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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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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留意择婿，张问：“才学地位要什么样的？”李说：“像你这样也就可以了。”张立即跪下央求：“门生刚刚丧偶，而女公子又是文字知己，所以斗胆要求当相爷的女婿了。”李只好答应，张听到相爷承诺，从地上一骨碌爬起，跑到外面逢人便告：“相爷许我做女婿了。”民间对联如此损之：“养老女，嫁幼樵，李鸿章未分老幼；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清末，庆王奕劻大权在握，而对时局无动于衷，他本是臭名自甘的贪官，无能无志辅佐清廷。清政府覆亡后他仍忙于搂钱，死后家人为其请谥于逊清小朝廷，宣统说：“是丧吾国者，何谥为？”悻悻不已地给他赐谥了一个“密”字。
陈家鼐好吹牛，在日本时，其老乡们成立组织冷落了他，他就跑到陈其美处，声言湖南的党人都听他的话，他可以统统喊来参加中华革命党。陈其美信以为实，又误以为他是国会议员陈家鼎，故请孙中山委他为湘支部分长。他得到委状之后，便当街拉人，在路上见着同乡人便一把拉住要他入党，并向人说：“中山已委我做湖南革命党人的领袖，不信请看委状。”说着就把委状捧出来，湘人皆嗤之以鼻。
袁世凯称帝未揭幕之时，朱启钤、梁士诒等人为之积极筹备，其子袁克定为幕后主持，每天改造《顺天时报》一份进呈袁世凯，亦系克定主谋。“臣记者”薛大可（薛在每日出版之《亚细亚报》中，自称臣记者），更无日不趋奉于袁克定身边。帮忙帮闲如此。
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刘师培、严复、李燮和、胡瑛等组成“筹安会”，鼓吹复辟帝制。袁世凯说过自己“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永不使帝制再现于中国”，就问计于徐世昌和梁士诒等人。徐世昌说：“我们可以召开国民会议，由国民代表决定国体，选举皇帝，这样别人就没话可说了。”梁士诒反对说：“召开国民会议需要许多手续和很长的时间，这太慢了。我看，我们可以搞全国请愿联合会，逼参政会开会。”于是，总统府前便出现一队又一队的请愿“群众”，其中一支是北京八大胡同的妓女们。
赵秉钧内阁被人称为“国民党内阁”，这个临时现凑的政党内阁，人多非笑之，以为此非政党内阁，乃系内阁政党。内阁组成不久，赵就变了腔调，有人问他加入政党的事时，他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政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证来，我也有拆开看看的，也有搁开不理的，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有人说亲眼见过他送到统一党和同盟会的党证。他则摇着头说：“此恐怕不是我写的吧！”
1913年3月以后，盛宣怀当上了汉冶萍公司的董事长和轮船招商局的副董事长。在二次革命期间，他污蔑说“革命流毒忽又剧作”，一再要求袁世凯政府迅速派兵镇压。他操纵轮船招商局，一面竭力抵制、破坏革命军对该局所属船只的调用，一面积极地为袁世凯军队运兵运械。盛称袁世凯：“实超轶乎汉高、宋祖而上之，方之华盛顿、拿破仑亦有过无不及。”
收到这笔钱做亡命费也好
自宋教仁死后，国民党议员中多数在京中寻找投靠。袁世凯在选举总统时，拿出一笔大款子交给他的一些走狗，分头去向议员们收买选票，价钱是每票大洋8000元。据说在京的国民党籍议员，没有一个不依价出卖。武陵人钟杰坦白说：当大选时他在京闲着无事，也受袁党的熟人之托，替他们向同乡各议员去买选票，没有碰到一个人的钉子。问到覃振时，他很痛快地说：“横竖袁世凯要当选的，收到这笔钱做亡命费也好。”
民初，云南唐继尧与顾品珍争雄。期间顾品珍一度占上风，唐多次电催赵世铭第五旅反攻。赵世铭回电说：“世铭一生部下，两次师生，虽肝脑涂地，都不足以报知遇之恩。无如风雨连绵，道路泥泞，寸步维艰，奈何。”赵曾歌颂唐继尧说：“唐会泽之心思，岳鄂王之心思也；唐会泽之事业，岳鄂王之事业也。”
