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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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她坐边上另一桌，托着腮，大眼巴巴地看着，我才知道，她找领导是怕我甩手不干了。
　　申勇只说了一句话：“今年全部直播。我们要只想做花架子，就不找你了。”
　　这一年，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
　　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
　　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十二年前，央视刚开始做两会报道的时候，敬一丹是记者，她跟我说过当时第一反应是：“我们还能问啊？”等她成为政协委员之后才发现，“开会并不像电视上那样整齐划一，会场的争论是非常活跃的”。
　　新闻是选择的结果，是人来选择呈现什么。
　　两会不光发布政府工作报告。代表是来审议报告的，审议本身是审查评议的意思，必要时提出批评和质询，是人大代表的职责。审议过程中，不同观点的碰撞是很正常的事，谁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哪一部分提出意见和批评了？为什么？赞成者又是怎么看的？淮的看法更合理？结果会对现实带来什么影响？
　　这一年我们没去人民大会堂，也没有临时兴起把代表拉去小学或医院，抓个热点谈——代表的位置在人大分组审议的现场。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用了四年才走到这一步。
　　定下此事，演播车开到人大代表闭门口候命，才发现一个可怕的问题。同事说：“三月五号开篇这天直播什么啊？代表们都开会去了，二十分钟，采访谁啊？”
　　我也发愁，汪汪转过来看着我。
　　我说：“谁？……我？你疯了吧，我一个人说？谁要看啊？”
　　汪汪日后信里承认她当时像卖保险的：“死乞白赖地和你掰扯，说只能靠你嘚啵了，放心，哪能把你撂那儿呢？说个十分钟就行了。掰扯了几个来回，你突然说：‘其实二十分钟也没关系，我就是算准了时间好准备。’我顿时闹一大红脸，心事被人拆穿的感觉。其实你并没有讽刺我的意思。”
　　呵呵，我早想好了怎么报复她。
　　直播开始，我说：“请导播切一个会议室画面。”我知道后期导播台上汪汪会面无人色——哪儿有直播前不沟通，临时要求切画面这么玩人的？
　　我心里知道她行，汪老师，来吧。
　　我等了一秒钟，猜到她已经切到了空无一人的会议室，就用这个画面说开场白：“子路问孔子，您从政的话，第一件事是什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这句话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对权利的界定要有清晰的认定。这些空无一人的桌椅，其实就是宪法赋予代表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
　　播完之后，我遇到申勇，他说：“第一次感到这个空荡荡的会议室这么庄严。”
　　节目结束，看到一个人在我博客里留言，说柴静像个“教士”，絮絮不休地说着一些正确但是无人会听的话。是，电视机前的人端着碗就走过去了，我在耳机里甚至听到跟我连线的主持人把话筒关了在闲聊。
　　我知道可能没人听。但这事儿就像谈恋爱一样，跟别人没关系，只看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自己的期望。
　　第一天节目完了，晚上十一点，我在咖啡厅对着第二天的文案发呆。汪汪笑眯眯地来观赏了我一会儿，当天日记里写：“她有气无力地和我说：‘第二天可麻烦了，太乱了。’我很薄情寡义地想，这就不关我事了。我一向如此，就她那可怜样老忘不掉。”
　　乱，往年只做单独一位代表的议案，现在需要去找到同一议题的不同意见方。编导们更可怜，半夜三更挨个去了解每个代表对问题的看法：“今年我们直播，不需要您念发言稿，您就按您自己的想法那么说，有不同意见也可以随时插话。”
