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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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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京汉铁路大罢工。军阀抓住了工会主席林祥谦，逼令他下令复工，林拒绝。当刽子手砍断林的左臂，再度威逼时，林祥谦说：“头可断，工不可复！”
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925年12月7日，邵飘萍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以厚纸铜版精印，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非常醒目。每个人物后面都有他亲自写的评语，如：冯玉祥将军、孙岳将军、岳维峻将军、“保护京畿治安京畿警卫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鳞将军、“时势造英雄首先倒奉”之孙传芳、“通电外无所成自岳州赴汉口”之吴佩孚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鲁民公敌”张宗昌、“直民公敌”李景林、“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地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力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连只相信暴力的“马贼”张作霖也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30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他真的不幸而言中！
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
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作法
1933年初，日军侵占山海关，北平吃紧。刘戡率部奉调北上抗日，在古北口曾因惨遭损失，被迫撤离阵地悲愤自杀，因被手下及时抢夺了手枪，自杀未遂；后调北平担任城防。刘派参谋处长符昭骞负责指导构筑工事任务。日本的一个宪兵连要来看中国军队新构筑的防御工事，刘戡坚决反对，并且表示如果日军一定要看，他就下命令对日本人开枪。为此事他和符昭骞一道去见何应钦。何对刘说：“工事一定要构筑，日本军人要看就让他们看，绝对不许打。”刘说：“我决不让日本人看我们的工事，倘若他们一定要看，那我只有以死来拼。”何说：“你为什么不在古北口死，要到北平来死？”刘愤怒地拍桌子说：“我到北平来是奉你的命令来的，我并不是怕死，我坚决反对这种汉奸的作法！”
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瞿秋白刚被捕时没有暴露身份，他自称是一名医生，在狱中读书写字，连监狱长也求他开方看病。当时上海的鲁迅等人正在设法营救他。但是一个听过他讲课的叛徒终于认出了他。特务乘其不备突然大喊一声：“瞿秋白！”他木然无应。敌人无法，只好把叛徒拉出当面对质。这时他就说：“既然你们已认出了我，我就是瞿秋白。过去我写的那份供词就权当小说去读吧。”蒋介石听说抓到了瞿秋白，急电宋希濂去处理此事，宋在黄埔时听过他的课，执学生礼，想以师生之情劝其降，并派军医为之治病。他死意已决，说：“减轻一点痛苦是可以的，要治好病就大可不必了。”
康同璧：我是支那第一人（2）
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1935年，何香凝把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介石，附上一诗《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的女服有感而咏》：“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将军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自忠将军在，乃增援反扑，务期要消灭张将军所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晨战斗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写历史还是创造历史？
蒋廷黻非为纯粹学者，故交李济问他：“廷黻，照你看是创造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还是写历史给你精神上的快乐多？”蒋没有正面作答，他以惯熟的外交辞令回答：“济之，现在是到底知道司马迁的人多，还是知道张骞的人多？”李是研究上古史的专家，蒋不好当面贬低“写历史”的贡献，况且自己也曾写过十多年的历史，但他显然对“创造历史”更有兴趣并引以“自豪”。
闻一多：天洗兵
