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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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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结束的时候，他想对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说几句话。我说好。
他说：“等一下。”低了一会儿头，腮帮子紧紧地咬得绷着，抬起来，带着笑容对着镜头：“儿子……”扭头冲我解释，“我管我女儿叫儿子。”
“儿子，你不要为爸爸担心，要好好帮助妈妈千活……”他的嘴都抽起来了，但他还是笑着，“你要记得爸爸跟你说过的话，爸爸不是坏人。”
采访的时间到了，我站起身，说：“保重身体，来日方长。”
他脸上的肉都在抖，但他笑着说，好。
狱警押着他，转身走了。走到十儿米快要拐角的地方，一声尖利的哀号传来，我扭头看，他两只手被铐着，不能擦泪，只能仰头向天，号啕痛哭，那是从胸腔里爆炸出来的哭声。已经看不见他了，监狱曲折的走廊尽是回声。
回来后，我们赶了一天一夜的片子。审片的时候，还来不及配音，老郝拿着稿子对着画面念解说。
有一段是我采访他：“你后悔吗？”
“我不后悔。”他说，“因为我付出过。”
“你还相信法律吗？”
“不。”他说，“我信仰法律。”底下该是解说了，但没有声音，我转头看老郝，她拿纸遮住脸克制着。张洁和我也红了眼睛。袁总看了我们三个一会儿，对张洁说：“你做了这么多年新闻，还是这么感性么？”
转回头对着屏幕：“往下看。”
片子说到农民为反映征地问题，静坐的时候被抓了十几个人。
“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危害到了社会公共秩序，为什么要抓人呢？”我问公安局长。
“我们预见到了，所以它没有发生。”公安局长说。
我问他：“没有发生为什么要抓人呢？”
他说：“为了稳定。”
“可是稳定的前提不是法治秩序吗？”
对方沉默，这个段落结束。
袁总说“停。”转头对我说：“你应该再往下问这样的结果能带来稳定吗？”
有一天晚上，郝劲松给我打电话，说他有点沮丧。
我给他讲了这件事，说：“你是这个人的榜样。”我差点脱口而出“你没有权利放弃”，顿了一下，这个想法是错的，他当然有权利放弃，正义是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许，不是用来胁迫人的，我改口成“你判断要不要放弃”。
之后不久，他去了上海，成为上海黑车钓鱼执法案的公民代理人。我又一次采访他，节目中提到了他向铁道部提起法律诉讼的往事。没多久，采访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车上他的同事问我：“你们为什么要采访这么个刺头，他是反政府吧？”
我说：“他挺较劲，也许也有虚荣心，不过我没觉得他是反政府。他谈的都是法律问题，您要觉得他谈的不对，可以在这个层面上批驳他。”
坐在车前座的王勇平转过头说：“他是剌头，但是我们的社会需要这样的人。”
我采访过一个政府官员，他在当地拆迁时，拿一个小马扎，坐在居民楼下，坐了十几天，两边煎熬，费尽唇舌为居民去争取哪怕多一点点的利益。
“这是个公共用地拆迁，从现行法律来说，你可以贴一张告示就拆，为什么你没有这么做？”我问。他想了想，说“因为如果有一天我的房子被拆，我也是一个老百姓。”
一九四六年，胡适在北大的演讲中说：“你们要争独立，不要争自由。”
我初看不明白。
他解释：“你们说要争自由，自由是针对外面朿缚而言的，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给你自由而不独立，仍是奴隶。独立要不盲从，不受欺骗，不依赖门户，不依赖别人，这就是独立的精神。”
北京郊区曾经发生过政府与居民的剧烈冲突，这里要建亚洲最大的垃圾焚烧厂，居民认为一定会产生严重污染，双方座谈时，脸都扭到一边，“剑拔弩张”。
