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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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的那种秘密书面谅解，日本人就会利用这项已公布的公约来吓唬、讹诈民主国家，要它们放弃中国的事业；而如果这种手法看来有可能获得成功，那就会进一步向它们泄露这些秘密条款，以证明日本并不是不可改变地必须同它们进行战争，如果它们拿起武器来反对欧洲的轴心国家。因此，虽然德国和意大利同意日本可以有若干它所要求的那种秘密保留，但它们坚持这些保留应采取口头声明的方式，而不是书面的协议。这样，日本就没有确实的证据能证明它不是完全受轴心国家事业的约束的，而在日本认为是一个良好机会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东西“泄漏出去”了。
　　与此同时，里宾特洛甫对意大利人的坚持作了让步，5月6日在米兰同意缔结一项意德军事条约，并公开宣布条约不久即将签署。同时，在柏林，高斯和宇佐美正试图寻找一种方式来达成一项谅解，以调和德国和日本的不同观点；而德国驻东京大使5月11日也正在向柏林传送日本陆相和首相的恳求谅解和忍耐的信息。因此，里宾特洛甫注意到，意德公约必须以使日本便于参加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起草，他对日本的参加是仍抱有希望的。5月15日，他致电东京日本政府，告诉它德国和意大利现正准备缔结一项双边公约，对于它们在缔结三国公约之前就这样做表示歉意，坚持说这两项公约是可以共存不悖的，并敦促日本政府早日缔结三国公约而不要再拖延。由高斯和宇佐美起草的一项谅解的草案全文在同一天用电报发往东京，从而使那里的内阁又进行了讨论。日本政府并不反对缔结一项两国公约，但对缔结一项三国公约的计划仍犹豫不决。5月21日，东京正式宣称，政府已决定了对于欧洲局势应采取的政策。确实的决定并未透露，平沼发表的一项声明，则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杰作。它指出，虽然日本同情德国和意大利，并希望领土的现状有所改变，但它要继续保持自己的行动自由。于是，在5月22日，意德公约正式签署而日本没有参加，但日本政府就条约的签署向双方发了贺电。
　　这事并不意味着东京的争吵已经完结，或者日本加入公约的可能性已不存在。日本人对英苏达成一项关于欧洲的协议的前景感到惊恐，因为他们害怕这会成为一项关于远东的谅解的开头第一步。5月17日，美国驻东京代办杜曼向本国政府报告了同有田的一次谈话，在谈话中日本外相说，尽管英国大使已向他明确保证，任何英俄协定将不适用于远东，但这还不足以消除日本人的惊恐。有田说，英法苏三国在欧洲密切合作的任何协议，最后势必会带来一个在远东的同样合作。所以在得知英苏谈判的结果以前，日本还不可能作出关于对欧洲的政策的任何决定。
　　大约在这同时，板垣告诉继大岛出任驻柏林武官并极力要求必须迅速作出决定的河相说，“关于条约的事，现在内阁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因为气氛正在变得有利于它的早日决定，我们最好还是暂时保持一下沉默。关于推翻内阁，我没有任何想法。”由此可见，5月21日的“决定”最多也只不过是一项普遍适用的公约的反对者们的部分胜利。内阁显然已同意采取等着瞧的态度，看看欧洲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与此同时，也不要使日本承担同苏联以外任何其他国家作战的义务。6月5日，核心内阁决定令大岛去通知里宾特洛甫：日本暂时还不能同民主国家进行战争，它并且坚持要有一项关于此事的书面谅解。里宾特洛甫在答复中作了让步，承认如果德国遭到除苏联以外的其他国家进攻，日本既然一时还不可能给与有效的援助，它可以保持中立；但他坚决拒绝在由日本全权大使就此事作一口头声明之外再给予任何让步。在这一点上谈判仍处于僵局，于是里宾特洛甫和大岛的讨论在6月中旬暂告结束。
