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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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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军请来一位外号叫“戴胡子”的医生。周的病与他的肝有关，中国人叫肝脓肿。似乎是一种急性肝炎。他—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红军战士轮番从附近山上取雪，用雪给他降温。他的妻子邓颖超来到他身边，她自己的身体也不好，无法照顾周，这与有些故事中的说法相反。看来，她到处寻找能充饥的野草野菜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她确实为周炖过补品白木耳羹。周末能出席在七月底八月初举行的毛儿盖会议。
据杨尚昆将军回忆。周大约病了两个月，七月的部分时间再加上整个的八月和九月初。“他得的是肝炎，”他说，“我们想他的生命已危在旦夕。”
部队一旦行动，就必须用担架抬着周走，毛指定三军团负责此事。彭德杯的三军团仍拖着两门迫击炮行军（红军当时共有八门这样的炮），他决定把炮扔掉，这样腾出了四十名战士。
彭把照顾周的任务交给陈赓。陈是高级政治委员，三十一岁，生性腼腆，长着—张娃娃脸，脸颊红润，鼻梁不高。他曾是蒋介石的黄埔军校的学员，后来成为红军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
孙中山的军队初战广东军阀时，陈赓在蒋介石手下效力。蒋介石的一师人马被击溃，绝望中蒋举枪自杀，陈救了他一命。“我必须死在这儿，我已没脸见人。”蒋哭喊着。陈后来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敌人一步步逼近。蒋介石正要扣动扳机自杀，陈背起蒋撤到了安全地带。
后来陈赓被国民党抓住，蒋试图诱使陈归顺国民党。尽管陈嗤之以鼻，蒋还是让陈逃脱，显然，他想用软的一手把其他共产党指挥员争取过来。
“你救过蒋介石的命。”周开玩笑地对陈说，“现在要救我的命了。”
不久，周的身体渐渐复原，在同张国焘摊牌时他没有起什么作用。
连日来表面上的平静仅是假象。毛泽东和张国焘都在进行着 紧张的勾心斗角的政治活动。两个阵营之间出现了尖锐的分歧。造成分歧的原因还是政策、个性和权力，这也是长征中出现其他重大分歧的根源。
张国焘多年来自处一方开展斗争，而且颇有建树。他同毛泽东之间没有那种使人亲近的个人关系。尽管他也在莫斯科住过很长时间，但他并不离欢那些“布尔什维克”。他同一方面军所有的政工和军事领导干部都谈过话，但看来他没有找到同盟者。他同朱德的关系算是最和谐的了。尽管朱德的态度似乎有点模棱两可，尽管他曾设法使张和毛观点一致起来，但到了摊牌的时候，事实证明，他是毛的人而不是张的人。李德的回忆录表明，虽然他从不信任也不喜欢毛，但他对张国焘并无好感。博古也是如此。聂荣臻和彭德怀的回忆录都表明，张未能把他们争取过去。
反过来也是一样。毛的人也试图争取张，但也没有成功。只有周恩来能够凭借自己的外交手腕使大家的意见趋于一致。可是他的病使他无法这样做了。
李先念当时是张手下一位优秀的年轻指挥官，他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张有“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的野心。”
李先念认为张国焘会这样想：“一方面军人少兵弱，而我有八万人马。应该由我来作决定，并进而取代毛和中央委员会。”
