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我-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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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期间，我比任何时候都胆战心惊。如果有人要害我，把我的名字报上，我将死无葬身之地。不过，总算万福万幸，始终没有人报我的名字，或是有人报了而被救苦救难的哪位菩萨救了也未可知。反正这一关我也算平安渡过了。
　　经过连续几次运动，各类阶级敌人基本上都挖出来了。接着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就是把那些揭露出来的人，是农村的就遣送回老家，由当地的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家在城里的，当然不可能送他回城享福，那就继续留在场里，或挂牌子或戴上帽子就地劳动改造，接受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回我身边再也没有保护伞了。江书记工作忙，不可能每次都有人向他传话。傅应农书记前不久又调走了。新来的艾书记本来对我也是了解的，平时面对面也讲过我的一些好话。但现在是在运动中，阶级斗争是最讲阶级立场的。艾书记是一个开口闭口阶级斗争，人前人后最讲阶级立场的人。如果有人要整我，他能说什么呢？我了解他的为人，只要他不落井下石，也就对得起我了。
　　早就听到有人背地里说：“不把金成搞掉，将来吃不消。”
　　这句话的前半句我明白，而后半句我想了很久也没弄懂。所谓“吃不消”是说金成有三头六臂的本领，还是怕金成有牛鬼蛇神的邪术？左思右想，悟其用意大概是这一回一定要把金成赶出南山垦殖场，以绝后患！
　　凡清理回家的人，大多要先把他搞臭，扣上一顶帽子，写上几条理由，然后名正言顺押送出场。而金成的头上至今还没一顶帽子，甚至连辫子也没抓到一条。就这样清理回家，不但理由不足，还太便宜了他！
　　我终于被揪出来了。那天我正在工地灌沙包，快近中午时，有人大声唤我说：“金成，分场要你下午回去。”
　　我一接到通知，心里就明白，严峻的时刻到了。吃过午饭，我不敢怠慢，独自一人默默地朝分场而去。我沿着那条羊肠小道，翻过两座山峰，步行十里，当分场最外围的那排面朝公路的老式平房进入视野，我一眼就看见墙上贴着一幅白纸黑字的大标语，上写着“坚决把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的幕后策划者金成揪出来示众！”与我同时被揪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的好朋友李世成。标语上写他是“打人凶手”。这个时候给我扣上“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武斗的幕后策划者”的帽子，给李世成扣上“打人凶手”，同时揪出，同时批斗，真有一石二鸟之妙。看得出来，今天这事的策划者还真费了一番心思。
　　李世成和我是当年同一部车同一天来到南山的。在水塘头时我们同住一个宿舍，后又一同搬到二分场。这小伙子性格直率，讲义气，爱学习，能吃苦耐劳。但处世为人粗犷，不注意言行检点。
　　记得在水塘头时，有一年夏天，后勤人员提了一桶凉开水放在外面的一棵树下，桶盖上搁着一只公碗，一把舀水勺。生产队的大部分人都来树下喝水乘凉。此时一位分场领导走过来拿起水勺舀了一勺水对着勺子张口就喝……
