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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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年9月，孙中山在东京筹组中华革命党，亲拟入党誓约。他严格规定，凡欲加入中华革命党者，皆须重写誓约，加按指模，以示坚决。黄兴劝孙：誓约上“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一词和盖指模一事极为不妥，“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陈其美当面赞扬孙：“你是最伟大的人，由你统治中国是天经地义的事，无论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哪有你这样的人？”孙中山认为：“陈其美是最了解我的人。”
　　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胡适写辜鸿铭的文章有误，辜要求胡适在报上正式道歉，否则向法院起诉。大半年后，胡适见到辜，问“辜先生，你告我的状子进去了没有？”辜说：“胡先生，我向来看得起你的；可是你那段文章实在写得不好！”
　　田桂凤跟谭鑫培合演《宋江杀惜》，田自负演技高超，在扮阎婆惜表演前半段“坐楼”时，她极力卖弄，即兴编排，使扮演宋江的谭手忙脚乱，难以应付，非常狼狈。谭央求田说：“念咱们二十年交情，给我留点面子吧！”田说：“谁人不知我们两人的交情，还留什么面子？”谭只得任她摆布。戏演到“杀惜”了，谭振作精神，做出比平时多得多的身段，淋漓尽致地进行表演，就是不把阎婆惜杀死。扮演阎婆惜的田被晾在一旁，没有戏唱，十分难堪，想下台却又下不了台。她最后只好向谭求饶：“你早点把我杀了吧！”观众大笑。
　　1925年12月27日，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再度进入北京，像其他手中有点实力的军阀一样，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杨宇霆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张爱玲为出版小说《传奇》，到印刷所去校稿样。她那天穿的奇装异服，使整个印刷所的工人停了产。百分之百的回头率，让张爱玲深感满意，于得意之中，张爱玲对跟她聊天的女工说：“要想让人家在那么多人里只注意你一个，就得去找你祖母的衣服来穿。”那女工吓了一跳：“穿祖母的衣服，不是穿寿衣一样了吗？”张爱玲说：“那有什么关系，别致就行。”
　　陈公博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当他劝汪精卫拖蒋一道投日时，汪夫人陈壁君曾对他斥责道：“难道汪主席当汉奸也只能做第二把手吗？”
　　梁漱溟在桂林偶遇陈树芬，时梁已50岁，陈比梁小6岁，却一直未婚，梁爱上陈，成为抗战期间轰动广西的新闻。当时传梁漱溟正在留胡子，为了更显得像男子汉，以博得爱人的芳心，在婚礼上梁又刮了胡子，梁说：“一个老新郎在婚礼之前总是要刮刮胡子的。”梁的朋友们对梁再婚表示祝贺，说梁“为我们这些中年伙伴们赢得了荣誉。”
　　吴昌硕在70岁前，曾纳一妾，不到两年，即跟别人而行。吴念念不已，自己解嘲，笑着对人说：“吾情深，她一往。”
　　抗战期间，蒋介石身受美国人的压迫，一度“极为焦急”，曾问陈布雷：“美国是否有意迫本人下台？”愤然说，“我何爱乎四强？”
　　王部长原来在练太极拳
　　王世杰英语极不流利，但他非常喜欢表达。一到说不出来时，总是把两手交叉起来使劲地转动。在《中美商约》签定时，对手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签约前，双方照例有几句“今天天气”一类的寒喧客气话，可是王世杰的客气话就是始终不说出来，只见他两手交叉着，像车轮一样地转来转去。在场的一个记者悄悄地说：“王部长原来在练太极拳。”惹得在场观礼的人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曾向蒋介石请示就职典礼时的服装问题。蒋回答应穿西装大礼服。李宗仁夤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熟知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先生的手谕说穿空军常服，李只得照办。就职典礼开始，礼炮21响过后，赞礼官恭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突然发现蒋介石并没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伫立其后，活像是蒋的侍从副官。蒋李关系自此更加恶化。