陈延年被杨虎手下的特务抓捕后，真实身份没有暴露。他托汪孟邹设法营救。汪找胡适，胡适说：“独秀之子，我一定营救他，你回上海等消息。”胡请蒋介石的大红人吴稚晖出面说情，如此陈延年将不至于有生命危险。吴当着胡适的面大叫：“好了！好了！老陈没有用了，小陈可怕，太可怕，胜过其父十倍。捉到小陈，天下从此可以太平了。”吴随即给杨虎发去贺电：“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陈延年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如此之巨憝就逮，佩贺之至”。陈延年因此被刽子手乱刀砍死。汪得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痛心疾首，一直到后来，只要一提起陈延年遇害一事，他都追悔莫及，拍着大腿说：“说不得，说不得！”
1928年，张静江任浙江主席后，住湖滨“来音小筑”。一天张和他的姻亲周觉言语冲突，相互拍案大骂，说：“大家都是阊门（苏州）街上嫖客出身，彼此彼此，不要神气活现。你有什么本领，还不是亮见亮！”
塘沽协定后，黄郛以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名义在怀仁堂设宴招待各方头面人物，席间黄郛得意之余，大谈其秦桧，说：“人们都说秦桧不好，其实如果没有秦桧的议和，南宋就不一定还有一百六十年的天下。”
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和战皆好
陶希圣为人阴沉，善于察言观色。人们将其归入无行文人之列，他“见汪主和，见冯言战，见蒋委员长和战皆好。遇国骂共，遇共骂国，遇法西斯国共都骂。”
1932年初，有一个黄埔军校第六期的学生杨周熙（时在军政部办的交通研究所当队长）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三民主义之法西斯化》，送给蒋介石看。蒋交康泽审查，并考核作者。康泽把杨找来，问他为什么要写这样一本书。杨直截了当地说，“我听说现在有一个运动，是搞法西斯，所以我就赶快写这本书出来，不然，就会落伍啦！”康泽向蒋介石呈复，说杨投机。蒋把书名中的“法西斯化”改为“复兴运动”，内容照旧。
1932年，张元济的儿子张树年自美国留学归国，想进商务印书馆，张反对，称：“我历来主张高级职员的子弟不准进公司，我应以身作则，言行一致。”
1932年夏，刘湘在渝召集二十一军管区教育会议，由刘主持，致词大要为“我统一四海后，先要发展土产，如荣昌烧酒房的泥金茶壶，隆昌的白猪儿；须不依靠科学亦能致富，闭关亦能自守。”何鲁时为重庆大学理学院长，起立发言说：“国家富强必须依靠科学。如不依靠科学，请问督办今天为何要穿西装呢？”刘登时面红耳赤，随即退席。
戴季陶做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唯才是举，给人以“天下人才尽入彀中”之感。有一次，因一已达分数线的学生没有被录取，戴在国民会议上要求从严处分自己，蒋介石无奈只有罚扣其薪金三个月。
1934年，由熊式辉和杨永泰提议，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恢复中国固有道德”求得“民族复兴”的“新生活运动”。宣扬“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以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时人有嘲讽此事者，撰对联为：上联：一二三四五六七（意“忘八”）；下联：忠孝仁爱礼义廉（意“无耻”）。
汪精卫投靠日本后，召集各方势力会谈，以期尽快建立政权。王克敏和梁鸿志都对日本方面负有借着扩大华北特殊职权问题故意延宕汪伪政权建成的使命，王在每次会谈如涉及国旗、汪党流入华北、在华北建立政治分会和陇海铁路的管辖权等等问题时，都与汪争得面红耳赤。他还讥讽汪说：“你应当向我请教。跟日本人处事，应虚与委蛇。日本人难缠，你同他条件谈得再好，他到一定时期，也能翻脸不认账。”王又同周佛海私下说：“我们60多岁人，做汉奸没几年就死了，汪何必把一些青年人拖下水呢！”汪因此极端痛恨王克敏。
成舍我在重庆办世界日报，对社内一切措施，实行高度的压迫和剥削。以艰苦抗战作口实对职工采取低薪制，任意增加工作时间，严定处罚办法。甚至规定职工伙食只许吃糙米，做菜不放油。职工因工作劳累，营养不好，迭次要求改善伙食，成始终不许。1945年4月1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去世，消息在当日中午传到重庆，报社职工正在吃午饭，成舍我到食堂宣布这个消息，并说：“你们看，罗斯福是金元王国的总统，营养应当是很好的，可是他也死了，可见营养的关系不大。”话未说完，全室哗笑。
