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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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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1939年春季和夏季，中立法应否进行修改的问题成为孤立主义者与集体安全体系支持者之间进行的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斗争的焦点。捷克斯洛伐克之被占领以及后来轴心国家的种种侵略行动，虽然使美国人深切感到欧洲局势的严重，但争论的主题依然不变。政府及其支持者相信，日益严重的战争危机，更增加了运用美国的力量来反对侵略者的必要性，而孤立主义者却得出了极为不同的教训。他们认为战争的危机只能更加说明，使美国在严格的中立法这条马其诺防线后面保持孤立的重要性。给修改中立法的主张泼冷水的另一因素是，过去很多支持集体安全体系的人由于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而都灰了心，态度消极。虽则英法两国政府在德国侵占布拉格后所采取的强硬立场博得了美国的欢迎，但它们的早期政策所招致的疑虑却不是轻易能够消除的。因此许多人预计但泽问题将会以第二个“慕尼黑”的方式来解决。在自由派《新共和》周刊6月间主办的一个外交政策讨论会上，最值得注意的趋向仍然是对张伯伦和达拉第的厌恶和怀疑。看来，部分撰稿人似乎更加关心一个拥护民主、反对法西斯的集团中那些可能会参加的成员的政治纯洁性，而对组成这样一个联合阵线的实际步骤反倒不那么关切。那些确实赞成取消禁运的人中的大部分人愿意支援英法两国，但是这些国家必须参加一个反法西斯集团（其中也有俄国），并保证它们的民主目标决不动摇。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希特勒不过是在进行恫吓，如果英法态度坚决就足以制止进一步的侵略。一般人都低估了德国战争机器的实力，这也鼓励了这种观点。
这种种态度都是美国公众不愿承认战争已迫在眉睫、不愿美国采取一项坚定的政策来对付局势的表现。特别是那些议员，更不愿意听到关于战争的警告，或着手去解决象修改中立法这样棘手的一个政治问题。尽管在1939年度前三个月的会期中有大约二十个关于修改中立法的提案和决议案在国会中提出过，但是不可避免地这方面的立法很少实际进展。这些议案从建议更广泛、更严格地援用强制禁运的规定，直到完全放弃特别中立法、恢复国际法的传统规定，从一端到另一端无所不包。在这几个月期间，政府并未加以直接的领导。罗斯福1月4日在他的国会开幕致词中曾指出，中立法有必要加以修改，但后来又断定，把立法工作让国会去负责进行更为明智。早在1月间，赫尔就已同参议员毕德曼（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和索尔·布卢姆（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代主席）商讨过此事。作为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毕德曼于是就承担了提出适当的法案的责任。3月20日，他提出了一项名为1939年和平法的提案，提议解除禁运而代之以“现购自运”的规定。4月，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就和平法及有关中立问题的其他提案举行公开的意见听取会，出席作证者中有史汀生、巴鲁克和其他主张或反对修改现行中立法的知名人士。然而这次讨论只能表明在达成一个共同立场上有多大的困难。当辩论结束时，没有一个提案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可以把它送交国会采取行动。一部分态度坚决的参议员准备为反对废除而奋斗到底，包括使用很厉害的在参议院中阻挠议事的那些作法。而另一方面，支持修改中立法的人对于新的中立法应采取什么形式，看法却又大为分歧。