部队向毛儿盖缓缓前进时，争论还在继续。张和他的一些代言人—直力主西进去青海，深入藏族等少数民族地区。毛和他的拥护者刚认为那些地方太偏，一无资源，二无足够的粮食，三是少数民族地区没有兵源，红军到了那里将无处存身。如果北上，进入甘肃、宁夏。就到了汉族地区，那里有粮食，还可以招募新兵。毛争论说，越向西走，红军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影响就越小。
到了毛儿盖和离开那儿以后，这场争论仍在继续。
两河口会议对一、四方面军合并所作的初步安排，于七月十八日开始生效。那—天，发布了一个命令，周恩来放弃了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张国焘担任总政委。在此之前，张出任军委副主席，和周恩来和王稼祥担任同样的职务。朱仍然担任主席。张的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成为总政治部主任。翌年十二月，毛担任了军委主席，毛、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周恩来和任弼时组成七人主席团。
这一切都似乎在宁静的气氛中进行着，但争论就象一颗即将引爆的定时炸弹正在嗒嗒作响。关于毛儿盖会议，有关的回忆录说法不一，在开会地点、会议次数、哪些人出席了会议等问题上，众说纷纭。但是，对会上发生的事情倒没有多少分歧。长征史专家胡华认为开会时间是八月六日，地点在沙窝的一个喇嘛寺里。
张国焘也说会议是在沙窝召开的。沙窝是一个美丽的藏族村庄，周围是葱郁的山谷，距离毛儿盖约五六英里，好象是“世外桃源”。张抱怨说，一方面军包围了会场，控制了所有的人口，不让他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会议，强迫他通过一连串检查岗。他说：“既然中央机关自卫得如此严密，总司令部用不着替它们的安全操心了。”聂荣臻说，会议在张的十一师师部举行。胡华同意这个说法。聂说，他曾听到毛斥责张说：“你这是开的‘督军团’会议。”意思是张调集了很多部队到会场。看来是双方各执一词。
张和聂荣臻都谈到，张在沙窝会议上建议让更多的人参加讨论。张说，他是想让年青人参加会。聂认为，张企图使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增加新人。两种说法可能都对。尽管张的部队人数占很大优势，但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里。他却是弧掌难鸣。
没有迹象表明会上谈过日本问题。中国现代史学家断定，会议上没有人谈过要联蒋抗日，组织“统—战线”。这个问题多年来一直有争论，因为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通过一项关于统一战线的决议，从决议措词看统一战线似乎起源于中国，事实上，共产国际与红军没有联系，也不知道红军的准确位置。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共产国际的代表林育英（ 他也是林彪的堂兄 ）来到陕北，毛这才知道有这么个决议。林离开莫斯科前熟记了决议内容。他乘飞机来到中蒙边境（可能跳伞降落）然后扮成商人步行到陕北，在保安附近的一个村子里同洛甫不期而遇。
八月二十日在毛儿盖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张国焘的政治助手陈昌浩出席了会议。现有材料表明会上没有产生什么分歧：会议决议得到了通过。
八月初，双方达成妥协。政治分歧一时解决不了，不妨先搞一个军事计划。他们同意把部队分为左、右两路军，两个方面军混编，使左右两路军都有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部队。成立一个混编的指挥部。部队仍由朱德任总司令。朱是一个适当的人选，因为毛和张都信任他。
