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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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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中立国家听到德苏条约的消息后，都感到迷惑和惊慌不安，布鲁塞尔更是公开地冷嘲热讽。比利时人把这条约当作是一项投机取巧的外交手腕，认为缔约双方对条约的持久价值都不抱丝毫幻想。尽管如此，比利时政府显然并没有用同样的现实主义态度来对待自己同德国的关系，因为在8月25日，比利时首相皮埃洛就曾向德国代办保证说，比利时政府的“继续奉行一项独立的政策和置身于任何冲突之外的决心并没有改变”。他说，独立的政策“乃是国王的政策，国王毫不动摇地坚持这项政策”。当这位代办提到有谣言说，法国打算在战争爆发时遣派军队通过比利时的领土，皮埃洛又进一步保证：比利时政府决心“动用其全部战斗力量来对付任何侵犯者”。
第二天，8月26日，按照里宾特洛甫的指示，德国大使要求国王利奥波德予以接见。接见时首相也在座，大使声称：如一旦发生战争，德国准备无条件地遵守1937年10月德国同比利时换文所规定的条款，即德国政府保证比利时领土的不受侵犯和完整。当然，其先决条件是比利时“在任何冲突中”对德国应保持中立，并不得容忍第三国对其中立有任何的侵犯。如果比利时竟然容忍这种侵犯时，则德国自然也将被迫出来保护其自身的利益。德国大使在汇报他的这次谈话时说，国王利奥波德“对德国的步骤深表满意”，他充分了解这项声明的含义，并且宣称他决心“在任何情况下，对任何一方，都要执行这项独立的政策”。8月26日，在布鲁塞尔发表了一项经双方同意的新闻公报；同一天，比利时外交部给德国大使馆的一份照会中也重申了政府严守中立的决心。28日中午，比利时政府下了局部动员令，三小时后开始沿法国边界一带采取了防御性措施。德国大使指出，这表明比利时人是真心想要保持中立的。
英国驻布鲁塞尔大使罗伯特·克莱夫爵士26日收到了皮埃洛的一封信，告诉他上述的那次谈话和德国宣言的含义。送来这信件的官员说，首相急于想知道，由于德国的这一行动，英国人是不是也应重申一下他们的保证。比利时驻伦敦大使随后在26日傍晚也去英国外交部提出同样的询问。第二天，27日，英国政府作出了答复，它向比利时政府重申了1937年4月24日的声明中所作的保证，即英国政府将尊重比利时的中立，但是如果它遭到另一国家的侵犯时则另当别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保留改变其态度的权利，以便确保自身的防务；而且他们自然也将履行自己已作出过保证的对比利时的“援助承诺”。26日还向法国政府进行了接触；28日，法国大使向国王利奥波德递交了一份他的政府的类似声明。
28日，皮埃洛把一份表示已收到英国政府的声明的通知信交给克莱夫。在这份通知中，比利时政府重申了“在一场欧洲冲突难以避免时”它打算保持中立的意向。通知继续说，它因此将反对破坏这一中立的任何行为；如果“事与愿违”，比利时竟遭到侵犯，那么，“它将毫不踌躇地请求联合王国”给予援助，这种援助的承诺是英国政府刚刚重新加以肯定过的。克莱夫在报告这一点时还说，皮埃洛“坚持”要强调这最后一个条件的必要性。
这样，在交换了这些保证后，一旦入侵波兰把英国和法国也卷了进去，比利时就必须承担起国际法所规定的一个中立国的种种义务。它的保守中立的声明在9月3日的《箴言报》上登了出来。
荷兰的中立地位与比利时的不同，纯粹出于自愿，而不是由条约规定的。8月25日，荷兰政府通过荷兰全国新闻局发表一项声明（登载在26日的报上），对外国报纸怀疑荷兰会保持中立的猜测予以驳斥，并坚决表示如爆发战争它将保持绝对的中立。
8月26日，德国驻海牙公使拜会了荷兰外交大臣，随后又谒见了女王威廉明娜，他向两人都宣读了一份声明，大意是说德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侵犯荷兰的领土。反过来，在发生战争时，它也期望荷兰政府能对德国严守中立，并抵抗第三者对它的中立的任何侵犯。
28日，荷兰发布了动员令。当天夜晚，女王威廉明娜在广播演说中强调，这不是战争的信号，恰恰相反，这乃是一项紧急措施，以便荷兰在必要时得以贯彻其严守中立的意愿。
