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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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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爸爸说，在那是非不分，黑白难辨的岁月，谁对谁错，孰是孰非，谁能说清楚道明白？昨天说对的，今天又说错，今天说错的，过了一夜又说对，打倒了的再平反，平了反的又打倒。所以，那年月，常常是今天这派整那派，明天那派整这派，反反复复，无休无止！
父亲就是这样背着是非对错的黑锅，象石缝中的小草，小心翼翼地钻过一道道生存的关卡，穿越一线线希望的间隙。
我终于可以为爸爸松一口气了，可爸爸并不为一时的苟且而轻心。请看——五、一失别成千古恨之三、非常岁月非常事。
政治斗争的风云变幻无穷。从省城回来后，我常被恶梦惊醒，总觉得今后祸福难料。果然，就在一九六八年，春插刚过，省革命委员会就开始部署“三查”运动。
“三查”就是查混进革命队伍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打砸抢分子。犹如堆满干柴的各种矛盾，很快就燃起了熊熊烈火。那些早已被群众盯上的所谓打人凶手便首当其冲被愤怒的群众揪了出来，由三查小组一个一个分别审问。重点追查他们在什么地方用什么凶器打了多少人，报出挨打对象，交待打人过程，揭发同案人员，检举策划主使者。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审问者少不了一番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皮肉之苦。然后挂上一块“打人凶手”的黑牌，游街示众，再到各个分场轮流批斗。
这期间，大多数造反派骨干被推上了审判台，而唯独我毫发无损。于是就传出了一种不太响亮，但非常可怕的声音：“金成这家伙真是阴险狡猾……！”
我知道这个阴险狡猾的含义，一是说我善于玩弄两面手法，攻于心计，居然能躲过这十二级台风；二是说我隐藏很深，深得点不着一根软肋，抓不到一条小辫。
阶级觉悟很高，阶级斗争之弦绷得很紧的人们，从历次阶级斗争运动中领悟到一条深刻的道理：明处的阶级敌人故然可恶，暗藏的阶级敌人更加危险。因为明处的阶级敌人有“凭”有“据”一目了然，而暗藏的阶级敌人是什么样子？无影无形，谁也无法描绘。因此在抓暗藏敌人的时候，常有两种情况，一是在审问明敌时，被牵扯到的一些人就有可能被列入暗藏的黑名单；二是把那些还没有明显依据，只是有所怀疑的对象，视为暗藏之列。对这种人就是先揪出来，再从审讯中逼〔或诱〕出口供。所以历次运动的发展规律都是先抓明的，再深挖暗的。
不管怎么样，第一场风雨总算避过去了。虽然是惶惶不可终日，但总算皮肉未动。然而，我心里明白，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初二初三……在那个年月，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残酷性紧紧地把握着我们这些人的命运。这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早有思想准备，既然自己已失足落水，就要准备接受那一时刻的到来。别的我不担心，只是畏惧那风头火尖上的严刑逼供。
一九六八年双抢刚刚结束，我就是带着这种忐忑不安，走上抓革命促生产的第一线——多参加红心水轮泵站的建设。
红心水轮泵站是锦江上一个较大的水利工程，一九六八年秋动工，由红心公社，向阳公社和南山垦殖场三个受益单位共同修建。一开始就投入了二社一场的大部分劳动力。按上级要求，工地全体干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苦战一个秋冬，抢在来年春雨暴发前，在锦江上垒起一座石坝，拦腰截住锦江河水。然后，南岸安装水轮泵，北岸装上发电机，一举解决二社一场的缺水用电问题。
为了抢时间、争速度，打动工的第一天起就是争分夺秒，昼夜突击，风雨无阻，轮番作业。经过一个秋冬的苦干，全体民工用血汗，甚至用生命，终于按时让石坝合龙竣工。