1941年初皖南事变爆发后，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利用与邹韬奋在南洋公学同窗多年的关系设宴相请，软硬兼施逼他参加国民党，以洗刷其“通共”嫌疑。邹韬奋马上质问：以你的职业，看我究竟是不是共产党？徐恩曾回答说：已经监视你几年，未发现是共产党的证据，不过在当今，“不参加国民党就会是共产党”。邹韬奋气愤之余只说了一句话：“我就是这样，看你怎么办！”
张国焘年少多才，在北京青年学生界及早期中共党内，张之英气皆不让他人。他的革命精神促使他参与了中共党的创建。但他一旦脱党，英雄的一生也就划上句号。在武汉，他见到蒋介石说：“委员长，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盛世才反苏反共后，诬人通共，十分起劲。他曾亲审丁慰慈，查问拿了多少卢布。丁不胜拷打，向盛世才说，你说拿多少就拿多少，我承认就是。可是盛世才一定要人自诬。丁只好从拿五万说起，盛嫌少，毒打之下，卢布数由五万升到十万、二十万、三十万，还是遭受刑罚。丁索性自诬拿了一百万，结果盛世才又嫌多。于是丁又从九十万、八十万、七十万、六十万一路往下降。直到被毒打得体无完肤时，丁说出五十万，盛世才认为与其“腹案”相合，含笑叫停。盛世才的结论是：“丁慰慈！你早说实话，不就少吃那么多的苦头了么？”
陈公博为汉奸行为辩护说：“我认为抗战应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于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挨骂，对于个人只有苦熬，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
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1947年初，徐铸成拒绝政府投资10个亿控制《文汇报》的意图，当着陈立夫、吴国桢、宣铁吾、潘公展等人的面，他说：“《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不接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和政治性投资。”话谈到最后，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对徐铸成说：“佩服佩服。今天这个场面，你能顶下来，真不容易。我宣铁吾对不起你，曾封了你们七天门；今后，你再怎么骂，我要是再动手，不是人养的。”徐回答说：“言重了，我只是凭良心办报而已。”
1958年的大跃进高潮时，山东范县跑得更快，其县委书记宣布，范县两年即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书记把共产主义描绘成“新乐园”：“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个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李敖买下“国泰信义公寓”一套房子，发现有问题，就去找公司理论。老板蔡万霖很傲慢地说：“李先生，你知道我们蔡家兄弟是什么出身吗？”李敖说：“你们是流氓出身。”蔡愣住了，看李敖接着说：“蔡先生，你知道我李某人是什么出身吗？告诉你，我也是流氓出身的，不过我会写字，你不会，要不要打官司，上报纸，你看着办吧！”蔡以为李敖有来头，一下子软下来，答应赔偿。
“文革”末，周一良、汤一介、林庚、魏建功为江青收罗进“梁效”写作班子，时人对其投靠“洞若观火”，舒芜诗作《商山四皓新咏》得多人唱和。而四人不思反省，汤在其自传中坦言当年如此考虑，一认为毛泽东完全是对的，二进“梁效”写作班子后不会再有人来批斗自已；周一良传记《毕竟是书生》，则说：“几十年前古典文献的训练，今天居然服务于革命路线，总算派上用场，不免欣然自得，忘却疲劳。”
柏杨被国民党逮捕，调查局的官员刘展华对他软硬兼施，刘说：“你只要坦白，自由就立刻可求。像你这样的匪谍，永不会了解我们三民主义信徒的高贵情操。”柏杨不愿屈服，刘展华就猛抽柏杨双颊，据柏杨说：“拳头像暴雨般猛击我的脸部和前胸，我挣扎着，但他的皮鞋连着踢中我暴露出的小腹……”
依附第三十
梁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
戊戍变法前，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之洞命开中门及暖阁迎接，而且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乃已。盖朝廷定制，钦差及敌体官往见督抚者，才能鸣炮开中门相迎。梁一举人耳，何以有是礼节？皆因其时已有康梁柄国之消息，张之洞特预为媚之耳。