张任总政委。刘伯承任总参谋长。最高司令部随主要由四方面军部队组成的左路军行动。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九军团（各剩下二干人至三千人）编入了左路军。
右路军也是混编组成的，先头部队是林彪的一军团，另包含彭德怀的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三十军和四军。右路军设有前敌总指挥部，由四方面军的徐向前负责，叶剑英任参谋长，张国焘的亲信陈昌浩任政治委员。实际上，右路军和左路军都在张国焘指挥下。他大约有八万人，而一方面军可能只有两万人左右。
毛和正在生病中的周恩来、负伤的王稼样，还有洛甫、博古、李德和中央直属队编入右路军。
几乎整个七月和八月的大部分时间全用于完成这些安排。就初步目标达成了协议，向岷县方向进发，以插入甘肃南部。
国民党终于开始警惕起来了，它开始调动部队。夜间，毛儿盖一带的气温已经很低，该行动了。两路军约定在八月二十三日出发。根据计划，左路军向阿坝前进，右路军向巴西前进，巴西在草地的那一边，离毛儿盖有几天的路程。
第二十五章 魔毯
这位西藏人，古铜色的脸上布满皱纹，穿着棕色的羊毛长袍，系着橙色的腰带，脚穿软皮靴，头戴时髦的毡帽。他说，夏日里，一望无际的草地是一幅鲜花织成的魔毯，朱红色、紫罗兰色、蓝色、黄色、玫瑰色、紫色、白色等等，你所能想象出天下所有的颜色、在这里应有尽有。
他讲的这片草地，是一个内陆的萨格苏海，地处长江和黄河分水岭之间一个一万一千英尺的高原上。这里看来象春天英国康瓦尔丘陵草原—样的平静，但要是把这片隐藏着邪恶的草原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相比，《恶之花》会显得象天使一般的美好。
到了八月中旬，这里的花草已开始迅速凋零，但是当你在正午经过这片平坦的大地时，它们的绚丽色彩在阳光照射下，仍然会刺痛你的眼睛，它们的芳香仍然使你心旷神伯。当黎明来临时，一马平川的地平线上，闪烁着白雪反光的小山丘点缀着这绿宝石般的草原。
今天，这片青葱的田野大都已经开沟排水，土地的肥沃堪与美国蒙大拿州和怀俄明州相婉美。到处是白色的绵羊，黑色的耗牛，一顶顶毡帐篷星罗棋布，那是牧羊人放牧时的宿营地。
五十年前，情况似乎大体相同。但是当红军经过这里时，没有帐篷，没有牧民，没有牦牛，也没有羊群，只有寂寞的野花引诱人们到它们中间去。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始终由杨成武率领的非凡的一军团第四团，作为先遣团进入这片令人愉快的美丽的“海洋”，他们看到的就是这般景象。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七日，杨成武领受先遣任务时，他的司令林彪最先告诉他草地的危险。他说这项任务很艰巨，指示杨成武到毛儿盖进入草地前立即向毛泽东报告。
草地的危险，是在意料之中的。毛泽东警告杨成武，在野花的下面隐藏着沼泽，一分钟之内就能把人吞掉。因此，杨成武必须设法在这片沼泽地带找到一条道路，以便整个红军得以安全通过。摆在面前的敌人是大自然，而不是人。当务之急是必须很快通过草地，摆脱草地。有迹象表明，国民党的部队正准备再一次集结来消灭红军。毛泽东仔细地向杨成武询问了他的部队的情况和衣着。草地的气候比爱生气的苏州美女的情绪还要变化无常。一忽儿烈日，一忽儿冰雹，时而下雨，时而大雾，时而雨雪交加，狂风怒吼，就象魔鬼的恶作剧。