　　人家满脸狐疑：“那不就吵起来了么？”
　　“是啊，可以的。”
　　第二天，浙江一位人大代表叫庄启传，斜靠在栏杆上抽烟，看我们在那儿布线，我过去打个招呼聊两句：“您等会儿的观点是什么？”他似笑非笑：“不就是听你们央视的导演么，让演什么演什么。”
　　我说：“我们要的是您演您自己。”
　　“我敢说你敢播么？”
　　“您是人大代表，我们是直播，您只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就行了。”
　　直播中，代表邱继宝讲他的飞跃集团在政府支持下渡过难关的三点体会，刚说到第二点，就被庄启传打断了：“你的观点我认可，依靠政府解决问题。但是，政府给你的只是思路，不可能把全部问题都解决掉。可能更重要的……”邱继宝大声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坐在旁边的人大代表周晓光抢进打断：“邱先生的企业在我们浙江，是大企业。但我们浙江还有几十万家小企业。”
　　“企业解决问题不能完全依靠政府，如果过多依赖政府，这个企业就没有出息，走不远。”庄启传找个空子还是把话说完了。
　　邱继宝本人脸涨得通红：“当然得企业主导，关键是企业要面子还是要金子……”
　　原定八分钟的会议直播一直在往后延，居然耳机里没人告诉我什么时候停，汪汪发短信给我：“播出线上沸腾了。”
　　会议结束，现场的两位纸媒同行议论，说这下中央台倒霉了：“本来他们要拍邱继宝发言呢，结果变成一场大争论了。”
　　我把邱继宝请到直播的镜头面前：“这些反对你的声音都是直播出去的，你会觉得尴尬和不舒服吗？”
　　“作为代表，怕尴尬就不要去写建议，你为了把深入的意见建议真正带到两会上形成国家的共识，你肯定要结合实际，不对的跟他争，谁有理，谁就是精英。”他说。
　　“争论不是会让意见更分散吗，你为什么说可以达成共识？”
　　他说：“只有通过争论才能达成共识，争论是争真理，有理走天下。”
　　直播结束，我们进了电梯，邱继宝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这也是第一次啊。”
　　“什么第一次？”我说。
　　“我们开始有了真正的‘议会新闻’。”
　　做这样的节目，编导心里没底，问我：“直播中到底发生什么，没法把握，你能不能先给我你的提问呢？”我说我通常只准备材料，现场听，具体要问什么，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才能知道。
　　汪汪说：“也有编导说他不喜欢你，觉得你欲望太强了，总觉得拼命想证明些什么。”
　　我知道她什么意思：“也许是我真不认为直播前需要什么都准备好……别介意，我就是这么想的，如果记者不向未知的东西去问，那这个节目好不到哪儿去。”
　　“看你采访，眼睛都放着光，攫取的光。”
　　我跟她已经熟到了可以胡说八道的地步：“攫取，对，提问者就得攫取。我还太不够呢，好采访是一刀一刀把一个人的魂儿活活儿剥出来晒，这个剥里面全是逻辑，递进，环环相扣。”再返过头吹捧她：“但是编导在后期的台子上是神啊，剪辑和导播一秒之间，差之千里，一个镜头的调度，就是全部人生。多牛啊。这种各自归位的陶然——哎你没觉得我比以前嘴儿甜了么？”
　　她嘿然一乐，把一份策划案放桌上，食指一搓，推到我面前，“这个你肯定喜欢。”
　　是个叫老毛的代表，淡黑脸，浓眉毛，两会发言时，当众掏出一瓶深黄色的水，往桌上一蹾：“这是我视察时看到的被污染的河水，纯黄色的呀……这就是当地十八个乡八九万农民喝了十几年的水。老百姓真是太苦了。当地最长寿的人也只有六十五岁，因为体检不过关，已经多年没有年轻人能去当兵了。这次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大篇幅提到环境保护，可见中央是多么重视。但为什么一条受污染的河流就是治理不了？有关部门协调工作太不实在，说实话就是失职！”他的手不断敲桌子，自来卷的头发，都震得掉在眼前了。
　　当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的华建敏说：“老毛，你把这水给我，我给你落实。”