　　王云五有“博士之父”之誉。台湾设置博士学位之议，即是由他率先提出。他也是台湾最早的博士生导师之一，指导的博士生也最多。在一次宴会上，王借醉意说：“人家说我没上过学堂，没读过书，没有学问。其实我的肚子里至少装了几十个洋博士和土博士。”后来他荣获韩国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回到台湾后，又忘记怎样穿戴博士服了，在大家的帮助下，他穿上后极为兴奋。
　　刘家昌曾怀疑李翰祥给他戴了绿帽子，当众打了李翰祥。有人告之李不可能偷他的老婆，说了半天，刘若有所悟，但最后大声说：“但是，但是，我不是王八，这怎么成？我已经招待记者，当众宣布我是王八了！”
　　李慎之曾把人民出版社的年轻编辑邵宏志调到《美国研究》杂志社，邵作编辑很是敬业。有一次，她改动了李慎之的文章，让李大为不满，倚老卖老说：“我过的桥比你走的路还长，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没想到，邵编辑义正辞严地回答道：“我们现在说的是文章，而不是过桥与吃盐和饭的问题”。
　　无情第二十七
　　我不能先尔死！
　　甲午战争后，当时最有学问的大臣之一荣庆开始从明代抗倭的历史中寻找良策，但他最想要的是“清闲”，“养气读书，藉藏愚拙，亦中心之至愿也。”他在阜成门外散步，“近临河甸，绿树葱茏，葭苇弥漫，令人动出世之想。”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慈禧病泄痢，数日不能起。有人在慈禧面前进谗，说，皇帝知道太后病重，面有喜色。慈禧听了大怒，说：“我不能先尔死！”后果然，光绪先于慈禧一日“龙驭上宾。”
　　1914年初，杀害宋教仁的应夔丞自上海越狱逃到北京，以功臣自命，要求袁世凯实践其“毁宋酬勋”的诺言。军政执法处郝占一奉袁密令，在京津铁路火车上将应杀死。这件事使赵秉钧感到兔死狐悲，他为应鸣不平，径自发电通缉杀应凶犯，并抱怨袁世凯说：“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做事？”
　　盛世才多疑，他采用严密的特务网对其周围的人进行监视，以防被人暗杀。周东郊说：“盛世才对任何人都不信任，连自己的妹丈彭吉元、岳父邱宗浚、姻襟汪鸿藻都不放心，都有专门特务跟踪。”
　　1936年，胡宗南任第一军军长时，驻扎徐州。一次他的父亲从孝丰老家去看他，找到他的司令部。卫兵进去报告，胡却说：“此人我不认识，叫他回去。”卫兵出来回报胡父，胡父十分诧异，对卫兵说：“你一定传错了，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老子，他怎会不认识我呢？你再去对他讲，叫琴斋（胡宗南的号）自己出来见我。”卫兵只好再进去报告，胡宗南立刻翻脸说：“哪里来的混账老头，这样无赖，快把他撵走！”随后派一心腹副官去跟踪他父亲，等副官回来报告他父亲住在哪个旅店后，胡才化装着便衣去旅店看他父亲，对他父亲说：“以后你不要随便到司令部来找我，现在给你三百块钱，你快快回家吧！”把他父亲气得要死，大骂儿子势利，一怒之下，钱也没拿，向孝丰同乡借了点盘缠就回了老家。
　　1947年，《改造日报》的记者陆立之前往东京，寻访到郭沫若的妻子安娜，看到面前一片惨景：家徒四壁，空无一物，全家仅靠一点山芋充饥。见中国的记者到来，安娜涕泪交流，哽咽难语，她只能断断续续地泣诉：“鼎堂他不应该是这样。自从他走了之后，我们，我和孩子们都为他担惊受怕，他却音信全无，把这个家全忘了。如果说是战争阻隔，信息不通，这也是借口胡说，这里还是不断的有中国人的消息，我就读到过他回去后写的一篇文章叫做《在轰炸中来去》，说自己光荣地见到了蒋介石……”