1945年5月4日，昆明大中学生举行大游行时，忽见下起雨来，有些学生正要散开。闻一多却走上高台，大声说道：“武王伐纣誓师时也下了大雨，武王说这是‘天洗兵’，是上天给我们洗兵器，今天，我们也是‘天洗兵’。”于是游行照常举行。
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王芸生从1941年到1949年主持《大公报》笔政。这八年，他为了坚持言论独立，多次碰蒋，蒋介石请他兼军委会参议，送来聘书和薪水，被他退回，颇不给面子。1947年，中统特务抓了《大公报》记者唐振常，他便给上海市长吴国祯去电话：今天不放人，明天就登报！
乾坤特重我头轻
遇罗克有诗，赠友人：攻读健泳手足情，遗业艰难赖众英。未必清明牲壮鬼，乾坤特重我头轻。
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
邓稼先跟杨振宁从高中到大学，再到美国留学，一直是好朋友。邓稼先回国后“把自己与‘文明世界’有关的一切全部埋葬”。1972年，杨振宁到北京到处找邓稼先，有关部门只得给邓稼先在北京的一个四合院安排了一个“家”。杨振宁一看书柜里的书都带着图书馆的标签，知道这不是邓稼先的真家。最后，为杨振宁送别的时候，邓稼先忍不住请示周恩来，能不能告诉杨振宁，因为他就问一个问题：中国的核试验、原子弹，是不是靠中国人自己搞的？在飞机场，邓稼先对杨振宁说：“我可以告诉你一句真话，我就在做这件事。中国这个原子弹，全是自己制造的。”杨振宁当时就冲进洗手间大哭。
无名女子保骨灰
江小燕获悉傅雷夫妇愤然弃世的消息后，瞒过父母，冒险来到了寄存骨灰的万国殡仪馆。那里的工作人员被她打动，答应把骨灰交给她。等到一堆鳞片样的尸骨端到她面前时，她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钱为傅雷夫妇买一个骨灰盒。从殡仪馆的登记簿上，她查到了朱人秀的地址，在朱的帮助下，她买了一个大塑料袋，将傅、朱的骨灰装好，并以“怒安”为名，寄存于上海永安公墓。回到家中，她提笔给中央领导写了一封信，报告了傅雷夫妇负屈身亡的经过，希望能昭雪英魂。信一寄出，她就因替“老右派”鸣冤叫屈被打成“反革命”，十几年来，一直过着一种含辛茹苦、宵衣旰食的悲惨生活。1979年4月，傅雷夫妇的骨灰盒移入上海革命烈士公墓。一别二十多年的傅聪，第一次回国就赶上了父亲的追悼会，百感交集之余，得知父母的遗骨能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全仰仗于一个素不相识的无名女子，就和胞弟傅敏四处打听。见到江后，他们一再表示要“有所谢意”，江小燕只是淡然一笑。出于礼貌，她接受了傅聪音乐会的一张入场券，一俟音乐会结束，她就默默地离去，从此再也没有找过傅氏兄弟。
意志第九
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
胡林翼多次说：“天下糜烂，特吾辈二三人撑持。吾辈不低首求人才以自助，可乎？”他给曾国藩写信说：“克己以待人，屈我以伸人，惟林翼当为其忍，为其难，非如此则事必不济。”
魏源得到儒家经典《大学》的古文，一见之下，欣喜若狂，连夜苦读。等汤金钊前去探望时，只见魏蓬头垢面，发辫不整，乱草般的发丝根根旁逸斜出，身穿一领破旧的长袍，不着马褂，上面亦是污迹斑斑，脚上随便穿一双旧得发白的黑色便鞋，未穿布袜。往日沉稳严谨的清贫才子无迹可寻，魏混然一个浪迹街头的乞丐，汤大奇：“默深何以如此？”魏源揖道：“晚生自寻到一册古本《大学》，甚是喜欢，抄录全篇又将之与今文《大学》相校相勘，不知已过了如许时日。”
曾国藩弱冠之年，给自己改号为“涤生”，以求改过自新。十年过后，他从苦读的考生变成了入直的翰林，可是反躬自省，发现身上毛病不但涤除未尽，反而越来越多。于是痛下决心，勇猛改过。贪睡恋床，不能黎明即起，他就骂自己“一无所为，可耻”；喜欢吟诗作赋，寻章摘句，而没有把精力用于经史等有用之学，他认为症结在于好名，同样“可耻”；给地方官员写信，口气亲热了点，那是“意欲饵他馈问”，“鄙极丑极”，应该重写一封，“作疏阔语”；喜欢侃大山，争口头上的便宜，那是妄语，若再犯，“明神殛之”；跟人说黄段子过嘴瘾，“闻色而心艳羡”，是“真禽兽”。于此“日三省吾身”，十年有成。
胡林翼自己要求去贵州当差，以为“此邦贫瘠，或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敢负良友厚意。”他到任“遍谒光荣，誓不取官中一钱自肥，以贻前人羞。”
李鸿章二十岁言志：“蹉跎往事付东流，弹指光阴二十秋。青眼时邀名士赏，赤心聊为故人酬。胸中自命真千古，世外浮沉只一沤。久愧蓬莱仙岛客，簪花多在少年头。”其入都诗说：“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觅封侯。”
丁日昌回乡之后，病体沉重，加上心灰意冷，因而表示要一心钻研古文，不再问人间事。李鸿章很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这样做，不是不可以成为一大名家，将作品藏之名山，传之无穷，但从汉朝到现在，不患无文人学人，察其究竟，仍不过是文学而已，“于当时奚益？于后世奚裨？人生如朝露，倘及时得手，作成一件两件济世安民顶天立地事业，不更愈于空言耶？”话语锵铿有力，丁日昌由此再次扶病出山。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姐、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他说：“为度一切众生故，无不活畏，无恶名畏，无死畏，无地狱恶道畏，乃至无大众威德畏，盖仁之至矣。”
