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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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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有学生对我说，一个常在校内转悠的青年（那时学校的围墙尚未封闭，熟悉情况的校外人员可任意进出）向他索要十元钱，限下午五点钟在操场交付。那个青年我以前见过多次，只是从未正面接触过，没引起注意。今天听了学生的报告，我打算会一会他。下午，还未到五点，我就见他站在操场上东张西望，便不紧不慢地走到他身边，笑着向他打招呼：“小伙子，一个人玩哪？”小青年不吭声，拔腿就想走。我在他身后，放重一点音量，仍笑着叫了一声：“小伙子……”趁他回头，我递过一支烟说：“我知道你抽烟，来，烟不好，抽一支。”他愣着，有点不知所措，没有伸手接烟。我说：“怕什么？我又不是你的老师，你也早就不是学生，没关系，抽一支。”我把烟扔了过去，他本能地伸出手接住了。我身上有火柴，但我故意说：“有火吗？我忘了带了。”他掏出打火机，先点燃自己的。我便自己凑上去把烟点着。我边抽烟边说：“小伙子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你叫李刚，前年开始就没念书了，是吧？看你很聪明，挺可惜的。”他笑了笑，但仍不吭声。我接着说：“你不认识我吧？我姓金，原来是南山中学校长，前几年调进城，本来教育局领导安排我在三中当总务主任，我不想当官，要求在初一四班当了班主任。”
我在这里把我当过和未当过的“校长”“主任”端出来，是因为我觉得此时说说有益无妨。我们中国人，大部分都有一种传统的惧官尊官习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只要听说对方是什么“长”什么“任”，心态就会起变化。或肃然起敬，或陡然生畏，至少会觉得此人非同一般，不可招惹。哪怕站在面前的是块“朽木庸料”，也会认为他一定有过人之处或另有硬靠，要不怎么能当官？因此再狂妄的人在“长”或“任”面前也会有所收敛。
我在自报家门时，同时注意了对方的表现。尽管他脸色暗淡，表情冷漠，但当我说出“校长”二字时，他的头还是动了一下，两眸闪电般瞟了我一眼。我接着说：“听说你认识我们班很多学生，是吗？”我点了一大串学生的名字，其中包括今天上午被敲的那个学生——意思是说，他们都是我的学生，你不要乱来！李刚始终没说一句话，只是偶尔露出一点似笑非笑的表情。我继续似真似戏地说：“你还想读书么？想读就到我们四班来，我保证收留你。年青人要多学点正道本事……”。我对着他说了一大堆之后，他当时没有对我作出什么表态。但我后来再问学生，他的那十元钱再没被追索了。再后来我又先后三四次与另外几个无业青年有过类似的接触。从此，几乎再没听到有学生反映被敲榨的事了。
共同相处多了，我与学生的情感几乎有些越位。在梦境中，在校园里，有时竟会出现一些超越师生关系的表现。甚至有时像一个不善家教的父亲，连自己孩子的某些缺点错误也偏袒包容。有一天晚上，学校保卫科的值日老师抓住我班的一个学生来教室找我，说这个学生在商店偷了东西，要罚款二十元。我一听罚款，心里很不好受。我知道这个学生的家庭十分困难，父母都是下岗工人，就靠父亲给人打工赚点微薄的工资勉强维持一家三口的温饱。罚款二十元不是等于在瘦人身上割肉吗！尽管这个学生在班上学习习惯不太好，纪律观念也淡薄，常有事故发生，但我看着他胆怯的样子，想到他困难的家庭，心里涌上一阵怜悯，竟给他掩饰起来。
我对保卫科的老师说：“这个学生很老实，从未做过什么坏事，今天是头一回，就原谅了吧。”
保卫科的老师说：“这是学校的制度，犯了就要执行，不管什么人，一视同仁。”
我见保卫科的老师一定要罚，好象这二十元钱要掏我的腰包似的心疼，竟然同这位老师较起真来。
我说：“他偷了东西赃物在哪里？”
“是营业员说的”
“怎么能营业员一说就当真呢。不行，这钱我不同意罚！”保卫科的老师大概是见我年龄大口气硬，没再说什么走了。
那位老师走后，我把学生领到僻静处，小声说：“你对金老师说实话，你到底偷了东西没有？”
