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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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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的电报触发了长征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场危机再次使红军面临灾难，它的政治影响延续了多年。“
第二十六章 黑暗的时刻，光辉的荣耀
据杨尚昆将军五十年后回忆，那是一个美丽的月夜。雨停下，雾散了，满月当空，星光闪烁。午夜两点，他踏着洒满月光的小道去执行一项紧急的秘密任务。
“那是九月十日。”毛泽东在一九六零年对埃德加·斯诺说，那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千钧一发”的时刻，毛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可能在这短短的一刻丧失殆尽。那天夜里，毛觉得长征可能中途而废，天亮之前，红军也许就要自相残杀了。
麻烦事越来越多。毛和张国焘的谈判进展很不顺利。人们不安地悄悄议论著。谣言四起。毛为了谨慎行事而预先更换了密码，并限制部队之间的通讯，以保证安全。
把部队莫明其妙地分为右路军和左路军这种作法并不成功。毛在右路，张在左路。张手下的徐向前将军和陈昌浩政委指挥右路。支持毛的朱德和刘伯承在左路部队，分别担任总司令部的总司令和参谋长，张和毛对对方的指挥都很不习惯。许多证据表明，在左路军的“统一指挥部”里，真正发号施令的是张国焘。同样，毛（只要他能做到 ）在右路军中的原一方面军各军团里也是如此。 从好的方面看，这样做导致一种不稳定的休战，而糟糕的是，它助长了备种阴谋诡计。这种编队本身就孕育着磨擦和猜疑。
红军这时正分散在藏区草地的边沿一带。张国焘和总部工作班子驻在藏民最大的居住点阿坝。他的大队人马停在白河的西岸。这时正值汛期。按预定计划，张的部队如要继续向东北方向行进并和右路军会合，就必须渡过白河。
右路军的指挥部设在班佑，一个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地方。这里是一片藏民的毡包，其中有一些呈传统的圆锥形，在相互交叉的格状支架上铺上毡子。藏民从一个牧场转移到另—个牧场，这种可以迅速拆装的毡包很适用。其他都是用中粪砖垒起的、外面用泥抹光的永久性建筑。在棚舍之间肮脏的小道上，到处是圆锥形的干牛粪堆。在夏天，人们把牛粪摊在篱笆围墙上下晾晒，干燥后的牛粪既可充作燃料，又可当作建筑材料。如今，藏民都跑光了，毡包里一空如洗。
快到班佑的时候，队伍里传开了要在“洋房”里过夜的笑话。在一些红军战士看来，这没什么稀罕。他们说，如果真的要睡洋房，那最好是日本房子。
结果，队伍穿班佑而过，直抵巴西，人们才松了一口气。巴西是个村子，有一百来所茅草房和一座大喇嘛庙，这景色使杨定华想起了上海的查尔斯顿电影院。这里有不少房子可供红军过夜，粮食供应也不错。庙里有一座很大的佛像，左有两侧各塑有一对相互拥抱的男女。杨说这表现了两性的热恋。据说这是一座爱情之庙。不断有红军战士进来看一眼。
右路军指挥部设在班佑，不在村里，而在村旁的一片柳林里，但村里几座较大的毡包已打扫干净用来开会。那片林子一九八四年还在，既干净又美丽。那时大约有七十户人家住在这个村子里。除增加了一所二年制的学校以外，村子从一九三五年红军到过之后直至目前没有什么变化，到处依旧是散乱的毡包和牦牛粪堆，小巷里垃圾成堆，恶狗游荡。我们到达的五月三十日，地上还积着残雪，一群群身着藏袍的男女和花花绿绿的孩子前来参加马市和观看赛马。下雨了，骑手们打开了黑色的雨伞。
徐向前、陈昌洁、叶剑英和杨尚昆就把指挥部设在这里。毛单独住在小河对岸一箭之遥的地方。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在约四英里外的巴西。第一军团继续向前到达俄界，刚刚进入甘肃的地界，离此地有两天的路程。
毛有时在班佑指挥部，有时在巴西。周恩来和王稼祥都住在巴西，两人的身体渐渐康复，但仍不能下床，由第三军团照料。
九月三日出现了重大危机的首次迹象。那天，张国焘发来了一份电报，说因为白河（噶曲河）河水上涨，他无法渡河，他已命令部队停止行动，建议放弃北上和东进，而重提他原来向西向西推进的主张。
