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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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里撤！”
　　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
　　“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
　　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惶恐，战士曹鸿都顺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树梢，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个个拽到了崖上。
　　这里还能听到沿揪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作一声。
　　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
　　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检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
　　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
　　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
　　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进赴出事址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田埂旁那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
　　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
　　1969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揪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一块石碑。
　　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处处都能表现出来。比如他不会走慢步，双脚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高频率。比如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那个年代的飞机安全系数太小；但他自己又酷爱乘飞机，他说：“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险值得。”
　　我们这些老人一块议论，周恩来的遇险履险，最多的还是在飞机上。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末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驾驶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当我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驾驶员太危险时，周恩来竟能稳稳坐在舷窗旁，入戏一般欣赏着外面的风云变幻，烈焰满天！最后，飞机侥幸未被雷电击中，在云隙中钻出险区。机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经差点绷断，周恩来却始终一身轻松：“我知道瑞霭有办法。”
　　在议论中，我讲了这样两次各富特色的飞行遇险和履险……
　　1946年1月30日，我跟随周恩来冒着严寒赶到西安机场。
　　冬日天短，快9点了，太阳才不过一竿子高。不过，这是一分难得的大晴天；极目四望，云彩丝儿都不见。停机坪上，一架美军c一47型运输机被朝晖染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我心里一阵欢乐，一阵轻松。
　　欢乐是因为8年抗战终于胜利，“政治协商会议”也即将结束，何况昨天办事处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扫荡一遍身上虱子，这辈子还没洗过这么舒适的澡。说轻松是因为天气好，免去昨夜的担忧。“政协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赶回延安是为了同毛主席党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以求达成协议。会议明天要闭幕，周恩来无论如何会坚持今天飞回西安。我只担忧遇个恶劣天气，他也会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
　　幸亏是个大晴天！
　　机长已经出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军人士气正高，何况这是马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处工作。所以，美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
　　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子便成为话题的中心。
　　“杨眉，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出来吧？”邓发问。
　　“知道。”小杨眉生得聪俊，特别招人喜爱。“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出狱。”
　　“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出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
　　“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作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5个大坏蛋跟他换2个人，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蛋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点污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至今想来都不由得流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子，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
　　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马达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物，掀眼帘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