　　李世成见了，气呼呼地走过去夺过水勺往地上一扔，还踩上两脚，嘴里骂道：“喝了你会死！连卫生都不讲。有公碗不用，只顾自己，别人就不喝了？”凶得那个分场干部面红耳赤。他这牛性一发，谁也喝不住，只有我和钟志鸿等少数几个人的话能进他的耳朵。
　　说李世成是打人凶手倒也不是毫无根据。有一次分场开批判大会，本来会议已结束，主持人宣布了散会。这时不知为什么在众目睽睽之下，他突然抓住一个人不轻不重地搧了一巴掌。我与他交往多年，就看到他这一次打人。
　　我回到二分场，无人向我打招呼，也无人对我说回来做什么。只是有人背地里悄悄提醒我：“今晚开你的批斗会，注意点。”
　　晚饭后，我早早地站在会场外等候。不一会李世成也来了，就站在我的旁边。我小声对他说：“站远点，不要让人家怀疑我们搞攻守同盟。”
　　约八点左右，来开会的人基本到齐了。但我们不敢擅入会场。按照以往的惯例，被斗者入场前，先有人领着场内群众如山洪暴发般呼一阵口号，以显会议的威严，压一压批斗对象的气焰。要听到呼最后一句：“把xxx揪上台来！”被斗人才敢上场。但是，今天没有人呼口号，气氛也并不十分紧张。会议主持人只派了一个普通群众走到我身边不冷不热地说：“叫你们进去。”
　　我们走到一个用几块木板临时搭成的高台上，看到台子后面有两块用硬壳纸做的黑牌，我就主动把我那块挂在脖子上，李世成也自己挂上了。批斗会就这样开始。
　　主持人简单说了几句，也没让我们作自我检查，就直接由群众发言。
　　最先发言的是一个常在忆苦思甜大会上涕泪横流的生产队副队长。他的发言只有一句话：“金成，你在文化大革命中幕后指挥打了多少人？”
　　本来我想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但没有打过人，更没有幕后指挥打人，我是一贯反对打人的。”但一转念，话多必失。比如，如果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有错误，人家就会抓住这两个字继续质问：“你犯了哪些错误，要老实交待！”这样下去就可能没完没了。因此我就紧接人家的提问，回答了一句话：“我在文革中从来没有打过人，也没有幕后指挥打过人。”不知道是对方认可了我的回话还是没想到下文，发言竟短暂地冷场了。
　　但不久就有第二个人发言。第二个发言人也只质问了一句：“金成，文化大革命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我同样用一句话回答：“既然贫下中农批判我，说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
　　出乎意料的是，刮了那么大的风，打了那么响的雷，却只下这么一点毛毛雨。更出乎意料的是，那几位对我误解最深的朋友，平时在某些场合常表现出愤愤不平，大有不把金成揪出来誓不罢休之势，此时却无一人出头说话（我真希望他们能当面把心里的所有误解都吐出来。好在这些同志很快解开了心结，这之前、之后直至今天仍是我的好朋友老兄弟）。在这样一个大会上，只有两个人发言，两句话质问，再无人揭发，也无人分析批判，连最起码的程序都没进行完，对我的揭发批判就这样结束了。这同样让我有些感到意外。后面就把我晾在了一边，矛头集中指向了李世成。
　　有人问他：“你在文革中打了多少人？”
　　李答：“就打过一个人，你们都看见的。”
　　又有人问：“是谁指挥你打的？”
　　李答：“谁也没指挥，是我自己有气打的。”
　　再有人问：“你为什么要打人？”