　　“哎呀，听了这话，我太高兴了呀！”他说这话的时候，六十岁的人，眼睛是湿的。
　　直播那天，代表团的负责人摸不清老毛的套路，想着要对我们直播负责，就跟他打招呼：“老毛啊，你发言的时候，我待会给你打手势，你看着点哈。”
　　老毛这次拿了支玉米来，是要反映粮价太低了：“这么大穗，才三毛钱，你摸摸。”
　　是，一大粒一大粒，金子似的。
　　直播里，老毛还是和另一位职务是粮库主任的代表争了起来：“城里人挣工资，涨工资速度很快。一九七六年以前，每斤玉米八分收购价，当时工资四十元左右。到二〇〇八年，玉米按提价到八到九毛算，只提十至十一倍；而城里人工资已经达到一千三至一千四百元，至少提了三十倍以上。如按三十倍涨粮价，玉米现在应该是两块四往上。”另一位代表说：“这肯定不行，粮食是特殊商品，这么涨宏观经济要不稳定了。”
　　他说他知道，但是“得把农民的利益补上，种粮的人要有个奔头，你看看你看看多好的玉米”，边说他边把玉米棒子塞在人家手里，劲真大，玉米粒都搓下来了。
　　就这么“吵”了四十分钟。老毛嗓门大，我连找个缝隙打断他都不容易，最后两位算有个基本共识，说粮价一定要涨，“小步快走”。这话后来写进了中央文件。直播完，人家过来拽一把他袖子：“哎呀妈呀你刚才咋不看我呢，我拼命打手势，幸亏讲得还行，你把我吓死了。”他嘿嘿笑，说刚才我扭过头装作没看见你。
　　人走了我问老毛：“你没顾虑么？”
　　“我就是个农民，还能咋的？”
　　“他平时是你领导啊。”
　　“我俩是平等的。都是代表。”
　　汪汪后来老念叨这一期：“那时候我们心里没底，因为没有套路，采访的时候就像新闻正在发生，节目虽然粗糙，却充沛着一种糊涂辛辣的感觉。”
　　我说：“咱们这个活儿像厨子一样，要有那个烈火一腾，下锅的时候响油刺啦的感觉。”
　　吹牛这种事吧，紧跟着就是丢人。
　　我的现场导演是红梅，她做事靠谱，不是她的节目，我也央求她在，踏实。相处久了，她说：“我看了你好多天，其实你什么特别之处也没有，你就是平常说话。”
　　我还挺得意……啊，总算。刚入行的时候，老向观众挤眉弄眼，在心底大喊：“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呀。”红梅这么一说，我还以为七年下来，我真学到了平常说话。
　　结果某天直播，说起大家听政府报告，我顺口就说“万人空巷”。等后来看这段视频的时候，我汗出如浆，羞愤地踢我自己：“这词儿他妈的你从哪儿学的？你怎么就敢这么用？”
　　我知道我是哪儿学的，还蹲在我爸的办公桌下捡烟头玩的时候，作文里就写：“平地一声春雷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幕了……”
　　我的文学启蒙书，是从厨房翻到的批判胡风的文件汇编，我自发创作的第一首诗是献给雷锋叔叔的。跳皮筋的时候，小女生唱的歌谣是：“一朵红花红又红，刘胡兰姐姐是英雄，毛主席题同金光照，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我还以为我都忘了。哪忘得了？只要不留意，它顺嘴溜出来比什么都快。也没别的办法，只能在日记里羞辱自己：“我跟你说小柴，就冲你这敢这么用这个成语，将来杀人放火的事儿你都干得出来！”
　　人性是这样，光靠自己靠不住。
　　有时候累了，半夜回来，就想着明天节目不管了，先睡吧，但看到有人在我博客留言：“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
　　心里一动。又在桌前坐下来准备材料……有人看着，不敢太轻慢。曾国藩说得对，世间事一半是“有所激有所逼”而成的。
　　两会也这样，会上有位呼吁停止银行跨行收费的黄细花代表，这事她从广东两会一直追到全国两会，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较真。
　　她半开玩笑说：“还不都是让你们媒体给逼的。”
　　我问一个哈佛的老教授，社会上这么多问题，改起来有很多惰性，怎么改？他说，让问题浮出水面，让它“不得不”改变。
　　我们第一次在直播中现场连线，让选民全程在线听会，直接对代表作出评价。有记者采访我，瞪大眼睛问：“难道不满意也能说啊？”
　　“当然可以啦，这是社会常态，有满意就有不满意，有了不满意才能更好地督促代表履职。”