当毕德曼提案及其他提案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赫尔已亲自同一部分参议员交换过意见，但政府一直未作任何公开的声明。罗斯福和赫尔都确信他们在废除中立法问题上将获得赞同。可是由于国会争吵不休，事情拖延不决，而欧洲的局势却日益紧张，他们两人就越来越不耐烦起来。5月初，毕德曼终于承认要参议院通过他的议案已经毫无希望，罗斯福和赫尔才决定在这场斗争中亲自出马。同时，两人还决定在众议院展开一场修改中立法的决战，希望一旦众议院通过了一项议案，参议院将也跟着照办。5月19日，罗斯福邀请众议院的一些领导人在白宫开会研究此事。在这次和以后几次同参众两院的议员们交换意见的过程中，罗斯福和赫尔两人都指出，无论是作为维持和平的一种手段，还是在战争中作为防止轴心国家取得胜利的一种手段，取消禁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国务院草拟了一个政府对于修改中立法的具体建议的文件。文件一开头先列举了主张修改中立法的种种理由，最后提出了实施的六点方案。5月27日，这文件的副本分别送交参众两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两天后，在5月29日，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布卢姆在院内提出了一项包含有赫尔建议要点的议案，这项提案迅速得到了外交委员会的通过，并于1939年6月19日上报众议院。这项议案提议取消军火禁运，但包含有一些保证美国安全的规定。这些规定中包括，1937年法律中原来有的关于禁止给予交战国贷款和信用贷款的条款，以及军火的进出口必须得到国家军火管制局的许可这一必要条件。其他条款有授权总统禁止美国的船只和公民进入由总统划定的交战地区，以及规定向交战国家输出货物必须在出口前先将货物过入外国购货人的名下。这些条款在性质上是一项已作了修改的“现购自运”政策，一旦通过就将使交战国能够从美国获得包括军火在内的物资。
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后，6月30日众院通过了一项修正议案，它完全否定了政府的意愿。准许总统划定交战地区的规定被取消了，主要是因为在划定战区方面，它赋予罗斯福的权力太大。结果，一项恢复军火禁运、仅在形式上稍作修改的修正案以两票之微弱多数得到了通过。当时唯一的一线希望是参议院也许会完全改变众议院的决定。但这一线希望也消失了，因为7月11日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以十二票对十一票决定将中立法问题推迟到下届会议再讨论。
罗斯福和赫尔似乎深信废止禁运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以他们并不甘心失败。7月14日，总统把赫尔的一项强硬声明送交国会。在这项声明中，赫尔再次强调他们的信念，即禁运不利于世界的和平，也不利于美国的更高利益和安全，要求国会重新考虑对它的决定。为了说服参议员们同意迫切需要废止禁运，罗斯福和赫尔作了最后一次的努力，邀请参议院的一些领导人，包括反对党共和党的重要议员，7月18日来白宫开会。两人同不愿被说服的参议员们辩论了三个小时也未能使他们相信战争已迫在眉睫。老孤立主义者参议员博拉最后还宣称，他就是不相信会发生战争。当赫尔再次提到来自国外的消息很不妙时，博拉傲慢地断言他有他自己的情报来源，而且他认为比国务院的情报更为可靠。到场的其他参议员们则表示，在本届国会中他们不可能在参议院里集结必要的力量，为修改中立法有所行动。
这样，修改中立法的长时间斗争暂时告一段落，国会于1939年8月5日体会时，1937年的中立法，连同它的禁止军火出口的规定，仍然是这个国家的法律。政府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有一种真正的恐惧心理，害怕取消禁运将导致美国被拖进战争；并害怕罗斯福可能要滥用其自行决定一切的大权，不遵守中立的原则而使美国难以保持和平。对于英法两国的迟迟不偿付战债，仍然很反感，正如对于英法两国的政策极不信任，这些都在起着作用。但是国内的政治情况则应对这一结果负主要的责任。将于1940年举行的大选已在美国的政治局面上投下了阴影。对于罗斯福总统的第三次联任，议论纷纷。共和党人急于要贬低总统并削弱其声望。因为总统对于废除中立法特别重视，所以他们就把中立法看成是可以用来达到这项目的的一个大好机会。共和党人还得到了保守派民主党人的支持，后者同样反对总统的第三次联任，因为他们害怕这将意味着“新政”政策的延长。
在国会议员中还有一个普遍信念，认为严守中立的政策也是获得选票的最好办法，但是抱这种观点的人很可能是低估了已经在发生变化的公众舆论。连续举行的民意测验表明，抛弃僵硬的孤立主义的趋向逐渐抬头。盖洛普博士的美国舆论学会于1939年3月12日发表的一项民意测验结果表明，有百分之五十二的人赞成向英法出售战争物资，而到了4月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这项数字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六。在六个月内公众意见的变化，如果以4月的数字同慕尼黑会议以前一次测验的数字相比较，那就显得特别突出了。在六个月前的那一次测验中只有百分之三十四的人赞同出售军火，其余绝大多数人则表示反对。然而，虽然民意测验表明赞成以物资援助英法的人数有所增加，但同时也说明公众的绝大多数仍反对直接介入。这种情绪的力量在中立法的辩论中显示了出来，反对和支持修改中立法的双方都宣称，他们的政策才是不使美国卷入战争的最好的政策。