　　这一问倒好象挑起了李世成的满腹怨气。他挺直了腰，瞪圆了眼，提高了嗓门，竟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先打我们，我为什么不能打你们？”
　　在批斗大会上用这种语言来回答群众，这还了得！他的“负隅顽抗”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带头呼起了口号：“行凶打人罪该万死！”
　　李世成并不示弱，振臂大叫：“行凶也是你们先行凶，你们才罪该万死！”
　　这愣头青就是这样不看时候，这种场合怎么能硬碰硬，不服软呢？有人马上从后面抬出一块早就准备好的足有六七十斤重的大樟木板，上面写着“打人凶手李世成！”一根粗糙的草绳绑在木板两头，中间留一个圆圈，用来套在脖子上的。
　　李世成那个牛性子，岂肯就范。但双手难敌四拳，任凭他怎么挣扎，木板最终还是套在了他的脖子上。为了不让他把木板取下来，一边一个彪形大汉，使劲捉住两只手，这样他就无法动弹了。
　　后面再不让李世成说话了，专由群众发言，分析批判。其实，李世成就是打了这一个人，分析来分析去，重三倒四，再怎么说还是这么回事。发言的也就是那几个人循环往复。他们不厌其烦无非是要争取一点时间，不让那块刚挂上去的大木板下得太快，让这家伙占了便宜。
　　折腾了一个多小时，听众好象有些厌烦了，有的开始悄悄地离场。积极发言的也好象找不到新词，显得兴致不高。于是主持人走到台前，说了声今天批判会暂时开到这里，接着宣布金成和李世成明天游街示众。然后要我们先离场。
　　按照惯例，我们离场时也应有人领头呼几声口号，如“xxx滚出去！xxx爬出去！打倒xxx！”等。今天这道程序也省了，我心里倒犯起了嘀咕……。唉，那年月不管是好事坏事、有事没事总让人不放心。
　　游街示众是当时很时髦的一种斗争形式，文革初期极具威慑力。不过随着运动的发展，这种形式用得太多太滥反倒让人习以为常，显得平淡无奇了。
　　凡游街示众的人都要按要求有一番讲究：头上要戴一顶足有二尺多高的帽子。这高帽用竹片扎形，用白纸糊面，然后写上游街人的姓名和罪状。脖子上还要挂一块黑牌，手里提着一面大锣。每到一处就要先敲一阵锣，象耍猴戏那样，用锣声把观众吸引过来。观众到得差不多了，“猴老板”就说一声“开始”。然后挂牌人自报家门，历数自己的罪状。目的就是要把批斗对象搞倒搞臭。
　　第二天清早，我挂上黑牌戴好高帽提着大锣正要出发，可是几个押解我们的人找不到李世成。原来李世成不服气，清早就上水轮泵站工地去了。这样我们就只好先去工地，找到李世成，然后再开锣唱戏。
　　我们一行五人很快来到水利工地，李世成是找到了，可他怎么也不肯戴高帽挂黑牌。他们几个人便一拥而上，按手的按手，摁腰的摁腰，合着力气将高帽子往李世成头上插。也不知李世成哪来这么大的劲，他们四个人怎么也捉不住他两只手，他总能挣出一只手来，把强插在头上的高帽掀掉。就这样你插我掀，你掀我插僵持着。
　　那高帽的骨架是用竹片做的，很是粗糙，有些棱角就象刀口一样的锋利。只见李世成的头脸手上割出一道道血口子，把好端端的一个人弄得血肉模糊。我忍不住喝一声：“李世成，别挣扎了，戴上。”他这才停止了反抗，戴上高帽，挂上黑牌。
　　我问他们：“开始吗？”其中一人点了点头。我就使劲把锣敲得咣咣响。周围本来就有许多人。听到锣响，远处的人也围了上来。我就开始大声地自我介绍：“我叫金成，文革中犯了错误，今天向贫下中农低头认错。”我没有什么话好说，只能说这几句，他们对我也没更多的要求。我的第一场演出算是结束了。
　　轮到李世成了，这头犟驴还是那几句话，而且叫得更响，字字句句充斥着满腔愤怒：“我叫李世成，他们说我是打人凶手。是他们先打我们，我才打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打人凶手。”
