眼看到黑，还是这页。
唯一能想的是觉得她不会垮，当年我们做双城、虐猫、金有树、未成年少女……都是没指望的事，一家一家敲门，写信说服，在凌晨的酒吧里踩着雪把他们找出来……她不会垮，她一直是这样，这次也会，但我和老郝就怕她受罪。
她去了美国，很久没有音讯，过节时给我寄过一个雪花音乐球，沉得要死。我一直扔在书架上，从没动过，现在呆坐着，瞥一眼看见了，拿过来，仔细看一看，把底盘上的钮转一转。
叮叮叮。
叮叮叮。
透明的玻璃圆球里，雪花飘啊飘，两个雕得面目不清的小姑娘在里头傻呵呵地转。
我没想到过会这样。这么多年，换了很多地方和工作，跟谁合作都成，跟谁分开也成。想的都是——有的是将来，永远有下一拨人，下一个地方，下一种生活。
五月初，她和我在纽约见过一面。我带条朱红的裙子给她，她立刻脱掉风衣换上，小女孩气地要我也换上另一条土耳其蓝的，她脚上靴子跟裙子不配，居然就打赤脚。春寒未退，路人还有穿羽绒服的，她就这样光着脚露着背走了一站地，直到碰上超市我买双拖鞋让她穿上。身边人们在冷风里揽紧大衣匆匆而过，我把披肩拉开兜着老范，一路她唧唧呱呱，说笑不休。
在哪里生活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生活在別处。地铁上满头小辫的黑姑娘在电话里跟男朋友吵架，报馆里都是开会熬夜菜色的脸，咖啡馆里两个花白胡子老头对坐着看一下午人来人往，酒吧里心高气傲没嫁出去的女人端着酒杯一眼把所有男人分成三六九等，父亲带着儿子在晚春才破冰的河边一言不发地钓鱼……人类只是个概念，一代一代人都是相似的生活，这辈子决定你悲欢的就是你身边的几个人。
叮叮叮。
那阵子谁跟我说什么大的社会话题，我都不想听，说：“一万个口号都比不上亲人睡不着的一个晚上。”
她平安回来时，正赶上老郝生日，我们三个找了个地方，开了瓶龙舌兰。那天我喝得最多，我们仨头扎在桌子上，脑袋堆在一起，我说：“以后哪儿也别去了，好歹在一块吧。”
我把老范和老郝拉来帮我编奥运的节目，“帮”的意思就是没有钱，也不能在字幕里打名字，如果被人知道了可能还有麻烦。
她俩编的时候，原始素材在台里系统内已经找不到了，只剩下不多的一点带子，都在这里了，拼的完全是编辑的功力。
施泰纳这集，我看过素材，但是看老范编辑的数分钟，施泰纳第一次挺举二百四十六公斤，重量把他重重扯蹲，嘴唇憋出声响，他抖着将杠铃推向头顶，脚胡乱地转着圈想支撑，最终无力，将杠铃从脑后扔下，向上苍做了一个摊手无奈的姿势。第二次尝试，施泰纳举起了二百四十八公斤，但俄罗斯选手奇吉舍夫领先，施泰纳想要夺金，只有一次机会，在原有挺举重量之上追加十公斤，众人都觉无望，对手脸上已经是狂喜。老范配的音乐是You Raise Me Up：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音乐衬着他的话：“在她弥留之际，差不多还有三个小时的时候，我向苏珊承诺过，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你，我会一直向前，去参加奥运会，去争取金牌……”
他的教练用力在他脸颊拍打，他跑上台，深呼吸一下，拎起他从未举起过的二百五十八公斤重量，提到胸口，掂量了几下，不断呼哧出气。杠铃片把二十公斤的金属杆都压弯了，全场寂静，他大叫一声，推举杠铃，举过头顶，踉跄了两下，脖子挣得通红，艰难地向前努着，撑了两秒钟，铃声响后，杠铃重重摔在地上。他忘却一切，欢喜跳跃，捶打地面。镜头缓缓拉升，在空中俯视他的背影，话外音是采访中他说的话：“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但那一刻我可以肯定苏珊在注视着我。这是一场献给苏珊的胜利。”
他俯身亲吻杠铃，音乐唱道：“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while with me……”
最后一个镜头是他站在领奖台上，余喘未息，右手持玫瑰，左手举起苏珊照片，放在肩头，注视升起的国旗，胸口一起一伏，音乐正唱到“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w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他像个小孩子一样，红鼻尖上挂着汗珠笑了。