可是第二年春节过后，春雷响处，暴雨频至，江水猛涨，大坝北端的泥沙堤岸又被冲开一个大缺口，形成一段新的河道。这样，一九六九年秋又重新集结原班劳力，将石坝延续垒至北端新岸，再加固两岸护坡，才牢牢锁住了江水。
那时没有一台机器，全靠肩扛手抬，而大部分作业又都是水下施工，因此，围堰堵水，排沙清基，抬石砌坝每道工序施工的紧张，艰难和艰苦的程度，是我参加修建的多个水利工程之最。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在工地劳动的所有人员中，除革命群众外，二社一场的五类分子、被揪斗对象和被审查对象绝大多数都在工地劳动改造。
大概是为了便于对这些人监管，所有“份子”和“准份子”一律挂牌证身。牌子大多是木制，大小约四乘六寸见方，牌子上的文字标示着各人的政治身份和姓名。如‘反革命分子某某某’‘打砸抢分子某某某’‘地主分子某某某’等。份子们必须将牌子绑在身后裤带上，走路或干活时，木板在臀部一扇一扇的，后面的人见了真是忍俊不禁。这块牌子一旦挂上，除了晚上睡觉时可以取下来，其他时间，也就是说从早到晚都必须挂在腰间，不得损坏遗失。大概这些人都想把自己改造好，所以干活特别卖力。
工地上最苦最危险的活莫过于下水扛沙包垒围堰。有时正值刮风下雪，河边浅水处结着薄冰，为了赶工时，还得下水作业。当然这种活大多是由那些挂着黑牌或暂时还没挂黑牌却身有软肋的年轻人干。我没挂黑牌，也常主动报名参加这类突击活动。
我不会游泳，象个称砣，一落水就只会下沉不会上浮。在那冰冷湍急的江水中，我能干什么呢？那时没有别的念头，只是想如果这样玩完了，就是“革命到底”了，能落个“重于泰山”，也算死得其所。
在我的记忆中最刺激的水上游戏是围堰封口。围堰一般都是从两头包抄过来，到最后剩下一个狭窄的口子。这样的口子必然上下水位落差悬殊，缺口附近的沙石转眼间就被冲光洗净，只留下咆哮奔腾桀骜不驯的滚滚激流。要驯服这匹无缰的野马还真不是一件容易事。
记得第一次围堰封口是在南岸不远处。缺口只七、八米宽，三四百斤重的沙包扔下去，只要一触水面，就被冲得无影无踪。有人立即扛来一棵大杉树，横固在缺口两端，接着又有人搬来了许多削得很尖的松树桩。看得出来，这些人都是当地具有丰富拦河经验的老农。他们是要将这些木桩插入江底，上端靠在大杉树上，然后将沙包从上方扔下去，密排的木桩就会将沙包拦住，使其沉入江底。这种方法在一般的急流中使用也许很管用。但在这种水很深，流特急的喷水口，就无济于事，木桩一触水面就被激流冲走。人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无法让木桩沉底。上百人折腾了一个上午，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我是个喜欢啃硬骨头的人。这天中午收工后，我一直在想堵缺的事。我想木桩插不下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木桩太轻，难以下沉；二是木桩触水面积大，容易被水冲走。如果能改用面积（体积）小份量沉的物体，就一定能插入水底，固住沙包。于是，我就想到了打石队的钢钎。我们修的是石坝，需要大量石头，打石队每天钻石放炮，一定有很多钢钎。
一想到此，我就立即要试一试。我饭也不吃，马上跑到石山上，找到两支钢钎。随即独自一人来到缺口处，轻易地就将一支钢钎插入了江底，稳稳地靠在大杉树上。第二支也很容易就插了下去。试验证明，这个办法可行。我立即跑到指挥部找罗总指挥汇报。
总指挥正在为下午如何封口之事愁眉不展。听了我的建议，他高兴地说：“好！这个办法一定行！”下午，按照我的方法施工，不到一小时，就将缺口堵住了。
这一次只费了点心，没有吃苦，更未遇险。最苦最险而又让我终身难忘的是北岸的那次围堰封口。
那年的深冬，石坝从南向北已延伸至离北岸约三四十米处，而围堰出水缺口仅十多米宽，大坝上下水位落差更大。上游三四百米宽的漫江储流，至缺口处便挤压成一股怒涛，从狭窄的缺口处喷涌而下。怒涛一入缺口就如巨龙发威，头触水晶，尾卷巨澜，翻江倒海，势不可挡。
记得那天早晨白霜如雪，路上冰凌拔地，看着是一个大好天气。可早饭后天空就变得满天阴霾，还吹来微微北风。上午出工，寒气袭人。按照指挥部的安排，这天上午要完成围堰合龙的全部准备工作，下午突击封口截流。
上午十一点过后，云更浓，风更大，天更冷。恐天下雨，刚吃午饭，指挥部就鸣哨出工。在凛冽的寒风中，我们站在缺口边，水沫溅在脸上，许多人都拴着双手蜷缩着身子。我也早已冻得瑟瑟发抖。因缺口较宽，围堰狭窄，岸上容人不多，所以突击队员必须下水。总指挥一声令下，我与其他突击队员一道跳进冰冷的激流。
