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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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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舍我从事新闻业80年，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每天仍挣扎着手书“我要说话”四个字。
黄灿然曾访问哈金的写作状态，哈称自己是“孤零零地写作”，他说：“用英语写作，我得面对我提到的大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要求你有条不紊地工作。至于取悦大师们，我写作，一直就是为了取悦他们。”
性情第十
革命 女人 书
犬养毅曾问孙中山：“您最喜欢什么？”孙答：“革命！推翻满清政府。”“除此外，您最喜欢什么？”孙注目犬养毅夫人，笑而不答。犬养毅催问：“答答看吧。”孙回答说：“女人。”犬养毅拍手：“很好，再次呢？”“书”。
大概是受到嗣父行伍生涯的影响，袁世凯自小虽然轻视读书，却喜爱兵法，立志学“万人敌”。尝自谓“三军不可夺帅，我手上如果能够掌握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喜好兵书，常常不惜重金搜罗购买各种版本的兵书战策，被人讥笑为“袁书呆”。
黄兴曾写诗：卅九年知四十非，大风歌罢不如归；惊人事业随流水，爱我园林向落晖。又诗说：入夜鱼龙空寂寂，故山猿鹤正依依；苍茫独立无端感，时有清风振我衣。
辜鸿铭怪名满天下，他在北大讲英国诗时，对学生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又说：“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洋《离骚》”是指密尔顿的一首长诗。罗家伦等学生在教室里对辜很尊重。五四运动时，辜在一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发表文章，大骂学生是暴徒，是野蛮。罗家伦受不了，质问辜：“先生，你从前写的《春秋大义》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知‘内中国而外夷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辜气得脸色发青，大眼睛鼓起来，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
王懿荣爱好文物收藏，他对出土文物较多的河南、陕西等地，游历时总是留连依依，不忍离去，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他曾说，“东坡说岐山购物惭，乃皮相耳。东坡未解好古也。然安得腰缠十万贯哉？若有之，决不上扬州。”
傅增湘，字沅叔，为民国后校勘古书最多之人，平生所校书在千部以上。曾由天津赴北京图书馆校书，住馆106天，校书342卷，因该馆停闭才告一段落，可谓一痴。傅精于版本、目录、校勘之学，对古籍沉浮情况了若指掌，王国维叹谓：“此间无书，有则必为沅叔所得，虽书肆不能与之争。”
1910年，陈独秀给苏曼殊写信，问他“有奇遇否？有丽遇否？”当时陈刚与高君曼同居，他得意地问苏曼殊：“新得佳人字莫愁，公其有诗贺我乎？”
宋教仁认准事理便坚决去做，不为做事做任何掩饰。在民初两院选举中国民党获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宋教仁到处演讲。他认为实现民主的日子已经不远了，赋诗抒怀，踌躇满志，甚至致电袁世凯，寄厚望于袁。在武汉，谭人凤曾好心劝戒：“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并明确向宋透露：会党头目应某已经从政府那里领取了巨额款项，需要戒备。生死攸关，宋教仁回以“杯弓蛇影之事”六字。陈其美、徐血儿等也劝他防备暗杀，他仍如无事人一般：“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
陈其美好色。他曾向光复会中仅次于章太炎的二号领袖人物陶成章提出要分用其从南洋带回的华侨捐款，陶予以拒绝，并说：“你好嫖妓，上海尽有够你用的钱，我的钱要给浙江革命同志用，不能供你嫖妓之用。”