　　20世纪50年代，陈立夫在台湾被投置闲散，不得已只好去美国谋生。他去向蒋介石和宋美龄辞行时，蒋夫人送了一本《圣经》给他，说：“你在大陆负了那么重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很难适应。送你本《圣经》念念吧，也好在心灵上得些慰藉。”陈立夫不客气地指着墙上蒋介石的肖像说：“夫人，这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反右时，嘉山县某单位仅仅因为差一个名额未能完成上级下达的划右派指标。曾希圣亲临该县视察指导工作。该单位领导向他汇报敌情时信誓旦旦道：“该抓的都抓了，实在没有右派了。”曾拍案而起曰：“这不就是右派言论吗？”于是，该领导只好乖乖地将自己划为右派。
　　1967年初春，年轻的朱学渊在北京“上访”，天天在“八大学院”闲逛。有一天“清华井冈山”斗王光美，他和几个朋友去看热闹，见到她被红卫兵拉成“喷气式”，颈子上挂着用乒乓球串联成的“项链”；陪斗的有罗瑞卿将军，是用箩兜抬出来的，他跳楼把腿跳断了。在地质学院他还见过彭德怀，彭刚从四川被揪回来。30多年后，朱学渊在美国做物理学教授，回忆说，彭德怀那倔强的面容，还留在他的记忆中。不知道是出自何种直觉，他很同情彭德怀和罗瑞卿。
　　1968年12月10日，在监狱般的301医院病房内，田汉去世。一件大衣，一副眼镜和其他几件衣物摆在病房里，没有人来取，没有亲人和朋友来与他告别。当他离开人世之时，广播里正狂热地播放着他的歌，欢送青年学生们“上山下乡”：“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巨浪！巨浪！不断地增长！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
　　马一浮是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他的家在“文革”中被搜罗一空。抄家者席卷而去之前，他恳求道：“留下一方砚台给我写写字，好不好？”谁知得到的却是一记耳光。此时马已84岁，他不久后即死去。
　　“文革”期间，千家驹自杀未遂，摔断一条肋骨，不给医疗，第二天就拉去批斗，因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批斗会上，千家驹挂上五块牌子，还要自己布置会场，打扫卫生。开完会，经批准，正式停职反省，成了专政对象，天天扫院子，强迫劳动。后来抓“叛徒”盛行，千家驹又因为1928年被捕过，从而定为“叛徒”。他回家对长子抱怨：“我平生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在青年时代一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没想到的是，这句话竟然被其亲儿子揭发，为此他又增加了一项罪名和惩罚，规定天天劳动前，要向毛主席请罪。
　　洪秋声是字画裱褙专家，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在“文革”中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着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
　　心志第二十八
　　露是天食　饮露充饥
　　太平天国后期，杨秀清向洪秀全报告国事的困难，说曾国藩的军队已经逼近，洪回答说：“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乎？”快要灭亡时，南京绝粮，洪秀全令百姓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请客送礼是官场通例，或称“陋规”，曾国藩也曾为此辩护，以为要顺利推行政务，就不得不如此。李莼客也因此抱怨张之洞送他的“礼”太轻，以至于“午后至陶然亭，张之洞来，我避之。”
　　慈禧发动戊戍政变，囚禁光绪皇帝，遭到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全体西方列强的反对，心里一直愤愤不平，想把光绪彻底废掉。徐桐、崇绮、启秀三人想借机“邀宠于太后”，并自比伊尹、周公，他们拟好的废帝诏书却被荣禄烧毁了，荣进宫哭陈慈禧说：“各国都认为皇上是明主，非臣口辩所能解释。”再三恳请太后不要贸然行事。
　　张之洞长子落水殒命，张为此痛悼万分，至于时时涕泣，梁鼎芬写信劝说：“忧能伤人，况涕泣乎？”为了替张之洞解忧，梁请康有为等人到总督衙门来陪张之洞谈学说禅，“粲花妙论，人人解颐”，“西宾相对，可以释忧。”