人一下水，全身犹如针戳刀割。不一会，好象血液已被冻结，肌肉全被剜尽，除了心脏的跳动，大脑的知觉，其它好象都不属于自己。这时，唯一的自救只有咬紧牙关，拼命干活，让身体的各个部位处于高度紧张的运动状态，使之释放出体内的全部热能，抵御刺骨钻髓的严寒。
我们与激流殊死博斗了近三十分钟，终于降服了汹涌的江水，围堰胜利封口。
完成任务上得岸来，个个都已冻得面青嘴乌，步履蹒跚。大家赶紧穿上棉袄，到火边温暖多时才缓过气来。这时我们才有能力享用指挥部的奖赏——每个下水队员喝白酒一碗，驱散寒气，以资鼓励。
我很幸运，一上岸就有一个女孩给我擦水穿衣，并端来一碗白酒摧我：“快喝，要不会生病的。”我是从来不喝酒的，打小时候起连甜酒也没喝过一口，哪敢喝这大碗的白酒。她便以一种恳求加命令的口气说：“殷间（这是我的外号），这碗酒你一定要喝，我陪你喝。我先喝给你看。”说完，她艰难地连喝了几口，然后把碗端给我。
她的举动给了我力量，也给了我勇气。我接过碗，鼓一把劲，咕咚咕咚竟把碗里的酒一饮而尽。
也许有人要问：“你对她的话为什么会如此服贴顺从？”
她叫李春花，下放知青，与我同在二分场。我们虽不是同一个生产队，却常有人对我说起她对我的一些事情。她的队长是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三查运动以来，免不了有人对我品头论足，其中不乏贬损之词。她的队长也属贬派之列。每当听到这位队长对我略有诽言，她就要接口顶撞，为我辩护。有时竟与队长争得面红耳赤。听到这些传闻，作为一个身处逆境的男人，岂会无动于衷？
眼下，我正心冷意寒的时候，她又送来温暖和关爱。别说是一碗驱冷御寒的白酒，就是一碗毒药我也会陪她碰碗干杯。
当时，我喝了春花送来的酒，很快就铭酊大醉。她也醉了，只听她说了声：“殷间，我们回去。”之后不知是她还是别人一直搀着我回到住处。在工地施工十分紧张的情况下，罗总指挥仍派了我的好友徐真和服侍了我一个晚上。
第二天听人说，这天晚上我一直哭到天亮！千古艰难唯一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醉酒。却在这一醉之夜流掉了我一生的大半泪水。在别人眼里一惯乐观的金成居然哭得那样撼天动地，真有些不可思议。说实话，至今我也说不清当时的我为什么会这样？
年轻的份子和准份子们大多是突击队员，那些年老的份子，虽然拖不动沙包，下不了激流，但仍有许多事情非他们莫属。其中我知道他们做得最多的是这样一件没有定时，没有安全，更无报酬的事情：
根据设计要求，石坝每隔一定距离就要留一个宽约两米的出水口，以备蓄洪和泄洪之用。施工期间，每个缺口处架着几块厚木板，供民工抬料运石往来行走。冬春季节，雨水无常，只要上游下雨，江水必涨。如若江水漫过坝面，那些架桥的木板就有可能被大水冲走。因此，不管白天黑夜，只要逢雨，就要派人上石坝把木板搬开置于高处。这件事就成了那些老五类份子们的“专利”。
搬开那些又厚又长又重的木板并非易事，既费力又危险。如果是在平地上搬运，哪怕千斤万斤也不难运作。可这是在横贯江面的石坝上。坝面宽仅一米左右，缺口一边只能勉强容纳两人。如果要将木板移到南面，北边的人只能伸长手将木板移到一定位置，然后一声口令，北端的突然手一松，南边的猛力向后一拉—全部动作四个人必须同时发力，丝毫不差，木板才有可能安全拖到南岸。如果四人中有一人稍有差池，木板失去平衡，一端因重心倾斜触及水面，那猛如瀑布的冲力岂是两位老人所能抵挡？其后果必然是木板被巨浪冲走，人被木板打下石坝卷入急流。我就曾目睹过这样的一幕惨剧。
那天清早下大雨。老五类份子们和往常一样，很早就到坝上去搬木板。约六、七点钟就听说有人被打下了水。很多人都赶到江边去看热闹。我钻过人群挤到石坝上离现场最近的地方。只见距缺口不足十米的江面上，有一个人抱着一根毛竹，随着漩涡打转转，嘴里大声呼喊着“救命啊，救命呀……”
听说打下水的有两人。另一个一落水就不见踪影。大家都说那人必死无疑。因此也无人去看，无人去找。可眼前这个浮在水面的活人，那凄厉的呼救声分明是从他那里传来的；岸上几百人的眼睛分明都在盯着他。可就是没有一个人动手救他。据说也有人不乏怜悯之心，出面清示就在现场的领导：“救不救？”领导也没说不救，可是不知是误解了领导的意图还是临阵胆怯，最终还是无人下水救人。