　　这一回算是李世成斗赢了。后面每到一地就没再让我们说话，只让我们敲锣，等看热闹的人基本到齐了，看清了我们的真面目就转移地方。这样同样达到了“游街示众”的目的。
　　游了一天，走遍了全场。最后回二分场时我问他们明天还游不游。我的意思是如果还要游，这些道具我自己保管。他们说不游了，我便把全部道具如数交还。
　　不久李世成就被遣送回家，直到后来落实政策才回场。而我只听到风声说要把我清走，但始终没有接到通知，因此也就一直没离开南山。
　　一九八六年我在总场编纂场志，查阅档案时，看到了当年报总场的那份清理对象名单。在“现实表现”一栏中，绝大多数人都写有一至三条理由。如有的写“思想反动”，有的写“好吃懒做，有剥削阶级思想表现”，有的写“打人凶手”等等。而我的这一栏却是空白。这时我才明白，当年为什么我一直没有被赶出南山。
　　眼看清理阶级队伍快要结束，该有一段平静的日子了。可谁知又节外生枝引出了一段莫名其妙的故事。
　　一天下午，我从水轮泵站工地回二分场，正好碰上团支部书记丁翔。他象有什么要紧事似的老远就叫我说：“哎呀，正愁找不到人，正好你回来了，真是时候。”
　　我说：“有什么要紧事啊？”
　　他说：“你赶快回去，通知工地上的团员回来，晚上开会。”
　　我说：“天这么晚了，怎么来得及？”
　　他说：“我去分场给你借部自行车，你骑车去没问题。”
　　那时全分场就是一把手有一部专车。前不久我才学会骑自行车，一见车子就直痒痒。听说有自行车骑，自然乐意。我骑上丁翔借来的专车，神气十足地向工地赶去。
　　一到工地，时间不早了，我马不停蹄地一个一个地找，一个一个地叫，所有团员总算都通知到了。已是开晚饭的时间，我就到食堂打了一碗饭，准备吃了饭就回去。这时，一个叫杨金莲的女孩子嘻嘻哈哈地跑过来向我要车子，说是骑骑玩玩。我说我马上要走，不行。她说：“你还在吃饭，我就玩五分种。”说着就到我的口袋里抢钥匙。
　　我不是不给她玩，我是怕她会骑走，因为她也要回二分场去开会。我说：“你不能骑回去啊，我要赶路的。”
　　她嘴里应了声“好”，就跨上车子，头也不回向二分场方向飞驰而去。我只好无可奈何地望着她远去的背影，三口两口吃完饭，步行赶回二分场。
　　杨金莲也是个马大哈，晚上，她居然没把车子交还我。我以为她还给分场了，就没有过问。其实，车子钥匙还在她身上。糟糕的是，第二天清早，车子不见了。
　　这下问题可大了。尽管是一部旧车子，至少也值上百元，相当于我半年的工资。而且又是领导的专车。再说丢的也不是时候，运动仍在继续，阶级斗争错综复杂，人家上纲上线一分析，说情况有多严重就多严重。
　　分场领导当面倒没有多说话，只是要我一定要把车子找回来。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向有关和无关的所有人打听，可是什么线索也没有。
　　据说当时只要失盗的物品折算金额上了百元以上就要立案调查。可这部自行车被盗，看起来分场很重视，却没一点行动，只是要我一个人去找。而当我没找到任何线索时，分场又传出了另一种尖锐的声音，说这部车子天天都放在那里，一直平安无事，偏偏在这个时候，金成骑一次就丢了，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什么问题？起初没有明说。凭我的经验，在这种蓄意的含糊其词之后，必有一针见血之举。果然，时隔不久，一种上纲上线的说词就振动了我的耳膜：金成肯定跟外面的反革命组织有联系，车子肯定是他里应外合，让外面的反革命组织偷去搞反革命活动去了。
　　好在这种丰富的联想并未发展成相应的革命行动。只是不几天就作出了一个比较温和的处理决定：自行车作价一百二十元，由金成赔。