确实，这时只有极少数人是赞成武装干涉的。激烈争论集中的焦点毋宁说是关于美国应保持的中立的程度这样一个问题。用总统的话来说，斗争是在这样两派人之间进行的：一派人希望用“战争以外的一切办法”来抗击侵略者，而孤立主义者则希望美国完全割断同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孤立主义者的势力确实十分强大，足以阻止对现行法律作任何改动，足以坚持严格的美国中立地位，但他们也并未能使为达到这个目的而提出的各项新措施获得通过。战争公民投票决议案（参院法律决议案第84号）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它是由一些西部和中西部的参议员在2月28日提出来的。这项决议案是1938年在众议院中被微弱多数票击败的路德劳计划的一个翻版，它提出一个对宪法的修正案，要求宣战权改由人民通过一次全国公民投票来行使；国会只是在美国领土受到袭击，或一个西半球国家受到一个非美洲的国家的袭击时，才保有它原先的宣战权。5月和6月间，赫尔和陆军部长伍德林都给审查这项决议案的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写了措词强烈的抗议信。赫尔追述了他过去表示过的不赞同战争公民投票的意见，并指出他深信这项提案“将严重地削弱政府维护我国人民的和平的能力”。陆军部长的措词甚至更为强硬。经过仔细考虑这项提案后，他说他坚信如果它得到通过，将“在实质上妨害和限制陆军部执行它的保护美国及其财产的主要任务，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危害这一任务的胜利完成，从而给国家带来灾难”。7月6日，司法委员会用最强烈的措词表达了它的不赞同，它一致表决将这项决议案报送参议院，建议不予通过。
参议员博恩3月21日提出的一项对战时利润征税的议案，其主要目的同样也是为了使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这项议案与以前的一些议案一样，根子在于奈氏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它把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责任归诸于制造商和银行老板们的利欲熏心。议案的原发起人们相信，如对来自战争的利润课以重税，则主要的战争鼓动者就会有所“畏惧”而不得不维护和平了。但当批评者指出，这样做的结果有时征收的税会比一个人的全部收入还要多时，这项建议的宣传性质就昭然若揭了。此外还有李氏议案也是目的在于对战时财富加以征课，办法是强制贷出资本，其数额在最高收入一级可高达百分之七十五；这一议案于5月5日获得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通过，但同样未能在全院通过而最后成为法令。
然而在这种坚决不让美国卷迸另一场欧洲战争的决心背后，还潜伏着一种很多人不肯承认的恐惧心理，害怕美国最后几乎不可避免地还是会卷进去的。这种美国人的感情和愿望的两重性说明了1939年美国政治舞台上出现的许多矛盾现象。不仅孤立主义者如此激烈地攻击罗斯福的根源可能就在这里，而且对英国政策这样凶猛地批评的原因也可能在此，因为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可能是这种不受欢迎的卷入的肇事者。虽然抓着英国这条狮子的尾巴扭来扭去仍是美国人喜欢玩的一种游戏，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却相信，由于彼此的利害和理想相似，英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接近美国。不过有一种意见他们还是不愿意接受的，那就是美国的安全可能有赖于英国的存在，或美国有必要采取行动来保证英国的存在。相反，国会还是经常在留心戒备着政府不要同英国作出什么战争时共同军事行动的安排来。