　　章太炎在上海时，常与孙中山、廖仲恺、苏曼殊等人来往，以在孙家时为多。太炎能独自雇人力车往孙家，但对自住的里弄地名却记不清楚。因此由孙家回来时，必由人陪送。有一次，孙中山派人陪送太炎回家，出了孙家，门口仅有一辆人力车，章坐到车上即令拉车人快跑，陪送者等到另一辆车时，章已不知去向。章之拉车工人在半路上问往哪里，章说“家里”，问你家在哪里，章说在马路上弄堂里，弄口有一家烟纸店的弄堂。因此他坐在车上一直在马路上转圈子。
　　蒋光赤常为自己的作品得不到理解发牢骚，他常说：“外国作家常得女读者来信赞赏，但中国女读者从不晓得写信给作家。”
　　1926年，陈德征继任上海《民国日报》的总编辑，随后又掌握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文教机关的大权。红极一时，他便忘乎所以。一次，《民国日报》发起“民意测验”，“选举”中国的伟人。揭晓时，第一名竟是他陈德征，第二名才是蒋介石。老蒋一怒之下将陈押至南京，关了几个月后，命令各机关，对陈“永世不得录用”。
　　又被蒋介石卖了一回
　　大革命后，于右任是主张“汪蒋合作”最力的一个人，故很得蒋介石的重用，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简直是于右任当家。但很快胡汉民就把于赶下了台。于常住上海，不时还去南京。左右劝说：“人家既是不要你，你就不去好了。”于答：“我有我的办法。”左右更说：“你有什么办法，就是到头来叹一口气说，又被蒋介石卖了一回。”
　　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七个半月之后，终获自由，而遗恨不尽，对蒋绝不原谅。他对吴鼎昌说：“我在南京给他当了几年家，想不到他翻脸不认人，最后耍出这样的流氓手段！”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劝黄侃著书。黄却谓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对联内无意中藏了“绝命书”三字，黄侃愕然。当年10月8日，黄侃因饮酒过量，吐血而死。章太炎因联句竟成谶语，悔痛不已。
　　林森去世后，风传吴稚晖将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吴对人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有一个怪癖，每天要到野外旷地上去拉屎，你们想，那成什么体统，岂有一国元首，会像我那样的？”吴又说：“我这个人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国的外交使节。我看到有些亚非国家的公使、大使，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像演戏一样，会禁不住笑出来的，那样不免有失国体。所以这差使最好让更适宜的人去当。”
　　金岳霖会忘记自己的姓名。有一次他打电话给陶孟和，陶的服务员问“您哪儿”。金忘了，答不出来，说不管它，请陶先生说话就行了。可是服务员说不行。金请求两三次，还是不行。只好求教于他的人力车夫王喜，王说：“我不知道。”金说：“你有没有听见人说过？”王喜说：“只听见人家叫金博士。”一个“金”字提醒了金岳霖。
　　我苦哉，我苦哉
　　鲁迅去世的电报到达八道湾后，周作人找宋紫佩同往西三条，通知“鲁迅的母亲”。老太太悲痛至极，只能说：“老二，以后我全要靠你了。”周作人说：“我苦哉，我苦哉……”老太太很不满意儿子的不能任事，她后来对俞藻说：“老二实在不会说话，在这种场合，他应该说，大哥不幸去世，今后家里一切事，理应由我承担，请母亲放心。这样说既安慰了我，又表明了他的责任。”老太太说：“难道他说苦哉苦哉，就能摆脱他养活我的责任吗？”
　　1937年秋，日寇逼近太原，阎锡山率部退到临汾。他和第二战区的行营政治处住在同一个小村里。有一天他要去找政治处的秘书主任刘岱峰，当时有决死十总队的队长武玉山跑过来报告工作，说他在部队中建立起军队不许扰害老百姓，军官不许打骂士兵等等新办法。在一旁的董天知（共产党员）插话说：“好，这是八路军的办法。”阎锡山听了说：“什么八路军的，一切办法都是造化的，谁用就是谁的。”
　　在延安，张景秋担任了一个小组长的职务，终日忙忙碌碌，笑逐颜开。有一次，王实味一本正经地对张景秋说：“张景秋，我看见你，就想起鲁迅说的笑嘻嘻的脸。”张非常气愤，又觉得王的挖苦莫名其妙，他后来写了一首诗《笑》贴在自己的炕头：我从只能哭的地方来，现在要放声笑了！这笑声有人不喜欢，明天我还是要笑，笑得更好。