他点了点头。我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家困难，但我们做人要人穷志不穷，小偷小摸的事绝对不能做。你对金老师说句心里话，今后能改掉这毛病吗？”
他深深地点了点头，小声说了声“能”。
我爱抚地摸着他的头接着说：“你知道金老师今天为什么在保卫科老师面前包庇你吗？”
他显得有些愧疚地说：“我知道，老师是为我好……”
我说：“你明白就好。老师不是要包庇你的错误。老师是希望你能改正缺点，做一个好学生，给父母争气，给自己争气，给老师争气。好吗？”
他又点了点头，说：“好。”
“好，老师相信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我便与他一同走进教室，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从此，再没发现这个学生做过什么明显出格的事。
为了支持班级工作，我们学校有一项制度。就是学期开学时，每个班可以向保卫科呈报三个最难管理的后进生。一旦上了这份黑名单，开学之初，就要先办几天学习班，再交一百元纪律压金。如能改正错误，不重犯前科，学期结束时，压金如数退还；如表现欠佳，则酌情扣除，以示惩罚。
我认为，学校作出一些惩前毖后的规定是必要的，有利于端正校风，优化学风，是对班级工作和教学工作的有力支持。四班的后进生决不会比其他班少，但三年来，我从未上报过一个后进生。我不是抵触学校的制度，我是从另外的角度，同样让学校的规章在我们班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想法是，学生是自己班上的，工作的主动与责任全在班主任。也就是说，学校给我们的是东风，班主任就是要乘学校的东风破浪前进。每学期开学的头一天，是学生报名的时间。班主任一进教室，保卫科的老师就把表发下来了。从接过表的那一刻起，我就很看重它的作用。我不把表放进抽屉，而是平平整整地摆在桌上。为的是让每个报名的学生都看清楚，特别要一字不漏地看清头上那一行——“初一年级四班后进生登记表”。报完名，我把表收藏好，第二天入学教育就拿这张表大做文章。
“同学们，你们看到了这张表吗？这是一张什么表？上了这张表的学生怎么样？”我首先发出一串提问，学生一一作了准确回答。然后以互动的方式，继续对学生谈话。我说：“对，这是学校保卫科发下来的‘后进生登记表’，不是好人好事登记表。请问我们班有后进生吗？”无人回答。我再问：“谁愿意在这份表上留下你的大名吗？”一片笑声，无人回答。接着，我就突然严肃起来，情理兼容地说：“我知道，谁也不愿意在这里留下自己的大名。一旦你在保卫科榜上有名，就难免比其他同学多了许多麻烦事。首先要参加纪律教育学习班，又是记笔记，又是写检查，又是写保证，这好受吗？光彩吗？学习班结束时，还要交一百元纪律压金，这对于一般的工人家庭来说，容易吗？即使是富裕家庭，交这种钱，值吗？一旦上了这份黑名单，老师是迫不得已。可家长呢？你怎么向你的父母交待？一旦父母知道你进了保卫科，心情又会怎样？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所以，我对保卫科长说，我们班没有后进生。你们能理解老师为什么这样做吗？……”。最后，我又从正面充分启发学生，与我一道描绘一幅全班“团结互助，遵规守纪，勤奋学习，和谐进步”的美好蓝图。我的这种作法，学生乐意接受，家长也很配合，效果很好。
现在，该说说那个最后报名的学生杨晟辉了。
杨晟辉到班上以来，最初给人的印象是老实、少动。上课时对有些科目不知是听不懂还是不习惯，显得有些烦，但不会有明显的违纪行为。下课后，同学们玩得很热闹，他只是坐着看，有时高兴了也会露出一点微笑，但从不参与。他上学从不迟到也不早退。一进教室就坐在自己位上，显得有些孤独和自卑。
我想这种表现决非晟辉的本来。我向他的家人了解到，晟辉小时候是个聪明活泼而且乖巧听话的孩子，左邻右舍，亲戚朋友交口称赞，人见人爱。后来渐渐长大，接触面广了，“朋友”也多了，人也就渐渐地变了。变得邻里设防，同学惧怕，老师厌弃、家人忧心。经常在外面逞强斗狠，身上伤痕累累也不对父母说，不给父母看。听说就在报名时，他身上仍带着一处很深的刀伤，可能已经发炎化脓，但他就是不承认有伤，更不让求医问药。有一次家里人趁他睡着了轻轻地撩开他的衣服想看一看伤情，他被惊醒了，一骨碌坐了起来，对家人的行动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他的父母没办法，怕他伤口恶化，拖下去会损了身体，就来找我，希望我能劝动晟辉去医院治疗吃药。我答应了他父母的要求。晟辉既然进了我的班，我就有义务向他倾注自己的心血，哪怕多付出一点也不足惜。
