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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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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对于周恩来的预测，他至少是默认了有可能性，否则为什么会讲“你们共产党写历史”？
停战谈判进展真艰难。那期间我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因为我已被提拔为他的副官。
感受最强烈的是，周恩来明知蒋介石下了决心要打，和平无望，但他仍然为和平奔跑，不放弃民主建国的哪怕是一线的希望。国民党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向南京。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心情很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皱出两道纹。“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他的目光扫过会场，提高了声音。他总是这样，当感情自然流露时，总能及时把握住，振作着转向激昂：“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坚持到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坚持到国民党召开了一党的伪国大。“该让的我都让了”，周恩来曾这样对马歇尔说。我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很冷静，那是决心下定之后的冷静。就连马歇尔也承认，伪国大的召开标志谈判破裂的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侧面的接触和观察中，马歇尔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也做了一点调停工作。比如蒋介石派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的6万部队分割包围成品字形，意在歼灭。周恩来心急火燎，由重庆一飞到南京，立刻带我们去找马歇尔，要求军事3人小组马上去宣化店进行调停。马歇尔同意了，国民党就不好再反驳。
我对马歇尔有一点点儿好感，主要还在于他最后一次讲话。他总的来说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个人的印象非常好，显出一种由衷的钦佩。记得1946年11月1J6日，也就是伪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实际上就是告辞。马歇尔表示愿为我们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思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影本“啊，海军”，其反映的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思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1949年，周思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10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了“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话虽如此，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火之深，深诺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干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住站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人迹渺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符出来了，是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符，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
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离迷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思来一句句地解释那4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思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思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思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22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按一些老同志当时所作记录，话大致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
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后果。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我相信，这是全民族的共识。
遇险履险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
“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上那个坝梁！”
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
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车头一歪，嘎然而止。
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
“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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