民国期间，高语罕、傅斯年、罗家伦、遂子、叶枚等人，在德国游学为邻，其中有的兼是同志、好友，有的则是信仰上的敌人。高语罕常于清晨到遂子家，所忙多为党务，高深信共产主义，遂子极为反共，因其时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并为一家。然两人表面上亲热，实则貌合神离。遂子回忆说，老高年迈40，发已微白，近视眼，十足地学者风度，稍为酸气，同志们叫他“高老头子”，浑名又叫做“五姑娘”。有一天他对遂子说：“昨夜实在熬不住，又手淫一次。”虽可笑，但不失其为老实话，并证明他无桃色事件。
1921年，杨步伟与赵元任结婚，两人想打破家庭本位的婚姻制度，别出心裁，先到中山公园当年定情处照相，再向亲友发一份通知，声明概不收礼。下午一个电话把胡适和朱征请到家中，杨亲自掌勺，做四菜四碗家常菜，掏出一张自己写的结婚证书，请胡适朱征做证人，签字。为了合法化，贴了四角钱印花税。
李叔同做了和尚，学生丰子恺仍跟他有来往。弘一法师曾到丰家，丰子恺请法师就坐。法师把藤椅轻轻摇动，然后慢慢坐下去。多次如此后，丰问何故，法师答说：“这椅子里头，两根藤之间，也许有小虫伏动，突然坐下去，要把他们压死，所以先摇动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让它们走避。”
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朱湘脾气不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吾爱友谊，但吾更爱诗艺。”他跟徐志摩、闻一多最终没有做好朋友，他在生活中更是处处碰壁，工作丢了，夫妻散了，朋友断了。他说，做文章误了我的一生。
在政治和思想上，梁启超多变，有人说：康有为太有成见，梁启超太无成见。1900年他背离康有为的保皇立场，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愿同孙中山合作；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表示“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作《新民说》，甚至提倡革命排满，后又“悔过自新”重提君宪。民国后他曾与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同流共事，袁氏称帝，他又愤起讨袁。他几次宣布脱离政治又一再热衷于仕途，像个纵横之士，奔走以售其才识，却终难有所作为。梁评价自己说：“……保守性与进取性常交战于胸中，随感情而发，所执往往前后相矛盾。”尝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多以此为诟病，而其言论之效力亦往往相消，盖生性弱点然矣。”
胡适不耐寂寞，他声称最重视学术，要“二十年不谈政治”，数年之间，即创办《努力》周报，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朋友或不赞成其办报，担心他要做“梁任公之续，”胡适自己说：“他们都说我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授是中策，办报是下策，……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
吴宓苦追毛彦文，有一次在报纸上发表了他的爱情诗，其中有“吴宓苦爱毛彦文，九洲四海共惊闻”。朋友们觉得不对头，要金岳霖去劝劝他。金对吴说：“你的诗如何我们不懂，但是，内容是你的爱情，并涉及毛彦文，这就不是公开发表的事情。这是私事情，私事情是不应该在报纸上宣传的。我们天天早晨上厕所，可是，我们并不为此而宣传。”吴很生气：“我的爱情不是上厕所。”金岳霖说：“我没有说它是上厕所，我说的是私事不应该宣传。”
林徽因与梁思成夫妇向来坦诚相待，一次她十分苦恼地告诉丈夫，自己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该如何取舍。梁思成闻言，内心颠簸，终夜苦思，次日一早眼圈晕黑，决定把抉择权完全交给妻子。他对林徽因说，“你是自由的，如果你挑选金岳霖，我将祝你们永远幸福！”林将此语说与金教授听，大逻辑学家面对千载难逢良机，选择弃权：“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