张的电报在毛一派人中引起了恐慌，人们认为这是张的一个计谋，企图推翻毛儿盖决议，并将共产党的全部力量置于他的控制定下。毛召开了中央委员会会议（所有的中央委员都同意他的观点 ），发报给张，要求他继续北上，并服从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电报一个接着一个。杨尚昆记得，在一份电报里，中央委员会提出派人支援张，帮助他渡河。
由于担心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形势更加紧张了。李先念率领的第三十军在前往班佑和巴西的路上，和在松潘的胡宗南指挥的四十九师相遇，在包座的大戒寺战斗中把他们一举击溃，胡宗南身受重伤。红军缴获了小批饼干、罐头和香烟。香烟送给了烟瘾很大的毛和他的同事们。李先念回忆说：“他们高兴极了，说这可比鸡还要好吃。”这期间红军还和国民党马鸿逵的一支凶捍的回民马队打了一场遭遇战。国民党的军队愈来愈多，引起了红军领导的担忧：假如红军在此地滞留过久，蒋介石很可能就要发动一次强大攻势。而张国焘也开始把蒋进攻陕甘的这种可能性作为反对进入甘肃和陕西的理由。
根据彭德怀的狱中自述，那时人们愈来愈担心两支红军队伍之间会发生冲突。当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到达巴西后，他把十一团隐蔽在毛住处的附近——以防万一，并且从那时起每天去看望毛，他担心会和第一军团失去联系。据他说，由于没有向导，第一军团在俄界附近被困了。因为密码已经更换，他无法进行联络。他编了一本新密码，交给了武亭——一个可靠的朝鲜族党员。还给了他一个指南针，让他去同林彪和聂荣臻去联系。聂荣臻记得，当时第一军团根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接到的唯一电报就是原地待命。
九月九日上午，张国焘给他的心腹助手、右路军指挥部的陈昌浩发了一份密码电报。电文本应由陈昌浩本人亲自译出，但他正在一个政治会议上发言，结果，电报由一名译电员译出并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
叶剑英是个忠实可靠的参谋，他没有看那份电报，而直接带到了会场。陈昌浩正在台上，人们还在发言。叶想把电报递上去。陈说：“等一会儿，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呢？”
电报似乎很紧急，所以叶剑英就看了一眼。他立即领悟了它的重要性，尽管“叶并不了解其中的阴谋”，据杨尚昆说。
这份电报的电文从未公开发表过，但中国的历史学家们经常引用它。电文可能是保存在中央档案馆里，他们可去查阅。电报的主要内容是命令右路军改变方向，重新穿过草地，和四方面军会合后召开一次会议消除分歧。李先念记得，电文里有一句关键的话，指示陈昌浩：“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正如谢伟思所指出，总的来看，这些话“明确地包含了不祥的、威胁性的意思”。“斗争”这个词在党内通常用来指互相对立的路线之间展开激烈的斗争，或者用在象“阶级斗争”这样的词里。
叶刽英借口上厕所，走开了。其实，他转身来到一二百米开外的毛泽东的办公室，把电报交给了毛。毛抄了一份，告诉叶别让别人知道他已了解电报的内容，“并对他说：”你干得漂亮。“
叶回到指挥部。陈昌浩还在台上讲话，会议仍在进行。叶机灵地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的秘书。
根据彭德怀的回忆，他在听说这份电报之前就曾敦促毛采取预防措施。毛的部队早巳分散。第一军团距此有两天的路程。附近还有张的两个军。“如果四方面军要缴三军切的械，我们该怎么办呢？ ”彭问。他敦促毛“抓住一些人质，以防止出现红军部队自相残杀的不幸局面。”毛拒绝了这个意见。空气里充满了火药味。
九月九日下午，大约是应陈昌浩的要求，毛和陈见面了。陈向毛泽东转告了张国焘的命令。杨尚昆认为，毛竭力设法争取陈昌浩赞同他的主张。但是，杨说，陈“对张唯命是从，毛根本劝不动他”。
于是，毛对陈说，假如部队要改变路线。他必须和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同事们商量。他说，周恩来和王稼样正在第三军团司令部养病，“让我和洛甫、博古去他们那儿开个会。”陈昌浩同意了。彭认为，这只是毛为了摆脱指挥部和陈的“势力范围”而使的一计。