“沟通不可能么？”我问。
居民代表黄小山说：“政府就要建，我们就不让建。不管是谁，总说这个‘就’字，‘就’要怎么怎么着，那就没任何调和余地了。”
他组织居民举牌子在博览会门口示威，站在第一排，他头发是朋克式的，两边秃着，头上一丛染得像个鸡冠花，很好认。他听见警察悠悠地说“就是那个黄毛”，他在雨里浑身都抖，“不知道激动还是害怕”。在里面待了一夜，出来他换种方式，把“论垃圾为什么不能焚烧”的材料不停向各级政府递交，电视台组织辩论场场到。
政府的专家在辩论赛上认识他之后，请他参加去日本的考察团，“这个人，路上见着姑娘漂亮就使劲看，目不转睛。他很真诚，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高兴的时候就骂。‘真’的人好交往，没有偏激和成见。”
日本国土面积小，百分之九十的垃圾靠焚烧，东京的厂子就建在市中心，进去参观要换拖鞋，他看明白了，垃圾焚烧的技术百年来已经很稳定，“重要的不是烧不烧，而是烧什么，怎么烧。”但小区居民在镜头里骂他‘说他“叛变”了’向着政府说话。
他有点儿像小鱼，热锅上两边煎，但他说对抗不代表独立，“谁也不信谁，不买账，这不行，不能光服从，也不能光对抗，那只是个姿态。得有理由，有科学依据。批评政府，这事咱理直气壮，但也得反思自己，既然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是垃圾的产生者，也该反思我们自己应当做点什么。”他说现在的问题不是垃圾焚烧，而是中国百分之六十五都是湿垃圾，焚烧时如果达不到足够高温，就会释放二恶英。填埋也会严重污染地下水和土壤。他自己花钱开始研究“垃圾甩干机”，想用这个技术来过滤垃圾的水分。“我是个混子德性，本来打算移民，现在我怎么也不走了，这是我的地儿，我就留在这儿，死磕了。说句抒情的话吧，我在哪儿，哪儿就是中国。”
做这些节目时，常常会有人说：“不要往下做了吧，中国乱不起啊。”我理解这样的担忧，老郝和我在北京美丽园小区，曾见到过激烈的冲突。进小区时我吓了一跳，没见过这样的场面：整个小区挂满了红色标语和支持双方的不同颜色的旗子。很晚了，马路上都是人，挥着拳头，打着标语，有人喊：“杀死雷霞。”
这些人都是住在这里的业主，雷霞是业主委员会的主任。她刚打赢了官司，让业主少掏物业费，但物业公司不执行法院判决，突然撤走，停电停水。有一部分业主说是业委会打官司才造成这个后果。他们围在马路上，向雷霞叫嚷。电视镜头一对着，几十人就围上来，把手里拿的纸几乎挥到雷霞的脸上，大声喊：“剥下他们的画皮。”
雷霞不说话，手没有架在胸前，也没有放在兜里，站着听。
面向她站在最前头的中年男子说：“你们凭什么打这个官司影响我们生活？我们愿意交这个钱，交得起，这是民意。”
雷说：“这是一个集体，大多数人作出来的决定，少数人是要保留一点来服从的。这是一个公理。当时票箱表达的意见就是只有十票反对。九百多户投票，八百多户赞成，这不代表民意吗？”
中年男子说他们当时没有投票，因为想让业主大会达不到半数而无效，人数最终过半后业委会官司打赢了，这些没投过票的人在马路上喊“打倒业委会”，业委会的杜平说：“真正的民主是在票箱里表达你的意见，而不是站在马路上。”
但是，马路上的声音太大了。在我们的镜头里，反对业委会的人打支持者的耳光，有人下跪，有人游行，有人拉标语……
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这样的场面，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这事儿会怎么收场，不知道理性会不会在拳头面前落败。
后来我发现，最终起作用的，是那些住在小区里，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反对过投票，原本与这两方都毫无瓜葛的人。
他们被马路上的声音吵醒，渐渐加入议论，在家门口挂上支持其中一方的旗帜，聚在一起开会，建立小区论坛，在公告栏里，贴出自己的意见……而这些人，是以前并不关心公共事务，不想为两块钱的物业费花私人时间的人。
