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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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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也算有静气，永远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随总理几十年，见林彪时候不少，没见过他雷霆震怒的样子，只见过一次无声的笑，嘴角刚绽出笑纹，手已经捏住下巴，这个画面还被记者拍过照，说是抢到了林彪笑的镜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九大”前后笑过几次，有照片，我并没当场见到。所以，当他面无表情地被服务人员引入座位时，我并不感觉奇怪。
我感觉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泽东；不握手，不说话，独个儿神情郁悒地坐下来，拉长着脸闷声不响。
“林副主席，”禀性温厚善良的董必武探过：眯细眼望住林彪，谦和而关切地问：“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着桌面说：“不好。”
他确实身体不好，穿着大衣，还把双手抄在袖筒里。周围准备拍摄的记者如何忙乱，天安门广场上如何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我看出来，他谁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起了震动，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动作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面对他望一眼。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无伴的刹那，随着眼睛里爆出的那道火光，他蓦地立起身，动作不像病体孱弱，更像在东北率兵之际那么干脆，起身便转身，转身便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那时，卫士长成元功已经由于江青向总理发难而离开，由我负起卫士长职责。每天跟随总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开始大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了片刻，焰火晚会要开始了，总理感到急迫，忙叫我们去找副统帅。我们分头到休息厅等处询问，才知道副统帅已经下了天安门城楼，不辞而别，登车回家了。
总理听到报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里有一丝不安的神色掠过。很快便平静下来。他走到主席那个圆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释说，林副主席今晚身体不好，回去了。
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数，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几句。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不在乎“得罪”哪一个。国内外，党内外，谁敢站到对立面，他就敢应战，并且一定要胜利。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他这一生只是“跟斯大林打个平手”。确实，其他内部的外部的对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泽东“钦定”而又史无前例地写入了党章。如果同林彪对立起来，于双方个人而言，不会有赢家。因为政治上的损失，信仰的破灭，权威的动摇和迷信的崩溃都会联袂而来。正因为中央决策层的人物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林彪才敢于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劝毛泽东：“他想当国家主席就叫他当吧……”然而，毛泽东宁愿个人冒这种权威动摇，迷信幻灭，历史留下讽刺性一页的风险或损失，也不肯苟且妥协，喝斥康生：“你湖涂！”在庐山抓起陈伯达开刀，一举扭转乾坤。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完全明白有了这个开头，就不会少了过程和结局。他从不干“掩耳盗铃”或“鸵鸟政策”的事，主动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批陈整风到掺砂子到命令五员大将作检讨，从思想到宣传到组织，完全是进攻的姿态。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同的是，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是团结安定，是政治影响，是政策和策略。
记得总理当时很急，找来许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拍照了？拍没拍下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镜头？当摄影人员纷纷表示没拍下来，本打算等统帅、副统帅交谈或表情好时再拍，没料到始终不曾对话，始终不曾有好颜色，甚至始终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没料到林彪会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复返。
总理那天发了点火，向摄影师们讲话的表情像是对历史声明：“林副主席来过没有？你们都看见的，来了，是我亲自把他请来的，坐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没有拍下来！”
他在连续讲话中，流露了自己的忧虑：“‘九大’提出安定团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全国人民一同欢度劳动节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啊……”
确实，“文革”那种整天一惊一乍的日子，谁上天安门，谁同毛泽东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们判断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记者拍下了一张全景，其中毛泽东和林彪虽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节日喜庆的光辉，毕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总理回到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送到，总理才松了口气。
5月2日，这张唯一的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旁的照片，就显示“安定团结”地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从内心深切感受到他是党内节制、理智、友爱、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出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交锋时，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种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交锋带来的损失。然而，一旦这种对抗交锋的性质转变了，例如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一边，例如林彪随着《571工程纪要》的破败而叛逃苏联，这时周恩来就会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战斗。从“9。13”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静、果断；统揽全局，周密布置，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惊心动魄又不露声色地解决掉林彪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样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相近与性格、作风上的差异是同样的鲜明而引人。这种相近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与毛泽东的关系上。