　　采访农民工代表康厚明的时候，我们连线了深圳的农民工吉峰，他在直播中批评康厚明前一年履职时“过于软弱”。这是我们两会节目里，第一次出现对人大代表的批评，未见得全面客观，但可贵在于呈现了分歧。第二年，吉峰听到康厚明在两会上谈到农民工养老保险转续，地方保护主义是绕不开的障碍之后，给了他掌声。
　　连线最后，我问吉峰：“你为什么要提出你的意见和疑问？”
　　他说：“我们不对自己的事情关心，谁来关心呢？”
　　直播完，回来车上有同行问：“你们这节目这么说那么说，会不会有风险？”
　　我想起老毛，当天采访完他先走了，我正在直播镜头前采访另一个代表呢，忽然眼前一黑。
　　一个黑影直接从镜头前穿过。
　　全场皆惊。
　　是老毛，嘴里还唠唠叨叨：“我的玉米呢？”他一把从我身边的桌子上拽走了那只黄澄澄的大穗玉米，看都没看这一屋子人，和正对着的镜头。一回身，又从直播镜头前昂头阔步出去了。
　　玉米是刚才采访的时候他落下的。他带玉米来，不是当电视台的道具，急着要拿回会场，是去说服其他代表。他心里眼里都没有直播的镜头。
　　这只金穗大玉米两会结束后我要来了，放在我家书架上，是四年两会我留的唯一纪念。
　　二〇〇九年以后，我没再参加两会的报道，汪汪还是写信给我说说人和事的进展。她有时候沮丧，有时候兴致勃勃，有时候对我不耐烦：“你说得太天真，你能做的只有相信，却不能证明它的存在。”有一天，看到她一封长信，说直播中又采访了老毛，今年明显脾气急，为了一个持续多年的提案，农民贷款难，他提了几年，之前答复一直是“在探索中”。
　　今年，他说：“光探索不行，现在探索多少年了，城里能抵押农村为什么不能抵押？刚才说担保法，法律是不是人定的？为什么不能赶快修改？今天就得提提这事，你说着急不着急？农民不贷款农民怎么能够发展？不能总是探索，怎么解决得拿出办法了。”
　　她写：“他说话急得嗓门都尖了。”
　　我问她，老毛为什么这么急？
　　她说老毛得了结肠癌，六号开会说完这些，八号就回去化疗了。他这是一个疗程没完，本来应该住院观察的工夫跑出来开会的。
　　“咱们做了那么多年两会，”汪汪最后写，“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四年之后，汪汪才把当年她的两会日记发给我。
　　她终究原谅了我：“不管柴静多折磨人，但是除非你受不了，反正她是不走的。坚持也罢妥协也罢，好好坏坏她是不会走的。”
　　我看她这段，想起当年，我、竹青、宇君、小熊、何盈、李总管、小米、韩大叔……大家吵来吵去，深更半夜临时改方案，我也知道要多耗无数工夫，但没人埋怨。每天傍晚直播回来，一推十八楼那个小屋的门，“轰”一下的热气，七八个人都转过脸冲我笑，桌上给我留着饭，姚华把塑料袋里猩红的剁辣椒和萝卜干拎过来，大眼睛的小温温给我倒杯热水。
　　汪汪坐在电脑前查资料。我从不带笔，一辈子丢三落四，一边吃饭一边左顾右盼，想找个笔在纸上划一下。她背对着我，眼睛盯着屏幕，看都不看我一眼，一只手把笔送到我面前。
　　她后来在信里写：“你有点惊讶，我理所当然。十几平米的小屋，我们都挤在一起，彼此一举一动不用眼睛看，用心就能知道。”
　　过了四年，她才告诉我，那个在留言里写“你观察两会，我观察你”的人，就是她。
　　做了这么多年两会，我才开始想最简单的问题：“代表是谁？代表谁？两会是要干嘛？”有人说：“开了这么多年会了，还需要问这么简单的问题？”我说：“不信咱们问问自己。我是谁？中央台是干嘛的？我们到底要做什么？”
　　第十章　真相常流失于涕泪交加中
　　二〇〇四年，我在福建农村采访拆迁。
　　围拢的农民越来越多，人多嘴杂听不太清，我索性站起身问：“你们当时同意这个拆迁方案吗？”
　　“不同意！”居首一位农民说。接着大家纷纷喊起来：“不同意！不同意！”
　　我说：“不同意的人请举一下手。”
　　呼啦啦全部的人都把手举起来，老人家的手攥成了拳头，喊：“我！我！”
　　我觉得这个镜头很有张力，也足够说明问题。晚上工作完，摄像李季在饭桌上提醒我，采访最好不要用这个方式，可以约几个人坐下来问，比较从容地陈述，拿出证据。人们围拢的时候，表达的很可能只是一种情绪。
　　我没说话，不完全听得进去——农民利益受损这么大，上访无果，碰到媒体都不能表达一下吗？再说了，有情绪也是现实。