我们采访了其中之一，他说：“以前不太感兴趣，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但这次一方面是觉得这么多人围攻一个人，感受比较深，也比较惭愧。我觉得不能再做沉默者，不去搭顺风车，大家都站出来表示自己的意见，用选票来决定我们的未来。”二〇〇六年的十月二十八号，美丽园进行了第五次业主代表大会的选举，一千三百七十八户，一千零九十四户投票，拄项决议的结果都是六百多对四百多票，最终决定业委会留任，用招投标程序选择新的物业公司，不再续聘原物业。这样的一个结果在很多人看来，徒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它唤醒的东西，带来了马路上最终的安宁。
二〇〇八年，我在美国，正是他们总统大选前夜。华盛顿博物馆的黑人老保安知道我是记者时，突然说：“等一下。”他飞跑着拿了张报纸给我看：“看，黑人新郎被白人警察枪杀，我们要去游行。”
“你们要求什么？”
“建立黑人自己的国家。”
我目瞪口呆：“不会吧？”他看我不信，说“你等等”，大街上随手叫了三组人，一个年轻的家庭，两个挂着耳机线的女孩，一对老年夫妻，都是黑人，“你们说，你们是不是想建立属于黑人的国家？”
“当然。”六个人连迟疑都没有，“你可以到我们的街区去看一看，美国仍然是白人的国家，不是我们的。”
“你们不是有奥巴马吗？”
“他的脑子是白的。”老黑人说。
那个带着孩子的年轻男人说着说着居然哭了，他说他的街区警察的对讲机里，黑人的代码，是“non human being”。
在这之前，我以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和《民权法》已经顺利地把种族问题基本解决了，奥巴马一旦上台更是黑人的狂欢……这都是我的想象和从书中看来的概念。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也没有完美的世界图式。认为一个人、一个概念、一次诉讼就可以彻底解决现实问题，如果不是无知，就是智力上的懒惰。但这个不完美的世界上，还是有一个共有的规则存在。
我问这个老黑人：“你们会选择暴力吗？”他说不会。“暴力解决不了问题，只有智慧能。”
“愤怒不也是一种力量吗？”
“是，但是一种危险的力量。”
“那为什么不选择这种力量？”
“我们还有更好的方式。”他说，“我们有法律。”
我们也有。
采访郝劲松时，我问过他：“你以谁的名义在诉讼？”
“公民。”
“公民和普通百姓的概念区别是什么？”
“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这个当时三十四岁的年轻人说：“我想要宪法赋予我的那个世界。”
第九章 许多事情，是有人相信，才会存在
二〇〇六年二月底，我接到通知，迷迷糊糊去别的部门开会。
被惊着了，因为在“新闻联播”里要开一个有我名字的专栏，叫“柴静两会观察”。
在场有个叫汪汪的姑娘，倔下巴，一丛黑发又硬又直，大眼睛毒得很，在日记里记下一小段当时的情况，“柴静比想象中瘦小，像个初二女生。有人在大声嚷嚷，很吃惊的样子：‘这么多人，就为她一人忙活？’她好像完全没有听见。‘新闻联播’和央视一套两会期间同时包装一名记者，这是前所未有的。但是做惯了精雕细刻的深度报道的柴静，知道她要面对的是什么吗？”
我不记得这些对话，可能听见了也没心思想，我发愁的是根本不知道怎么做两会。
我想按新闻专题的方式做，可两会不是“新闻调查”，没条件做深度专题，这次涉及四个部门合作，三十多位记者同时参与采访，每个人都有自己跟了多年的地方代表团，各有各的采访对象和采访主题，节目很短，一人一句话就过去了，我的存在大概也就是包装一下节目。
我找来老范和老郝，想弄个演播室加些评论内容，但跨部门做事，新部门没有演播室系统，找人都不知道该找谁，所有的布景、片子、灯光……全超越常规来做。
汪汪的任务是协助我们，她日记里写道：“柴和她的伙伴不停地提出要求，设想着更完美的结果，申述着对节目的追求。而我和我的伙伴瞪着熬得通红的双眼，不停逼着自己想办法，求制作部门搬桌子，求电信部门拆机器……我心说：‘哪怕你把我们部的办公室给拆了，也比到处求人好办。’”