人们有理由冲我问：你老金不是有舍已为人的雷锋精神吗？为什么见死不救？我不动手倒不是因为我不识水性。其实无需下水也可救人。只要抛去一根长绳或伸过一支长篙，让那人抓住或套在身上，就可拉上岸来。我相信在现场的人，一定想到过许多救人的方法，但谁都没有说出来，更无人行动。就象是在看一条讨厌的被主人扔下水的埃す贰�
我不说也不动的理由很简单。那些年，我连自己的父亲母亲也要划清界线，怎么能去救一个挂着黑牌的地主分子？如果是救贫下中农，那是一种无产阶级感情；救一个阶级敌人，那叫什么感情呢？人家给我扣顶再高再大的帽子也不为过，对我进行再深再刻的批判也就有理有据……。那种顾虑，今天的年青人也许是无法理解的—再多的顾虑也不及一条人命啊……。江中的人在漩涡中打转，围观者越来越多，呼救声越来越弱……最后终于只能听见哗哗的流水声，眼看着那双抱着毛竹的手一松，一具尸体便象一条死狗随着翻滚的江涛沉浮漂荡……。
此时，出乎大家意料的是，众人以为死无葬身之地的另一份子却从远处沿着江岸摇摇晃晃地走到众人面前。这突然的情景，倒让人有些不知所措，是打个招呼还是不打招呼？是过去扶他一把，还是别靠近他？当然更无人会祝他一声“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之类的话……。
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个大难不死的五类分子，是因他懂水势才幸免于难。原来，凡大水汹涌处都是水面漩涡重重，水下激流涌进。这位大难不死者就是利用这种水势，一落水就钻进激流，顺流而下至缓水处游上岸来。这才摆脱了死神的追捕，捡了一条命归。
谁会去同情一个敌人呢？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文革开展近三年，阶级斗争的形势越来越严峻，阶级敌人越斗越多，黑色营垒由原来的四五类发展到后来的十类以上，其人数更是呈直线上升。那年月在关于阶级斗争的宣传中，所有斗争对象都被描绘成最危险、最反动、最凶恶、每时每刻都在梦想翻天的牛鬼蛇神。因此，阶级斗争必然是一场复辟与反复辟、革命与反革命的殊死搏斗！“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是革命形势所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是对每个革命者的基本要求。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丧失警惕，稍有麻痹，社会主义红色江山就要变色，贫下中农就要重吃二遍苦、重受二茬罪，革命人民就要人头落地！在如此严峻，如此耸人听闻的斗争形势下，那个老地主在江中被活活淹死，那是死有余辜，还省了一份口粮，少费一颗子弹。
我也曾无数遍地涂写过、高呼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当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的时候，一夜之间，地富反坏右等各类另册份子全都摘帽。这些人昨天还被人踩在脚底下，今天就从地上爬了起来，跟正常人并肩而立，平起平坐，我真有点担心他们能否适应，万一有人失态，做出一些蠢事来，岂不有悖于党的一番好意？然而，事实证明，我的担心是百分之百的多余。那些曾被当作洪水猛兽打入十八层地狱几十年的生灵，突然来到阳光下，其实与所有的常人并无多大差异，在他们身上不但找不到一丝反骨，更看不出半缕杀机。看到的是他们与所有人一道，共为现代化建设献身出力，听到的是他们对党、对新的党中央的由衷感激……！…
随着三查运动的深入，墙头终于出现了“坚决把金成揪出来示众”的大幅标语。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正在工地抬石头。对于这一天的到来，我早有思想准备。但当这一天真的来到时，心里还是泛起一阵恐慌，心情立刻变得悲凉起来，脑子里嗡嗡直响，乱哄哄地浮现出许多坦然和愕然、侥幸和不幸的幻觉，双脚也象灌了铅一般，只能沉重地彳亍而行。
本来，多数这类标语都要在揪斗对象前面加上各种帽子，如在名字前加上“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等等。可是这条标语只写了“金成”的名字，前面并没有冠以任何头衔。我摸不透这是什么意思，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扪心自问，悔当初我走错了一步，但这一步我并没有走得太远。说我有错，恰如其分；如果说我有罪，那就言过了；如果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处置我，那就太苍天无眼了！