邓小平经历几十年革命实践，他像毛泽东曾经做到的那样，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时局以及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同时又像周恩来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世界有着直接而非间接，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肤浅的认识。这是他最终能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实现1949年革命的目的，并且基本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开明、开放、达观；不拒绝任何美好的色彩。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呼求；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兴的工人运动，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种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国最高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1956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事实上，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都想使中国处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种分歧划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打倒”、“清除”的办法，这真是历史性的错误，历史性的悲剧。
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当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有一致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认为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理论体系，坚持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毛泽东某些具体的错误决策，具体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比邓小平更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具独立性格，所以，他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性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邓小平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交道时，态度明朗、坚定，甚至咄咄逼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极相象）。周恩来更具调和、共处和平衡的色彩；邓小平更具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色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和信任是真诚的，坚定不移的，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做出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认识，邓小平1980年8月，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段实事求是的谈话。大意是：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比较周恩来，邓小平虽然也不反对毛主席，但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条件不允许时，他敢于沉默，不随声附和，以致于毛泽东伤感而不满地抱怨“邓小平耳朵聋”，聋还不靠前来听，“总是躲着我”。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思考和办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一旦获得工作机会，他决不会错误地“吸取教训”，他仍然顽强地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恢复秩序，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和恢复经济建设等方面，大刀阔斧，取得了公认的显著成绩。所以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周恩来也真诚地对他说：“你比我干得好。”
周恩来的态度使他同毛泽东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几十年；邓小平的态度使他“三落三起”，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澜起伏。他的独立、坚持和顽强，他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理所当然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因为毛泽东显然没明白国家和他自已出了什么问题，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原则。
当邓小平第三次出山时，人们津津乐道地评议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认为他的第三次出山取决于他本人的品质、性格、智慧、意志，特别是策略。我认为这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受命于天”。
这个“天”，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毕竟人民不能靠口号生活，历史更不是靠口号来推动向前。在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非常时期之后，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想要中国人民长期地真心实意地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和办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铲除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荡涤了污泥浊水，又打下坚如磐石的基础。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厦时，几经探索终未成功。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经验，但未能改变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基本现状。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使经济腾飞，人民生活取得举世瞩目的改善和提高，终于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那坚如磐石的基础上，设计并建造起社会主义大厦。他因此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的伟人，巨人。如果说，毛泽东在世之年，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出了最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泽东逝世后，正是邓小平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保证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最大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没有遭到像列宁、斯大林在原苏联那样的命运；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没有像马列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被纷纷抛弃，这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还需要我继续深说吗？
鉴于本文的主题，在做了一点简单对比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这一主题上来吧……
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再没有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他们始终是通力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但也未能避免这场劫难。