　　然而，东京亲轴心国的派系远远没有被击败，显然仍在指望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特别是如果一项英苏协定能够签订，并接着爆发一场欧洲大战的话。在那种情况下，难道日本还能够超然局外袖手旁观吗？里宾特洛甫的一贯论点是：它不能够，它的命运是同德国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英法苏三国全都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如果它们联合起来在欧洲反对德国和意大利，并把它们打败，这三个大国随后就可以腾出手来转而对付日本，它这时就会发现自己是完全陷于孤立了。因此，里宾特洛甫说，日本不能够眼看着轴心国在欧洲失败，而应当立即同它们一起出兵，绝不要再有任何迟延。美国对这样一种行动将会采取敌视的态度，但无论如何它在远东是反对日本的，因此必须被日本看作是一个潜在的敌人。美国的舆论还很不一致，不允许华盛顿行政当局同欧洲民主国家并肩作战，更不用说同苏联在一起了。如果，当美国还在踌躇不决时，三个对现状不满的大国发动进攻，并战胜了它们的欧洲敌人，那么美国在那以后还能在欧洲或亚洲做些什么来反对它们呢？
　　平沼反对这些看法，因为他怀疑德国和意大利能在欧洲战争中取得胜利，而且也因为他认为美国的干预也许是一定会来临的。所以，他所主张的政策看来就是要避免最终无可挽救地对轴心国承担义务，但也应该利用这种可能的承诺来威胁民主国家，从而取得一种进一步的绥靖办法。他已注意到罗斯福总统4月14日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电报。在他看来，美国的新外交行动是一个迹象，表明如果发生战争，美国可能会参加进去以反对轴心国家；同时它也提出了一种办法，以使迫在眼前的冲突有可能得到避免，并使日本的亲轴心国集团完全失去立足的根据。
　　因此。5月18日，当格鲁准备回华盛顿休假时，有田把平沼的一封信交给他，请他转交给国务卿，并引起总统对它的注意。在信中平沼提到了欧洲受到的战争威胁，以及战争将使文明遭到的危险。他说，作为两个非欧洲大国，美国和日本的责任就是，竭尽它们的一切力量来防止这样一场灾难的发生。日本首相建议，对德国和意大利，也许可以劝它们在提要求方面更加忍耐一些，但是英国和法国也应重新考虑它们的维持现状的政策。日本政府殷切希望一切国家在世界上都应有其适当的地位，这正是真正的世界和平能够建立的途径。在这里存在着日美两国更加密切合作的可能性，这种合作可以为加深两国相互之间的了解奠定基础。
　　5月23日，平沼继这一建议之后又在东京郊区私邸中秘密邀请杜曼共进晚餐。在这里他告诉杜曼说，日本不能把它自己同任何一个这样的外国政府拴在一起，它的稳定性竟要取决于某一个人的继续存在。在德国和意大利，在表面底下都有着政治暗流，它使得别人不可能完全放心地同这两个大国结盟。到了战时，平沼说，这些持不同政见分子将显示出他们的力量，将成为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胜利的一个威胁。平沼还建议召开一次国际会议，来讨论正在威胁着要引起一场世界大战的那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倘若总统愿意去探询一下英国和法国是否愿意参加这样一次会议，那么，平沼也愿意去对德国和意大利做同样的工作。如果这四个国家都同意参加，那么平沼将很高兴看到，罗斯福总统在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可以取得对方的同意这种条件下，向它们发出正式的邀请。
　　杜曼警告日本首相说，只要在美国看来日本政府正在执行的对华政策与欧洲侵略者国家所奉行的政策相类似，美国政府就不愿同日本政府进行这样的合作。“按照使一切有关国家都感到满意的条件调整在中国的冲突，这必须是美日两国能够合作到什么程度的一个先决条件，可以合乎情理地期望，这样将会给欧洲带来人们所希望的结果。”
　　平沼回答说，如果美国政府主张，解决在中国的冲突必须成为美日两国共同合作来防止欧洲发生战争的一个先决条件，那么对这种合作的任何希望都只好放弃。他宣称，日本在中国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一个对它实行制裁、禁运、关闭市场和缺少自由取得原料的途径的世界里，对日本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只要这种情况仍然存在，修改日本对华媾和条件的任何要求都是不能予以考虑的。但日本愿意看到把远东局势问题也列入拟议中的会议的议程。平沼还说，如果条件具备，保证各国都能有充分的市场和原料供给，那么对日本来说，在中国取得这种便利的重要性将大大减少。