我都哭得现形了，这在看自己片子的经验里是第一次。
老范最爱的是埃蒙斯夫妇那段，用了Fix You，她在心神俱碎时曾反复听过。
美国步枪射击运动员埃蒙斯是公认的射击天才，四年前的雅典奥运会，他一路领先，最后一枪却不可思议地看错靶位，在他人靶上打了一个十环。冠军由中国选手获得，他一言不发离开赛场，当晚酒吧里安慰他的捷克射击名将卡特琳娜成为了他的妻子。四年后的北京，卡特琳娜拿到奥运会第一块金牌后，来现场解说丈夫的比赛。埃蒙斯打完前九枪后，领先第二名三点三环，我已经准备好了描述他的胜利。最后一枪时他打得很慢，最后一个扣下板机，我抬头看大屏幕的一瞬间，眼前突然被惊呼和站起的人群淹了，站在高处的老王脸色变了，跺着脚对我说：“丢了，丢了。”
我当下的反应是回身去看卡特琳娜，从她圆睁双眼的错愕中才确认埃蒙斯真的射丢了，他最后一枪出现重大失误，只打出四点四环，中国运动员邱健获胜。体育馆里手臂林立，媒体涌向冠军，我脱口而出“雅典悲剧重演”，卡特琳娜呆住数秒之后，离开座位，向场地边缘走去，镜头跟着她，她在人群里时隐时现，侧头找寻，老王没有推特写，只是伴随，她隔着栏杆，向场地中嗒然若失的埃蒙斯伸出手去，埃蒙斯将头抵在栏杆上，她俯身下去隔着栅栏揽住他，一只手护持着丈夫的脖颈，另一只手摩挲他的眉毛，像在安抚委屈孩子时的温存。音乐与现场的人声交替出现：“When you try your best but you don't succeed， When you get what you want but not what you need， When you feel so tried but you can't sleep……”
老范跟我说过她为什么用这歌，她说生活到了真的艰难处才能体会，“只有最亲的人才能了解和陪伴你的伤痛”。
我们没有接近这对夫妻，这刻不必打扰。我只是走到栏杆附近，在他们身后待了一会儿，回身去向镜头描述：“不是妻子在安慰丈夫，是埃蒙斯在安慰妻子，他说我已经尽力，一切都会好的。卡特琳娜伸山手，在他鼻尖勾了一下，两人笑了。”
“Lights will guide you home， and I will try to fix you……”镜头是他们在混乱人群里依偎离开的最后一瞬。
达娜那段又不同，是老郝编的，沉静有力。
她用了一个长镜头，远远地凝视向前奔跑马尾甩动的达娜，像是看护着她，跑过人群，穿过空无一人的场地，无休止地向前跑去，若有若无的钢琴声衬着达娜的旁白：“如果不再跑步，我的生命也就此停止。”
凌晨两点，老范穿着白衬衣戴着耳机坐在右边的机房，老郝穿着蓝裙子对着左边的非线编辑机……我拿着橙子水跑来跑去：“要不要喝？要不要喝？”被她俩不耐烦挥手赶到一边，心满意足地坐着。
几年前，我、张洁和老范，谈起为什么要卖力工作。
老张说：“为了理想。”
我说：“为了乐趣。”
老范说：“我为你们而工作，你们高兴，我就高兴。”
我一直觉得她太孩子气，现在才明白她的心情。
编到苏丽文，配乐想不出来了，翻来覆去看带子。有人提了句梁静茹，说她有个歌叫《勇气》，我摇头说这太直白了。想起有一次在KTV看过这个歌手献给因病去世父亲的《掌声响起》。
我半开玩笑地说：“《掌声响起》？”
要在以前，肯定不会想到这歌，想到也不会用，嫌这歌太平凡，唱烂了。想起这歌，是因为苏丽文说过，在出发之前，她曾经与身患癌症的父亲有过一个约定：“我拿金牌回去，他说他的病就会好。”
老范试探着唱：“孤独站在这舞台，听到掌声响起来，我的心中有无限感慨……”
旁边编辑机的镜头上，苏丽文被踢中伤处倒地。她的教练实在看不下去，要冲上赛台，被裁判制止了，裁判问她是否要停止比赛。
她在地上双拳相击，表示“我可以，我可以，马上站起来”。
“经过多少失败……经过多少等待，告诉自己要忍耐……”
嗯，嗯。
我和老范摇头晃脑大声合唱，“掌声响起来……”
苏丽文最后一次从场地上拖起自己，她说：“我听到很多观众一直叫我站起来。然后我也觉得，对，非站起来不可，对。”