　　谁都知道我从无分文积蓄。于是领导就通知财务室，从我的工资中扣除。每月十元，扣完为止。
　　据说，处理这个问题，会上有过一段七嘴八舌的分析，说些什么我不知道。但最后作出这种决定，我听说名正言顺的理由有二：一是按我们本地的一句老话“收肉账问提手”，意思是车子是谁骑走的就应由谁来赔；二是这样的事情只能这样处理，不这样处理车子就出不来。
　　当时我每月出满勤才二十四元工资，扣掉十元，还剩十四元。吃饭、抽烟、零花……花钱是无标准的，有钱，千元万元也花掉了；无钱，哪怕分文全无，也同样一天过二十四小时。何况我每月尚余十四元，足可维持基本生活。
　　有人替我抱不平，要我去抱杨金莲的被子，说是把事情闹大，分场一定会重新处理。我说，小杨是无辜的，我不能这么做。我心里明白，也许有人正等着我把事情闹大，如果我稍有不慎，冷不防被人家逮着一个空子，抓住一条辫子，那麻烦就大了。
　　我对这些好心人说：“没关系，这钱肯定是给我存的，到时候我一次取回来，还能发个小财呢。”
　　那人说：“有这种好事？”
　　我说：“没问题，你等着瞧。”
　　六个月之后，一场新的运动又开始了。工作组很快就进驻了分场。组长是一位下放干部，大家都叫他“李科长”；副组长是凌金生书记。
　　我觉得时机成熟，应收回我的零存整取了。我找到两位组长，反映了我的情况。他们听了，当场就明确答复：“待我们了解，如情况属实，我们一定把钱退还给你。”没过三天，财务室就通知我去领钱，一共六十元。我一生从未摸过这么多钱，满心欢喜地琢磨着这钱该怎么花。
　　那时的手表可是希罕之物，价格也不是太贵，但买得起的人却不多。常看见有些戴手表的人故意把袖管卷得高高的，在人多的地方不停地举着手“看时间”，那得意劲真让人羡慕。于是，我就用这些钱买了一块手表。尽管不知是二手货还是三手货，但看上去还是晶光闪亮。带在手腕上，多了几分神气，少了许多寒酸，我把它看得比宝贝还要贵重。
　　第六章　我不憎恨女人
　　导读﹒偶感（七）
　　在爸爸最辛苦的时刻，终于飘来了一朵绚丽的彩霞。身为人民教师的丁霞阿姨，气质飒爽，落落大方——若干年后我们见到她，既喜欢又感激。在那冷酷得几乎不近人情的年月，她能与我的父亲倾情相爱，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心呀！尽管他们的结局是苦涩的，但是她的那份情毕竟让父亲在那冰冷的岁月里感受到了春天的温馨……。
　　丁阿姨，我们祝您晚年幸福！
　　请看——六、我不憎恨女人之一、初恋的甘苦。
　　第六章　我不憎恨女人之一　初恋的甘苦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年轮贯满二十六圈，已经跨入二十七。这个年龄如果是在机关单位就不算大龄。但作为种田人，特别是我这样的人，到了这个岁数，个人问题就难免着急了。
　　首先着急的是我的父母。一封封家书，说的都是这事。他们认为我在外面，成个家应该不成问题，责怪我不把父母的嘱托放在心上，只顾一个人唱歌演戏快活。他们那里知道我的艰难处境呢？而我的难处又怎么能向父母直诉呢？我每次回信只能说我的一切都很好，请父母不要操心。至于找对象成家那是早晚的事，只是目前工作太忙，无暇顾及而已。再说身边也没合适的，总不能随便捞一个吧？
　　我这里只说“工作太忙”，至于什么工作？我从来没对家里说过。当时虽然大肆宣传种田光荣，在农村大有可为……。可城里人到农村就叫“下放”，犯了错误的人就不会让他在城里，大多是到农村劳动改造。而农村的人哪怕是进城扫街掏粪，也会喜庆得发疯发狂。所以我对父母只含糊其辞地说“工作太忙”“一切都好”而不说“种田太苦”“劳动太累”，更不说“老婆难找”。我不能给父母带来一点点宽慰和满足，总不能为父母平添愁烦吧？