但是，杨晟辉不是一般的学生，他的智慧，他的能力，他的阅历，他的性格特点都大不同于其他学生。所以用教育一般学生的方法来教育他显然是难以凑效的。然而由于他对周围事物的敏感，如果用明显特殊的方式待他，又担心他会产生逆反心理，使良好的愿望落空。我思考着，怎样才能撼动他的心呢？一般的小孩都爱玩，只要能满足他的童心，他就可能与你亲近。而晟辉爱什么呢？给他什么才是雪中送炭，才能抚慰他那颗过早复杂化的孤寂空虚的心呢？我大脑的第一反映是，他受社会的某些影响太深，受到的伤害太多，遭遇的歧视太偏，各方的压力太大。我想到，他现在最缺乏的是自尊自信自爱自觉。与此相对应，他现在最需要的应该是平等、公正、关爱与信任。
因此，在一次班会上，我首先表扬了一大批学生，其中有学习刻苦的，也有成绩较差但能遵守纪律的，杨晟辉也在其中。我表扬了他遵守课堂纪律，每天按时上学，从不无故缺课；学习方面，我还表扬了他有些科目进步明显，如语文。我的表扬实事求是，没有虚言。
与此同时，我还特意批评了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在班上比较调皮，学习不太专心，是属于大事不犯小事不断的那种。前天为了一点小事两人在教室斗嘴，你揭我的短，我戳你的疤，互不相让，互相漫骂。正好被我撞上才停了嘴。今天我就利用这件事做点文章。我在批评了这两个学生吵嘴斗狠影响团结的错误行为之后，便借题发挥说了这样一段话：
“据我了解，我们班有少数同学在相骂斗嘴的时候，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喜欢揭人家的短，出人家的丑。当面背后说人家的爸爸以前如何如何，妈妈怎样怎样，说张三嘴阔脸长，李四个矮腿短。既侮辱了别人也侮辱了自己！谁没有缺点错误呀，你自己就十全十美了吗？说别人坏话的人自己的屁股就可能有屎。别说是你们小孩子还不懂事，不可能不犯错误，就是你们的班主任金老师我，年轻时也犯过大错。今天我对大家说说，你们可不要在背后戳金老师的脊梁骨啰。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过造反派头头，当时，我虽然没打人，但南山的一些武斗也与我有关。这个错误不小吧？后来我知道错了，我那是受了四人帮的影响，才走了错路。我很快就承认了错误，改正了错误。这样，领导和群众就原谅了我，还让我当了老师，转了干，入了党，还提了校长。你们看，改正错误多好啊！如果我执迷不悟，一错再错，你们说金老师还有今天吗？今后我们班不管是谁，不管以前做过什么错事，一律既往不咎，谁也不准背后议论人。只要改了，不再犯了，做一个初一四班的好学生，就只看你的现在和将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永远过去，谁也不能重提。你们听懂了吗？”
我的这一番现身说法，同学们听得很认真，杨晟辉也听得很专注。
此后不久，我在班上提出要选一个班主任助理。我说：“由于我常有事，学校会议又多，经常不能来教室。因此要选一位同学们信得过的、有能力、有威信、肯负责的同学协助班主任工作，我不在时，就由他代替我行使权力。下面请同学们提名。”根据学生的提议，黑板上很快写上了十多个人的名字，其中有杨晟辉。
“同学们提了这么多名，到底谁是最佳人选呢？”我看了一下表，接着说：“现在时间不多了，投票已来不及了。大家说，用什么方式来确定最后人选？”
很多同学异口同声地说：“金老师指定就是。”
我说：“金老师指定的，大家都能像听金老师的话那样服从他吗？”学生给了响亮而肯定的回答。我说：“好，既然大家授权金老师，我就不客气了。我点到谁，如果大家同意就鼓掌通过，好不好？”我要给杨晟辉一次机会，一次考验，一次信任，一次尊严，于是，我大声说：“我提议杨晟辉同学为我们班的班主任助理。”我刚说完，教室就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