毛泽东火速赶到巴西附近第三军切所在地牙弄。常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决定不改变方向，并且又给张国焘发了一份电报，要求他坚持执行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原定计划，前来和他们会合。会上还议论了各部队的力量对比——第三军团只有四千人，第一军团人数也大致如此。张占有很大优势，毛及其同事们认为，张很可能强迫他们服从他的意志。
刻不容缓。第三军切受命于凌晨二时出发。为了给即将进行的活动打掩护，派叶剑荚去通知陈昌浩，如果部队要回头再过草地，需要准备更多的粮食。已动员整个部队在十日天—亮就去地里割青棵。陈没有表示反对。
“陈昌浩一点也不担心，”杨尚昆将军说，“他未感到需要特别警锡：毛只有那么点人，不敢自行离去。”
最危险的任务落到了杨尚昆和叶剑英身上，他们必须离开指挥部，但又不能引起别人的怀疑。如果有可能，叶还答应带上由一方面军的人组成的二局，即带上情报局的地图和人员一道走。
杨尚昆还要让他的工作班子和政治部里尽可能多的人去“筹集粮食”。刘英记得，一个人接一个人地把命令传下去。她半夜里被叫醒，让做好立即出发的准备。谁也不知道要干什么。后来，洛甫传话说，张国焘企图分裂党，所以，他们必须离开。杨尚昆还有个私人问题：他的妻子李伯钊不在班佑，到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去教战士们唱革命歌曲了，他俩分离了一年多。杨不能用明信通知她，这将泄露机密。但他终于给她捎了个信儿。李伯钊回忆说，她那时被“看管得很严”，无法脱身。
凌晨二时，杨尚昆和叶剑英悄悄地溜出了指挥部营房。叶还搞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是钉在作战室墙上的，有一张掉在地上，他把这张地图放在自己的背包里。叶和杨走出营房。他们让警卫员带着驮有行装的骡子先走一步，二局和政治部工作人员在半夜一时三十分就离开了。
杨和叶正在明亮的月光下超路，后面忽然传来马蹄声，二人赶紧躲到阴影里，一队骑兵疾驰而过。显然，他们在搜寻叶和杨，他们认为这两个高级干部一定骑在马上，并且有人护送，所以根本没有理会阴暗处的步行者。
在第三军团司令部里，毛给林彪和聂荣臻发了电报，让他们作好准备：原命令可能有变。彭德怀紧张万分，生伯叶和杨脱不了身，天亮时分，他们终于赶到了，彭德怀这才松了一口气。杨记得，他看到毛、周思来、王稼祥和彭德怀都在等着他们。毛说：“我们真为你们担心。”
这时，陈昌浩已发现毛的入逃走了。他先打了几个电话，然后拿着听筒回头看了看徐向前司令，说：“出了一件怪事，一方面军开拔了。我们是不是派部队追上去？”
徐向前回答说：“你见过有红军打红军的吗？ ”他的话就是这么说的。不能打。换了陈昌浩，也许是另一种回答。徐向前的话在以后的五十年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再地被引用。
党的历史学家胡华一九八四年说：“这是党的历史中一个非常危急的时刻。徐和叶为制止一场冲突立了功。他们两人都有功劳。”
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毛保护了这两人免遭“文化革命”之苦。
陈昌浩没有派部队，而派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四方面军的一部分人到巴西去。其中有四方面军参谋长李特。李特是留苏学生，曾在列宁格勒学习过，习惯挎一把大左轮手枪。人们都知道他脾气暴躁，喜欢骂人。他最后死在苏联。
毛决定对四方面军派来的代表团和四方面军留下的人讲话。三军团的人正朝俄界方向前进。
会议在“查尔斯顿剧院”式的半山腰的一座喇嘛寺里召开。三军团的司令部设在旁边一个村千里，俯览着白龙河的支流巴西河（其实是一条小溪）。
年轻的红大学员们举着写有“反对毛泽东逃跑”的字样的标语旗在开会的喇嘛庙前示威。他们喊口号时就象和尚在念经。
毛对他们说，想南下的，请便；愿北上的，也请便，绝不强迫。然后，他请六七十名四方面军的干部来见他，其中也包括李特。这时，李德很警惕。他身高体壮，站在近处盯着李特，以防他拔枪向毛射击。
毛对干部们说，南下是没有出路的。他说，至于不愿意和党中央一起北上的人，可以等一等。“我们可以作为先头部队先走一步。”