鲁迅曾经含蓄地向许广平透露说：“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后来，鲁迅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更明确地承认自己面对爱人时的自卑胆怯心理：“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
郭沫若生性浪漫，把女人和爱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在和田汉等人通信中说：“花呀！爱呀！宇宙底精髓呀！生命的源泉呀！”
田汉性情浪漫，他撞见郭沫若在后园浇水，气忿郭氏的“烟火气太重”。他在情感失意中曾创立“南国电影剧社”，他说：“酒、音乐与电影为人类三大杰作，电影最稚，魔力也最大，以其在白昼造梦也。”
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一听陈友仁的英文，受了感动，就参加了汉口的革命政府，充任外交部的秘书，做了4个月，弃政治而去，他说：“体会出来他自己是个草食动物，而不是肉食动物，自己善于治己，而不善于治人。”他曾经写过：“对我自己而言，顺乎本性，就是身在天堂。”
有一次胡适之的朋友们在胡家里聚餐，徐志摩像一阵旋风似地冲了进来，抱着一本精装的厚厚的大书，是德文的色情书，图文并茂，大家争着看。胡适之说：“这种东西，包括改七芗、仇十洲的画在内，都一览无遗，不够趣味。我看过一张画，不记得是谁的手笔，一张床，垂下了芙蓉帐，地上一双男鞋，一双红绣鞋，床前一只猫蹲着抬头看帐钩。还算有一点含蓄。”
司徒乔曾画了一张半边是笑脸，半边是哭脸的自画像，他在上面题写了一句话：“含泪画下去啊，蠢人！在艺术的牢狱里过你的一生！”
宗白华赴德国读书时，路过巴黎，朋友们各有功课，不能陪他，而他又不懂一句法国话，居然在巴黎整整游玩了一个月。凡是朋友们未去过的地方，他都去过了。他说：“有什么因难！街道呢？我有地图。用钱呢？我有当了五法郎的票子，我固然不知物价，也弄不清是生丁、法郎（生丁，centimes，1法郎=100生丁），但我有妙法，便是拿一张当五法郎的票子出来，他们自会找补我。坐电车坐汽车，我只须把地图上我要去的地方指与他们一看，他们自我载去，到了目的地，自会请我下车。车费呢？我只须把现钱抓一把摊在手上，他们自会如量的收取，在我只觉得他们过于廉洁，过于老实……”
梁思成与林徽因在北海快雪堂松坡图书馆读书约会，徐志摩也常凑过去和他们聊天，梁思成不愿受到骚扰，便在门上了贴一张纸条，大书“Lover want to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扰）。
很多人以为鲁迅是条硬汉，很少人注意到鲁迅的爱，更少注意鲁迅大爱的品性。鲁迅自嘲是“浅薄的人道主义”。萧红曾问鲁迅：“你对我们的爱是父性的还是母性的？”鲁迅愣了一下，肯定地说：“是母性的。”
1933年6月，梅志在韩起夫妇家里认识了胡风。此前，韩起曾在胡风面前夸奖过梅志，两人见面后，清纯秀美的梅志理着短发、穿淡蓝色布旗袍的模样，便牢牢地印在胡风的脑海里了。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他终于向她袒露了自己的心迹：“我不能再隐瞒了，只有你才能给我一个归宿，只有你才能将我从混乱的感情中挽救出来……”那年的12月24日，平安夜，他们开始了日后长达51年的共同生活。
1935年12月，66岁的熊希龄和33岁的毛彦文在上海结婚，五年后，熊病死于香港。当熊追求毛到手后，毛要求他剃须，他答应了，把留了二十年的长须剃去。有个老朋友对他说：“秉三，你已经66岁，年纪不小了，何必多此一举呢？”他笑着答道：“就是要求在此一举呀！”
张伯驹爱唱戏，在其40寿辰时，余叔岩倡议为河南旱灾募捐义演。上演的是由余叔岩饰王平，杨小楼饰马谡，王凤卿饰赵云，陈继先饰马岱，陈香云饰司马懿，钱宝森饰张郃，张伯驹饰诸葛亮的《空城计》。前面的戏码依次是：郭春山《回营打围》，程继先《临江会》，魏莲芳（因梅兰芳在沪改由魏演）《女起解》，王凤卿《鱼肠剑》，杨小楼、钱宝森《英雄会》，小翠花、王福山《丑荣归》。“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张春桥化名“狄克”攻击萧军的小说，认为作者“不应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指责作品“不够真实”。后又攻击萧军是“鲁门家将”，鲁迅的“孝子贤孙”。萧军气愤地跑到编辑部，恰巧张春桥在场，萧问：“那篇侮辱鲁迅先生和我的文章是谁写的？”一个与张春桥合办报纸的青年承认是他的所为。“好，我也没工夫写文章来回答你们——我们打架去，如果我打输了，此后你们可以随便侮辱我，我不再找你们；如果你们败了，不允许再写此类文章，否则我来揍你们……”张春桥和另一人都年轻气盛，面对挑战，欣然答应。