　　格鲁在6月12日将日本首相托带的信交给了国务院。从已公布的一些文件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项建议在华盛顿受到了冷遇，不仅国务院远东司的官员们并不欢迎它，就是国务卿赫尔，可能还有总统本人，也都是如此。美国政府不准备与三个扰乱世界和平国家中的一个合作，来搞实际上是再一次姑息它们三国的尝试。美国在7月8日发出的答复，事实上是一个拒绝。正如格鲁和杜曼两人都曾讲过的那样，用颇有礼貌的话告诉日本，它能对世界和平作出的最好的贡献，就是停止对中国的侵略。答复堤到了美国政府为维护欧洲的和平而已经采取的步骤，并说政府看不出它还能另外采取什么有效的补充措施，虽然它如能得到平沼的进一步的建议，将会感到高兴。
　　这最后一点建议只不过是一种礼节上的姿态罢了。当杜曼提出询问时，国务院告诉他说，这是对美国大使带来的口信和日本首相私下会晤美国代办时所提建议两者的合并答复。于是，杜曼在8月8日递交了这个答复，并通过一个可靠的中间人告诉平沼说，这也是对他的5月23日私人建议的一个答复。
　　平沼在等待华盛顿对他的建议柞出答复的同时，也正面临着一场由日本的主张同欧洲极权主义侵略者结盟一派人所发起的新的进攻。世界大事的总的进程——包括英日在天津的危机的发展，苏日在诺门坎的军事冲突，美国废除1911年同日本缔结的商务条约，德国…波兰危机，和欧洲战争来临的日益明显——给了柏林和罗马一个极好机会来对日本政府重新施加压力，要它参加1939年5月22日缔结的意德军事公约。
　　于是，在8月初，东京在对外政策上又发生了一次危机。8月4日，木户在其日记中写道，正当日本人民全都想看到中国冲突的结束和英日关于天津的会谈取得成功的时候，板垣告诉他说，陆军决心要同轴心国家缔结那项公约。如果板垣不能得到内阁的同意，他就必须辞职，从而促使内阁垮台。木户极力要求他避免出现这种结果，要考虑到这将会引起的混乱局面，应该继续寻求一种同海军妥协的办法。
　　板垣力图能做到这一点。鉴于海军公开的敌对态度，木户为之辩护的宫廷集团的隐蔽的敌对态度，以及广大群众反对新的军事冒险，如果陆军发动一次政变，其结果很可能会变得对它的制造者们极为不利。因此，只要还有用其他办法来获得这项公约的一线希望，板垣就不想把内阁推翻。在8月8日的一次核心内阁会议上，他竭力主张修改6月5日所采取的立场，但他遭到所有同僚的反对。随后，他在8月10日派陆军省军务局局长町尻将军携带一份折衷的建议去见德国大使奥特和意大利大使奥利蒂。建议的大意显然是说，柏林和罗马应同意日本6月5日提出的条件，而东京则在秘密议定书中加入一项保证，保证日本所承担的条约义务在它觉得力能胜任时，将真实地予以履行。
　　当日本人正这样的在他们自己中间争论不休时，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已在同苏联谈判一项协议，并且已到了即将成功的地步。他们早就对日本人的烦琐分析感到厌烦；现在他们终于对它失去了兴趣，对板垣的建议大概没有作过任何答复。东京和柏林之间几个月的无成果的谈判，实际上只是暴露了双方在目的上的分歧。日本政府反对加入一个直接针对欧洲民主国家的联盟，但十分愿意缔结一项只对苏联作战的协定。这样一项协定将使各签字国分担的义务更加平均一些；而一项范围广泛的结盟则将使日本同英国和法国的海军发生冲突，或许还要同美国人作战。这样的一项协定将会受到日本广大群众的普遍欢迎，因为他们已被灌输过憎恨和惧怕苏联的思想教育。有田在5月间曾告诉杜曼说，在日本没有任何重要的舆论团体反对建议中的同共产党活动进行战斗的措施；如果发现这些活动是由苏联政府所唆使的，那就要组织反击措施来反对那个政府。
　　8月23日，德苏条约签了字，德国人的这一着棋摧毁了日本对欧洲政策的全部基础，使得东京政府感到迷惑不解并大为丢脸，而且使自从1936年缔结反共公约以来已经日益密切的德日合作，至少暂时告一结束。因此，与其说是欧洲战争的爆发，倒还不如说是德苏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政策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第九编　从慕尼黑危机到战争爆发这一期间英法两国的重整军备
　　第一章　1938年9月30日和1939年9月3日的军备和防务措施平衡表
　　在另一卷《概览》中曾着重指出过这样一点：不管英国和法国因慕尼黑协定而赢得的一年喘息时间使它们各自的军备状况可能得到的相对的改善有多大，但它们仍不能期望有绝对的改善，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更加强大。1939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努力已接近顶峰，为了把工业转入战时生产而作的准备工作已完成，现在要开始收获它的丰硕的果实了。这一年中英国和法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有良好的决心、但行动缓慢、不能及时地有所收获的年头。