五十年后的一九八四年六月，草地依然如故。夜间，大地结满了银霜，气温在摄氏零下六七度（华氏二十度）；黎明时，天气还是好好的，红艳艳的太阳钻出地平线照耀着草地；可是，早上八时，天色突然变暗，乌云聚积起来，开始下起了蒙蒙细雨，一切都在雾气中变得朦胧灰暗。接着大雨和着狂风倾盆而下，瞬间又是雨雪交加。没过多久，纷飞的鹅毛大雪遮盖了道路，草地和山峦，到处茫茫一片，赶路的马帮躲避在背风的地方、一群群的牦牛和绵羊变成了缓缓移动的雪堆。大雪下了两个小时之后减弱了下来。旷野上又刮起了大风，风中的太阳变得苍白、黯淡，颤颤发抖。风没有停，又下起了雨。到了后半晌，天空露出了湛蓝，阳光普照，白雪融化了，使人感到一丝春意；但当太阳的光辉沉落在黄河彼岸的时候，春意便在冰霜中消逝了。
毛泽东问杨成武；向导问题怎么办？ 杨说，他找到一个年老的藏民，六十多岁，他熟悉草地的一草一木。我们用担架，由六名战士抬着他走。毛泽东同杨谈完之后，杨即率部队出发，出发前 杨又专门去看望了邓颖超，同她说了几句话。邓颖超的丈夫周恩来病重，没有见他。
四团通过了几座沙石山冈。山网上满都是黄色的樱草花，或者叫藏报春，一簇簇紫色的山花，白色星状山花，还有接骨木饱满的果实——它那毛绒的白花，此时，已变成可以酿酒的浆果，仿佛给大地铺上了花毯，这无疑是一曲鲜花的交响乐。然而，在长征者战士的回忆录中，找不到描绘这美好景物的片言只语。他们无心欣赏这些美景，脑于里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只有张国焘还谈到了这些“美丽壮观”的鲜花。
下午三时左右，四团正在拼力奋进，但眼前的景象忽然起了变化。乌云密布，遮掩了大地。疾风穿过三千年来人迹罕至的野草丛生的荒原，撕裂着行进中战士们单薄的衣衫，寒气刺骨。这个一度如花似锦的乐园每年只有五天无霜期，年平均温度刚过摄氏零度，七月是摄氏十度半多一点（华氏五十一度）。
用县长杨秋的话说，草地没有夏天，只有延长了的冬天。红军经过的每天夜里都是天寒地冻。杨成武和他的部下所走的路并不好走——这里压根就没有好路可走——不过是藏族牧民踏出来的小路。东边有条好走的路，但因张国焘没有打下松潘，那条路走不通。左边的路（即张国焘要走的路）也比较好，但他远在西面，而且他坚持要去阿坝。
除了杨成武和他的部下竖起的路标，小路上没有别的标志。没有界标，只有漫无边际的齐腰深或高过腰际的野草，草的下边就是水。草地里有小块的硬地，足可以经得住一个人站在上面，但它们在野草底下，很难辨认。沼泽软得象豆腐一样，积水经常漫过胯骨。掉进沼泽里的人，伙伴还没来得及拉上他们，便消失了。有时连救援者也会同被救者一起消失在泥潭之中。
天下着雨。八月和九月是草地上雨季高峰。无法保持干燥。没有地方可以宿营，人们抱着自己的膝盖，蜷成一团坐在小丘上过夜，小丘小得连腿都伸不直。
没有食物。每人额外积存的四十斤口粮也快吃光了。战士们的体力消耗很大，因此饭量也大。可是无法煮饭，无处生火，也没有木柴。他们只得嚼着未经磨过的麦粒。部队有半数人染上了讨厌的痢疾和拉血。粗糙的麦粒几乎要磨破他们的肚肠。
不过，今天的居民说，这里在夏末鸟很多：从北极飞往南方的大雁，随季节迁居的野鸭群等。有时，飞行中的鸟群黑压压的一大片，遮住了太阳，落在沼泽地里把草丛弄得沙沙作响。一年后，当第二方面军过草地时，贺龙将军指出害人的沼泽中鱼多极了。他每天花一点时间去钓鱼，在通过这片可怕的大地时，他一路上就不愁吃的了。“过草地时发生的某些悲剧也许是由于红军不会狞猎或捕鱼。而且，他们也不熟悉”野菜“的性能。这些”野菜“现在陈列在当地的博物馆里，说明这是红军当年为了活命不得不吃的食物。在展览柜中有一盘盘的多汁的蒲公英绿叶，有一碗碗的荀麻（可用来作鲜美的汤）和其他营养丰富的野生植物，而战士们当时却不了解它们的用途。