她用这个方式撑到最后就是想告诉父亲：“有呼吸就有希望。”
旁边的实习生宋达加进来与我们合唱：“掌声响起来，我心更明白，你的爱将与我同在……”
这歌这么平常，但唱到这里，屏幕上正是比赛结束，苏丽文抱头倒地，像个孩子一样蜷着身哭泣，全场七千人起立为她鼓掌。
寻常，却有力。
有天晚上一点多，关主任路过机房，看到我们，眼神怔了一下，但正忙着，没停步走了。
第二天这个时候他又看见我，终于忍不住问：“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说做了一期节目，但不知道给谁做的。
他乐了，说他看看。
看施泰纳的时候，关主任把眼镜儿摘下来擦了擦，实习生吴昊捅捅我，小声说：“哭了。”
看到埃蒙斯失利时，我脱口而出的那句话“雅典的悲剧重演”，他说：“是失败，不是悲剧。”他说得对，在节目里我保留了这句话，结尾时我说我当时的想法错了——失败不是悲剧，放弃才是。
关主任在新闻频道挤了一个下午五点的时间，把这期节口播出了，没有栏目，问叫什么，我想了想，别往花哨里起了，就叫“奥运瞬间”吧。
片子需要个小宣传片，要一句广告语，我呆坐在机房外的蓝色塑料凳子上苦想。
在法国奥赛博物馆，我看过一张梵高的大画，画的是十九世纪法国的乡村阿尔。夏天午后，一个农民和他老婆，两个人干活干累了，躺在麦子堆的阴影里睡着了，白金的光，天空是被微风冲淡的蓝色。坐在地上看这张画，能感到麦子被太阳暴晒后的闷香，农夫农妇蜷着身体沉睡的安恬。
以前我老觉得艺术在庙堂之上，是什么吓人的东西，非要有高端的意义才成。看到这幅画，感觉它什么都不说，只是留下了一百多年前的这一瞬间。梵螅运艿芩倒骸懊挥惺裁词遣恍嗟模ㄒ帐醣旧怼Ｎㄒ徊恍嗟模且帐跛莩隼吹亩匀撕褪澜绲睦斫狻！�
我借鉴他的话，写了这句宣传语：“奥运之美，不仅在夺取金牌的一刻，还有那些蕴涵着人类精神的不朽瞬间。”
在机房录这句宣传词，宣传片嘛，总得有点腔调，我尽量让声音戏剧性一些：“奥运之美……”
录了好多遍，好像可以了，看一眼老范，她也说行了。出来的时候，录音的技术人员对我说：“我觉得这不是你。”
“你在我心里一直是很冷静的。”他说。
我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你是说要去掉所有的装饰？”
我回到机房，再录一次，像平常说话一样。
录完第一句，他在外面对我伸拇指。
我自己听的时候，发现他是对的。
节目在一个小角落里播出，没有重播，也没有预告，我想肯定不会有人看到了。晚上接到钱钢老师的信，题目就是“你做的《奥运瞬间》好极了”。
我心一暖。
他在香港。一般人在他的境地，不是变得偏激，就是变得冷漠了，但这样缝隙里的节目他都看到，不光是我的，不光是“新闻调查”的，央视的节目他都看，不苛责，只要有一期好点的，一定写信来夸奖。地震时看到我们在杨柳坪拍的节目，他在信中说，当下的新闻人做事要“戒峻奇陡峭，置身高寒”，要“温暖平易”。他说奥运的节目与地震的节目“一脉相承”。
“他们做他们的，我们做我们的。”他说，要坚持自己的价值与信念，“一脚一脚地踩下去”。
MPC门口小圆桌是各国媒体记者闲来喝杯咖啡的地方，有位国际大报的记者负责报道政治，问我报道什么，我说报道几个人的故事。他问我采访了谁，听完说一个都没听说过，你们报道这些乏味的事情干什么。
我向《纽约时报》的老编辑Clark发牢骚：“他们根本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试图做什么，只说你乏味。”他看着愁眉苦脸的我，笑得咳呛起来，以老人的宽厚拍拍我肩膀，说：“不要去听那些声音，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
还有一位美国地方电视台的记者，头发快掉完了，穿一件廉价灰西装，我俩聊天，他说美国的报纸十年内都会消失，做电视的人也可能越来越少，聊到不得不走了，他对我说：“不用担心。”
我没明白。
他说：“因为你对人真的好奇。很多人已经……”他做了一个痴呆的表情。
我笑。
他安慰我：“什么都会变，但人不会变，好的采访者永存。”