老范、老郝是我拉来纯帮忙的，我对她们急，又怕她们跟人急，更怕别人对她们急，腹背夹击，心里像过了火一样，干燥焦黄。
好在汪汪人活脸熟，一件件都差不多解决了。临时演播室就建在新闻直播间的过道里，台领导审片时经过，路过电线，每人都得局促地停住，小小跳一下。汪汪记录道：“柴静不停地说：‘怎么能这样干呢？’有人叹了一声：‘贫贱夫妻百事哀。’完工后，柴静很克制，很客气，说：‘我们能自己干的自己干，尽量不麻烦别人。’”
我一点都不记得说过这样的话，也不知道会给别人带来这样的感受。那时候满心里只有自己要做的事。
但这么做，根本做不下去。
汪汪日记里写：“面对柴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我不得不一直吿诉她：做不到。”
“十分钟的节目想一以贯之。”——“做不到。必须满足两会期间各路代表委员发言露脸的需求，要保证他们的时间。”
“想做出深度。”——“做不到。三十多路记者分头采访，面是摊得开，深度是不可预知的。”
“想事先设计。”——“做不到。做后期节目的人无法安排柴静的日程表。”
“只要我有空我就可以采访。”——“做不到。采访线索、采访对象、采访路线、采访设计要靠多个部门共同组成的前期记者团安排。”
她继续写着：“柴静忍耐着，没有流露出不满。她脸上扑着粉，不，说挂着霜更像一些。她仍然表现出很有涵养的样子，但是，当一个人表现得很有涵养，其实是传递着不以为然的意思。”
瞧我当年这后娘脸，这让人为难都不自知的劲儿，不知道她是怎么忍过来的。
两天后，我在台东门跟老范、老郝告别：“你们都回去吧，再也别来了。”她俩想说什么，我止住了：“你们要在，我更不好过，走吧。”加上当天有点夕阳。战场上掩护战友先撤似的。
日后汪汪说：“你会有那样的心情，我可能比你自己都先知道。你坚持到生硬的地步，不肯让自己软弱下来，对人好又不知道怎么表现，有的样子实在是有点可笑呢。”
我横下心，不折腾，一切按惯例来，这样最简单，因为我连采访都不会了。按“新闻调查”的习惯，每采访一个人，坐下来问个二三十分钟还问不完。可人家是晚上的新闻节目，只要三十秒的同期，一句话。我这儿问半天，节目根本来不及。
后来编导也没办法，写了张纸让采访对象念。我握着话筒，站在那儿举着。
拍完了，同事安慰我：“先打一枪，然后再在那个洞上画一个靶子，效果是一样的。”
我拖着话筒线，蹭着地，踢里踏拉往回走。
常青是我的现场摄像，穿件户外装，手里攥俩核桃，到哪儿都揉着。他不太爱说话，尤其跟女同志，工作拍完完。在街上等车的时候，他大概看出我的沮丧，忽然开口说：“要不送你俩核桃吧，时间长了，磨圆了就好了。”
汪汪在日记里写：“今天傍晚柴静完成采访回来，看见我第一句话问：‘你看我是不是成熟多了？’”
“我愣了一下：‘怎么了？’”
“她不肯说。不说就不说吧。这几天，柴静的脸色活泛多了。虽然有时会悄悄地叹气。但不管什么情况，跟人说话总是神色和悦，有时还会反过来安慰别人。”
她写：“但我宁可听别人发火，也不愿意听她叹气。”
我出溜了，放弃采访，演播室也不弄了，随同事自己采，我找个人民大会堂的中心位置，对着彩旗昂首阔步录完一个串场，卸妆回家。
回到家，我父母来北京陪我们姐妹一阵子，我跟我爸去给他的电动自行车上牌照，但当时在北京挂牌，发票除外，还要暂住证。我本以为办暂住证带上个照片和身份证就可以了。去了才知道，还需要房主的户口本。可房东住在丰台，去一趟太远。
我爸说：“算了。”
我妈说：“还是去吧，听说零八年外地人没有暂住证就得被遣送回去。”
老头有点倔：“那我不出门了。”
再劝。
他起身去卧室了：“我回山西去。”
妈在择韭菜，半天不作声，忽然说了一句：“其实最怕的是生病，生病以后医保在家里，还得回去住院。”
我爸老说要回山西，还有一个原因，他不说，但我知道，他总觉得应该再去挣挣钱。
在北京工作的外地人都知道，如果不违法违规，要让父母在北京住，住在老人生活方便点的城区，有一套小点的房子，得多少年。这是身为人子的责任，但父母总觉得孩子的负担太重，心里不安。