“我们先走，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完成我们的任务。我们欢迎你们来参加我们的队伍。我相信，一年之后，你们会来的。”（毛说对了，几乎一天也不差。）
毛刚刚讲完，李特跳了起来，大声指责毛犯了“逃跑主义”和放弃江西苏区等罪行。李德很担心，以为李特已控制不住自己。他把李特紧紧地抱住。李特挣扎了一下，但摆脱不了李德那铁一般的手臂。
上午八点，大局已定。不想北上的人回班佑去了。想继续前进的人向北进发。这和一九二七年秋天发生的事一模一样。那年，毛在井冈山前，面对一批不听指挥的人和不愿跟他走的人也这样告诉他们，比他们回家，他率领着剩下的人继续向井冈山行进，从而平息了一场动乱。
杨尚昆还记得他自己哭笑不得的处境。四方面军的人把政治部里所有的炊事员、脚夫和后勤工作人员都带走了。虽然给他留下了一只饭碗，可是没人给他做饭。他只好加入了中央纵队，同历史学家徐梦秋和后来担任宣传部长的陆定一等人在同一个伙食单位吃饭。
不到一小时，毛也出发了。他没有和别人走一条路，而是在警卫员及几名亲密战友（周恩来和王稼祥躺在担架上）的陪同下从喇嘛庙下山，通过一座木桥过了巴西河。那时（今天仍如此），桥板下接近水面的地方悬接着一只牦牛头，保佑木桥免遭洪水、恶煞之害。过河之后。直上对面的大山——纳日寨，踏上了自己新的征途，今天很难判断毛认为张要发起进攻的威胁是否真实。或许没有那么回事。但毛认为确实存在这种威胁、因而不愿冒险。他一面上山，一面把后卫部队留守在每一个山口和要塞，以防四方面军追上来。杨尚昆说：“这是红军历史上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如果真的打起来，我不知道今天我们这些人还在不在。”
向青教授——一位保守而谨慎的学者——指出，至今没有找到任何客观证据或文字材料可以证明张国焘准备以军事行动迫使毛及其部下就范。他认为，假如确有此事，后来在延安处理张国焘问题时就会摆出来。他补充说，张国焘确实野心很大。中国的历史学家们至今对这个问题还在激烈的争论。
军事博物馆的秦兴汉将军也说，没有发现张国焘准备武力解决中央的证据，他也没见到过这份出了名的电报。但他相信张国焘确有野心，想接管整个红军。这一点在延安时曾批评过他。李先念说：“从最坏的方面讲。这是张国焘篡夺党权的一次公开尝试。”
党史专家王年一在《党史研究资料》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仔细分析了那份电报（但他显然没有看到电文）。他的结论是。没有确切证据表明张公开威胁要“军事解决”。但是他说，党内很多人都认为张确曾这样威胁过，或者说张的行动暗含着这样的威胁。毛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的一个附注里强烈地暗示张打算“军事解决。”
王年一举出两位权威人士，他们曾绝不含糊地说张打算采取“军事办法”。一位是李安葆，他在《话说长征》中肯定地指出，张曾“秘密下令进行军事解决”。另一位是吕黎平，他在回忆录《严峻的时刻》中写道，当值班军官陈茂生在翻译那份“出名的电报”时，他也正在通讯室，并帮忙翻译了电文。他说，电报里有这样的话：“如果他们坚持错误思想，坚持北上，那就采取军事办法武力解决。”但是，经查阅所有的官方文件，王年一认为没有证据表明电文里确有这样的话。他指出，任何中央文件里都没有提出这种指控，延安开会期间或是张国焘逃离延安后的公报里也没有提到这种指责。
毛的行动使张国焘勃然大怒。他把部队拉回阿坝，根本不提要释放毛的部下。他在阿坝那所大藏庙里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大会的口号是：“反对毛——周——张（洛甫）——博北逃。”张号召红军干部批判毛，并要朱德表态。
朱德说：“北上是中央委员会作出的决定。我本人不能违背这个决定，我也不会带领红军反对这个决定。让朱批判毛，对世界舆论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世界上都认为朱——毛是一个人。至于决定北上一事，我已举手赞成，不准备放弃自己的观点。”
“你竟然是这么个老顽固！”张国焘怒气冲冲地吼道。
刘伯承被激怒了。“你这样对待朱德是什么意思？ ”宋侃夫回忆称，当时对朱和刘使用了非常刺耳的语言。宋是张国焘指挥部的电报电话员，开会时在场。在会上，毛的人都被称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逃跑主义分子”。
有人在会上喊：“打倒朱德！”