那个象小白胡桃一样娇小的危秀英，她也搭救了好几个女同伴的性命。那天，她去给藏族妇女作宣传工作，回来时，发现同屋的伙伴给她留下一些蘑菇汤，她尝了一口就放下了，味道太苦了。她发现，她的同志们全都躺在地上，好象都已睡下了，她大声地嚷道：“往里点，给我让个地方。”可是，她们睁大着眼睛，看着她，谁也不说话，也不能动弹，她们全都瘫在那里。她赶快取来冷水，泼在她们身上，使劲摇晃她们，她们终于醒过来了。她责怪她们说：“你们可真是好同志，把蘑菇都吃光了，只给我留下点苦汤！”她哪里知道，就是那些蘑菇使她们瘫倒了。
象红军中其他人一样，危秀英在进入草地之前就准备好了粮食。但粮食不够吃。她拣了些可食用的植物，吃炒过的青棵麦粒。她和她的朋友们用手从火里直接取出烧好的青裸粒。青棵粒被火烧只了，很快她们的脸也变黑了。危回忆道：“我们大家都长了胡须。”
粮食，粮食，粮食。每天都是这个问题。那个模样象赫鲁晓夫的老红军曾宪辉还记得他们进出草地时看到的青稞田。四周没有人烟。战士们收割了青裸，留下了借据。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在保安时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这是我们唯一的外债。”是红军拿了藏民的粮食而欠的债。
过草地有五天到七天的路程。最先走过草地的人，日子最好过。他们可以沿着杨成武的先头部队给他们标出的小路走。小路很窄，容易消失。每过一天，路就变得模糊难找。体重的人和牲口踩坏了狭窄的小道，使小道淹没在水下和草底，因此很难知道向哪里插脚。杨定华说，过沼泽地有点象走在摆动着的浮桥上挪动一步就摇晃，而且你的脚很快就会陷进一堆抖动的草丛里。泥巴不仅滑，而且象胶一样粘。一旦掉进去，就越陷越深，越挣扎陷得越快。“
他们一再迷路，甚至连藏民向导都难以辨明方向。一眼看去，各处的景物都一模一样。只有当太阳冲出乌云时，他们才能改正前进的方向。
艾格尼丝·史沫待莱一九三七年在延安见过一位长征老红军莫许的日记。他讲述了一个在泥淖中挣扎的同志的情况。莫许扶他站起身来，但那人又跌倒在黑水里，紧紧地攥着步枪。他试图去拉那个人起来，但怎么也拉不起来。那个战士就要断气了。莫许想给他一些炒青稞吃，但他已不能嚼了。莫许小心翼翼地把炒青稞放回自己的干粮袋里。那位战士咽了气。莫许继续行军。那位战士的遗体蜷缩在沼泽地里。当莫许在路上休息取出干粮袋里的炒青稞放在手里时，那位垂死的问志的悲惨形象又出现在他的眼前，他再也无法咽下那些炒青稞。
毛的警卫员陈昌奉在红军下雪山时病倒了，康复后又患了疟疾，疟疾好转后进入草地时又复发了。毛让他休息，给他服药，他才得以继续长征。
在他看来，这片草地是：“举目四望，不见一棵树木，茫茫一片荒凉；没有人烟，没有生气，……那腐烂了的永远浸在污水中的野草，无边无际，……”
每个人都注意到了：这里渺无人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回忆道：“我连一个人也没见到。村子里空空荡荡。我只记得有几只野鸟；到达班佑时，我们才见到了一些牲口。但是房子里还是空的。
经常无法烧开水或做饭。地太湿了，没有干燥的树枝（常常连一点树枝都没有）。人们嚼着没有煮过的硬麦粒，嚼得牙痛。
老红军给青年人不断打气。河水大约三英尺深，但红军到达这里时，河水开始上涨，水流湍急，中央纵队在渡口被阻。邓颖超为她的丈夫周恩来担心，她本人生了病，仍然躺在担架上，也停下不能前进。战士和指挥员都聚集在周围。她问一位指挥员，“河水有多深？ ”指挥员回答说，“不用担心，一切都会得到解决的。”她把年青战士叫到跟前，告诉他们互相手拉着手涉水过河就不会发生问题。蔡畅是毛在长沙时的老朋友，身着红军制服，脚穿草鞋，腰带上挂着一支手枪，也在这个纵队。杨定华说，你从她的装束看不出她是一位妇女。但是战士们都熟悉，一下就认出她来了。他们喊道，‘大姐，给我们唱支歌吧！ 唱《马赛曲》。“蔡畅微笑着回答说：”好吧！ 别喊了，我给你们唱。“她唱了。杨定华虽听不懂歌词，但也受到了鼓舞。