正当美国中立问题的论战达到高峰的时候，英国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于1939年6月访问了美国，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引起官方的一些不安。英国这一对皇家贵宾是否会被认为是想来游说美国政府加入一个同盟，因而受到怀疑和冷遇？或者，是否一位英国国王的莅临美国国土——这是自从美国打败另外一个乔治国王，赢得它的独立以来的第一位英国君主访问这个国家——将会重新唤起旧日的怨恨而损害两国之间现有的良好关系？
幸而这种种顾虑都未变成现实。6月7日，乔治国王和伊丽莎白王后从加拿大经过尼加拉瀑布而来到美国，受到了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四天后当他们离开美国时，普遍认为这次访问是非常成功的，它已经加强了两国之间虽非正式的、但是真正的联结。只有少数几个恐英病患者和孤立主义者才把英国王室的访问说成是想使美国卷入欧洲事务的一个险恶阴谋。
第四章 对日本侵略行为的反应
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几个月中，日本对远东的威胁，被它的西方伙伴们所造成的更加紧急的威胁冲淡而退居次要地位，日本的侵略虽然变得比较缓慢而且小心翼翼，但仍在继续，并未有所收敛。很清楚，在日本国内仍然有相当多的人不愿参预进一步的军事冒险，并反对缔结一项德、意、日三国之间的具体的军事同盟。
这样，直至1939年7月为止，美国对日政策一直没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当时奉行的政策就是根据1938年12月31日致日本政府的照会中所列举的那些原则。在该照会中，美国政府不承认日本有建立一个“东亚新秩序”的权利，那只不过是日本统治东亚的另一个名词罢了；并且声明不准备接受日本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如要享受不受歧视的待遇，美国政府就必须承认日本新秩序的合法性。不过，美国愿意在“公平合理”地通过自由磋商来解决问题的基础上讨论建议。日本尽可把它的建议提出来。
美国政策的目的是，阻止日本巩固它在中国的地位和迫使中国屈膝求和，从而使它得以放手在亚洲进行新的征服；破坏它同德国的同盟关系，使这种关系不至于变得更加密切。同时，美国政府也试图避免能引起日本国内反美情绪的种种行动，以致鼓励了好战分子而打击了更加自由主义的开明人士，这些人仍然十分想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
3月间，当希特勒正在侵占捷克斯洛伐克时，日本利用欧洲的自顾不暇，提出了它对南太平洋上大片领土的要求，其中包括法国已提出要求的南沙群岛，正如一个月前日本占领的海南岛那样。美国海军部所作的测量表明，这个地区靠近菲律宾由珊瑚形成的泻湖部分，是可以作为停靠小型海军舰艇和飞机之用的。5月17日，赫尔交给日本大使一份照会，声明美国政府不能承认日本对这一地区提出的领土要求是有效的。
与此同时，美英两国政府都认为应采取一些步骤来阻止日本在太平洋的进一步冒险行动。不过，英国的有限资源需要用来对付轴心国家对欧洲的威胁。美国政府在3、4月间通过驻伦敦和巴黎的大使得到通知说，考虑到当时的危机和法国的反对，英国政府已不能按照原来的打算派遣地中海舰队去新加坡了。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建议，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也许愿意考虑将1月份以来已在大西洋上的美国舰队调往太平洋。4月15日，罗斯福命令舰队主力部分立即返回太平洋上的原来基地。
春季和初夏期间，由于日本人在中国的占领区对外贸易上所强加的种种限制经常侵犯美国的权利和利益，以及日本空军的狂轰滥炸给美国的财产造成了很大的损失，美国曾一再地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同时还特别着重指出，这些行动对美国舆论产生的严重影响。美国驻日大使格鲁5月18日返美休假前向日本外相有田辞行时强调指出，“不排除这些（对美国在华合法权益的）干扰，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不要想能得到改善”。在交谈中，他们还讨论了日本的东亚新秩序、对华战争、日本向南方扩张、同轴心国家商议签订一项军事条约等问题。有田向格鲁保证说，日本政府与德、意两国签订的承担政治和军事义务的协定，将不会超出与共产党活动进行斗争的范围之外。不过他又说，如英法与苏联结成同盟，则日本政府将不得不重新考虑日本与极权国家的相互关系。有田交给格鲁一封致赫尔的信，在信中日本首相平沼建议美日双方应共同合作来阻止战争在欧洲爆发。（几天以后，在23日同美国临时代办杜曼的一次谈后中平沼又重提此事，建议由美日双方安排一次各有关国家的会议。）在给赫尔的信中平沼还说，“日本真诚希望每个国家在世界中都有其适当的地位。这样才能建立和保持真正的世界和平。”从这封信的口气和对杜曼讲的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平沼所谓的各个国家应有其适当的地位，含有法英应向轴心国家让步的意思。而日本的行动也表明，它并不准备通过放弃对华战争和建立它的损害西方国家现有地位的新秩序的努力，来重新考虑它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想法。