这一年，地震和奥运把我扔到了一个以前没有的赤手空拳的境地，但心也定了一些。我就生活在这里，没有完美新世界，没有需要等待的未来，没有要向外界索求的理解，也不需要通过跟谁比较才能判断自己，要做的就是此时，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朋友杨葵有次遇到年轻人发牢骚。他说：“别抱怨。去想为什么同样的体制下，同样的时间里，苏联有阿赫玛托娃，我们只有《艳阳天》。”
他说做自己的行业，就要做点不求速成的事：“我知道我们只是人肉的梯子，这是我这代人的命运，我做不到更好了，但是，还是要做个样子出来给将来的人看——你要是比我还差，你就别干这行了。”
十年前，我在广院上学。有天课上放录像带，是日本的红白歌会，没字幕，就那么胡看，一堆小男小女在台上扑来扑去。
快睡着的时候，忽然掌声雷动请出了一个人。
是个穿和服的三十多岁的女人。
舞台一下就撤空了，就剩下她，和服是藏蓝底子白花朵。
她微鞠躬，唱了一首歌。也没什么姿势动作，嘴角一缕悲喜不分的笑。她的沉静留给我很深的印象。一直到十年后，偶然机会，牟森找到这个视频发我，说常常醉酒在街头嚎唱之，我才知道歌词：
从上野开出的夜行列车走下来的时候
青森站矗立在雪中
回去北方的人群
大家都默默无言，只听到海浪波涛的声音
我独自走上渡船，看见快冻僵的海鸥
不禁掉下泪来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在北方的尽头
陌生人用手指着：请看，那就是龙飞岬
被呼出的热气弄蒙的窗玻璃
擦了又擦，也只能看见遥远的浓雾而已
再见了，亲爱的，我就要回去了
风的声音在胸中激荡，眼泪几乎就要掉下来了
啊，津轻海峡冬景色
唱这歌的女人叫石川小百合，我找她的资料，二十岁左右她就唱过这首《津轻海峡冬景色》，视频里一副现代女性装扮，长卷发，七情上面，手摇身送，用尽擞声技巧，努力要吸引观众的眼睛。后来大概是经历了人生的滋味吧，才唱出这满纸风雪、哀而不伤的沉静，像这歌的词作者阿久悠说的，“不惹眼，不闹腾，也不勉强自己，要做个落后于时代的人，凝视人心”。
牟森还向我推荐过美空云雀的《川流不息》。她早已去世，已经是二十年前的歌了，现在是一个鼓噪的年代，不是甘居寻常的人，听不到这青绿的细流声：
不知不觉走到了这里，细细长长的这条路
回过头的话，看得到遥远的故乡
崎岖不平的道路，弯弯曲曲的道路
连地图上也没记载，这不也就是人生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缓缓地，流经了几个世代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毫不停息地，只见天际染满了晚霞
生命就如同旅行，在这个没有终点的道路上
与相爱的人携手为伴，共同寻找梦想
就算大雨湿透了道路，也总有放晴的一天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四季的推移，只等待雪融罢了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安详平稳地，让人想寄身其中
啊，就像河水的流动一样
无时无刻，只听到青绿的细流声
第十六章 逻辑自泥土中剥离
进央视第一天陈虻问我：“你从湖南卫视来，你怎么看它现在这么火？”
我胡说八道了一气。
陈虻指指桌上：“这是什么？”
“……烟？”
“我把它放在一个医学家面前，我说请你给我写三千字。他说行，你等着吧，他肯定写尼古丁含量，几支烟的焦油就可以毒死一只小老鼠，吸烟者的肺癌发病率是不吸烟者的多少倍。还是这盒烟，我把他拿给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人，我说，哥们请你写三千字。那哥们会给你写这个设计的颜色，把它的民族化的特点、它的标识写出来。我给一个经济学家，他告诉你，烟草是国家税收的大户，如果全不吸烟的话，影响经济向哪儿发展。”他看着我，“我现在把烟给你，请你写三千字，你就会问：‘写什么呀？’”
后来我知道，他经常拍出那盒烟当道具震慑新人。但是，他最后说的一句话十年后仍然拷问我。