张国焘很快就南下了。他的三十军和四军再次穿过草地同他在卓克基会合。侯国样——一个大个头、沉默寡言和秃顶的六十八岁的干部（ 一九三五年，他才二十岁，是四方面军一位热情奔放的政治干部，属李先念的三个军 ）——还记得，离开卓克基不久，部队行军的口号就改了。原来的口号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毛、周、博古。”现在改为“打到成都吃大米。”
张国焘南下了；毛泽东则北上。
九月十二日，毛把部队集中在俄界。这是一个小小的安全地带。一位姓杨的土司控制着这片藏族地区，他是从明朝以来杨家第十九代传人，藏名为谢代。自从杨家的第一代祖先从十四世纪开始向明朝皇帝纳贡以来，这个地区一直由杨家的子孙掌管着，每年纳贡之后，便自成天地，安然自得。这位第十九任土司向国民党纳献盐巴和粮食，对红军也一视同仁。他保持中立，对任何一方都不怀敌意。他把粮仓向红军敞开。虽然没有任何书面协定和手续，但是一方面军回送了一些步枪，国民党过去也是这样做的。杨家一直延续至今。第二十代杨土司一九八四年时五十六岁，是省人民代表大会的副主任。他在二十岁的时候被国民党封为中将，但后来他却投靠了共产党。
毛和其他中央委员在俄界开了一、两天会。他们把严重减员的部队重新编组成一支部队，并从宣传的角度考虑，把它称为红军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这说明毛是很现实的，他认识到，和张国焘强大的第四方面军相比，他的部队数量太少了。四方面军由于编人了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实力又有了增强。
这支先遣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员，下辖三个纵队：前一军切，由林彪兼任指挥，聂荣臻任政委；前三军团，由彭德怀司令兼任指挥，李富春任政委，前军委纵队，叶剑英任指挥，邓发任政委。杨尚昆将军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是王稼祥。
俄界会议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毛没有接受把张国焘开除出党的建议。象往常一样，会议之后，红军又匆匆上路。他们向腊子口进发了。腊子口最窄处只有十到十二英尺宽，是通往甘肃南部的咽喉。政治局会议是九月十二日和十三日召开的。九月十四日清晨，红军已沿着白龙江右岸向腊子口进军。“白龙江是一条波涛汹涌的激流，顺着被水冲击而成的峡谷绕过莫牙。在那儿警卫员为毛号到了一所很不错的藏民房屋。住有四五百名喇嘛的旺藏寺也在这里，庙里洁净雅致，一尘不染，这使红军战士难以置信。每处卧室外都种着白色或红色的菊花，向阳的一面，白色、蓝色或紫色的牵牛花争相斗艳，院里还有葡萄架。杨定华认为这里完全可以住下五六千人。很多部队都在莫牙额外多休息了一天。
但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还是杨成武——却没有休息。九月十五日，这支突击团在莫牙接到了预期的任务——攻取腊子口，然后去甘南的岷县。规定两天内攻下腊子口。而命令到达时已是黄昏了。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作好出发准备。晚十一时，队伍在夜色中集会在路旁草地上。哨音响了，团长对战士们说：“同志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在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
他们在夜里沿着白龙江行军。穿过一片片的树林，翻过一座座山头。这时，又下起了鹅毛大雪。（据说战士们曾高喊：“真好看哪，大家来吃白糖吧！ ”）队伍在凌晨二时饱餐了一顿，休息片刻后继续赶路。
途中，他们同国民党十四师的一个营打了一场遭遇战，把他们打散了。从俘虏口中得知，十四师师长鲁大昌已在腊子口修筑了碉堡。十六日下午四时许，先头部队到达通往隘口的通路。这里景色宜人。先经九龙峡，过一个山口后，就到了腊子河，这是 一条狭窄而湍急的溪流。刚从高原地区过来的红军战士在这里看到的是—片亚热带风光：茂密的原始森林，数不清的蕨类植物，壮观的飞瀑和成片的杜鹃花。