瞿秋白与杨之华临别时，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联名邀请全国各界名流学者到江西庐山开谈话会。7月11日谈话会上，蒋、汪发言后，胡适慷慨激昂，发表了一通抗日救国演讲。在座的胡健中听后，即席赋诗一首：“溽暑匡庐盛会开，八方名士溯江来。吾家博士真豪健，慷慨陈辞又一回！”言语中颇含戏谑之意。胡适也随手写了一首白话打油诗回赠：“哪有猫儿不叫春？哪有蝉儿不鸣夏？哪有蛤蟆不夜鸣？哪有先生不说话？”
周作人做汉奸的消息传遍全国，艾青写诗说：“周作人，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背叛了我们！”
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
有一次，曹禺见吴组缃进来，便偷偷对他说：“你看，钱钟书就坐在那里，还不赶紧叫他给你开几本英文淫书？”当时清华图书馆藏书很多，中文洋文均有，整日开放，但许多同学都摸不到门。吴组缃听罢，随即走到钱钟书的桌边，请他给自己开录三本英文黄书。钱钟书也不推辞，随手拿过桌上一张纸，飞快地写满正反两面。吴组缃接过一看，数了数，竟记录了40几本英文淫书的名字，还包括作者姓名与内容特征，不禁叹服。直到解放后，钱钟书还爱考问吴组缃：“马克思第三个外孙女嫁给谁了？”吴组缃只好回答不知道，但不免反击说：“你专会搞这一套！”
殷海光问金岳霖对熊十力的看法，金肯定地说：“据我所知，熊十力是中国研究佛学最深刻的一个人。”殷说：“先生好打人、骂人。我亲眼看见他在梁漱溟背后打三拳，还骂他是一个笨蛋。”对此，金岳霖说：“呃！人总是有情绪的动物。是人，就难免打人骂人的。”
废名很佩服其同乡熊十力，常跟熊谈儒道异同等事，等到他着手读佛书以后，却与专门学佛的熊翁意见不合，而且多有不满之意。有一次，两人在一起论僧肇，一言不合，大声争论，外人在外听得酣处中突然静止，原来两人已经扭打在一起，很快废名气哄哄地离开熊家。但到第二天，废名又到熊家，跟熊讨论起另外的问题了。
在延安，塞克与王明常有来往。一次他们在一起喝酒，先喝低度酒，用的是茶坏，喝着喝着，兴致来了，王明非要用大杯子，而且换上烈酒，任何人都得喝。这次塞克被灌醉，回去的路上，他掉进河里，鞋子、裤子全湿了。王明对塞克赞赏有加，针对塞克之怪，称他是中国的普希金。那时塞克仍想去新疆，一次他与王明说：“我还想去新疆。”王明回答说：“塞克先生当然是喜欢自由的，但我还是希望你能留在延安。”
叶挺在狱中发愿，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他在《囚语》中说，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沉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
冼星海垂危时期，想到自己的童年、家乡，他低声地对人说：“江南真美呀！江南真美呀！”突然，他激动地大声说：“我脑子里充满着音乐！充满着音乐！”
王实味性格直露。到延安后，经常跟人聊天。王伯彦跟他是老乡，在省里就是地下党员，平时言行十分谨慎，来延安后，仍然小心翼翼，第一次见面，王实味就劝王伯彦：“已经回到自己家了，还拘谨什么？！”他看到小战士穿的棉衣，袖口和肩膀破得露着棉絮，发牢骚说：“发这样的棉衣，不知是给人暖和还是让人风凉。”
叶浅予在重庆办画展，邀徐悲鸿参加，徐观摩后当场购两幅舞蹈人物，对叶的画给予高度赞扬，认为“中国此时倘有十个叶浅予，便是文艺复兴大时代之来临了！”不久又请叶到他家中看画，对叶说：“你喜欢什么画，可任选一幅。”叶高高兴兴选了一幅“烈马图”。
卢作孚生活非常简朴，常年穿一套中山装，人长得很瘦小。为了节省梳头的时间，他剃光头。张岳军先生（即张群）有一次跟他开玩笑：“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闻一多上课别致。据学生回忆，他身穿黑色长袍昂然走进教室，先掏出烟盒向学生笑问：“哪位吸？”学生们笑而不接，他就自己点了一支，电灯光下烟雾缭绕，拖长声音念上一句：“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才开始讲课。