“你有自己认识事物的坐标系吗？”
新闻调查六年，我做得最多的就是征地题材，各种口音，各个地方，各种冲突。节目组每天一麻袋信里，一半是关于征地的。
在福建涂岭，拆迁户不同意搬迁，开发商纠集人一起冲进家门，户主的儿子最终被砍死，头部中三刀——一个刚复员回来的年轻人，二十三岁，一脸稚气，胡子还没怎么长，腮边连青气都没有。我去时是五个月后，门框上还有深褐色的血手印。
采访时开发商已在狱中，我把死者照片拿给他看，他面无表情：“不认识。”
我说：“他跟你名字一样，叫蔡惠阳。”
他一脸意外的模样。
“这是你们杀死的人。”
“哦。”他说，“当时我昏过去了，不记得了。”
死者的家靠近高速公路，我们去的时候，路边都是白底黑字的标语，雨打风吹，墨淋漓地流下去，除了“冤”，看不出其他字样了。
开发商说：“我也是受害者啊。”
“你？”我冷冷看着他。
“我的钱早就给政府了，我一直追，一直追，他们承诺我村里人要搬的。我不还钱，别人也要杀我。”他说。前一天，镇政府的人告诉我，因为群众上访，政府把这个项目暂停了。
我对开发商说：“你这个项目都停了，你凭什么让人家搬？”
他两眼圆睁：“停了？”
“对。”
“没人跟我说停了呀？”他急了，“群众上访了，我们也可以上访啊。你政府跟我签协议以后一直没提供用地，又不退我钱，你这不是骗我吗？”
采访镇长，他说，跟开发商签的“两个月拆迁完毕”只是一个“书面上的表达”，开发商“应该心知肚明的嘛”，所以说停就停了。
我问镇长：“那有没有想过你们这种暂停可能激化开发商跟拆迁户之间的矛盾？”
他说：“我们从来就不要求开发商跟拆迁户去接触。”
“你有没有想过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和拆迁户的矛盾就像是一个炸药桶一样，如果这个时候丢进一根火柴会是什么样？”
他绕着圈子不正面回答：“群众要求缓一缓，我们就缓一缓嘛。”
几年下来，我要问的问题都烂熟了：“有没有张贴拆迁的文告？”“有没有出示安置补偿的方案？”“有没有签补偿的协议？”“有没有跟村民协商过怎么补偿？”……
我也听惯了各种口音的回答：“没有。”
但凡我采访过的冲突激烈的地方，没有一个是有省里或者国务院的土地审批手续的，全是违法征地。
“审批了吗？”我问。
“报批了。”镇长说。
“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
“是一个概念。”他连眼睛都不眨。
我只好再问一遍：“审批和报批是一个概念么，镇长？”
“嗯，是两个概念。”
“那为什么要违法呢？”
“法律知识淡漠。”他还跟我嬉皮笑脸。
气得我在采访笔记里写：“太没有道德了”。
节目做了一遍又一遍，信件还是不断地寄来，领导说还是要做啊，但我看来看去，觉得按着这个模式已经很难做出新的东西了。零八年十月，张洁说：“反正现在编导们都忙改革开放三十年特别节目，你自己琢磨做一期土地的节目吧，不限制内容，不限制时间。”
我叼着橡皮头，看着白纸发呆。
束缚全无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头脑空空。我原来觉得，行万里路，采访了这么多人，还不够理解这个问题吗？现在才知道远远不够。我原以为好节目尖锐就成了，陈虻说：“不是说你把采访对象不愿意说的一句话套出来叫牛逼，把他和你都置于风险之中，这不叫力量。要是拿掉你这句话，你还有什么？”
他解释：“你的主题要蕴涵在结构里，不要蕴涵在只言片语里，要追求整个结构的力量。”
他说的是大白话，不会听不懂。是我已经感觉到，却说不出来的东西，又痛又快，好像从事物中间“穿”过去了，有一种非常笨重又锋利的力量。
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什么。
我找各种土地政策的书看，看到周其仁的《产权与制度变迁》，都是法律条文和术语，但步步推导酣杨淋漓“穿”过去的劲儿，一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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