3月和5月里，日本人在上海公共租界和厦门的鼓浪屿不断加紧制造紧张局势，对此，美国政府进行了抵制。它采取了与英国政府相同的行动，最后达到了派遣军舰和在5月17日有少数海军陆战队登陆保护的地步。由于有关国家的这种集体抵制，日本人对上海和鼓浪屿提出的要求没有能得到实现。于是，他们反过来又“迁怒”到天津的英国人身上，而美国因在天津没有租界，也就更难和更不大愿意去抗拒日本的侵略了。英国人和中国的蒋介石委员长曾试图使美国作出在天津同英国人一致行动的表示，但美国政府避不表态。它认为不应再进一步冒险卷入远东的漩涡中去，而只希望能够独立地行动。而且，它仍希望一项不太过分的政策可能会加强日本温和派人士的势力。6月16日，赫尔、韦尔斯和三军参谋长们研究了这个问题，一致认为，由于欧洲和远东的局势都岌岌可危，美国又缺乏应付两条战线威胁的充分军事力量，美国应该避免任何可能使其卷入对日作战的行动。因为英国需要把它的舰队留在欧洲水域，所以对日作战的负担将几乎完全落在美国海军的肩上。因此，美国政府就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抗议强加于美国商业和美国人员的种种限制，和表明美国政府的关切和不赞成的态度。6月19日，赫尔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宣称“本政府所关切的并不是起初的那个事件，……而是后来的、更广泛的发展的性质和意义，以及过去和现在在中国其他地区的种种言论和行动”。
7月6日至7日，重庆遭到日本飞机特别严重的狂轰滥炸，美国外交人员的住宅和长江中的一艘美国炮艇险遭波及。遵照罗斯福的指示，赫尔召见了日本大使，就轰炸重庆一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赫尔还就美国政府所反对的日本政策的许多方面讲了许多话。其中包括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地区的扩张计划，并举出日本最近占领海南岛、在天津的所作所为和对美国在华利益的损害作为例证。话题转到了欧洲方面，赫尔对日本政府同轴心国家纠缠在一起表示了遗憾。他说美国政府准备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共同努力来维护和促进和平；但也指出，只要日本还在为征服而从事军事活动，平沼提出的与美国合作以建立一个“真正的世界和平”的建议就难以接受。
7月24日宣布的英日两国关于解决天津事件的协议的条款，受到美国各界的严厉批评。英国政府承认日本在它所控制的中国地区有其“特殊的需要”，这种让步被认为是给予日本以一个交战国的权利，因此这是一件英国人屈服于日本人的事例。可是有一位《纽约先驱论坛报》的记者却乘机向他的孤立主义者同胞们指出，他们也必须对此负责：
对于这样出卖白种人的权利的事……人们将会抱怨不止。……然而，这种抱怨出自这个国家却很不光彩，因为它根本没有给过英国以任何鼓励，要它捍卫那些同我们自己也交织在一起的条约权利；也没有使英国有任何理由去相信，一旦欧洲局势突然要求我国把所有一切力量都集中于国门之外的时候，我们会起而维护我们共同的权利。
美国政府担心英日协定将对美国在中国的地位和对中国人民的士气产生不利的影响。显然，仅仅告诫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采取更加强硬的行动。于是，罗斯福和赫尔决定必须对经济报复的可能性加以考虑。他们决定采取一个已经考虑多时的步骤：通知废除美日两国之间的现行商业条约。这将使政府在六个月后废除条约开始生效时，能够采取特殊的商业和经济措施来制裁日本，如果那时认为有此必要的话。