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孙中山曾对蔡元培说：“我不善处成功，而善处失败；愈失败，我的精神愈焕发。”
黄兴自幼接受了“夷夏之辨”的思想，尤其是明末王夫之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他曾说：“丈夫处蛮夷猾夏之秋，当有事于大者远者。”
邹容少时即对科举制度十分不满，他向热衷于科举功名的父亲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爱入”。他问父亲：“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
秋瑾住在北京，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她感慨地说：“人生处世，当匡济艰危，以吐抱负，宁能米盐琐屑终其身乎？”后来，她对王时泽说：“吾自庚子以来，已置吾生命于不顾，即不获成功而死，亦吾所不悔也。”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归国后，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四过杭州，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1905年，徐锡麟游历浙江各地，交结了他称为“奇才力士”的会党成员，他对人说：“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
吴樾幼年进私塾读书，12岁起，年年参加童子试，均落第。19岁后不再学习八股，爱读古文辞，特别喜好历史。“每读明史，朗诵长吟，感叹唏嘘不能置。”
武训立誓乞讨办学后，从破庙中出来，满街跳跃欢呼，若疯若狂。并且高唱道：扛活受人欺，不如讨饭随自己；别看我讨饭，早晚修个义学院。
清末，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反对伪立宪的吴樾暗杀五大臣，自己被炸，重伤身死，其致未婚妻遗书上说：“愿子为罗兰夫人，”“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
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仍留着辫发，身上穿着他父亲留下的长袍大袖的旧式衣服，即如他所说：“衣服褴褛，辫子盘有头头。”一般人见了，指为怪僻，看不出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之，笑他“顽固”，他则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劝他剪掉，甚至武力强迫，他竟拔出小刀，严肃地说：“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朱执信此举后来反而保护了自己。
徐锡麟字伯荪，绍兴人，以排满革命为职志，到安徽谋差得巡抚恩铭信任，任警察学堂总办。而徐因此伺机刺杀恩铭，徐被捕后被恩铭卫士分食心肝。有人问徐：“恩抚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荪说：“恩待我是私交，我对他是公义，私交何得胜过公义？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民初，陈独秀说：“我办报十年，中国局面全改观。”
清末民初，蔡元培为北大校长，事务冗繁。有一次，北大学生因为不肯交讲义费，几百人聚集要求免费。蔡先生坚持校纪，不肯通融以至秩序大乱。于是这位身材矮小，瘦巴巴的文人，站在红楼门口，挥拳作势，怒目大声喊道：“我跟你们决斗！”包围他的学生只好纷纷后退。
胡适在美留学时，初与同乡梅光迪关系很好，以兄弟相称。但当胡适提出“要须作诗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评，关系越来越僵。胡适的态度，特别是后来陈独秀以及钱玄同等人加入战团，以彻底否定中国文化为己任时，引起哈佛的中国留学生们的愤怒。张鑫海愤慨地说：“羽翼未成，不可轻飞，他年学问成，同志集，定必与若辈鏖战一番！”故直到1922年才有《学衡》杂志的创刊，这意味着“鏖战”的开始。梅光迪曾引春秋人申包胥对伍子胥说的话自况：“子能覆楚，我必复之。”
1918年，27岁的胡适到北大任教时，已成了全国知名的文学革命提倡者。林语堂以清华教员身份迎接他。两人见面时，林“犹如触电”。胡博士引用十五世纪人文主义者伊拉斯摩斯从意大利返回祖国荷兰时的豪语说：“我们回来了。一切都会不同了。”
赵元任年轻时，求知欲极强，爱做物理实验，酷爱体育运动，从初中开始坚持记日记。在南京求学期间，一度染上恶习：抽烟、嗜酒、手淫。一旦他意识到这些危害时，以坚强毅力强制自己根除了，常以父命名寓意告诫自己：“元任，任重道远。”后果然博学多才，被尊为“汉语言学之父”。
蒋百里29岁时任保定军校校长，他到校视事的第一天，向学生们训话，较为简洁：“今天方震到校，有两件事向同学们一谈：一点关于精神方面，一点关于教育方面……方震如不称职，当自杀以明责任。”半年后蒋自杀，震动全国，幸而得救。