后来，班上有些事情，我就委托杨晟辉做，甚至有时要收取学生经费，我也交给杨晟辉经手。他按照我的要求，认真负责地收取，分文不差地交给我。自从受了同学们的推举，我的委托，当了干部，他虽然还有些拘谨，但毕竟负起了一分责任，开始直接或间接地溶入了班集体之中。这对他被扭曲的心态和个性，或许是一种初步的矫正。
晚自习我常会找学生谈心。我也找过杨晟辉。有一次我抓住机会直接了当地对他说有病要求医吃药，不能硬抗，否则会拖跨了身体……。不几天，他的母亲就高兴地对我说晟辉肯验伤吃药了。
我看重成绩，但从不以成绩优劣取人。初一的头一个学期，尽管我常为班上成绩排名落后深感不安，但我把担心藏在肚里，把开心挂在脸上。我使用的是激励而不是压力，给学生的是轻松而不是负担。对基础较差的学生，我从不压制他们的玩性。在学习方面，我从不简单对他们提成绩要求，甚至放任他们对一些实在听不懂的科目，在不影响上课纪律，不干扰他人的前提下，允许其伏案睡觉（其实，允许睡觉倒不一定有人真的会睡觉），或做其他作业。也允许他们把精力集中在一些感兴趣的或通过努力可以相对学好的科目上，如语文，政治，劳技等。我认为，在教与学的矛盾中，强行的要求决难达到目的。只有设法将老师的意志化为学生的自觉行动，才有可能把美好的愿望变成现实。因此，我在我的教学活动中，曾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式反复表达这样一种理念：
社会需要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也需要商人、工人、农民等各种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人材。社会是公正的，无情的，它实行的是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只有诚实勤奋的人才有资格领受它的慷慨。毫无疑问，人在学生时代乃至一生都应该刻苦学习，故有“活到老学到老”的至理名言。如果能在学生时代成绩优秀，当然难能可贵，因为这是科学的启蒙，前途的起步，成功的开始，也是未来幸福的播种。但是在校成绩欠佳的人也没有理由自卑自惭，悲观失望。你看，那些公司老总，百万富翁，技术权威乃至各级高官在学生时代并不一定都是成绩佼佼者。甚至有的杰出人才，在少年时代还曾被认为是低能儿。可是后来他们通过自身的努力，用事实证明自己的伟大与辉煌。如大家熟悉的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艾迪生就是一例，他在小学时就因成绩不佳而被父母和老师认为是低能儿。就是在普通工人，农民中仍然不乏出类拔萃、受人尊重的能人贤士。因此任何人都没有骄傲的本钱，也没有懈怠的理由。作为学生，迈步刚刚开始，前程来日方长；成绩固然重要，但不是唯一。只有“勤奋”“”努力“才是永恒，才最宝贵。让我们携起手来，就从今天开始，就从这里起步，莫让青春无为地流失，莫让光阴白白地消逝，踏踏实实地刻苦认真，尽可能多地获取点滴知识。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你的锦绣前程铺平道路，打下根基，为你的将来多留下一些美好的记忆……。
其实，这些都属老生常谈，尽人皆知。但是，我把这种理念提到首要位置，不但通过语言反复渗透，更在整个班级工作和教学工作的过程中反复实践，其效果就有所不同。这里我培植的是各类学生的心理平衡；实施的是执教处事的平等公正；构建的是师生间的相互理解；营造的是各尽所能，奋发向上的班风学风。
杨晟辉明显地开始适应我建立在这种理念基础上的教育方法。这种适应不仅表现在他对班集体的逐步投入，更表现在他对老师的逐步亲近和信任。此后他甚至有时还会向老师反映过去不可能透露的他与外界的一些“秘密”。
一天课余，晟辉悄悄地对我说：“金老师，外面有人约我去打架，怎么办？”
我一时竟不以事情的严重而震惊，而为晟辉的举动而欢呼：“好！你能对金老师说起这些事，很好！”我接着说：“人家约你去，你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说：“早些时侯他们就约过我，我没有去。可他们事后都骂我是不是想死。我有点害怕。”