　　但是，我心里从未失去自信，我就不信我会打一辈子光棍。然而这种自信又常觉得苍白无力。如此矛盾的心态把我的精神世界搅得乱七八糟。独思冥想时常借阿q的妄自清高以自慰，而在女孩子面前又象老鼠见猫，畏而远之。
　　常听人说“缘分”二字。我希望世间真有缘份存在，我更希望缘份能属于包括我在内的所有人。然而此后不久的一段初恋，缘份却与我擦肩而过，只给我留下一杯难咽难忘的苦辣汤。
　　一九六八年，我的好友徐真和与女青年杨丽群结婚。作为贴心朋友，我当然不可能袖手旁观。就在他们完婚的那天下午，我到他们的原住处看还有什么事情能帮上忙的。那时，徐真和已是南山小学的语文教师，他的老住房就在离学校不远的一间竹木结构的土屋里。因准备工作均已就绪，我进到屋内无事可做，就坐下来与小两口闲聊。
　　不一会又来了一位年轻的女教师丁霞，接着他们学校的兰雨富校长也进屋来凑热闹。大家没说几句话，徐真和突然想起还要出去办点什么事，拉着新娘走了。这样房里就剩下我、丁霞和校长。兰校长不知是误会新郎新娘的意思还是误会了我与丁霞的关系，新郎新娘刚出门，他也立即站起来说：“你们俩多坐一会，我也有事。”边说边退出了门。
　　房里就剩我和丁霞一男一女两个单身。在这种情况下，单独和一个未婚女子相处，对我来说，还是第一次。而这个“第一次”又是来得如此突然，竟一时让人难以适应。兰校长刚迈出房门，房间里的一切就好象突然变得迥异反常。我虽然也曾憧憬过、梦幻过类似的情境，但我在那个虚无缥缈的世界里只陶醉了瞬间就被苦恼和忧伤唤醒，重新回到心烦意乱的现实中。而此时此刻，当我期盼的时刻已经到来，我梦寐以求的仙境已初现端倪，我梦中的佳人就在眼前之际，我却象一头呆驴不知所措。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实在是太偶然太意外了。我两眼望着窗外，脑中空空的，嘴巴笨笨的，心里傻傻的……。而此时的她却很是沉着镇静，稳稳地坐在那张小竹椅上，只顾埋头织毛衣……。足有两三分钟，两人默默无言。时间好象停止了，空气好象冻结了，气氛好象越来越紧张，我的心跳也好象越来越急促……。我想说点什么，但又不敢、也不知如何开口；我朦朦胧胧地希望和她就这样永远关在这个小屋里不再分离，但就这样呆着又实在令人窒息……。
　　我终于顶不住了，全身心就象一滩难以成型的稀泥，竟毫无主意地、稀里糊涂地站起来走出了房门。随即，丁霞也跟了出来。当我锁好门回头时，她仍站在门前低着头钩毛衣。两人又是默然伫立，相持了约几秒钟。正当我晕头转向时，她终于开口说话了：
　　“殷间，你帮助这个，帮助那个，你就不考虑考虑自己的事吗？”
　　丁霞叫的是我的外号。“殷间”是本地的一句方言口语。本意是指不聪明不明事理的人。后来被引伸为朋友之间，男女之间，长辈对晚辈的戏称。在南山，很多人都叫我这个外号。此时此地，“殷间”二字出自丁霞之口，落在我的心里就象在平静的湖面扔下了一颗细石，立即泛起层层涟漪；接着又听她说出这样一段娓娓动听的话来――也许她是无心的，但事情往往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段话在我听来，犹如钢琴键盘上那十根灵巧的手指弹奏出的仙音玉律，振撼着我孤独沉闷的心，将我的生命之火点燃拨亮……！
　　在我的眼里，丁霞是同龄女孩中的佼佼者。她中等身材，长得清纯甜美，性格开朗活泼，刚柔并济，而且聪明好学，奋发上进。其实，她早就是我心目中的孔雀公主。只是由于自己的心情灰暗，自觉不配，才眼睁睁看着别人对她穷追猛求，而把自己的爱慕之情深埋心底。现在，她的一句话虽然掀动了我情感的一阵波澜，但我仍不敢作过多的遐想，不得不把执拗的情思强压下去。我们各自默默地离开，然而，在我的心灵深处刚才碰撞出的那一点点火花却总也不肯隐去……。