杨定华还想起长征中其他几位妇女的情况。有一次他看到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坐在行李上，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写着让军队渡江的命令。杨定华知道，康克清七年前参加红军时还是个文盲。看到这个变化，杨内心非常高兴，并为革命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
毛在长沙时的老师、德高望重的徐特立也在河边，他身边有一头头毛驴。毛走上前来问他为何不骑上毛驴。徐特立解释道，因为毛驴驮着三个病号的行李。徐特立在补他的旧裤子，身上穿着一件破皮袄。他背着的干粮袋里装着八斤炒青裸。
当晚，整个部队渡过了后河，他们高兴地燃起了熊熊的簧火。这次总算踏上了干燥的河岸，也有了干柴。杨定华和几十名战士围在篙火周围取暖、炒青稞和休息，精神又焕发起来了。不一会儿，毛泽东和彭德怀来了，在簧火旁坐下，他们同战士一样，混身都是泥巴，看来很疲劳。
“同志们！ ”彭德怀以指挥员的口气，用嘶哑的嗓子喊道，“咱们请毛泽东同志讲点有趣的故事吧！”大家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一位著名的作家成仿吾也来了，同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他谈到他在日本和欧洲的学习生活以及他如何成为一名作家。遗憾的是，杨定华没有把毛和彭所讲的故事记下来。这是在草地上度过的第三个夜晚。前面还有四天的行程。
粮食日益减少。特别是在先头部队后面的部队。本来草地上的东西就少得可怜，仅有的一点也都被前面的人拣走了。不久，红军便开始煮自己的皮带和马具（ 如果能够弄到水烧煮 ）。水是一个问题。草地上的水大都有毒。战士们一个个都因剧烈的腹疼和急性痢疾而躺倒。许多人死了。剩下未曾碾磨的玉米和青稞也快吃完了。人们以毫无营养的野菜充饥。有些野菜也有毒。
丁甘如在后卫部队，属五军团。他们的部队进入草地时，别人早巳过去了。丁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参加红军，当时十五岁。
对丁甘如（原为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参谋长，一九八四年离休）来说，从爬雪山开始，情况就日趋恶化。藏民不断进行骚扰。丁甘如也认为，国民党的宣传更加剧了少数民族和红军之间心理上的隔阂。
五军团看到的都是一些非常穷困的人。有钱人和地主早已跑掉了。如果一个红军战士掉队，少数民族的人就立刻把他抓来剥光他的衣服，让他活活冻死。五军团有买粮食的钱，但当地没有人卖粮，也没有粮可卖。
丁回忆说，“我们只能吃剩下来的一点东西。有时可找到一头猪，我们总是设法用钱买下来。可是这种情况太少了，因为这一带全都被搜光了。我们只好吃前面的同志们丢下的猪皮。”
他说，为了生存，红军被迫违犯自己的纪律。他们捣碎了寺庙里的泥菩萨，因为在这些偶像里装满了善男信女多年来贡奉的粮食，他们把麦粒狼吞虎咽地吃下去。“这是些多年陈粮，吃起来味同嚼蜡，”他说，“但它毕竟是粮食。”
在后卫部队前面的红军指挥部的人们患了可怕的腹泻和痢疾。粗糙的整颗的谷粒和麦粒通过肠道排泄出来时带着血污。面临着饥饿威胁的后卫部队，挑拣着这些谷粒，就象麻雀从马粪中拣燕麦粒一样，他们把谷粒洗净煮沸后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
丁甘如说：“草地是对我们最艰苦的考验。”
曾经担任过外交部长的姬鹏飞他在长征中是位医护干部。象大多数同志一样，他认为没有什么比草地更可怕的了。
他说，“看起来好象走在一条路上。但在几行人走过去之后，这条路便变成了积满了水的水沟。”