根据惯例，标语一出，接着就会采取革命行动。可是我的标语出了一天，直到下午、晚上仍无动静。第二天也快过去了，还是没有风声。我心里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要揪就快点来吧，这样悬着太煎熬人了。反正要过这一关，早过晚过都是过……。
正在我心神恍惚的时侯，第二天傍晚，有从分场来的人悄悄告诉我说：“县革委来电话了，有人保了你。”
听了这个消息，真是又惊又喜。我在县里没有一个亲戚和朋友，这个来电保我的人是谁？莫非是他？对，一定是他—就是刚调县革命委员会宣传组（即宣传部）任组长的原南山垦殖场党委书记江专生同志。只有他能保我，只有他会保我！
江书记是个群众口碑非常好的领导。他在南山任职多年，工作深入，作风民主，正派廉洁，关心群众。他经常深入到各分场生产队，除了检查指导工作，还抽空与各类人群讨论工作得失，共商南山发展大计。他也曾多次到我的陋室与我促膝交谈。在开导鼓励我的同时，也征求我对全场工作的意见。他每到一地，群众有困难，只要他有耳闻，就一定会亲自过问。我到南山不久，就常听到有人传讲他这方面的故事。他下基层，从不搞特殊化，总是一双筷子一只碗，同我们这些单身职工一道，到食堂窗口排队打饭买菜。作为总场一把手，连自己的妻子也没安排一个象样的工作，每天与生产队职工一道，风里雨里，打一双赤脚，滚一身泥巴。在我们的心目中，江书记既有礼贤下士的长者之风，又有善于集思广益的智者之气。
我很快就得到消息证实了我的猜想，电话正是江书记打的。我不知道他是怎样知道我的困难处境的，在紧要关头，正是这个电话，给我消了灾，解了围。然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江书记还不顾下雨路滑，竟然为了我专程赶到水轮泵站工地。
记得那天下着毛毛细雨，路上满是泥泞，又脏又滑。我正在抽干了水的围坑里担沙清基。老工人周维圣急急忙忙地跑过来，气喘吁吁地说：“金成，江书记来了，他在小学门口等你，要你快去。”
我把土箕一放，直奔小学而去。老远就看见江书记站在门前。我还来不及打招呼，他倒是先开了口：“老金，别着急，路上滑，走慢点。”
我几乎是扑了上去，紧紧握住他的手，叫了一声：“江书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他拉着我的手说：“走，我们进教室坐坐。”
我跟着江书记走进教室。教室很小，那天可能是礼拜天，教室里没有一个学生。江书记与我面对面坐下，和蔼可亲地说：
“我听说南山少数同志对你有些意见，我已经给南山领导打了电话。不能群众要揪谁就揪谁嘛。我是了解你的，南山的大多数群众也是了解你的。我对他们说了，金成同志一贯表现很好。虽然出身不同，但重在表现嘛。我们都看到，金乘同志在文革中虽然是造反派，但表现也是好的，没有发现他做过坏事。错误谁不犯呢，我们这些干了十几年甚至干了几十年革命的人还要犯错误呢。何况人家是个年轻人，怎么能求全责惫呢。老金，你千万不能背包袱。今后要加强学习，加强自我改造，好好干，党和人民是看得见的……。我就怕你背包袱，想不通，所以我考虑还是来一趟找你谈谈。希望我这一趟没白来，好不好？”
一席话如三伏的风，似久旱的雨，驱散阴霾，感人肺腑！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是一个劲地点头，使劲忍住不听使唤的泪水。
从此，虽然运动仍在深入，我却一直安然无恙。但是我心里明白，这并不意味着我就过了关。根据我所得到的信息，每次召开干部会议，总有那么几个人不厌其烦地反复提出我的问题，好象不揪出金成就是革命未成功。其实，这些人对我也并非有什么深仇大恨，只是文革的风浪把我们推向对立的两岸，误会和怀疑总让他们耿耿于怀，以至积累成了满腹怨气，一有机会就萌生一泄为快的欲念……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都安然无恙，这要感谢分场革委会主任傅应农同志。每当有人提出我的问题，傅主任总是很巧妙地回应他们。
傅应农同志是二分场原党支部书记。他文化不高，但思想缜密，工作稳重。运动中他从不把我另眼相看。有时晚上开完会，他既不回家，也不到自己的办公室睡觉，却挤到我的单人床上，东西南北地扯上半夜。