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最多不过是两年以前才开始认真地发奋努力，它们都还没有着手改组国民经济来为全面重整军备奠定基础。直到1939年4月英国才迈出重要的一步，成立了一个供应部（成立得如此之晚，以致在开始时它几乎不能帮什么忙，反而成了一种妨碍物）。而法国则直到战争开始以后才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有些必须预先做的事情可能已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了，它们不仅仅是组织或行政方面的变更，而且须要摆脱心爱的放任主义传统，的确，这些变革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专政。在英国，甚至1939年5月1日实行的征兵也成了一项重大的原则性变更，当然它也是一项重要的（如果是长期的）防务措施。最后，由于法国和英国政府不大愿意抛弃“绥靖”思想，它们的种种努力继续受到妨碍，结果是两国政府没有能在人民和肩负着重整军备任务的那些人的心中激发起必要的紧迫感。从广义上讲，这些就是隐藏在和平的最后一年民主国家重整军备平衡表数字后面的一些因素。
　　慕尼黑危机降临英国时，英国正在朝下列目标努力前进：计划到1939年3月31日拥有一千七百五十架第一线飞机，到1940年3月31日，大城市空军部队将拥有二千三百七十三架第一线飞机并配有后备队。在慕尼黑危机发生的那个时候，一般认为英国大概已经有了一千五百架左右的飞机，不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称得上是真正的新式飞机。那时，在三十个作战中队中只有一个中队装备有喷火式战斗机，有五个中队正在着手装备著名的旋风式战斗机；许多轰炸机中队配备的飞机即使还不算是报废品，也已经过时。一年以后，当战争爆发时，尽管政府早就保证说装备一千七百五十架第一线飞机的计划已经完成，可是看来第一线的实力仍然不超出一千五百架的水平，因为在当时的空军名册上只列有一百二十五个中队。鉴于飞机生产率毫无疑问已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种情况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并引起了公众的很大忧虑。计划未能完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出于一种值得称赞的愿望，即希望只用最新式的飞机装备第一线。因此，主要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改装现有的中队，而不在于成立新的中队。
　　到1939年7月时，英国已有二十六个中队全都配备了新式的有八挺机枪的战斗机。的确，战斗机所占的比例自上一年起已提高很多，原因是政策有了改变，详情还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1939年夏季每月大约生产一百三十架战斗机，而一年以前每月只生产三十架左右：这一事实反映了这种政策上的变化。这种增产也并不是靠牺牲轰炸机的生产取得的，在这同一时期，轰炸机从每月生产约一百二十架增加到约三百二十架。确实，军用飞机的每月总产量，从1938年8月的大约二百五十架，猛增到1939年9月的大约七百八十架。而且，除数量上的增加外，还有飞机体积的显著加大（指轰炸机）和速度、火力等的明显增加（指战斗机）。
　　法国空军实力的状况，就象一幅细节不清、轮廓平淡的图画。要说战前一年的飞机产量提高了五到六倍，可能会造成错觉，忘记了法国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都承认的这样一个事实，即1938年夏季每月平均只生产三十九架飞机。到了1939年9月，产量可能已达到每月二百到三百架。但是，因为据拉尚布尔说，到1939年2月产量只提高到每月一百架，生产速度的增加来得太迟，以致只能重新装备第一线中队的半数。
　　根据法国官方的数字，战斗机的增产速度，就象英国的一样，是战前一年的成就中最出色的一项，从1938年夏季的每月生产五架，增加到1939年夏季的每月生产一百九十一架。在这段时期里，法国除自己生产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靠从美国购买战斗机来补充。可是在1940年夏天法兰西战役期间，法国战斗机的实力，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只不过略微超过五百架而已。因为最终的第一线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依靠从美国购买飞机，法国官方公布的战斗机产量看来就象是大大地夸大了。至于轰炸机，法国的境况更为不妙。根据官方的数字，与1938年夏季的每月十四架相比，1939年夏季每月只生产了十二架轰炸机。战争爆发时可以使用的三百九十架轰炸机中，没有一架可以算是新式的。