晟辉原来是个伤不怕、死不怕、天不怕、地不怕的孩子。现在他说他怕，我在为他担心的同时，也为他能说出这个“怕”字而感到高兴。因为我从这个“怕”字中感觉到他的心态已开始了向“正常”的转化。
晟辉怯生生地告诉我，今天外面有人对他说，晚上会有一场大战，到时候会来人叫他，头说今天一定要去。他求救似地问我怎么办。我又一阵高兴，然而，随即又涌上一腔惋惜与愤怒——好端端的一个孩子，怎么就落在他们手上呢，连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不给，非要把人逼上绝路不可！
我想，晟辉无论如何不能参与，但我一时又想不到什么办法让晟辉躲过此劫。
我问晟辉：“你说怎么办呢？”
他说：“如果你今天晚上开会去了，他们就一定会把我拖走。如果你守在教室里他们就可能不敢来。”
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晟辉要赶快把事情告诉我。原来他是下午听我说晚上要开会，班上由他负责，怕自己被那伙人拉走。看来，他是真的想拔腿呀，我决不能让他再入虎口。
我说：“好，我请假，不参加今天的会了。”
这天晚自习，晟辉早早地来到了班上。我自始至终守在教室门口。当晚总算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这一次外面的群架也没打成。后来听人说，以前街上发生的很多群架，都少不了杨晟辉。因为他“功夫”好，又勇敢，是一员猛将。加上他年纪又小，讲哥们义气，好支使。一旦上阵，他总是冲在前，撤在后。所以他的“战功”最显赫，负伤也最多。这一次没有正式开战，我估计可能是这一方少了晟辉这位猛先锋而不敢轻举妄动，故而各自罢兵。
然而，躲避只能是暂时的，避了一回避不了二回。不久，晟辉还是出事了。
那天下午，一直不见晟辉。傍晚听人说，晟辉又被人拖走，参加了打群架，用斧头将对方的一员大将劈成重伤，几乎丧命。吃了亏的一方岂肯罢休，发誓要宰了晟辉，为重伤者报仇。因此，搞来了鸟铳长矛等轻重武器，堵在晟辉上学的路口，等晟辉出现，发起偷袭，一定要取他的小命。因此，他那些哥们也觉得晟辉已是身陷险境，如继续留在本地，早晚有性命之忧。便每人集资十元，凑足了钱欲送晟辉离开本县去另一城市。听了传闻，真让我魂飞魄散，如果事情果真如此，晟辉休矣！
我一时有些进退两难。如果干预此事，能否找到晟辉？再说如果劝晟辉留下，我能否保证他的安全？万一有失岂不是反害了他？但如果放他而去，晟辉势必越走越远。我听人说，晟辉去另一城市是因为那里的一个团伙慕名他的勇猛请他去坐把（当头）。他分明是离开一座刀山，又跳入了一片火海。晟辉这次一旦成行，走的很可能是一条不归路！我是他的班主任，怎么能看着自己的学生歧途难返而莫衷一是？
晚上，我安排了班上的自习，匆匆出了校门，决心一定要找到晟辉。我首先来到晟辉家里，晟辉的家长一见我，只是急得语无伦次，一个劲求我救他的儿子，说：“晟辉就听你的。”但是我问晟辉在哪里，他（她）们也说不清，只是说了几个晟辉常去的大概方向，具体地点无人知道。
我想他决不会在大街上，一定在某个偏僻的地方。我只有到大道两边的小街小巷去寻晟辉的踪迹。我一个人在街上于回走动，观察着每一个行人，搜索着每一个角落。只要看见有小青年，不管是行色匆匆的还是驻足闲聊的，我都要追过去问：“请问，你看见杨晟辉吗？”有的说不认识，有的说不知道。后来总算问到一个认识杨晟辉的，他却告诉我说杨晟辉走了。我想问清楚他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走的？但我还来不及开口，那人已走开很远了。
我茫然地站在街头，希望能从三三两两的行人中发现晟辉的身影。突然有两个年青人看了我一眼与我擦身而过。我看着有点面熟，赶过去问：“小伙子，你们看见杨晟辉吗？”两人异口同声地说：“他走了。”我又追撵上去问：“他到哪去了？”他们又不作答，行色匆匆转眼就不见了。
我想他们两人与前面的那位用完全相同的语言回答我，这是不是他们内部对外界统一的口径？他们从同一方向而来，又往同一方向而去，杨晟辉会不会就在附近？我很有把握地揣测，晟辉肯定还没走，我决定就在这里等他。