在家闷着。台里给我开了一个两会的博客，我看看留言。一个出生在贫闲家庭的人，母亲有精神病，不能干活，父亲把他带大，九五年，他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打工赚钱，在城市基本安了家，把父亲也接来。日子还没过上多久，父亲就得了重型肝炎，可以换肝，医生说手术的成功率是八成，就算他借到二十万元的手术费，就算手术成功，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月还得准备八千元护肝费。
他写：“面对巨额的手术费，我眼睁睁地看着把父亲从中山三院接回了老家，二〇〇四年九月二十一号的早上，当护士拔去父亲手上的针头的那一刹那，我的眼泪几乎可以说是爆发出来的。为了不让父亲看到我痛苦的样子，我几乎咬破了嘴唇，目的就是要止住泪水。”
他说：“现在，我得了一种恐惧症，总是做噩梦，人也变得很压抑。一是想到在父亲面对死亡的时候，自己的无助，我就自责、内疚。二是恐惧要是哪一天自己得了病，留给家人的恐惧和无助。这个病，我们老百姓实在是得不起呀！！！”
三个惊叹号后，他说：“柴静，祝你家庭幸福，工作顺利。”
回去我跟领导商量：“能不能换个方式做两会，比如从我家的小区说起？”
领导同意了。
我们站在小区门口，机器架起来，有点尴尬，路边剃头的白大褂师傅从眼镜上挑眼一看，把手里的头一按，继续理。卖彩票的大姐把采访车拍得啪啪响：“往那边停，那边停……什么两会不两会？别拦着我做生意。”
楼上的大哥带着他家的萨摩耶犬从我身边过，我拦着他，他笑：“说这有用么？”
“不说肯定没用，你说是吧？”
大哥呵呵一笑摇头走了，倒是雪白的萨摩耶熟稔地站下，等着我摸它头。
卖煎饼的胖大姐一向待我热络，我奔着她去了，头一次见大姐扭捏：“嘿你这姑娘，两会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说么？”摄像机一架，她对着煎饼摊的玻璃用手指扒了几下头发，说得我们关不了机：“哎我那孩子，学校收费太贵……”她一开腔，晒太阳的老太太们都围过来了，一人一句，说药费不合理，买菜买得心都疼……保姆小姑娘放下手里的毛线，探头看了过来，我楼下租房的小伙子也插话进来：“这房价能说说么？……”
一直到采访结束，大伙都散了，戴红袖套的联防队大爷还追上来，问我能再对两会说两句么，他要说的是没人赡养他的事儿，“两会能不能管？”摄像已经撤了，我手里只有一个没线的话筒，但我看着他的神情，说不出拒绝的话，拿着空话筒对着他，让他说完。这节目在“新闻联播”里播了，在节目的结尾，我说：“至于我自己，我对两会的愿望是希望像我父母这样的人，能更多地从这个社会得到依靠和快乐，因为他们老了，而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像我一样的孩子。”
几天后我们按惯例跟拍代表们去农村座谈。那是京郊条件很好的村庄。不少代表和媒体，大概有三十几人，都坐在茶几边上，桌子上整整齐齐放了十个果盘，花生瓜子堆出圆满的尖儿，男主人穿着毛衣，里头打着崭新的领带。
郭凤莲拉着女主人的手：“日子过得好吗？”
我目瞪口呆，这就是她所理解的电视语言——不是她要这么说话，是她认为电视台要让她这么说，人家坐在那儿也不舒服。申纪兰从屋子里出来往外走。我想拉住她问两句，老太太绷着脸一甩手：“在屋里拍得还不够啊。”
当记者这么多年，没碰见过这样的情况，是真羞愧。我们索性把机器暂时关了，跟这几位代表说：“你们是代表农民说话的，可以在我们镜头里说真问题。”
郭凤莲看了我一眼，迟疑着说了一句：“我是关心……今年给农村的这三千亿，这个钱能不能到老百姓手里？”十几个村支书本来都在一边袖着手看，慢慢都走过来了，说：“不要大拆大建”：“不要把管理民主当成是用粉笔在小黑板上写个钱数”……
我看见常青镜头摇过去，申纪兰正在用劲拍郭凤莲的肩膀：“凤莲，你给老百姓说了实话。”
回去车上，常青说：“这个村子不错，可以在这儿娶个媳妇儿。”我跟他开玩笑：“你可不要颠覆我对你的看法。”
他忽然说了一句很有棱角的话：“今天不是一直在颠覆么？”
天安门广场上记者最多，镜头“呼啦”就上去了。
我半蹲着找了一条人缝给录音把线拉着：“从这边过去。”