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几个人总想搞你，我就对他们说，要搞可以，你们先报材料到分场来研究。我不相信他们能搞出你的什么材料来。你放心，不要怕！”他这一招可真妙，既不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又不露声色地保我过关……
那年月，运动设完没了。当一场运动尚未结束，另一场新的运动早已在酝酿之中。一旦开始，来势凶猛，人心惶惶。
三查运动眼看就要结束，有一天又不知在哪里突然发现了现行反革命份子和现行反革命组织。先是揪出了一个，接着就以等比数列上升，一群一片直至不计其数。
南山的现行反革命是从外地报过来的。一接到报案，各级革委会就连夜召开紧急会议，连夜成立专案小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夜将报出来的所谓反革命分子捉拿、审讯……其行动之迅速，气氛之紧张，部署之神秘，让人不寒而栗。
这次运动情况之复杂也非三查运动可比。所谓复杂就复杂在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身上没挂牌，头上没写字，全都在暗处。而且事先又找不到什么真凭实据。因此，要做到除恶务尽就只有靠审讯这一杀手锏了。
南山的第一个反革命分子是个知识青年，据说在反革命组织中是个军长。抓他的时候，他莫名其妙，不知何故。审问他，起初他什么也不承认，说根本没这回事。
人家举报了你，无产阶级革命派抓了你，你还如此的不老实交待，企图蒙混过关，在这火头上能有你的好果子吃吗？运动刚刚开始，第一个就拿不下来，这无产阶级的铁拳不是显得太软弱无力了吗？以后的运动还怎么深入下去？经办人拿什么向领导和群众交待？这种死硬分子是不动大刑不心惊，不见棺材不落泪的。
于是，一顿皮肉之苦在所难免。他终于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也承认自己是军长。
反革命军长！这还了得！于是又是一顿暴打。这一回是出于阶级义愤，打的是他的十恶不赦！
既然是反革命军长，文章可就大了。首先，你的反革命组织叫什么名称？既然你是军长，你的上司是谁？你的手下又有多少个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最初是谁发展了你？你又发展了谁？……？要一个个报上名来。到这份上不报行吗？
那时，“反革命”三个字一旦牵扯到谁头上谁就难过这道关。你不承认不行，因为人家举报了你，不承认就是抗拒，就要从严惩处。承认了也不行，既然自己承认了是反革命，那么你就必须回答后面一连串的追问。有些意志薄弱者熬不住严刑逼供，就昧着良心乱报一气，致使在一段时间内反革命分子多得惊人。不管多坚强的汉子，一但上了这个黑名单，就意味着大祸临头。
我的父亲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含冤而死的。六八年夏季，有一个外村人被打成了反革命，审讯时，他经不住吊打跪压，报了许多人的名字，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他报的其他人都是贫下中农，只有我父亲是地主分子。在那个年月，地主分子又加上现行反革命，万死也难抵其罪。当即被五花大绑，押到大队部，连夜进行审问。
父亲本是个厚道人，性格倔强。他知道不承认是反革命只死自己一人；为了自己苟且活命于一时，乱攀乱咬，就有可能要害很多人。所以不管人家怎么用刑，他都咬紧牙关宁死也不乱说。第二天清早，大队就通知家里去收尸，说是畏罪自杀……。
随着运动的反反复复，有一种人变得越来越聪明，为了免受眼前的皮肉之苦，也为了整治那些无知的恶棍，你说我是反革命，我就承认是反革命；你问我反革命组织有哪些人，我就把在场的那些整人最凶狠的家伙都报上；你要是争辨否认，我就煞有介事地说出你参加反革命组织的时间地点，甚至还编造出你在何时何地说了什么反动话，干了什么反革命勾当，叫你有口难辩。所以，当时常有这种情况，有的人今天穷凶极恶整别人，明天就听说别人在整他，而且整得更厉害。
那期间，我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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