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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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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
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13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
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
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1961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
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
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1940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
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
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1965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
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1。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9。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10。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衣食住行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衣
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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