这时，地方台的同行把他扛着摄像机的同事往后扯了一下：“不要和中央台抢镜头。”我来不及阻拦，那位摄像师已经迅速撤到后面了。这样的话，大概他常常听到。
我惶恐，不光是觉得对不住同行，对自己也没有任何好处——新闻是争出来的，如果不必找就有人主动等着你采，不用费力就可以问出答案，不满意他还可以说第二遍，这种新闻，能有多少价值呢？一个代表被二三十家围着，来不及辨别哪家时，众声喧哗里才能检验有质量的问题。晚上吃饭的时候，在“新闻联播”上看到一个我从没见过的镜头，一张脸大概占去四分之三的画面，是贴得太近造成的，还摇摇晃晃。
贴着他脸的是各个媒体的话筒。
这张脸是当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林毅夫，在人民大会堂门前，政协会议还有十分钟就要开幕，他在说：“我的提案是给新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问题……”
围着的记者太多，摄像肯定是被推来搡去，因为晃得很厉害。离得太近了，又是广角，林的脸几乎是变形的。一块看电视的同事端着饭碗乐了：“以前联播可没这样的脸。”
“新闻联播”的这条新闻还真不短。
电视里林毅夫正说到：“对农民的房子拆了再建的问题，要听农民自己的声音……”
办公室大家都围上来，看他怎么说。没人再管他占满了屏幕、摇摇晃晃的脸。
第四年，我有点不想参加两会报道了，有媒体采访我，“你们今年报道哪十大热点？”
我问她：“你记得去年的十大吗？能说给我听听吗？”
她笑：“能记住一两个就不错了。”
我说：“就像水龙头一样，这十天来了我就把它打开，特别繁华，哗哗流。开完会一拧，滴水不漏，到明年再来一次，跟去年已经没关系了。”媒体倒是越来越热闹了，但都在新闻发布会上比谁的衣服颜色鲜艳，能拦住高官问问题，哪儿人多往哪儿去，管这热闹是什么，生怕自己落下。三八节拍点女代表，平常拍点穿得漂亮的少数民族代表，怎么花哨怎么来。三千多记者一起，大清晨冷风里排成一个大方阵，长枪短炮，还有很多人架着梯子站在上头举着镜头，等着代表委员从车上下来，呼啦啦围上去，一边围一边有同行低声问我：“咱们采访的这人是谁啊？”
有天下了雨，政协委员都从北门进了，记者没法在这个门停车，只能走路到正门。长安街沿线，一会儿一个，连伞都没有，淋得透湿。
第二天是雪，早上洗完头没干透，刚出门，发梢上都是冰凌子。这次车停在广场西边，得走过一整个广场到东门，地上全是水。四百米走过去，鞋和裤腿都湿了。等捂干了，又得走回去。
第三天是风，五六级的风，一冬天也没那么冷过。我学了乖，穿上羽绒服和棉鞋，大围巾裹着脸。回头跟同事说话，嘴都冻得拧一块了，张不开。
这次广场空空荡荡，连站岗的都找个地方待着了。
只看见不知哪个台的姑娘，拿着话筒在出现场。她把大衣脱了，没地儿放，夹在腿中间，就穿了一件白色西装，里头一件红衬衣，话筒一看是为两会专门备的，套了红绒。
“三月的北京……”她刚张嘴，一阵风，话就堵回去了，头发都扑在脸上。
摄像戴着大帽子，缩在棉袄里，大声喊：“笑一点，重来一遍。”
我顶着大风哆哆嗦嗦地往前走，看着她努力地用手拂着头发，两腿向内弯夹着棉大衣，满面笑容地说：“三月的北京，春意盎然……”
汪汪再来找我谈报道方案，我对她们说：“我不想做花架子。”
她找申勇主任跟我谈。我心想，你居然告我的状。她后来说起早早坐在二楼沙发上等我们的心情：“又怕你到晚了让申勇等，又怕你到早了让你等，又怕冷落了你，又不知道说什么你爱听，又紧张你能不能通过，又紧张你通过了申勇能不能通过……真是难为了我这样的小人物。”
哼。
她继续扮可怜，说自己七年前刚进台的时候，“土头土脑，唯唯诺诺，笨手笨脚，又怯又倔，不会讨喜，有的人甚至一见我就忍不住会发火呢。”
我再生气也笑出来，想起小时候有个伙伴叫小胖，回回破庙打鬼偷鸡蛋，逃跑时都是她倒数第一我倒数第二，有种相依为命之感。
申勇来了坐我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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