山口窄得出奇，两侧的山崖近在咫尺。似乎都是悬崖峭壁。右边的一整块峭壁，几乎拔地而起，高达一千英尺。人是爬不上去的，其至连山羊也无处插足，只有鸟儿才能找到立足之地。山口宽一百英尺，然而到了咽喉处，就只有十二英尺了。过了山口又有一处断崖，但没有那么高，参差不齐的怪石虽不好走，但并不陡峭，如果上面没有机关枪对着你，也许可以攀登。
小得连鳟鱼都容纳不下的腊子河就在这峭壁下流过。小路尽头是一座打进峭壁的两根树干架成的三英尺宽的小桥，过了小桥沿峭壁而行，又走上用长铁钉固定在岩石上的高悬的窄道。国民党在那里修了碉堡，只要有人企图过桥进入隘路，就会遇到倾盆大雨似的猛烈射击。如果有哪个疯子想爬上峭壁，那么他一抬头就会看到枪口正对着他的脑袋。
今天任何一个能亲眼看到腊子口的人都会认为，这个据点是坚不可摧的。
杨成武把战士们集合起来说：“我们—定要拿下腊子口。要是拿不下，就得重回草地去！”
从晚上九时开始，四团趁着夜色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但是都失败了。国民党军队坚守着阵地，他们用机关枪扫射。把手榴弹象开花棒棒糖似地往下猛投。几名战士过了桥，但无法爬上峭壁。在枪林弹雨中，他们只能蜷缩在桥下。
这个地区有国民党的三个团，其中两个营大约四五百人把守着山口。
毛把指挥所设在离山口三百码的地方，通宵指挥着战斗。俘虏告诉过四团，国民党增援部队已经上路。形势越来越令人担忧。
半夜时分，毛命令停止正面进攻，因为正面进攻的结果是严重的伤亡。于是把一些会爬山的战士集中起来，命令他们从后面爬上最陡的悬崖，然后居高临下消灭国民党守军。
大约二十至六十名战士——十二人是苗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战士——在浓重的夜色里集合在一起。他们只携带手榴弹和铁器——匕首和短刀。没有登山工具，他们把皮带、绑腿和绳子连结在一起，抓着它攀登危险的岩山。这些山里人悄悄地爬上去，很快就从忧心忡忡的指挥员的视线中消失了。
战斗继续进行。突然信号弹升上天空——红色，而不是表示成功的白色，失败了！ 随后数次强攻也未成功。天快亮了，国民党增援部队眼看就要开到，指挥员们开始觉得大势已去。正在这时，山谷中响起了阵阵爆炸声。原来是那些“山里入”登上了国民党守军背后的山峰，正往下甩手榴弹呢。不出几分钟，国民党士兵乱了阵脚，纷纷滚下山坡，溃窜逃命。四团剩下的兵力都冲进了敌人阵地，一阵砍杀，天险腊子口被攻占了。疲惫不堪的宣传队员兴奋地扯起已经沙哑了的嗓子唱起了战斗的凯歌：
炮火连天响，战号频吹，决战在今朝，开展胜利的进攻，消灭万恶的敌人！
部队很快通过了腊子口。他们再也不用返回草地了，再也不用拣从别人的粪便中冲洗出来的麦粒和玉米粒来充饥了。
四团又奉命出发上路了，它的下一个任务是攻占哈达铺，那是个汉族集镇，食物充足，对红军十分友好。“
第二十七章 家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一日上午十点半左右，红军开进了哈达铺。这是由毛泽东、周恩来（此时健康状况已大为好转）、彭德怀、林彪及其他高级指挥官率领的主力部队。先头部队已于两天前抵达这个甘肃小镇。
红军到家了。他们爬雪山，过草地，穿过了陌生的藏族区，终于回到了汉族地区，回到了汉族同胞中间。尽管这里的汉民都信奉伊斯兰教，红军战士觉得，哈达铺就象是他们的家，那里的人长得和他们一样，语言也一样，毫无隔阂之感。他们知道，虽然前面还要翻过许多山峦，还要涉过许多河流，还要进行许多战斗，但是，再也不会受饥挨饿了，再也不用后撤退却了。
哈达铺群众倾城出动，热烈欢迎这些跋涉。二万四千里走进这座古城的男女战士，他们以欢呼、笑脸和各种食物来欢迎这些疲惫憔悴，但斗志旺盛的红军战士。
在这里，每个战士领到了两块闪闪发光的银元，这些银元是被他们背着经过了雪山、草地和老虎嘴似的腊子口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说：“大家都要吃好。”他们确实吃得不错，只要用五元钱就可以买一头—百磅重的猪，二元钱买一只肥羊，一元钱买五只鸡，一毛钱买十二个鸡蛋，五毛钱买一百磅蔬菜。食盐和面粉也得到了补充——红军在当地没收了一吨盐，六吨面粉，以及许多大米、麦子和小米。每个连队都杀猪宰羊。战士们每顿饭有三荤两素，比过年还吃得好。这简直是天堂。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好的饭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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