欲立志，先绝欲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其后几个月，日记中充满自责，也确无“不良记录”。但1920年初，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别记有：“晚，外出游荡，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所，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这年夏天，他遇到旧友，言谈中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记中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日记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此时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息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张伯苓多次说他办教育的理由：“我在北洋水师学校，亲见旅顺大连为日本割去，青岛为德国人所夺走。当我到济公岛的时候，看见两个人，一个是英国兵，另一个是中国兵。英国兵身体魁梧，穿戴庄严，但中国兵则大不然，他穿的是一件灰色而破旧的军衣，胸前有一个‘勇’字，面色憔悴，两肩齐耸。这两个兵相比较，实有天壤之别，我当时感到羞耻和痛心。我自此受极大刺激，直至现在，还在我的脑海中回荡，我当时立志要改造我们中国人，但是我并非要训练陆军、海军，同外国周旋。我以为改造国民的方法，就是办教育。”
弘一法师当年执意出家，出家后竟后悔了，因为发现佛门原非净土，故想还俗。马一浮等朋友劝他说：“原先不赞成你出家，既已跨出了此步，就不要回头了。”弘一听劝，打消还俗的念头，终成一代高僧。
许春草对人说：“我信仰基督教，不是吃教，更不是信洋人，我是降汉不降曹，我是投降基督耶稣，不是和那些洋人妥协。”自从皈依基督，到86岁终年，无论大事小事，许都以耶稣的真理为指南，他的所有活动，贯串着一条十字架的红线。他喜欢把自己的名字中的“草”字比作自己的一生。他说：“我天天背负三个十字架，一个是国家、一个是教会的、另一个是家庭的十字架。”在这三个十字架的重压下，他有时有如耶稣基督走上各各地那样，心力交瘁；有时像以利亚在亚哈王追捕下，灰心失望，但他屡蹶屡起，终成圆满。
徐志摩与其原配夫人离异而与陆小曼结合，徐之友好，多贻书劝阻，其师梁任公亦以千言书致徐，力劝其悬崖勒马，免为世诟。书中说：“呜呼，志摩！世间岂有圆满之宇宙？”徐意坚决，复书亦说：“呜呼，吾师！吾唯有于茫茫人海中求之，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耳！”
李宗吾曾在四川任中学校长及省监学等职，有一年中学学生毕业，省府派李为主试委员，李认真考试，学生恨之。一夜学生多人，手持木棒哑铃，把李宗吾拖出，痛打一顿，临走骂道：“你这狗东西，还主不主张严格考试？”李被人扶起，大声说：“只要打不死，依然要考。”后裹伤上堂，继续考试，学生不敢再抗，一律就试。
1930年初夏，冼星海在巴黎打工。一天傍晚，老板开恩准他提前下班，冼星海就直奔马德里大街的巴黎音乐院。他常常在音乐院大门口徘徊，倾听院墙内的弦歌音琴。这一天，冼照例在大门盘桓时，忽然看见一个中国青年从里面走出来，冼星海不顾一切走上前，不管对方听不听，就做了一番自我陈述。此人正好是马思聪，马对眼前这位“南国箫手”也早有耳闻，但没想到冼星海如此穷困潦倒。马答应引冼星海见他的导师奥别多菲尔，冼星海自此如愿以偿音乐梦。
演，就是为这一个观众演
塞克孤僻怪异，而做事认真。他首次登台，在《父归》中饰演主角，而观众除本校学生外，只有一个厨子买票入场。大家都说只有一个观众，停演算了，塞克说：“演，就是为这一个观众演。”演出竟一举成功，厨师拿着泪水浸湿的手帕离开剧场，完全被感动了。
1936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汪精卫受暗杀，刺客为王云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枪无大碍。当时，陈璧君听说后赶到现场，汪精卫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说，我完了，我完了！陈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天，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史沫特莱问杨虎城：“您认为中国有强大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说：“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强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卢作孚聪明绝顶。抗战期间，因为要跟美国商人打交道，他跟晏阳初的妻子雅丽读英文，晚上有空来读一点。半年之间，就能看英文报纸。武汉失守后，大量后撤入川的人员物资滞留宜昌，卢亲自指挥民生公司船只，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下，经过40多天奋战，终于将全部人员的物资设备抢运进川，该壮举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