　　那年月提倡节俭办喜事。其实就是不提倡，谁又能办得起酒宴？徐真和的婚礼自然十分简单。晚上，闹新房的人也不多，抽一支烟，吃几颗糖，开几句玩笑，很快就散了。
　　最后房间里只剩下新娘新郎、丁霞、我和总场青年干部周远丰共五人。大家说了几句闲话，周远丰就冲我做了一个鬼脸，怪声怪气地开起了我的玩笑：“今天吃了徐殷间的喜糖，什么时候吃金殷间的喜糖呢？”
　　我说：“别开玩笑，我连瓣瓣都没有，想吃我的喜糖，你就拔长牙齿耐心等吧。”
　　周远丰竟嘻皮笑脸地指着丁霞说：“这不是瓣瓣吗，把这个瓣瓣安起来不就有瓣瓣了。”
　　他的一句玩笑，无意中倒是给我起了个投石问路的作用。我没有吱声，瞟了丁霞一眼。只见她满脸羞红，随口笑骂了一句：“你打乱哇。”看不出她有任何不快和反感。
　　这时新娘子杨丽群显然是有意作美，拉了丁霞出去，说是去一号。不一会，两人嘻嘻哈哈地回来。我注意到杨丽群一进门就神神秘秘地对我眨眨眼。待大家都走后，我知道新娘对我有话说，就留了下来。
　　丽群把门轻轻关上，走到我身边，严肃认真地说：“殷间，有门，刚才丁霞一路尽说你这也好那也好，对你大有好感，别错失良机，大胆追！”
　　我回到自己住处，躺在床上哪里睡得着。丁霞的笑脸，总在我眼前晃悠；丁霞的每一句话总在我耳边回响。我把她的一举一动，象电影中的特写镜头，推近了，放大了，从全景到局部，又从局部到全景，分析着，思考着，欣赏着，品味着……；又把她的每一句话，象在扩音器里，调高了听，调低了想，一字一句，一句一字，细嚼慢咽，推敲揣摩……。思来想去，得出的判断是肯定的。虽然觉得自己疮疤不少，但也看不出她对我有什么嫌烦之处。
　　于是，我鼓足了勇气，连夜写了我生平的第一封求爱信。信写好后，我不到邮局投寄，也不请别人代交。第二天清早，我揣着那封神圣的情书来到学校，要亲手交给她。刚进入校园，就见她一个人站在办公室门口。我装做到她身边路过，瞅一眼周围无人，就闪电般把信塞在她的手里。她也闪电般接过信，又闪电般塞进了口袋。
　　谈恋爱竟是那样的折磨人。信她是接过去了，可我的心里又进入了另一种境界：她会用一种什么心态来看我的信呢？是冷漠？是嘲弄？是无动于衷还是心花怒放？总不会是不屑一顾，付之一炬吧？唉，管她呢，反正信已经交给她了，是死是活由她看着办吧！
　　总算熬过了一天，这一天可真难啊。刚交信给她就想早一分早一秒得到她的回音。这一天，我就象针扎火燎般地坐立不安……。熬过了一个白天，又熬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终于收到了她的回信。
　　她也是同样找了个空子，亲自闪电般把信塞到我的手里，我也是闪电般地接过信，又闪电般的塞进口袋。然后急不可耐地回到住处，关上门，迅速地拆开信封，小心翼翼地抽出信纸，颤颤巍巍地把信纸展开。然后屏住呼吸，先是迅速浏览了一遍，没发现什么不愿意看到的字眼，才深深地舒了口气，再将信纸平平整整地放在桌上，一字一句地细看起来。
　　信中自始至终虽没出现“同意”二字，但也无“不同意”的踪影。看得出来，她对我总体是肯定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我的好感。
　　一个女孩子第一封信就能对我这样一个男人表达这样一层意思，至少验证了她以前对我的那些议论不是虚假之词，而是实感真言。一个经济穷困，精神空虚，情感赤贫的大龄青年，能得到这样一个纯结靓丽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