　　几个月后，在福建采访一家药业的负责人，两位工人因为抢修排污管死亡，舆论怀疑死亡与遮掩污染有关，环保局承认受到压力无法调查此事，我们没有侦查取证的权力，疑问再多，对方都可以否认，“没有”、“不存在”。像我第一次做对抗性采访时一样窘。
　　我想起有次看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新闻节目“60分钟”，记者莱斯利采访前任副总统戈尔，莱斯利问他：“你还会复出竞选总统么？”
　　戈尔一直打哈哈绕圈子，八分钟，眼看这采访要失败了。
　　忽然她问：“戈尔先生，您还会留胡子吗？”
　　戈尔愣了一下，继续支吾。
　　她一笑，收住了，全片结束——那一笑就是“看，政客”。
　　我大概模仿了这个采访。我们坐在厂子的办公室里，刺鼻的二氧化硫味道，摄像师拿领子掩着鼻子，我问这位老总：“工厂的排污是达标的吗？”
　　“是。”
　　“有没有非法排污？”
　　“没有。”
　　“那我们在这儿闻到的强烈味道是什么？”
　　“我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您是说您闻不到？”我靠着椅背，歪着头，挑了一下眉毛。
　　他的脸抽了一下：“我的鼻子，嗯，没有您那样灵敏。”
　　我笑了一下，节目结束。
　　事后大家都对这个结尾印象深刻，说真锐利。
　　我有点得意。
　　庄主任审这个片子，看完对我说了一句话：“要疑问，不要质问。”
　　这点讽刺之意都不能流露吗？我问他：“可是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人呢？”
　　“记者提供的是事实，不是情绪。”他说的跟李季一样。
　　一出门，在南院碰上陈虻，没躲得及。平日我脸上只要有任何异样，他都会批评我——你要是看上去挺高兴，他就会找你谈谈，觉得你“最近肯定没思考”。但要是不高兴，你试试？
　　“怎么啦？”果然。
　　我刚说了个头儿。
　　他就评论：“你的问题是你总是太投人了，热爱就会夸张，感情就会变形，就没办法真实地认识事物了。”
　　“都像你那样……”我带着情绪冲口而出。
　　“像我怎么样？”
　　“像你那样老于世故。”
　　“你如果对这儿不满意，你可以去CNN，或者你当自由撰稿人。”他火了，“你要在这儿就得……”
　　我打断他：“像你这样无动于衷？”
　　又谈崩了。
　　每次跟陈虻吵完，倒都是他给我打电话，不安慰我，也不生气，只是继续跟我讲。
　　“痛苦是财富，这话是扯淡。姑娘，痛苦就是痛苦，”他说，“对痛苦的思考才是财富。”
　　我拐了个弯，去京门大厦的机房找老彭诉苦。
　　当年评论部有几大牛人。他是其中之二，被女同事叫“电视牲口”，有次编片子，十天十夜，吃住在办公室，不洗不梳，屋子里的味儿进不去人。当年，在罗布泊的小河墓地遗址，他扛着四十公斤重的机器和给养在沙漠中走，每天一瓶水，吃一块干馕。零下三十八度的天气只有一条睡袋。回来吃火锅的时候跟我们说，睡在千年古墓群里，半夜被冻醒了，伸手摸到一根红柳扔进火堆，睡眼惺忪中忽然看到满天星斗。
　　老彭靠着满墙带子抽烟斗，见我进来，多烫一只杯子泡茶，看都不看我，“怎么啦？”
　　我嘟嘟囔囔地说领导不让讽刺坏人，以为他会支持我，但他说：“我早想骂你了，沙尘暴那期节目，镜头里你跟着人家走到苦水井口，刚站下就开口问：这水能喝么？”
　　我说这怎么了。
　　他小细眼从黑框眼镜上方瞪我：“你爸不是中医么，中医讲望闻问切，你急什么？江湖的事不是非要人性命不可。你能不能先看一看，闻一闻，听听水声，让镜头里的气淌一淌，再问？”
　　我没话可说，端起桌上那只青釉的日本瓷杯准备喝，他“唉”一声，伸过手把杯里第一遍泡的茶倒了，换上九四年的普洱，“这样喝茶你的舌头才喝得出薄厚。”
　　“新闻调查”的同事小庄有句话：“电视节目习惯把一个人塑造为好人，另一个是坏人，实际上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和坏人，只有做了好事的人，和做了坏事的人。”
　　小时候看电影，人物出场，小朋友们坐在一地瓜子皮里，最爱问的是：“好人坏人？”冲锋号一吹响，立刻热泪盈眶，对坏人咬牙切齿。
　　我以为自己不喜欢这模式，实际上除了这个模式，我也不太会别的。
　　张洁给了我选题的权力，有些题目他想让我采访，但我选择不做，认为有些采访对象臭名昭著，想离他们远点儿。张洁这人宽容，看我一副神色毅然的样子，就作罢。