　　这样，法英两国在1938年到1939年间的飞机产量，表面上是有了很大的增长，但各自第一线飞机的实际数量，却很少或没有相应的增加。德国的情况却相反。德国第一线的力量，1938年9月已达到二千九百二十八架，到1939年9月就上升到三千七百五十架，增加了八百架以上。另一方面，在飞机产量的增长速度方面，德国远不及法国和英国，就是同它自己以往的记录相比，也是很微小的。1938年9月，每月生产约四百五十架；1939年9月，每月接近七百架。战争爆发后，德国的飞机生产保持在每月八百架左右，直到遭到最初的军事失利和挫败后，才迫不得已重新大规模增产飞机。实际上，德国空中力量的发展已达到其极限。生产飞机的熟练工人来源几乎已枯竭，服兵役的年龄已降低了一级。况且，经过1935年到1937年间的大规模生产试验之后，如果德国的飞机设计要想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那就必须有系统地重新改造飞机工业，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产量下降。
　　在德国空军中，也如同法国和英国一样，在战争前的最后一年，战斗机实力的增长比例大于轰炸机。然而1939年德国轰炸机的力量极其可观，它拥有一千二百七十架双引擎轰炸机，大部分是亨克尔111型和德尼厄17型，还有几架新式容克88型，这是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开始投入生产的。德国还可以调动三百三十五架容克87型俯冲轰炸机，这种飞机是法国和英国武器库里根本没有的。事实上，如果说法国人和英国人1939年9月在空中较量胜负方面比之一年前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那么，德国人也是一样。可是，在他们可怕的三千七百五十架第一线飞机的背后，却只有少量的后备队，按各种型号分别计算，只占第一线飞机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五。造成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近来生产速度减慢了；另一部分则是因为希特勒想打一场闪电战。因此，德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得到使用它所发展的这种空军所需具备的合适条件。最后，终于给它提供了这些条件，因为在波兰进行的闪击战之后，它有一段长时间的“虚假战争”，在这段时间内它可以为今后一连串的闪击战积蓄力量。
　　至少在慕尼黑危机以前，陆军在英国的防务优先顺序上是处于不利的第三位。在同法国谈判时，特别强调了这样一种想法，即英国在联合防务方面，将主要采取海上和空中支援的方式，这样就势必要牺牲陆上的支援。因而法国人被告知，他们在战争开始之初，最多只能期望得到两个师的支援——甚至这种援助也不一定靠得住。这就是“有限责任”这种给人以安慰和讲究节约的理论的产物。慕尼黑危机之后，尤其是在布拉格被占领以后，在法国不断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英国人终于意识到，不仅必须毫无疑问地给予法国以陆上的支援，而且要使这种支援有效，还必须大大地扩大规模：法国人甚至可以要求充分补足捷克斯洛伐克损失掉的三十五个师兵力。因此，在和平的最后几个月里，英国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和计划，但在剩下的这点时间里是不大可能予以实施的。就这样，野战军兵力在纸面上逐渐增加，一直到比原来的数字增加了十五倍，本土军增加了一倍；最后在1939年5月1日采取了最革命的一个步骤，即实行征兵制。但是，从实践的观点来看，这最后一个步骤也是无济干事的。因为考虑到本土军和野战军的大量增加，对应征入伍的新兵进行训练和装备还需要等很长的时间。然而不管怎么说，在法国以及那些英国慷慨给予保证的欧洲国家看来，英国实行征兵无疑是一种具有伟大象征意义的姿态。
