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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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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1975年6月9日，总理吩咐我理发修面，要去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和医务人员都竭力劝阻，总理不听，坚持要去。我见总理着急生气了，只好妥协。
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姐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高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极点，可是一旦面对外人的注目，他便坚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庄重从容，让步子迈稳，让身体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口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口气，身上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进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护住薛明，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的私下交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马路、一起看演出。保护陈毅，他可以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做好。由于林彪坚持打倒贺龙，毛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泪水涌流，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紧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泪花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7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作短距离散步。这时候，也是他与我们谈话的时候。
5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在散步时他忽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无言以对。
总理把目光移开，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
“怎么讲呢？”医生眼里闪烁着涌起泪花，“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点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吐出一声：“对不起，不要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
以后一段时间，他分别向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谈一次心，指明每个人的优缺点。说到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
总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不能离开专业。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总理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听了总理的交代，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现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胃肠道专家陈敏章，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交待。组织确定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诚，也都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1975年9月7日之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恶性肿瘤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几十斤，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中旬以后，他连在搀扶下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
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大手术。
手术前，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会下不来手术台。他要来了自己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重新审读一遍。
周恩来作为职业革命家，在其充满风雨险恶的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伍豪、飞飞、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取的化名，当时觉悟社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家一共编了50个号码，拈阄决定各自几号？邓颖超拈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拈到5号，化名“伍豪”。
国民党知道周恩来这个化名，在30年代利用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刊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以此达到造谣诬蔑，给共产党制造混乱的目的。周恩来迅速以自己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同样在《申报》刊出启事，对此谣言进行了揭穿与澄清。
实际上，《伍豪等联离共党启事》发表于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来早在1931年便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可以说不须反驳也知道是国民党造谣。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的爪牙还是搬出这件事来作文章，想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1967年5月19日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一生谨慎的周恩来，爱惜声誉胜过爱惜生命的周恩来，为了不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启事”这一问题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如今在手术前夕，又调来这个报告的录音记录，审读后，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来。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这是周思来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坚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处。否则，你就会被人鄙视，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能不说有这种考虑。
这里也有他对身后事的种种考虑和忧虑。当他被推向手术室时，他表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激动，甚至是冲动。他大声地对所有走在手术推车两边的人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为此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生又对周恩来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问：“邓小平来了没有？”
邓小平忙走近手推车旁，伸出手。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站起来。
我和高振普陪护总理，有些事忙不过来，决定再增加乔金旺。乔金旺也是老同志了，1947年入伍，给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1955年在总理身边当卫士，1968年因病离开，这次又回到身边。
这次久别重新见面，总理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从乔金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总理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我感觉总理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乔金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出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这以后，我们就为称呼犯了难。后来大姐秘书赵伟来见总理，不知称呼什么好，犯愁地问邓大姐。邓大姐说：“那你就再叫一声总理吧，但是千万别哭。”
这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宰相”的故事，因为国内外都爱把总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一一祝酒，不觉来到刘文辉的席前。
刘文辉在历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军阀，解放前夕，响应共产党、解放军的号召弃暗投明。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思来笑望刘文辉，举杯祝酒说：“刘将军，老朋友了，干杯！”
刘文辉急忙起立举杯，带着崇敬之情，庄重地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任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思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1975年10月以后，周思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进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思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思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思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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