　　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哩咕噜，还不时指点我们这些乘客作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
　　周思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
　　“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作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
　　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
　　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
　　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马达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似地微弱。寻声找去，原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
　　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
　　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文课本。
　　周思来在危难时刻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确实使机上每个人都深深受了震动和感动。我马上解下身上的伞包，走过去递给周恩来。当我们互相坚持让给对方背时，大个子美国兵又找出一个伞包给了我，并且伸出大拇指朝我们叽哩咕噜一番。
　　飞机还在颠簸飘摇，终于，机长的命令传下来，情况严峻，无法过秦岭，只能返回西安。
　　周恩来尊重他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同意返航西安。
　　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停稳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从喉咙落回到胸腔里。下飞机一看，好家伙，机身晶明透亮一层厚冰，在阳光下咔咔地响着裂开，大块小块往下掉。
　　“中午在鸿宾楼请客，”周思来大声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些美军人员，他们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美军人员对周恩来如此厚待他们，高兴不已。席间，美国大兵说：“今天能大难不死，这是上帝保佑你周将军。”周恩来笑着说：“不是靠上帝，是靠你们美国军人高超的技术和艰苦顽强的努力。”美国大兵听了都鼓了掌，兴奋不已。当局思来表示一定要赶去重庆，下午还要冒险一飞时，机长马上同意了，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有经验了，下午先升到5000米以上，避开结冰的气温层，然后再飞越秦岭。
　　饭菜鲜美，美国大兵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我们这些上天就吐的人却敢看不敢吃，都吐怕了。
　　午后2点，我们带着希望、信心，也带着紧张和风险又登上了那架美国运输机。
　　飞机扶摇直上，重新笼罩我们的又是冷。奇冷、酷冷，比上午还冷，我过雪山也没觉这么冷，这辈子再没遇过那么冷！周恩来脸色灰白，胸脯起伏着，我们也都强烈地感到胸闷气短，拼命作大呼吸。登机前机长就提醒，这一次飞得高，会缺氧，现在我们尝到了缺氧的滋味，我脑子里不时闪出离了水的鱼儿拼命煽动两腮，嘴巴翕动不已……
　　周恩来忽然起身，头重脚轻地走到驾驶舱，请大个子美军拿来飞行员自备的氧气。若不是忍耐到极限，周恩来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错了。周恩来没有吸氧，他喘息着说：“何副官，你给江青吸吸氧。”
　　周恩来对江青的关心是格外的。午饭时，我和李秘书向他检查，不该匆忙间扔掉20万元钱，周恩来并没责怪我们，却吩咐办事处周子健处长赶紧替江青买些生活必备品带上，以免到了重庆临时受窘，生活不方便。
　　现在，他自己忍受着缺氧的折磨，却首先关心江青缺氧，显出不支，由我和大个子美军帮她戴上氧气罩吸氧。
　　江青大口大口地吸着，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感觉好一些，便拿下来给她心爱的小杨眉吸。
　　说实话，江青是真喜欢天生丽质，无比聪俊的小杨眉，时时惦着她，关心她，跟她聊天，见她冷就搂紧她，用体温温暖她，那种爱时时可以从一瞥目光或一声轻唤中感受到的。然而，她什么都可以关心照顾到小杨眉，唯独到了最紧迫关头作不到把自己的伞让给小杨眉，只会焦急地喊：“哎呀，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快，快，小杨眉还没有伞呢！”
　　周恩来平时没有江青那么表现出对杨眉无时无刻不在的关心，但他最后让出了自己的伞。小杨眉一定是明白这里分量的差别吧？她接过氧气不肯吸，一定坚持要周恩来吸。她依向周恩来举着氧气罩向他鼻子上送：
　　“周伯伯，你吸，你吸呀……”小杨眉哭了，“你不吸，我决不吸一口……”
　　周恩来眼圈湿了，我们在场的人眼圈都湿了。
　　由于飞机绕道成都加油，所以傍晚时节才到达重庆上空。重、庆四季多雾，冬春尤其大雾不断，人称“雾都”。
　　飞机开始下降，大个子美军来到机舱比划手势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窗外云雾如翳，舱内一片昏暗，有夜色的感觉。飞机降得很快，我们的心也跟着下坠，下坠，因为始终不曾钻出云雾，而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已经听到。我们虽然不懂飞行，可也懂得，钻不出云雾，飞机不可能降在跑道上……
　　蓦地，那颗下坠的心向上一跳，飞机吼叫着又直向上空钻去，显然，第一次降落失败了。
　　无线电里不时传出陆空对话声，周恩来以其事必躬亲的一贯作风走去驾驶舱，我本能地跟过去。
　　机长说明云雾太大，而且低垂，找不到机场。而机场塔台也不同意降落，说天气恶劣，要求飞机返回成都。
　　“你们要沉着冷静，”周恩来没有讲英语，由陆定一翻译他的话，“一定要做到安全着陆。”
　　美国驾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自信心，简直可以说是自负，好像任何怀疑都是对其荣誉的伤害。
　　机长说：“只要能判明地面一两个目标，我就能安全降下去！我飞过多次重庆，这个机场三面环山，一面丘陵，条件是差，可我有经验和技术。”
　　飞机再次下降，穿云作低空飞行。钻云雾真是一种阴森森入地狱的感觉，飞机下降下降，没完没了地下降，好几次我都以为要撞山或栽进地里去了，但始终没听到那轰然的截止声，倒是又听见发动机一声怒吼，飞机再次朝天上骤升，一个劲地升上去。
　　塔台通过无线电命令飞机返回成都降落，机长大声说：“那样就会发生燃料不足的问题！”
　　周思来转身望住舱内，目光依次扫过每个人面孔。我们都无法掩饰那种懊悔的心情。早知落不下去，实在不该作这次冒风险的飞行。