左宗棠驻军汉口，奉命去镇压新疆叛乱时，恰好哥老会头目（人称大龙头）犯法逃到汉口。左正准备从汉口开往西安，忽见队伍自动集中，排成十几里的长队，非常诧异。不久接两江总督的文书，说有巨匪要从汉口逃往西安，着地方查办。左摸不到要领，无计可施时，忽见队伍更形活跃，说是去欢迎大龙头，左更莫明其妙。幕僚说：“军中士兵上至将官都是哥老会中人，所谓‘匪首’就是他们的大头目。”并建议：“大帅最好加入哥老会，做大龙头。不然，我们无法到新疆。”左听后便去开山，做起大龙头来，收留会党，这才平平安安地到了新疆。新疆因此有了哥老会。
康有为在京师创立强学会，朝士集者百数十人，又赴上海设分会，请张之洞列名，张发电报说：“群才荟集，不烦我，请除名，捐费必寄。”乃助会款五百两，拨公款一千两。
辛亥革命后，作为革命对象的皖抚朱家宝（他镇压了熊成基起义），不但没有被动“一根头发”，反而摇身一变，坐上了皖省首任都督的宝座。孤云说这些人是：“清廷而在，则摇尾为奴；虏社既颠，则涂面革命。”
章太炎看到孙中山在广州护法的事“难就”，就想应云南督军唐继尧之招西行。孙派人劝说：“今人心不固，君旧同志也，不当先去以为人望。”章回答说：“此如弈棋，内困则求外解。孙公在广东，局道相逼，未有两眼，仆去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总代表任仆可也。”孙从之。
袁世凯曾向梁士诒说：“财政窘迫如此，交通部总要帮忙才好。”梁答说：“只须大总统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袁称：“每月须有四五十万才好。”梁立即爽快答应：“就是五十万可也。”
辜鸿铭：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
北大开教授会时，会场较乱，各人纷纷发言，蔡元培也站起来预备说话，辜鸿铭一眼看见首先大声说道：“现在请大家听校长的吩咐！”周作人说，这就是辜的语气，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现在里边。五四运动时，教授们在一起应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说了好多话，对挽留没有异议。辜鸿铭却说出他自己的特别理由：“校长是我们学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张勋复辟期间，陈宝琛极为活跃，他对溥仪说：“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使溥仪感到惊奇的是他在处理黎元洪问题上表现出的激烈态度，陈当时脸色铁青，几乎失去了控制地对溥仪说：“梁鼎芬见黎元洪力劝他离开总统府，遭到拒绝，他这样拒不受命，请皇上赐他自尽吧！”溥仪以为过分了：“民国对我不是也优待过吗，我刚一复位，怎么能就赐黎元洪死，这是绝不应该的。”陈气呼呼地说：“他岂但不退，还公然拒绝梁鼎芬劝告，赖在总统府不走，乱臣贼子元凶大憝，焉能与天子同日而语。”
民初，冯玉祥将军驱逐溥仪小朝廷，遗老旧臣们多方求援。载涛之子溥佳对罗振玉等人的表现印象深刻，罗矢口不谈什么借助外力（暗地里与日本人联系），两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每次由津来京时，总说是没回家就来到北府，向溥仪和王公们报告他在津与段会见的经过。当时溥仪以及王公们对他那种不顾年迈不辞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赞许，他总是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神气说：“君辱臣死，我只有鞠躬尽瘁而已。”大家因此把罗看成一个“忠贞可嘉”的人物。
张宗昌有急智，当年在张作霖手下混事的时候，张作霖委托洋学堂出身的郭松龄整肃军队，郭早就想拿张宗昌开刀，一次视察张宗昌的部队，两下一碰，话说岔了，郭张口便骂，操娘声不绝于口。谁知张宗昌接口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随即给郭松龄跪了下来，害得比张宗昌年轻好多岁的郭松龄红了脸，整肃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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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胡汉民从欧洲回国，提出“成立五院实行法治”的主张，以便再度与蒋介石合作。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去南京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他的口头禅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动即是理论！”他做蒋介石的侍从秘书，蒋喜怒无常，他毫无怨色，还对人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
