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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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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村者太太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总理走到她面前，用双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管理员向他报告伙食流水帐，报到咸盐时，因为涨了一分钱，他马上丢下手里的饭碗，叫起来：“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居然还不知道！”
他马上让我们请来有关负责人，查问清楚，并要求弄清这次涨价对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有多大影响？……
一位美国人说：“在中国党政高级领袖当中，至今为止，周总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总是花时间同平民百姓谈话，到医院或者到家里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庆龄主席在周恩来去世一年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总理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万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在战争岁月里，还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期间，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阶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样的饭，他的衣服补了又补。在工作当中，他和最基层的干部一起，总是在他们的食堂就餐。他经常和他的司机或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一起吃饭。无论什么时候他和他们—起讨论各种问题时，他或者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的总理赢得了他周围所有人的爱戴，特别是赢得了年青一代的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回忆起同总理在一起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他们就会流下难过的眼泪。”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因为毛泽东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为他的队伍规定的宗旨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的胜利证明了那支歌的正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论其错误多么严重，从他的动机和本意来看，也无疑是为了他所坚信并坚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为了个人的权力。
1973年，周思来身患癌症，已经很可能死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即将面临政府权力的真空。谁来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兴的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来行将倒下，毛泽东已经没人可选。叶剑英虽然“大事不糊涂”，但毕竟年事已高。军队将领中没有哪一位能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领袖人物已经被统统打倒。现在气数最兴旺的似乎非“四人帮”中的人，别无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毛泽东决策请中国“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山！
邓小平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是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没一个人不检查，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检讨了要“三七开”。但是，与其讲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思想会“向左转”，不如说毛泽东相信只有邓小平能够在周恩来之后胜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领导重任。他深知江青不行，张春桥等人也不例外，清谈可以，真叫他们掌权干实事，国家和人民就要遭灭顶之灾。他对邓小平的一系列评价，包括“人才难得”，“你们有些人怕他”，“马列主义水平高”，“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都是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后重新工作时，有个好的条件和气氛。
邓小平的再次回到权力中心，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
毛泽东这些基本的品质和他无可怀疑的人民性，决定了周恩来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对毛泽东的忠诚态度。粉碎“四人帮”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忠诚热爱毛泽东是有其特色的。为说明这个特色，不妨与林彪作个对比，再与邓小平作个对比。
整个的武装斗争时期，应该说，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元帅中，他是战功显赫的一位；虽然在资历方面不如陈毅元帅等人，但还是以战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便以“朱毛”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长征及到达陕北时期，曾代理过总司令职务。除了这两位总司令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所处地位，林彪无法超越，其他的军事领袖都排名在他之后。
现在有种成见性的说法，即“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也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真实的。林彪若只是这样一种小人，以毛泽东的英明，那么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害智，是不会让他身处元帅第三，并最后当上毛泽东接班人而写入党章。
为毛泽东服务的一组的同志常对我们讲一些情况，有时我们跟随周恩来见毛泽东时也可以感觉到，林彪曾经是忠诚于毛泽东的。表现这种忠诚决不是人们现在所说“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恰恰相反，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干部中，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仍然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为我们工作人员所见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对着毛泽东摔帽子，剃光头，抡胳膊骂娘而闻名全国，留名历史，无须我多讲。另一个顶撞毛泽东厉害的就是林彪。这一点也许还不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说。