　　“镇定。”周恩来轻轻说一声，忽然笑了，那是使人忘记外面危险的微微一笑：“我们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能最后签订政治协议才掐着日子回延安，又掐着日子赶来重庆，冒点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天黑得很快，机舱里亮起两只昏黄的灯泡。美军驾驶员在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三次下降，争取在天黑前能落下去。
　　周恩来又钻进了驾驶室，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的前方，其实也是下方。在一阵难熬的下降飞行之后，左前方忽然闪现一个隐约的目标。
　　“那里！”周恩来手指目标叫一声。
　　美军驾驶员的目光一瞟，已经拉起机头，将飞机重新升上天空，并朝周恩来举起拇指作个有力的赞赏表示。这些美国大兵确实技术厉害，眼前就晃了一下隐约的目标，外人根本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是山是楼是塔台？他们已经信心十足地一推驾驶杆，迅猛地进入第四次迫降。
　　下降、下降……崩！所有人一震，还没完全明白过来，飞机已经变成水平运动。经验马上告诉我，这是在地上滑行！由于东西全扔了，飞机没滑行多远便停稳。我们欢呼着差点跳起来。下飞机一看，乖乖，差不到5米就冲出跑道了。原来飞机是在跑道中段才触地，要不是负荷轻，真不知又要出什么危险呢。
　　周恩来带着我们全体乘客去向美军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同他们一一握手。大难不死，这些美国大兵的神情永久地留在了我记忆中。那位机长立正敬礼，然后握手，然后将一只手朝天上伸去：“周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总是保佑您的。”那个接触最多的大个子美军还挺严肃认真地点点头：“能为周将军服务我感到荣幸。”
　　最近我常想，这些美国大兵还有在世的吗？如果他们知道周恩来以后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受到的广泛尊重和爱戴，他们一定会为这次“服务”更感荣幸的吧……
　　我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柬埔寨，真是说险不险，说不险比哪次都惊吓人，所台风险比哪次都大。
　　那是1960年，我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已经从总理副官改为机要秘书。
　　在越南访问时，就传来柬埔寨国王去世的消息。柬埔寨是我们出访的国家之一，周总理一得到消息，马上叫我发电致哀。到了印度，周总理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白色西服，去柬埔寨时穿。
　　我不理解：“总理，为什么穿白色西服去柬埔寨？”
　　周恩来说：“穿白色西装，到柬埔寨也算我们的悼念。”
　　我说：“国王死了，我们是外宾，还给他穿孝服呀？”
　　周恩来指点我说：“何秘书，这个道理也需要我讲吗？人家国王逝世，是国丧期；从礼节上，从理解上，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去吊丧是我们出访柬埔寨的重要内容之一，你告诉大家，这个思想一定要明确。”
　　到达柬埔寨时，我们清一色白色西装，友好而肃穆地走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见了，大受感动。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与西哈努克亲王立刻建立起了很深的私人友谊。
　　周恩来要和代表团一起住旅馆，西哈努克亲王不答应，坚持要周恩来住王宫。总理早就给我们出访定下了规矩，重要的一条就是“客随主便”。
　　客随主便，周思来被西哈努克接入王宫。当时王后还在，周恩来同西哈努克都住在了王宫里。
　　王宫不大，还不如我们北京的官园大；房子不大也不多，我和总理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没地方休息，只能轮流进地下室去休息。不过，王宫的花园不小，非常漂亮，体现了真正大自然的美。
　　客随主便，西哈努克安排周总理参观柬埔寨的医院，电台，这都是我们援建的。西哈努克亲自担任讲解。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新国王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言谈文雅礼貌，风度翩翩。柬埔寨的华侨非常爱国，周总理每次外出，华侨们都全体出动，在马路两边和公共场所自动形成纠察线进行保护。因为当时柬埔寨不太平，南越人经常搞偷袭，每次外出公开活动都包含有一定危险性。西哈努克对于华侨们的表现满意又自豪，两眼朝周恩来一闪一闪地望着，说：“这是柬埔寨的华侨，他们爱第一祖国，中国；也爱第二祖国，柬埔寨。”
　　这天晚上看过演出，陈毅外长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
　　第二天，周恩来与陈毅便分开活动了。这一切都是客随主便，听西哈努克亲王安排。陈毅先走了。陈毅走后，西哈努克才请总理出发。我们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西哈努克早已心中想好的一步棋。
　　简易机场上停有两架小飞机，螺旋桨式的小飞机。西哈努克陪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机。这是西哈努克的飞机，里面装饰过，很漂亮，但是很小，坐不多人。西哈努克带了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法文翻译齐宗华，我们都没上去，主人安排我们上第二架。
　　上飞机前，只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也没多问，都以为去白马参观。西哈努克一上飞机，形势全变了。他突然赶开飞机驾驶员，说：“今天我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
　　我的天哪，西哈努克要开飞机？而且是载着我们的国家的总理周思来！西哈努克当时还很年轻，完全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们的总理可是62岁的老人了。西哈努克如果60岁，他决不会这么冲，这么冒失，他的这个举动充满了青年人所特有的血性、锐气和热情，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来的可是承受不起的压迫力。我承认西哈努克聪明，聊起天来，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什么都懂一些；他还会作诗，会作曲，会唱，会表演，他会开汽车，但说啥也没想到他还会开飞机。这毕竟是1960年啊，一国元首开飞机我实在是第一次听说，并且马上要见识……
　　陈毅元帅要是在就好了，他一定会巧妙地谢绝阻止。可他已被聪明的西哈努克先打发走了，剩我们这些人，事前不知道，事发也没法劝，这种场合可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只能看周总理自己的态度了。而总理的态度，不看也知道，肯定是客随主便。
　　果然，总理只是微笑点头，毫无担忧和拒绝的表示。然而事情还没完，西哈努克坐上了驾驶位，又发话了。
　　“总理，咱们今天不去白马了。”他回头望住周恩来，“咱们今天去××岛，到那里视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