1942年系《南京条约》一百周年，蒋廷黻的演讲以中英文在重庆发表，立法院长孙科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中引用了蒋的讲词，并且表示同意蒋的看法，一个与孙不和的人攻击蒋是英国帝国主义者的辩护人。该案竟至呈蒋介石核夺，蒋认为学者的演讲和写作应该自由，党方不必过问蒋的文章。
坐跪同一人：求人不如求己
抗战期间，政府财政困难，物价高涨，公务人员的生活很困苦，情绪低落。严家淦时任福建建设厅厅长，有一次他去一朋友家中，见客厅有一帧奇怪的照片：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另一人跪在他面前，仔细一看，跪的和坐的是同一个人，就是朋友本人。严百思不得其解，问朋友，答说：这叫求人不如求己。
1944年，哈里森·福尔曼访问延安，毛泽东向他解释中共与苏联不同。福尔曼问：“可是你们既不实行共产主义，那末为什么叫你们自己为共产党呢？”毛答复说这一名字是从往日沿袭而来：“你在这儿已经看到很充分的事实来证实我们所说的话，”“充分的事实使你明白我们不再是苏联所谓共产党这个字的意义了。”福尔曼坚持说：“那末为什么你们不改名呢？改为属于民主政治范围的‘新民主党’，或其他这样一类的名称呢？”毛摇摇头：“我们或别的人所称呼我们的政党的名称，对于我们，或我们的天良上，并不关重要。……所重要的，是内容与实施，不是名称！”
戴季陶在日本同蒋介石同嫖共赌，终生与蒋关系密切。他原名戴良弼，清末时改名为戴天仇（与满州不共戴天之意）。革命成功后，跟陈果夫、蒋介石在上海一起开交易所时，一心发财，想做陶朱公，又改名季陶。后来说中山先生是继承周公文武孔子的圣人，他自己以贤人自居，故又名传贤。他使蒋决心杀邓演达，他的书房正桌上，挂着观世音像、中山先生像和他的母亲像。1949年初，他从南京逃到广州，同于右任同住招待所，于责备他，蒋的许多罪恶，他应负责任，因他同蒋是密友，可以无话不说，他对蒋不但不加规劝，反而助纣为虐，使蒋叛党祸国之罪更大。戴因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就在2月22日吃安眠药而死。
王芸生以《大公报》闻达社会，中共建国，他仍难以放下架子。有一次，在各报负责人的会议上，谈起一件小事，时为华东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张春桥夸夸其谈一通，说得完全不对，王芸生漫不经心地打断他的话，说：“唉！不是那么回事。”同时，习惯性地用手往上轻轻一挥。谁知张春桥勃然变色，冷嘲热讽说：“我是打仗进上海的，原是土包子，不像王先生那样和大人物往来，见过大世面。说错了，请你王先生指教。”此语一出，举座无言。
张群的朋友评价他说：“众友呼岳军，只能呼之为蒋之使女，而不得称为如夫人，以如夫人尚有恃宠撒娇时，而张并此无之，惟有唯唯诺诺，欲如何便如何，无一丝违抗。”
张群在日本时，有人曾问他：“岳公，你追随蒋先生最久，和他关系也最密切。大陆失陷，你是否也要负一部分责任？负一部分没有及时进言的责任？”张群坦率地说：“我只是个厨子，主人喜欢什么菜，我做什么菜。”
沈昌焕深得宋美龄信任，时人戏称沈为宋英文秘书。当沈昌焕的朋友祝贺他就任台湾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长时，沈的直言可掬：“我主要是在这里接电话的。”闻者莞尔。沈接电话颇得宋美龄“欢心”：你说上海话，我答上海话；你英文，我亦英文，应对自如。
秦孝仪早年做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后来当过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他的声名大噪乃是蒋介石遗嘱所赐，“秦孝仪承命受记”从此成为他的注册商标。遗嘱内容无论用典、用词都一度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资。秦后来官至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