卢作孚实业救国，绝对无私。抗战时，他有一次病倒，家人想买一只鸡给他吃，却无钱作罢。他到美国为公司借款时，晏阳初也在美国为乡村学院募捐。晏对卢说：“作孚，外国人很注重衣冠，你这样不修边幅，恐怕会吃亏。”于是带卢去做西装，教卢打领带。卢学会后，晏阳初又说：“阁下这个头，外国人看，会以为是一个和尚。”卢于是再听劝告，留起长发，用心学梳头。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王芸生等人所办《大公报》社训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王以为新闻记者要敢于说真话，不怕杀头。他曾对后生小子们说：“抓到刑场，揪住小辫儿，钢刀一举，咔嚓一声的时候，小子，你要一声不吭，咬紧牙关顶得住，才算得一条好汉，一个好记者。”
成舍我办报多经磨难，军阀、党国领袖、上海滩流氓等等多刁难过他，甚至置他于死地，他经历了一个时代报人的“不幸”和“幸”。张宗昌杀人不眨眼，没过几年，成在中山公园，常见张闷坐来今雨轩，搔首无聊，屡想跟他攀谈，他只是报以微笑。成舍我得罪汪精卫时，朋友劝他妥协，他拒绝了。“日寇投降，我到南京，最近一个月以前，当我在南京挂出了《民生报》招牌的那一天，我从中山陵回来，经过所谓梅花山‘汪墓’，只见许多人在他墓前排队撒尿。”
抗战胜利后，殷海光在南京《中央日报》社任主笔，与在“中央图书馆”任职的傅乐成交往甚笃，且谈锋如昔。当时“异常放荡怠惰”（傅自语）的傅乐成结识了一位漂亮姑娘，对她极尽爱慕之能事，却难撷芳心。有一天，殷海光在傅的宿舍里聊天，正好这位姑娘也在场。殷海光口若悬河，姑娘在一旁听得出神。殷海光走后，姑娘对傅乐成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好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受不了这番“刺激”，决心翻译一部英文的西洋史以示自己的进取之心。若干年后，从美国耶鲁学成归来的傅乐成写出扛鼎之作《中国通史》，成了一位“不可忽视的史学家”。
段锡朋律己甚严，近于苦行主义，临终时说：“我已经算好的了，我还没有欠人钱。”
抗美援朝时期，常香玉总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做点贡献。有一天，她对陈宪章说：“咱们为国家捐架飞机，你看中不中。”陈问她：“你知道大炮多少钱？坦克多少钱吗？飞机，这可不是常人能捐的呀！”陈为此改编了一部戏《花木兰》，常香玉在全国跑了两年，义演筹到人民币15亿元，捐献了一架名为“香玉剧社号”的米格15战斗机。
陈果夫临死前，总结一生，认为自己主要做到了以下几点：住繁华都市多年，未曾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管钱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读书未曾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管人事不捉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做官未曾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于右任有“草圣”之称，他说：“余中年学草，每日仅记一字（即每日一个字写无数次），两三年间，可以执笔。此非妄言，实含至理；有志竟成，功在不舍，后之学人，当更易易……”
雷锋做了好事从来不对人讲，有次他抱病在工地运砖，人们再三向他表示感谢时，他却说：“这是我应该干的。”在沈阳车站给一位山东大嫂买了车票，她问他在哪个部队，叫什么名字时，他说：“叫解放军，住在中国。”雷锋写有《雷锋日记》，他的事迹由此传开。
60年代初，中共最高决策层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发展核武器，苏联嘲笑中国无能：中国人民连裤子都不够穿，竟妄想制造核武器。为此，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在北京对日本记者团发表了著名的“核裤论”，回击了苏联的嘲弄，并郑重声明，不管中国有多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
“文革”中，冯友兰被造反派拉到高台上“批斗”，群情激昂，冯在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写作刻苦，为写一个中篇，他曾连续伏案七天七夜，最后晕倒在厕所里。他常常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才上床休息，中午12点起床后又开始工作。曾记自己辛苦创作《早晨从十二点开始》，对人说：“我很累，累得要命，”又说：“搞创作这是傻瓜干的事，精明人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成舍我从事新闻业80年，他去世前一年，因病住进了医院，很长一段时间不能说话，他每天仍挣扎着手书“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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