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林彪多次顶撞毛泽东，有时顶得很厉害，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其实林彪挖苦毛泽东也不轻：“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2”许多人都曾见到林彪顶得毛泽东讲不出话，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解放战争，林彪在东北确实打得出色，他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意见分歧。有的意见毛泽东对，有的意见林彪对，最后都是谁对就照谁的意见办。本来，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后来的政治斗争，硬把这种意见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贯紧跟”，要不就是“一贯反对”。然而，这种浅薄而庸俗的评价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声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戏而已。
林彪顶撞毛泽东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事公办的态度。他每次去见主席，基本都是谈工作，并没有什么私交。他见主席很少有笑脸，不请自坐，并且军人气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两目平视毛泽东，有事说事，没事告辞。谈事时，基本是板着面孔，该汇报的汇报，该听指示听指示，听到不同意见，有的接受，有的争论。他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一组的同志多次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当面顶撞“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背后却不许人说毛泽东一个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对面时与毛泽东有争论，在公开的会议上从来不争，而是全力维护和拥护毛泽东。有了成绩，归毛泽东；有了错误，算自己或大家的。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毛泽东曾经想不叫国民党进东北，用武力挡住他。林彪一再争论、一再陈述己见，毛泽东才改变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主席的英明，归功于毛泽东。
又比如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正是这种个别争论，公开拥护；当面顶撞，背后喊万岁，他才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受到全党大多数人的承认。比如周总理就多次对我们夸奖他，宣扬他，说“林彪有才，会打仗。”每次和林彪见面，总理都表现出尊重。到了林彪当上副统帅时，总理对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庐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在他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公开暴露时，周恩来仍然是尊重他，并且尽量设法弥合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裂痕。
当林彪手持“红宝书”追在毛泽东身边喊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忠诚，并终于发展到“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当面喊万岁，还有当面向毛泽东闹脾气的时候。这时的闹脾气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争论，是为了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没实现而闹脾气。
比如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烟火之夜，我们随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每次这种活动，总理一定要提前到场，亲自检查各种准备工作。从桌椅的摆放，排列座位到饮食卫生、安全保卫都要细细检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泽东入场路线走一趟，边走边留心观察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对主席的脾性、习惯太熟悉了。记得有次毛泽东接见客人，周恩来事先到场“演习”，走一趟，发现地毯边有根电线，他就指着说：“主席会从这里走，这根线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绊了主席。”后来毛泽东到场接见客人，走的路线果然同周恩来“演习”走过的完全一致。
这次周恩来也“演习”了一遍，从登上天安门，直到入座。从楼下望楼上，毛泽东的座位是右边靠栏杆的第一个，他的对面，即左侧靠栏杆的第一个是林彪。
都检查过之后，中央领导人便陆续来到。凡是天安门上的活动，中央领导人多是在毛泽东之前赶到，在大殿的休息室里坐着聊天。不一会儿，西哈努克亲王在董必武陪同下也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道屏风，他是在屏风后面休息。
可是，林彪还没来。总理不时看表，皱眉，叫秘书打电话摧。因为以往都是林彪先到，在下面等候毛泽东，然后跟随毛泽东一道上天安门。
这一次林彪迟迟没到。此前，总理给林办去过电话，那边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不参加了。”
“文革”中，登天安门已经成了政治亮相。按惯例，毛泽东出现，林彪一定同时出现，以显示团结和接班的关系。现在一下子少了副统帅，在国内外会引起震动和猜测。所以总理坚持请林彪参加。他请林彪接电话，脸上是真诚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上的焰火晚会还是请你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完，主席是要来看焰火的，你不参加不好。这样的活动要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观众……”
林彪终于同意参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门来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城楼。毛泽东的车到了，下车后只见到周恩来，没见到林彪。
“主席，”周恩来解释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可能晚到一会儿。”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他对自己的病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办法。”
8年后，胡耀邦曾经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评价说：“其实，主席也不喜欢林彪。他身体不好，对自己的病又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不过，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不为毛泽东喜欢，已经不只是身体不好，而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毛泽东独个儿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林彪已经不止是私下个别谈话时敢顶撞毛泽东，而且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在公开的场合，也表示了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
这一个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泽东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屏风外一阵热烈的喧哗，毛泽东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朝屏风的一头望去。周恩来带着陈毅过来了。
“主席，”陈毅顿一下步，带有立正的意味，“我来了……”
以往，陈毅见毛泽东，总是立正身体高门大嗓一声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就热烈地上前握手，然后就热烈地谈诗论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封”了陈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中造成很大的感情伤害，至今我们这些“老人”议起当年，仍然感觉毛泽东这样做显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对人对己都造成很大损失。