吴待秋至俭，陈巨来曾问他，你如此节俭，有多少钞票邪？吴说：我每隔一个时期，必以钞票买黄金藏之也，故钞票至多500元耳。陈又问他，现在有多少金子邪？吴答：画家哪能与做官比，吾画了几十年画了，至今只有130余斤而已。陈问：放在银行吗？吴笑说，那会付保险费的。说完，即指自己睡的大床：“你看，这床四只脚特别粗大，是我定做的，中间全空，可放许多金条金块的。”又指房间两个大马桶，说：“吾虽有女仆，倒马桶的事，必须太太自做，因为马桶完全是夹层的，放金子呀。”吴得意的说，虽有强盗，亦想不到马桶底里有金子也。隔了一年，陈巨来戏问：现在有几百斤了？吴说：150斤还不到。
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
画只能由画家主动送你，而你决不能向画家讨要。这是规矩，也是修养。章伯钧有不少齐白石的画，却没有一张徐悲鸿的画。其实，章伯钧跟徐悲鸿的关系要比齐白石深得多，也早得多。现在多认为徐悲鸿的马是他最拿手的。而章伯钧始终认为悲鸿的油画，特别是裸体女人画，是他最好的作品。有一次在任公（李济深）家中，徐悲鸿对章伯钧说：“伯钧，我送你一匹马吧。”章伯钧说：“我不要你的马，我要你的女人。”徐悲鸿听了，摇头说：“那些画，是不能送的。”
张爱玲初恋时，给胡兰成信中有一句好话：“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她用不着十分懂得对方，所以有倾城之恋。
1948年，毛泽东在西柏坡给正在湖南大学法学院任教的李达去信说：“吾兄乃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盼兄速来参与经营。”明年，李达到北平见到了毛，两人会面都很高兴，在毛泽东的坚持下，李达睡在毛的床上。李达从这份难得的殊荣中联想到严光“加脚于帝腹”的故事，他向小老乡唐棣华讲了这个故事后说：“严子陵加脚于帝腹，忘其尊贵。我可没有忘其尊贵加脚于帝腹。因为我要秘书另外找房子，是毛主席自己不让。”
陈寅恪曾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他在晚年自挽说：“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功成名就人士，打高尔夫球是其象征，王永庆自难例外。他早年对此道乐此不疲，但是由于时间宝贵，性子又急，每次等不到黎明即起，并派人用大手电筒照射，完成了这种本应悠闲的活动。当球迷们来到球场时，发现他早已经打完，准备“上班”去也。
殷海光一生中只打过四次电话。一次他太太把他带到电话旁，教他如何打，替他把电话号码拨好了，对方说话，才递给他，殷海光拿起听筒满头大汗，打完电话，几欲昏倒。
闻捷曾自嘲说：“我是一个诗歌上的诗人，爱情上的痴人，政治上的庸人。”“文革”中，他受到审查，工宣队故意不让他与戴厚英从干校一起回上海休假。闻捷送戴上车后，“两手蒙脸偷偷哭泣”。在受批判的大会上，闻捷说：“我对小戴的感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我不能没有她……”
“文革”时期，钱钟书下放劳动，杨绛曾指小山窝棚问道，可否终老于此。钱想了想，说：“没有书读。”
“文革”中，赵人伟借给顾准一本英语的《茵梦湖》。顾准看完，还给赵时说：“我已经哭过了。”
王八蛋李敖
王敬义与李敖性格相近，因多人持此说，故两人虽未谋面，彼此也相知。后来，王到台湾去，得以谋面。李敖：“喂，他妈的王敬义！”王敬义：“喂，王八蛋李敖！”
王序曾说，沈从文最害怕的，是失去工作的权利。有一年，通知他去办理从历史博物馆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手续时，他误以为是办理退休手续，走进有关部门办公室的门，他紧张得几乎无所措手足，只是嗫嚅着说：“我还能做点事，请不要让我退休。”
1985年9月21日，古龙去世，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怎么我的女朋友都没有来看我呢？
吕叔湘为人认真，叶至善说，文章经过吕叔湘的法眼，心里可踏实许多。叶圣陶家无论是谁，看到文章里的错字病句，就忍不住说：“要是吕先生看到了，肯定气得够呛！”吕的一生，都在和不健康的语句作斗争，努力维护着汉语的纯洁。80年代中，吕发现《人民文学》上的错误实在太多，忿忿不平地写信去一一订正。杂志上于是发表了一封短信，一本正经地向吕叔湘表示谢意，可是这封短短的感谢信，竟然也是错误不断，甚至把吕的名字写成了“吕淑湘”。
李敖在他的《李敖快意恩仇录》一书中有一幅插图，是一对双胞胎姐妹的裸体像，李自述在狱中曾对着图手淫，插图下李敖的说明文字是：“于是，那天晚上对着双胞胎姐妹，我做了一生中最痛快的一次手淫。”