　　高长虹很重视培养文学人才。他曾发现了曾克，除写文章褒奖外，还要去看看曾克。当时曾在私立重庆复旦中学教书，他去了，把一张纸条交给校工，自己在门口等，曾克来到校门口，大声喊：“哪位是高老师？”他不答应，却拿出一张报纸交给曾克，正是刊登他写曾克文章的报纸，报头上写着几个醒目的字：“我约你谈一谈，如允，就出去走走。”
　　潘梓年善忘。一次在重庆的某签名场合上，他恍惚起来了，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旁边的人说他姓潘。可是，他还是想不起来，并且问“阿里个潘呀？”
　　抗战期间，朱家骅等人决定向蒋介石献九鼎，铭文由刘起訏起草，顾颉刚定稿：“于维总裁，允文允武，亲仁善邻，罔或予侮。我士我工，载欣载舞，献兹九鼎，宝于万古。”蒋介石知道后，大骂朱家骅：“这是无耻！”“太胡涂，是侮辱我！”“这种作法，不仅给我侮辱，也给党侮辱，怎样对得起总理在天之灵？”
　　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殷汝耕在1935年成立冀东政府，抗战胜利后被捕，在狱中，他终日念佛，了无嗔意，被提出枪毙时，还从容得很。检察官问他有没有遗言要留，他说：“我很奇怪，当初不是要我组织冀东政府的？为什么今天要枪毙我？”
　　1946年，政协会议召开前夕，蒋介石对章伯钧、罗隆基放话说：除了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要当什么部长都行！章伯钧说：“就是给我干国防部长、外交部长，我也不干！”罗隆基则说：“我要当就要当外交部长，我能讲一口呱呱叫的英语，保证能当一个呱呱叫的外交部长！”
　　张爱玲说：“活在中国就有这样可爱：脏与乱与忧伤之中，到处会发现珍贵的东西。”
　　20世纪50年代，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沈从文对人说，“啊呀！真了不起呀！那么大的一个东西搞上了天……嗯，嗯，说老实话，为这喜事，我都想入个党做个纪念。”
　　殷海光临死前，徐复观去看望他，他对徐承认自己以前的某些说法不对。他对徐复观这样说：“相识二十多年来，先生常为海光提到时厌恶的人物之一，但亦为海光心灵深处所激赏的人物之一。”徐复观则认为，二十年来，在文化思想上他所遇到的最大麻烦，多半与殷海光有关。得到殷海光死讯时，徐曾绕室彷徨地自言自语：“今后的生活更寂寞了，再没有一个可以谈天的人了。”被他的太太听到，立刻责备说：“你怎能说这种话！你说这种话，对得起其他的朋友吗？”
　　20世纪60年代，为了揭露向达鄙视靠马列做学问的“阴暗心理”，翦伯赞举例证明，说：“北大老教授汤用彤在《魏晋南北朝佛教史》再版时，做了个后记，里面说到自己‘试图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指出本书的缺点’。向达看了则说：”这是降低身份。‘“
　　“文革”中，洪辛几遭没顶之灾，他被整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于是来了个“你说什么我就承认什么”，甚至加上荒唐的编造，叫做“双料特务”，这些自然以后都澄清了，他什么也不是。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个不善言辞的老实人说：“反正迟早要推翻的。”
　　1971年9月下旬，李劫夫从偷听到的外电中得知，中国有一架飞机飞到外蒙时坠毁了，中国内部出了事，毛泽东病重了。到10月国庆，李又看到北京没有像往年那样举行庆祝，便胡猜可能是毛泽东病重，已由林彪接了班。于是，他便又来了创作歌曲的瘾，想提前草作一首庆祝林彪接班的歌，在一张纸上写出了《紧跟林主席向前进》的歌曲题目，他的妻子张洛进来看了，说：你现在写这个干什么？赶快别写了。
　　周一良著《毕竟是书生》，或有论者以为周无反省之心，或有弟子朋辈以为周自责太过，承担了不必承担、也无法承担的内疚，据说，周是有勇气，良心的，他坦然将某位老先生匿名寄来的字条“无耻之尤”压在玻璃板下。钱文忠以为，“毕竟是书生”不是胆怯的求恕之词，其中包含着一股极难领略的傲然之气。对晚辈，周只有在认为你孺子可教时，才会在字幅上钤上“毕竟是书生”之印，否则只盖白文名章。
　　蒋介石死后，钱穆自称“内心震悼，不知所措。日常阅览写作，无可持续，惟坐电视机前，看各方吊祭情况，稍遣哀思”。
　　无法对历史作交代
　　孔令晟曾任蒋介石晚年的侍卫长，他回忆说，蒋介石对是否让蒋经国承袭重任，心中曾有长期的冲突，并曾认为这样做，将“无法对历史作交代”。