在历史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反对过毛泽东。由于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影响，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够反毛泽东的资格，充其量是对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与陈毅则不然，30年代初他们都曾取代过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但是，在中央领导中他们也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两个人。无论林彪还是刘少奇、邓小平，历史上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记录，无须重提旧话。周恩来与陈毅却一直到死，总不忘重提旧话，作自我批评。
陈毅的自我批评，由于他的气魄大，在群众大会上声情并茂地大讲特讲，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历史上犯过错误，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认识了，改正了。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不像陈毅那样激情澎湃，但次数更多。从我到他身边工作，到他去世，讲过不下百次。由于他大会小会总把“错误”挂在嘴边，李富春等副总理和好几位老部长或直接向总理进言，或托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劝劝总理”，“有些历史上的‘错误’不要再提了。就那么下点事，我们都听总理自我批评100多次了，还要自我批评到什么时候啊？”
总理这样没完没了地自我批评，与他谨慎的性格有关，与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有关，与毛泽东的：提醒“也有关。
进城前，毛泽东有一次曾对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当面指着张闻天说：“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张闻天接受教训很深，却仍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陷进”了“军事俱乐部”。被毛泽东写信，叫他看看“枚乘七发”，说他是发“疟疾”。
进城后，毛泽东也曾当着几名身边工作人员的面指着周恩来说：“他也曾经反对过我。”
周恩来坦诚地面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历史上我犯过错误，反对主席反对错了。所以后来才一直坚定地支持拥护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那些受批判作检查的干部讲过类似这种话：作检查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么时候检查得他们也听腻了，什么时候拉倒。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勤于自我批评，“勤”得让大家都“怕”他再作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自我批评。他的善于自我批评，感动得毛泽东都不安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总理一到会就开始作检讨。从“反冒进”检讨起，从思想到工作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到了七千人大会前后，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搞“大跃进”的错误，周恩来并不标榜自己正确，回头清算别人，仍然是首先检讨自己。毕竟自已是总理，国家和人民遭这么大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泽东很少那样受感动，表现出内心的不安，不无赧颜地说一句：“什么事情你都揽到自己身上。”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周恩来始终为党内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1967年对“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说：“29岁的时候我犯过错误，现在69岁了，我仍然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陈毅又进一步说：历史上我就反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你们也会犯错误，过去没犯过错误以后可能更容易犯错误。因为犯过错误的人有教训，比没犯过错误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训，少犯或不犯错误。
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和陈毅讲得有道理。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胜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一样，毛泽东的正确及这种正确所带来的威望，使个人崇拜及领导上的“一言堂”也渐渐发展起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一旦毛泽东出现失误，“历史的教训”使得一大批干部宁愿相信大家都错了，也不敢或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泽东发生了严重错误。当然，这已经属于另一个话题。
这里要讲的，是周恩来与陈毅的坦荡无私的自我批评精神，使得他们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林彪则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来与陈毅那样的自我批评，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也不可能像周恩来、陈毅那样坦然公之于众，相反，就连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批评，他也千方百计压制、控制，尽一切可能缩小影响范围。
于是，毛泽东与周思来、陈毅始终可以友好共事，与林彪则越来越失去了这种可能。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陈毅高门大嗓叫“主席”时，还像以往几十年那样激情洋溢，身体立得笔挺。可是，当他说“我来了”时，声音陡地沉落下去，身体也泄气地松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是当年的受到喜爱器重和信任的陈老总；已经成了坐在最右边一个座位的“右派代表”，说话顿时没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扬。
这样一来，反而影响得毛泽东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张开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陈毅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约，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的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十几年的友情。周恩来在一旁说：“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坐吧。”
当毛泽东在圆桌的东首凭栏而坐时，西哈努克亲王及翻译，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西首凭栏的座椅却是空的。那是副统帅的座位。
毛泽东的目光在对面的空位上稍触即离，望着西哈努克谈话。
但是，那空位的含义他比谁都心中有数。
主席等副主席，统帅等副统帅，这是第一次。休息室里等候的时间不算，在城楼上凭栏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钟，林彪才情绪萎靡神色阴郁地走过来。
毛泽东每遇大事有静气，但他一世英雄，特别是成为公认的领袖之后，更无须顾忌，从不掩饰内心的好恶。喧哗声起处，明知林彪来了，偏不屑一顾，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泽东一句接一句谈话，目光咬着目光不放，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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