骨气第十一
总统无权捕我
恭亲王与慈禧争辩，慈禧说：“汝事事抗我，汝为谁耶？”王曰：“臣是宣宗第六子。”慈禧曰：“我革了你！”王曰：“革了臣的王爵，革不了臣的皇子。”慈禧太后无以应。
1903年，温生才再次往南洋霹雳埠锡矿作工，多年的苦难炼出了他刚烈的性格。一次，当地技师无理鞭打他，他愤怒地说：“你是人，我也是人，凭什么打人？瞧不起弱国国民吗？”一拳把那个技师打得血流满面而逃。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罗文干出任王宠惠好人内阁中的司法部长，时被政敌陷害，发生有名的金法郎案，吃了一次莫须有的官司。当时北京东城警察署长去捕人，到罗的住宅，罗极为镇定，只是问：“拘票在哪里？”署长出示总统手谕，罗仍亢声答辩：“手谕不是拘票，总统无权捕我！”结果仍为警察署长强挽以去。
1928年，在北伐军的进攻下，张作霖的军队节节败退。5月，日本大使威胁张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要张答应，日军帮其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把手中翡翠嘴旱烟袋摔断，大叫：“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并赶走了大使芳泽。
1929年，训政时期，党国治下，胡适写了《人权与约法》等文，鼓吹思想言论自由，于是上海市第三区党部发难，接着好几个省市的党部亦呈请“严予惩办”，最后在政府的训令下，由教育部长蒋梦麟签署了第1282号“训令”，撤免胡适中国公学校长之职，理由是胡适近来言论不合“本党党义及总理学说”等。胡适读了“部令”，便给蒋写了一封回信，称“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会‘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1929年，刘文典在安徽大学当校长，支持进步学生闹学潮。蒋介石到安庆召见他，责令刘交出共产党员名单。刘文典说：“我只知道教书，不知道谁是共产党。”蒋说：“你这校长是怎么当的？不把你这学阀撤掉，就对不起总理在天之灵！”刘毫不相让：“提起总理，我跟他在东京闹革命时，还不晓得你的名字哩！”
不与魔鬼结盟
1932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来厦门，厦门国民党领导多向林森告状，说许春草抗拒党的领导，以致厦门无法发展党务，要求林森采取措施解决问题。林森原和许春草相识，派叶独醒去请许春草到他的行馆谈谈。许春草问叶独醒：“子超（林森）叫我去做什么？”叶老先生说：“大概是为了建筑工会的问题，人们向他告状，子超想和你谈谈这个问题，总是希望建筑工会向党部登记，接受党的领导。”许回话说：“独醒兄，你我无话不谈，你回去转告子超，不抵抗者把整个东北断送给日本，你身居政府主席，没听到你说一声正确的话，如今我许春草办一个民众团体，没有向党部登记，你林子超就和我过不去，我决不去见他。至于登记备案的问题，我的意见是：人民反对暴政，没有必要向政府去登记。孙中山先生反对袁世凯，我就没有听说他去向袁世凯备过案。”在这里他实践他那句经常引用的格言：“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
日本占领北平后，企图用威胁利诱的手段迫使吴佩孚出山，但遭到吴的拒绝。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十分恼火，采取强硬手段强迫吴佩孚召开一次记者招待会。吴佩孚在招待会上，首先亲笔撰写一副长联：“得意时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接着吴向在场的中外记者表示：“本人认为今天要讲中日和平，唯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的全面撤兵；二，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的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唯一交涉对象。”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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