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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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中午。”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
　　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啊……
　　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4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
　　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
　　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
　　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
　　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
　　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