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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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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
6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总理的工作情况被毛泽东得知。6月20日，邓大姐向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那条“最高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50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
“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
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午6点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毛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发户”，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为总理拔下了输血的针头……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套。这两头缝有松紧带的袖套曾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深有感情。我见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伏一下，将头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具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壁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抽缩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膘陇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人，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张嘴，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又查遍太行山周围。181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竞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
现在，他也不得不离开他工作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
不要叫我总理了
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10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7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74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思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外出看人4次。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1975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肠部肿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1975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见中，总理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湖南话大骂：“江青混蛋！”由于久病口齿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泽东讲话须有人翻译。翻译委婉地解释这句话，毛泽东发脾气，让原话照译。翻译只好重复一句：“江青混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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