　　在慕尼黑会议后的几个月里，扩大军队的措施并没有影响原先的决定，即先派遣两个师前往法国，一俟条件允许再增派两个师。后来又决定，第一批应该派遣四个师，实际上，这也就是1939年9、10两月间派出的全部陆军。这些就是在估计陆军大臣关于本土军和野战军的声明时必须考虑到的严酷事实。
　　1939年3月8日，霍尔…贝利沙宣称，用于欧洲战场的野战军将有十九个师：正规军有四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本上军有九个步兵师，三个摩托师和一个装甲师。此外还有两个本土骑兵旅。他进一步证实（实际上他的分析已经清楚地表明），打算使本土军不仅在训练和装备上，而且在所起的作用和执行的任务方面，也都达到正规军的水平。不仅如此，本土军现在将构成野战军的主要部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前一年的10月份已经把本土军的野战部队改编为上述的十三个师。因此，当3月29日陆军大臣宣布把本土军增加一倍时，自然也就意味着它的野战部队增加一倍，成为二十六个师。再加上原有的正规军六个师，最后就将有一支三十二个师的野战军。不过，说句公道话，在扩军实现之前就过早乐观的，可能是公众，而不是陆军大臣。因为霍尔…贝利沙在声明中还加上了这么一段话：“我们的生产状况是这样的，那就是，我希望，可以有把握地预言，我们突击部队的正规师的全部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内装备好，准备行动。我没有把尚未建立的、新的装甲师包括在内。”这只能意味着，他并不盼望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能有一支超过五个正规师的野战军——四个步兵师再加上当时仅有的一个装甲师，即所谓的“机动师”。
　　装甲师立即成了野战军中最有价值但也是最难装备的一部分，因为正如霍尔…贝利沙所说，“在我们的生产中最难办的部门是坦克。”在上述各计划中，本来设想成立三个装甲师（两个正规师，一个本土师）和五个陆军坦克旅；但是当战争爆发时，实际上只有一个装甲师和一个陆军坦克旅，而且都是只装备了一部分完好的坦克。师的机动部队装备得较好，因为它们只需要轻型坦克和运载机枪的装甲车，而这些的产量都很充足，并且足够供训练之用。在重型武器方面，由于缺乏装备，训练遇到了困难。
　　在和平的最后一年，法国的陆军几乎没有什么扩充，虽然在1938年就已循着更为有效的途径，对人员和物资进行过一次整顿，使其能发挥更大的作用。长期实行的义务兵役制，使陆军在较短的时间内得以征集五百万以上的兵员，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受过训练的预备役军人。此外，法国议会在1939年3月31日无限期地延长了1936年3月17日的两年服役期法令；并通过一项法案，授权政府可以随时征召后备役军人。然而，慕尼黑会议后的一年“喘息时间”，只能使法国处于一个与德国对比起来更加恶劣的地位。德国在1935年才开始实行征兵，因此它在1938年还刚刚开始得到它在人口方面比法国多一倍的好处。
　　根据在前一天已成为法律的一项法案，法国政府得到特别授权，在次日，即1939年3月20日公布了一系列法令，其中有给予国防定货以优先权、指导工人参加国防工业等措施，以及规定国防工业每周工作六十个小时的制度。然而由于经常不断的罢工，缺乏原料和企业的生产能力微弱，这些措施大多未能奏效。而企业生产能力不足又是因为过去没有整顿好，没有更新设备。结果是只能继续小量地生产武器。坦克、大炮，和飞机一样，生产第一线不得不继续依赖很大一部分过时的原材料。然而，如果按里翁审判中证人估计的平均数计算，那么在1939年9月法国还是有可供使用的新式坦克大约二千二百辆。虽然这使德国人在数量上仍占很大优势，但在质量上，当时双方恐怕是旗鼓相当的，因为在1940年5月才成为德国装甲部队精华的重型坦克，当时还没有开始大量出厂。然而由于这一方和另一方关于坦克用途的理论全然不同，无论是以质量还是以数量为根据的双方对比都是困难的。德国人除了在装甲部队中配备坦克外，其余部队是没有坦克的；而法国人则在非师属的营中装备了比在装甲部队中的比例还稍高一些的坦克。这不仅意味着法国拥有的轻型坦克所占的比例高于德国（因为法国和英国不同，是以轻型坦克作为步兵的支持力量的），而且还表明法国的整个坦克力量因分散而浪费掉，因此法国反而不是德国装甲部队的对手了。
　　尽管戴高乐和雷诺竭力主张，尽管达拉第甚至还许下过建立重装甲师的诺言，法国在参战时还是只有一年前就已拥有的那两个轻机械化师。直到1938年12月才作出建立两个装甲师的决定，直到1940年1月这两个师才建立起来。但是，这里再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