我站在路边的一个空货棚下，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始终不见晟辉出现。其间倒有一些小青年陆陆续续如散步，似好奇来到我的身边，有的还主动问我：“你就是晟辉的班主任？”我说：“是，我就是金老师。”此时，我完全明白，他们就是从晟辉那儿来。我再没有向这些小青年打听晟辉，只委托他们向晟辉捎话：“请你们告诉晟辉，金老师就是等到天亮也要见到他，我只求见他一面！”其中有一个青年听了我的嘱托，还发出这样一句感叹：“我初二没读完就被老师赶出了学校，我怎么就没碰上这样的好老师！”
一直等到近午夜十二点，街上已没有什么行人。正在我焦急不安的时候，突然从一条小巷的深处涌出一帮人，缓缓向我走来，看上去不象歹人，也无恶意。走近了，我借着路灯看清了，被簇拥在中央的正是杨晟辉。刚才前后与我见面的那些小青年都在其中，共约二十多人。他们来到我的面前不远处站住了。
晟辉低着头小声叫了一声“金老师”。
我一时倒不知说什么好。良久，才声音略带哽咽地说：“你为什么不出来见我？”
晟辉仍低着头说：“我没脸再见金老师。”
我说：“我不想听你说这个。晟辉，你也不小了，是非曲直应该能够辩别，对自己的行为应该负起责任。我一定要见你，就是要问你一句话，你要用心来回答。只要你这句话是出自内心的，不管你说什么，金老师尊重你的选择。现在，你面对金老师，当着你的兄弟们说一声，你是跟金老师回班上去，还是离开上高独行江湖？”
他稍迟疑之后便抬起头，眼里闪着光芒，声音不大，但还是能让在场的所有人听得清楚明白地说：“我跟金老师去读书。”
我接过他的话，无比兴奋地向他那些大小哥们宣布：“大家都听清了吧，这是晟辉在众兄弟面前的正式表态！你们是晟辉的好兄弟，我想你们也一定希望晟辉好，我希望你们今后不要干扰晟辉，让他好好地念完初中，好吗？金老师拜托各位兄弟了！”
我的话刚说完，一个年龄较大的（大概是头）年青人大声说：“你们这些豆里鬼（本地方言，即小的们，兄弟们的意思），听到金老师说么？以后再不要去打搅晟辉了，难得他碰到这样的老师，让他好好读完这个初中。”接着晟辉把鼓鼓囊囊的两口袋钱一把一把地掏了出来，交给为首的那位青年，说：“给我退回大家，我不走了。”第二天，晟辉又回到了班上。
但是我与晟辉相识恨晚，晟辉在四班的时间实在太短，从他报名的那天算起还不足三个月。我对社会上的那些污泥浊水毕竟没有回天之力。此后不久，晟辉最终还是被人拉到另一条路上去了，离开了班集体再没有回来。从看不到他的那一天起，我天天都在想念他。他也用一种特殊的纸，特殊的笔，特殊的语言，表达了对自己的忏悔，对老师的思念。他还在特殊的环境中结了两个很精致的花灯球，托人连信一起带给了我，让我见物思人。至今我与晟辉，晟辉与我仍保留着那分浓浓的师生情。就在他出事的四年之后，当各在东西的那一届初中（4）班的部分同学突然相聚为我祝寿的时候，晟辉也闻讯赶来，默默地为我祈祷、祝福。他对老师的这份情意与全班同学的一起，共同汇成了我终生的一份骄傲，让我的人生之旅更添光彩。
老师满负荷地对学生倾注爱心、履行责任，必然导至学生对老师的真情理解和尊重，进而从行动上表现出对老师全部工作的配合与支持，使我的班级工作自然、流利、顺畅。可是，第一个学期时间已是过半，每次单元考试，初一（4）班总是全年级倒数第一，而且比倒数第二名也有较大差距。直到期中考试，形势仍无好转。我很不解也很忧心。班风再好，考试成绩上不去就没有立足的底气，全部辛苦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我虽然怎么也不相信四班的成绩会永远落后，但这只是一相情愿。我明白，在连续多次不景气的情况下，学生的信心和士气比老师的自信更为重要。
期中考试后，我对学生说：“初中有三个学年，六个学期，现在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们按我的要求做，三年之后，保你们开开心心与金老师告别。暂时的落后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们的基础和人家不一样。我怕就怕你们没有信心，自己趴下，甘拜下风；怕就怕你们成绩不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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