讲这个话时，我总要联想起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那情那景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性格和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迎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来到有“高潮”的北戴河办公。9月中旬，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涛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万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掷下手中疾书的大笔，起身宣布：“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毛泽东是勇敢的，可有时勇敢得近似轻率。他拦在毛泽东前边：“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也全拦挡过来。毛泽东虽然固执，可一旦工作人员抱成铁板一块不肯退让，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另找时机。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怕他采取行动，溜去海外。汪东兴要求工作人员“看”好主席。从转战陕北时起，毛泽东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具体过问之下。总理听了汪东兴报告，忙叫我挂通二组的电话，他亲自讲话，要求一组一刻不离地“监视”毛主席，决对不许发生意外。
应该说，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性格中的顽强、任性、容易冲动的一面，转战陕北时多次领教，面对胡宗南的进攻他经常坚持跟敌人打个照面才走，喜欢享受冒险的乐趣，要阻止他可不容易。毛泽东每天都要“闹”一次去闯风浪，每次都被一组的同志团结一致地顶住了。第3天还是第4天，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料到毛泽东会“闹”得更厉害，匆匆跑去海边“看形势”。
他倒抽一口凉气：好大的风浪！长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从海天相连的地方翻滚出来，像大鹏劲扇的羽翅，像无数银龙飞掠疾走，奔腾咆哮着扑向战栗的海岸；海岸呻吟着被疯狂的大海吞噬又吐出，才吐出又吞下去；徐涛几乎眩晕了，浪脊上的泡沫水花飞洒喷溅，浸湿了衣衫，满耳一片轰隆声，像有三千狮虎围逼进迫，惊心动魄，令人胆颤。
“水温19度！”负责测温的同志报告。
“多少？”徐涛大声问。
“不到20度！”测水温的同志对住徐涛耳朵喊。徐涛脑子飞快旋转，准备好一套又一套“拦驾”的理由。
果然，下午四点多，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笔，吩咐卫士：“我们游泳去。”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毛泽东很不耐烦了。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卫士们忙请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
“主席，水很凉，”徐涛劝说：“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毛泽东确实耐寒，冬泳时，别人冻得牙根打颤，他还水淋淋地上岸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海里的浪就会有三米！”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给我换鞋子。”毛泽东说鞋子像孩子，“听见没有？鞋子！”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就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地一把扯住毛泽东，“主席，我还没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伤脚的。”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他甩一下手，藐视贝壳也藐视医生。
“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雄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他摔跋我就一定要摔跃？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动怒了，“岁数大”、“摔竣”，这些话对毛泽东决对不是劝说，只能是激将。他那与生惧来的不宁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决容不得这种泄气话，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和来势不妙的抿紧嘴唇的沉默逼迫得一组同志再没谁敢拦挡在前，只能追随左右，只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
其中便有人悄悄报告汪东兴，汪东兴赶来劝阻时，大势已去；毛泽东一旦行动起来，国民党的800万军队挡不住。共产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拦不住。
于是，汪东兴紧急给总理去电话。那天是卫士张永池接的电话，据他说，汪东兴急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汪东兴不歇气地讲，“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一惊一乍，扔下电话就朝总理办公室跑。我们还以为失火什么的了，他大喘气地报告：“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总理正在批阅文件，闻声猛地抬起头，最多怔有2秒钟，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快，叫司机！快开车！”
“总理！”我喊了一声，因为雨又下起来了，被风吹着扫在门窗上，哗哗地像枪林弹雨。我一边喊总理，一边催小张快找雨衣，可是总理没听见喊一般，一头钻入急雨中，水淋淋地上了汽车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满耳隆隆声一刻不断；汽车开得快，海风掠过车身，整个车身也在轰轰响，仿佛跟大海比赛一般。总理眉头微锁，双臂环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静，思考着如何劝说主席。
我坐在总理身边，望着车前窗上摆动的雨刷；雨虽然不算大，但风很急，车又快，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对来说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样往下淌，前方一片朦胧。
汽车连拐几个急弯，停在了毛泽东的下海点。总理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朝前一倾，我忙去扶，可他已经打开车门，跳出去。我们也纷纷跳出车，跟着总理朝海边跑。
暮色朦胧，总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滩上，朝大海张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绿色长城一般滚滚而来，示威似地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吞没大片沙滩，“嘴巴”一直“咬”到了总理的双脚，简直想把全部陆地拖入海底，却终于没有成功，又悻然地叹息着退回去。
我们在沉落的水墙后看到几个黑点，那一定是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警卫们了。
“主席——”总理不失时机地呼喊：“风浪太大，快上来吧！”
刚喊一声，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耸立起来的水的长城后，海浪又一次扑来，顽强不息地试图把陆地整个吞下去。
“过来，都过来。”总理组织我们站到一起，“涛声太大，听不见。我们一起喊。”
七八个喉咙合在一起，与天风海涛展开声音的比赛：
“主席，上来吧！”在这合声中，紧接突出来一声：“我是周恩来——”随着这一声的尾音，七八个喉咙又合作一声：“总理请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总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湿他的鞋子和裤腿。毛泽东游近岸来：“不要紧，浪大尽兴……”
总理很会劝，趁一道浪头退下的机会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紧，岸上同志时间久了会冻出毛病！”
这种矛盾转移的劝法很有效果。毛泽东沿岸又游了一段，恋恋不舍地逐浪近岸，终于在警卫战士们的簇拥下走上沙滩，接过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于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北戴河乘风破浪的游泳这一幕，给我多少启示和联想啊！毛泽东是开拓前进的导师和领袖，是他给了我们前途和胜利，摆脱屈辱，获得尊严。但是，他也常常会有不及预料的思考和行动，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带着亿万人同他一道去冒风险。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柱石。
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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