20世纪60年代末，《纽约时报》有报道说，宋美龄是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而非元配，宋当时正好在纽约，看后怒不可遏，马上命令驻美大使周书楷前去交涉，要求该报更正、道歉。周以为此事难办，且报道属实，拖延久之。因此惹恼了宋美龄，将周叫到寓所，宋斜躺在床上问周何以不照令办事。周说这是在美国，让人家更正道歉很难，宋不依不饶，争执之下，周耐不住性子，说：“我是中华民国的大使，不是你的仆人！”宋美龄听后马上从床上跳起，打了周一耳光，尖声吼叫：“我就是中华民国。”
严家淦任“总统”时，蒋经国任“行政院长”。一次蒋要亲自去找严商量事情，先由“行政院”秘书打电话给“总统府”秘书：“蒋‘院长’有事想到‘总统’府看‘总统’，请你向‘总统’请示一下，过半个小时‘总统’有没有时间见蒋‘院长’？”不久，严家淦的秘书打电话到“行政院”：“‘总统’说他有事要出去！”“行政院”秘书愣了一下，接下来听到的是：“‘总统’说他出去会顺道到‘行政院’看蒋‘院长’的，时间最多也就是半个小时，请转达蒋‘院长’。”蒋经国曾说：“凡事有静波先生在，我就省了好多心。”
聂卫平战胜日本棋手后一段时间，哪儿都找他去，领导找他，群众也找他。聚会的时候，上千上万的人围着他，他傻乎乎地笑，人家说他和熊猫一样是国宝。有人私下问他：“你的棋怎样？会不会退？这是你的根呀！”他苦笑着回答：“退倒不会退，可也不会进，我没办法呀！”
隔膜第三十一
留学法国里昂大学，学成归国的哲学博士张竞生，于1920年2月上书陈炯明，提倡计划生育。他在倡议中说：“一国的强盛，不在人口繁多，而在于人人都是有人的资格。”他强调节育，节育的目的在于优种，此时陈炯明有儿女十余人，接到此书后，认为是讽刺自己，斥为谬论，并对身边的人说：“此公大概有神经病吧！
七万里之行，似尚慷慨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公使，在当时前所未闻。人们难以接受，朝野上下，一时议论纷纷，郭的故乡湖南，风气更为闭塞，大名士王辏г吮嗔艘环粤泶趟撼龊跗淅啵魏跗漭停蝗萦谝⑺粗溃晃茨苁氯耍赡苁鹿恚伪厝ジ改钢睢Ｔ诔ど匙急赶缡缘目忌唤錾栈倭斯薷吹挠袢搅炙拢寡镅砸坊偎淖≌暮鲜〖＠嫌蚜趵ひ灰仓饰仕骸昂我悦婺抗楹希扛我远蕴煜潞笫溃俊钡笔敝挥欣詈枵吕斫馑圃匏骸捌咄蚶镏校粕锌犊！�
清朝末年，维新与保守较量频繁，当朝大学士倭仁反对招考学习天文、算学的人员，其理由是：凡学问都以中国为最好，根本用不着向外国去学习。他以病伤为借口，坚辞派他担任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职务。另一位大臣徐桐也对西学极为仇视，他住在东交民巷，府宅与使馆相邻，做一幅对联说他“与鬼为邻，望洋兴叹”。
徐桐保守顽固，对一切洋玩意儿，一概深恶痛绝。有一次看到他的儿子，已经做到刑部侍郎的徐承煜叼着雪茄烟从他面前走过，立刻勃然大怒，训斥道：“我还活着，你都这样；我死了以后，一定禀明阎罗王，让你胡服骑射作鬼奴。”并罚儿子跪在太阳底下暴晒。
戊戍政变之初，张元济赴贤良寺谒见李鸿章，劝说“中堂一身系天下之重，如能剀切敷陈，或有转移之望”。李叹气说：“小孩子懂得什么！”张元济被慈禧革职，永不叙用。两年后，八国联军入京，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慈禧想用他来与洋人议和。李经沪北上，张元济求见李，劝他不必再为清廷效力，李又斥之曰：“你们小孩子懂什么！”
1898年，章太炎因参与维新被通缉，逃往日本占领下的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俞樾耿耿于心。后来章太炎剪辫子，发表系列仇满言论，更为俞樾所不能容忍。1901年，适逢章太炎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来拜望老师，俞樾藉此怒斥道：“闻尔游台湾，尔好隐，不事科举，好隐则为梁鸿、韩康可也。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对于这段痛骂，章太炎一方面搬出清学太祖顾炎武，从经学角度进行辩驳，一方面写下《谢本师》一文，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并毫不客气地责问其师：“何恩于虏，而恳恳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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