　　《凤凰周刊》主编师永刚是我的朋友，说起这事含蓄地提醒我：“新闻记者有责任去记录持任何一种观点的人，评判是观看者自己的事。”我转着手里杯子笑而不语，心想，各有各趣味。
　　那几年我做节目的趣味是猛题，烈度高，对抗强，要像铜豆大雨，规模大，气势强，大地为之颤动。
　　阿文被戒毒所卖去卖淫一案，一进办公室，所长拎起暖瓶说“我出去打点热水”，我伸手挽了他一下“不必了”，手指下他胳膊肌肉僵得像铁。
　　他声称对所有卖人的交易不知情。
　　“我可以证明你说的都是假话。”同去的记者赵世龙拿支铅笔指着他。
　　“我不认识他，”所长转向我，脖子上静脉突突跳动，“绝对没见。”
　　“你撒谎。”赵世龙半探起身子，“我假扮成人贩子就是跟你交易的，有照片为证。”
　　坏人暴露，我觉得任务完成了。
　　节目播出后，一家报纸的英文版要转载此事，编辑给小项打电话问有关细节：“戒毒所从什么时候开始贩卖戒毒女的？前后有多少人被卖？这些人都来自何处？戒毒所贩卖人口的非法收入有多少？这些钱都到哪里去了？这个所的主管单位是谁？为什么没有采访他们？……”
　　小项说：“哥们，你提的问题太重要了，我们也特别想知道啊，但有些问题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回答。”组织者、戒毒所里的管教当时在警方控制下无法见到，戒毒所贩卖戒毒女的账册、放人单等重要证据被焚烧拍不到，小项说得很坦率，就算有千条万条原因，但“从专业角度这个节目算是失败的。只有一个图像被处理的戒毒女的控诉，一个图像和声音均被处理的知情人的‘泄密’，一个卧底记者，一场激烈的对质与抵赖。‘新闻调查’一以贯之的准确、深刻、平衡原则在这个节目中并不能完全体现”。
　　雨过地皮湿，没渗人土壤，也不触及根须，龟裂土地上，再强烈的震颤稍后就不见踪影，惩办完个别人，戒毒所换个牌子，我已经转头做另一期节目了。
　　不过我觉得这没办法，处身的环境决定如此，就像小项说的：“一个饥饿的人，赶紧吃上一顿肉就能活命，这时候你不可能也做不到脍不厌细，只能端上一碗颤巍巍的红烧肉。”
　　我认为只要掌握的事实并无错漏即可，法拉奇比我激烈多了，而且CBS的著名主播丹·拉瑟说过：“电视就是瞬间，要有戏剧性。”他出道就以挑战尼克松总统著称，对老布什总统的采访几乎演变为一场争吵，从来不讳言自己的立场和情感，“九一一”之后他坐在地上含泪朗诵《美丽的美国》，这些都为他赢得“勇敢无惧”“富于感情”的声名。但总编袁正明审片时提醒我：“不要不能自持，你有时忘了在采访。”
　　我对袁总说，观众没人批评啊，还挺喜欢，觉得“性情以对”。袁总黑着脸：“你别让观众看出你的喜好来，生活里你怎么样是你的事，上了节目你就不能有这个。”
　　还对症下药，送我一本《金刚经》，我在心里给他起了个外号，方丈。
　　小时候看《少林寺》，真讨厌老方丈，他问李连杰：“戒淫欲，汝今能持否？”
　　小李偷偷看眼手掌里定情的信物，眉尖耸动，姑娘在门后看着呢，眼波像水。
　　老和尚没完没了：“能持否？”
　　“……能持。”
　　姑娘一扭头走了。
　　挺荡漾的心，你让人家持什么持啊你说。
　　袁总升了袁台，不管调查了，还偶尔提醒我：“你看人家芭芭拉·沃尔特斯，老了，越来越稳定克制，你也得这样。”
　　“成熟是么？”我心想可我还没老呢。
　　“不是成熟，”他说，“这是你的职业要求，你成不成熟都得这么办。”
　　二〇〇五年，我与老郝报道《中国改革》杂志被诉案。
　　因为刊发广东华侨房屋开发有限公司改制不规范、压制员工表达意见、致使员工利益受损的报道，杂志社被企业告上法庭，索赔五百九十万。华侨公司强调报道有失实之处，没有正式采访公司，也未罗列对公司方有利的事实。
　　调查性报道很容易惹官司，只要数字或者细节存在争议，被起诉的可能性很大，一旦被起诉，出于保护，证人多数不会出庭，媒体的一审败诉率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这次终于赢了。法官认为报道个别地方与现实有出人，但并非严重失实，他的判决是：“只要新闻报道的内容，有在采访者当时以一般人的认识能力判断，认为是可以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