一年来，舆论已经变得日益不利于日本，到了1939年7月，采取这样一个步骤的时机已经成熟。大多数美国人很久以来就已不安地注意到他们自己的国家正以提供战争物资的方式援助日本进行反华战争。1939年期间，许多团体为了表达这种感情曾一再努力，要求国会通过立法禁止对日本输出这类物资。1939年1月成立的、以亨利·史汀生为名誉主席的“美国不参与日本侵略委员会”，于5月间组织了十七个州向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请愿。随后在6、7月间，又有教会人士和参加史汀生委员会的各社会团体（共有成员四百万人）发起的许多次请愿。6、7月份的民意测验表明，大部分人赞同政府采取行动，制止向日本输出军火和战争物资。布卢姆和毕德曼修改中立法议案中的“现购自运”条款之所以受到抵制，不愿继续提供援助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反对这两个议案的人争辩说，这项条款虽然对于作为一个海上强国的英国有利，但对于日本也同样有利，因为它也是一个海上强国。
针对这一反对意见，在国会中又提出了这样的决议案，即如果决议案成立，将授权总统下令禁止向日本输出战争物资。7月17日，毕德曼提出了一项含有这一目的的修正决议案，它立即被转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加以考虑。虽然一次非官方的参议员意见测验表明，大部分参议员赞成禁运，但这项决议案仍遭到孤立主义者们的反对。他们刚刚打了一个胜仗，把修改中立法问题埋葬起来，因此害怕如考虑毕德曼的提议可能又会导致这整个问题的复活。另一个反对这一提议的言之成理的理由是，按照美日两国之间现有的航海和通商条约的有关规定，美国在法律上无权对日本片面实行禁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首先废止这项条约。7月21日，赫尔考虑了这件事的法律地位的问题后，建议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延期到下届国会再讨论这提案。赫尔相信，毕德曼决议案已没有希望在本届国会所剩无多的日子中获得通过；而它的被否决反倒会鼓励日本人更加公然无视美国的权利和利益。反过来，对美国的意图捉摸不定，就有可能使他们行动和缓一些，以希望在条约废止后仍然能得到美国的经济援助。在这期间，曾经是毕德曼禁运决议案的一位主要反对者——参议员范登堡于7月18日提出一项他自己的决议案，宣称“参议院的意见是，政府应通知中止与日本签订的这项条约”。由于两党彼此的猜忌，这个决议案同样也没有被通过。民主党人不愿看到他们的主张反倒被一个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接了过去抢先利用；不过这项决议案能够由当时的孤立主义者共和党人范登堡提出，也表明了一项更加强硬的对日政策已得到真正的两党一致的支持。7月26日，赫尔代表政府向日本大使递交了一份照会，通知他美国政府决定废止这项条约，“以便在新的形势发展可能需要的情况下，更好地保障和促进美国的利益”。
第五章 重整军备计划和西半球的防务
每当轴心国向前推进新的一步，国会对任何削弱中立法的企图的抵制也就明显地变得更加强硬起来，但是对于促进防务立法的影响却恰恰相反。孤立主义者争辩说，任何对中立法的削弱都会增加美国卷入战争的危险。这种说法被认为对于重整军备计划是不恰当的，因为一般都把这计划看成是一项美洲大陆的防务措施。
为国内大多数人愿意接受的那样一种政策，在众议员斯克鲁哈姆5月4日提出海军拨款法时所发表的演说中曾有过概括的说明。讲到提出的预算数字时，斯克鲁哈姆说，只有建立在一项健全的、始终一贯的国防政策的基础上，这个开支的庞大规模才能说是合理的。这样的政策应包含三项主要原则：第一，不把美国人送到欧洲大陆去打仗；第二，美国实行门罗主义；第三，太平洋前沿防线以一百八十度子午线为界，即应该保卫夏威夷和阿拉斯加。众议院于2月间曾否决海军航空基地议案中有关加强关岛港口设施的开支部分，就是同这些原则中的第三项一致的。虽然参议院比众议院更加对国防需要积极关心，但也同样怕激怒日本，而不愿对海军多作承诺。参议院海军委员会在3、4月间审查这项提案时，政府和海军部曾对它施加压力，但完全不发生作用，委员会始终拒绝把关岛部分重新列入议案之中。
当国会议员们还不准备接受关岛也处在美国合法的防卫圈内这种战略概念时，轴心国家3、4月间对捷克斯洛伐克、美美尔和阿尔巴尼亚的侵略行动，却使他们认识到了加强美国这方面的防务的必要性。只有冥顽不化的瞎子才会仍然无视总统在1939年1月4日对国会发表的一年一度的演说中关于重整军备的号召。结果是，虽然辩论为批评政府的外交政策提供了机会，但实施重整军备计划所必需的各项议案也以极少数的反对票获得通过。
总统在1939年1月5日把1939…1940年财政年度的预算送交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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