没有可宿营的地方。没有干燥的土地。没有树木。很多人到达草地前身体本来就已经很虚弱，几乎要病倒了。有的因此倒在泥浆里再也爬不起来了。 姬鹏飞说：“过草地比爬雪山损失的人还要多。每天早上，我们不得不点一下人数，看看还剩下多少人。我们发现有些人并没有死，他们的眼睛还睁着，可是他们爬不起来了，也不能说话了。我们好容易才把他们扶起来，可他们又瘫倒在沼泽地里，默默地死去……”
草地的地势高也是原因之一。许多医生自己已体弱有病，但他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穿越沼泽，去寻找那些掉队的人。
徐通今医生一九八四年是解放军医学研究所所长。他高高的个子，银灰色的头发，仪表堂堂，带着角质架的眼镜，讲起话来措辞严谨，有权威性。他说，空气稀薄使人变得虚弱。每个人跌进泥沼之中，就象在西安出土的泥人一样。医生用樟脑和嗅盐抢救昏迷的人，但有些人再也没有醒过来。
戴正启医生—九三五年只有十六岁，在红军中已是服役一年的老兵了。他是一位爱思考的人，曾多次回忆过草地的情景。他认为要确定究竟有多少人死于草地是不可能的。人们生病和死亡还有一个原因。不仅仅是冻死、饿死或被藏民的冷枪打死，饮食中缺少盐分，也是一个原因。红军在长征中本来缴获过大量食盐，但是他们怕麻烦，没有带到雪山草地这边来。草地没有盐，他们的食物中缺盐，因此造成死亡。他说：“我看到有的战士走着走着，突然间就倒下了。我们赶快跑到他跟前，只听他低声念着家乡的名字说：”告诉我的亲人，我死了。‘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当然，气候也是变化无常，战士浑身者是湿漉漉的，饥寒交迫。但这不是这么多人死亡的原因。因为过去他们也挨过淋，受过冻，挨过饿。虚弱也不是唯一原因，他们在毛儿盖已休息过了。
那么原因是什么呢？
“草地上渺无人烟，”戴医生说，“这就是原因。没有人，一个也没有。你要了解我们中国人的习性。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生活经历：看不到人的影子，听不到人的声音，也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没有人从这条路亡走过，没有房屋，只有我们自己。就好象我们是地球上最后一批人。”
“道理就在这里。”他认为，这就是人们死亡的重要原因。
八月二十七日——对某些部队来说是进入草地的第六天——一军团到达巴西，这是草地东北边缘的一个藏族小镇。毛可能是在八月二十八日到达的。先头部队总是前进得更快一些，比其它部队要早到几天。
许多部队分别到班佑或阿西或附近其他村落。必须把部队分散开，免得把村子里那一点点粮食都吃光。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和军团长林彪到达班佑的前一天，给在他们后面的三军团长彭德怀拍发了一份电报。他们请他统计一军团的伤亡人数。他们知道自己的部队损失了一百多人，并且已经埋了一些人，但还有一些人的尸体没有找到，无从埋葬。他们的电报写道：“请携带一些工具，沿路负责掩埋。”
十天以后，他们收到周恩来签署的一份报告：三军团找到并埋葬了四百具尸体。
右路军到达巴西和班佑时，张国焘直接控制下的左路军正在向西南约四十英里的阿坝一带移动，同右路军所走的路线平行。
九月三日，张国焘拍电报给右路军，说他在阿坝被阻。白河（又称噶曲河）的洪水使他的部队无法继续北上。他建议部队南下。人们难以觉察到沼泽地的水是流入两条流速缓慢的河里去的，白河便是其中之一。另一条是黑河，也叫墨曲河。两条河均流入黄河，也称玛曲河。这些都是藏名而不是汉文名称。
张国焘的电报触发了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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