　　叶秀山读书成痴。1976年，他住干面胡同大院平房，很小的房间，他的书桌就在窗下。有一天，他的邻居在窗下批评他说：你现在还坐得下来读书？他问出了什么事，原来由周恩来总理逝世引起的事态越来越大了，大家都到天安门去凭吊，致哀。于是叶接受批评，找了个时间也上天安门去了，只见那人山人海，庄严肃穆，凝重气氛，向所未有，张望之间，遇到几位同事，以目示意心照不宣。叶说他因此体会到走出书斋之重要。
　　费孝通在回忆“文革”经历时说：“我们都是战斗剧中的演员，都在扮演角色，有些人比其他人会演，但也是在扮演角色。有时我也扮演批判别人的坏角色，谴责和写大字报反对别人！我们不得不演……我变成了旁观者，那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在观察别人的过程中，也有机会观察自己。我想，经过那些年我的确懂得做人应当超脱些，境界要高一些。”
　　韩石山曾经评点史铁生的名作：《我那遥远的清平湾》。史因为下乡致残，韩说，不管史的这篇小说如何，仅是那抒情的题名就让人不敢恭维，那哪里是写受难之地，分明是远方姥姥的家嘛。
　　曹禺说：“明白了，人也残废了，大好的光阴也浪费了，使人明白是很难很难的！明白了，你却残废了，这是悲剧，很不是滋味的悲剧。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人老了，丑，没有一点可爱的表演，上帝把你的丑脸都画好，让你知道自己该死了，该走了。”
　　王小波在国学热中说，古宅闹鬼，老树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就说国学吧，有人说它无所不包，到今天还能拯救世界，虽然我很乐意相信，但还是将信将疑。
　　廉耻第二十九
　　多磕头，少说话
　　穆彰阿恭维曹振镛：“老师德高望重，京师谁人不知？声名如师者，怕空前绝后矣！学生正欲求教为官之道。”曹大笑：“告诉你也无妨，此亦无他，唯多磕头，少说话而已。”
　　池州秀才杨长年为了进谒两江总督曾国藩，撰《不动心说》呈上：“今置我于粉白绿黛之侧，问：”动心乎‘？曰：“不动’！今置我于红蓝顶戴之傍，问：”动心乎。‘曰：“不动’！”为了晋见中堂大人，美人官爵，一概置之度外。曾的幕僚李鸿裔在文后批曰：“白粉绿黛侧，红蓝顶戴傍，万般都不动，只要见中堂。”
　　李鸿章、程学启攻占苏州，采用了骗降后杀降的手段，其欺瞒和屠杀之举，使英国人戈登“深感耻辱和极度伤心”，发誓要消灭李、程。后来李鸿章对他进行安抚，他仍然持保留意见，拒绝接收朝廷赏给他的一万两银子，他在朝廷的褒奖令背面写了一段话：“由于攻占苏州后所发生的情况，我不能接受任何标志皇帝陛下赏识的东西。”
　　丁日昌做江苏巡抚时，曾认真查禁“淫书”，他开出了一长串书目，从《肉蒲团》、《灯草和尚》、《浓情快史》、《绣榻野史》、《五更尼姑》，到《三言》、《二拍》、《西厢记》、《水浒传》、《红楼梦》。他认为《红楼梦》写尽痴男怨女之情，字面上又决不露一个淫字，而令人心往神驰，这就是所谓“大盗不持干戈”。当苏南战争结束后，刘铭传带亲信将领游览无锡的惠山，当时因躲避战争，山上出家当尼姑的特别多，刘因此饱览秀色。丁日昌知道后，一本正经地劝他：“省三，你现在已经贵为提督了，还这么不检点，难道不怕世人耻笑么？”刘铭传反唇相讥：“丁雨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正经了，想当年你刚到我们军营的时候，到处收罗西洋春宫画册，送给我部下的将校，让大家帮你说好话，保你往上爬，你现在倒忘了。”
　　梁鼎芬、于式枚、文廷式三人相貌性格各不相同，体型却差不多，所以衣服冠履可以换着穿，亲密无间，当时的士子十分妒忌，认为他们是同性恋。据说，梁、于都有“暗疾”，即“天阉”，不能接近女色，只有文廷式正常。梁、于成家后，都把夫人寄居在文廷式家里，并且对外声称“礼教非为吾辈设也。”梁尤绝，在一次和朋友饮酒时，居然吟出“有子万事足，无妻一身轻”的句子。
　　慈禧忙做60大寿时，翁同和等大臣上奏要求，能不能寿诞从简，节约宫中开支补充前线的军费，慈禧说：“谁要是令我一时不快乐，我就要他一生都不快乐。”
　　辞西席，就东床，张佩纶不是东西
　　张佩纶字幼樵，是晚清著名文士，与张之洞、陈宝琛、黄体芳一起号称“清流四健将。”传说张佩纶被李鸿章招进府后，一入内室商量事情，看见李的女儿诗作，赞叹不已，以为是其知己。李让他为小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