英国政府知道，荷兰人是怎样一向小心翼翼地强调他们的独立而不是他们的中立，并且晓得他们绝不希望得到关于尊重那种地位的外国保证，因此直到这时为止从来没有正式地提出过这种保证。只是到了8月30日用在英国报纸上发表声明的方式，英国政府才首次宣称，它“决心要象尊重比利时的中立那样尊重荷兰的中立”。
接着，英国驻海牙大使在9月1日递交给范·克勒芬斯一份照会，声称一旦英国卷入战争，如果荷兰政府能采取中立的态度，则英国政府将坚决尊重这种中立，假如其他国家也这样做的话。这一次英国政府是独自行动，法国并没有参加。法国没有作这样的声明，也没有要求过它这样做。范·克勒芬斯后来在议会答复批评者时说，这种保证在当时是不必要的，因为在两国之间还隔着比利时的领土，而比利时，法国对它是作了保证的。
9月3日，荷兰政府发表了一个保持中立的宣言，宣言包含有二十三条以国际法的通例和原则为依据的条文。
卢森堡是根据1867年的伦敦条约，在共同的保证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永久中立国。但自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对它的中立或独立并没有作过特殊的保证。不过，法国准备在它遭到德国攻击时，给予军事上的援助，并在8月28日由博内把这种意向写成了实际的条文。在法国驻卢森堡公使8月29日递交给卢森堡外交大臣贝塞的一份照会中，法国向卢森堡政府保证，如爆发战争，法国政府决不会侵犯卢森堡的领土。只有在卢森堡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受到别国破坏时，法国政府才可能不得不重新考虑它的保证。大公国政府在当天就作了答复，表示已收到这项声明。
就在这时，德国政府又拿出了对待比利时和荷兰的老办法，在8月26日向卢森堡政府保证，它的中立将永远受到尊重，并且同对待另外两国的办法一样，也附有关于卢森堡本身对德国和对第三国的态度的同样但书。当天晚些时候，贝塞向德国公使表示，卢森堡政府对德国的声明感到满意，并重申它想同德国相互保持中立的“坚决意愿”。
8月31日，卢森堡政府发表一项文告，呼吁人民严格遵守中立。
在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中，丹麦是唯一同德国有条约关系的国家。由于1939年5月同它签订有互不侵犯条约（而且无疑也是由于它直接同德国毗邻，所以使它变得对德国更加安全无害是很重要的），它现在就成了第一个得到德国保证的国家：保证它的中立将得到尊重。这是由魏茨泽克在8月28日给予驻柏林的丹麦公使的，他采取的方式是公开警告丹麦人，要他们提防英国，特别是英国的空军，可能会蹂躏它的中立。魏茨泽克还说，近几天有另外四个中立国家，这无疑公使一定是已经注意到了的，它们也接到了同样的警告，不过它们的危险是来自法国。接着是现在时常提出来给予人家的保证，并要求丹麦方面保持绝对的中立。29日，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向丹麦外交大臣重申了这项声明。后者向他保证说，丹麦决心保持绝对中立。穆克还说，这种绝对的中立，对德国将是“善意的和友好的”。第二天，30日，英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向丹麦政府提出一项保证：只要丹麦的中立得到德国的尊重，那么，英国政府自然也将予以尊重。
至于对其他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德国就不能采取这样明确的措施了。德国驻奥斯陆公使8月31日建议，德国应该向挪威提出尊重它的中立的保证，目的是要看一看英国是否也会象在丹麦那样跟着照样行动起来。他认为，如果英国不这样做，那就可以表明当战争爆发时它会对挪威采取什么态度了。这一建议是否被柏林采纳了，还不清楚。也许只不过是一种巧合吧，第二天，9月1日，魏茨泽克向驻奥斯陆、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的公使馆发了指示，要它们向这三国政府作已经向低地国家和丹麦作过的同样声明。魏茨泽克的指示最后说，“请使用清楚的、但确实是友好的辞句来表达这项声明”。根据他的这一指示，德国公使向挪威政府作了声明，但它在8月30日已经发布了局部动员令。外交大臣科特接受了这项声明，他说挪威已经公开宣布它愿意保持“完全中立”的意向。没有证据表明，瑞典曾对德国的这项外交行动作过答复，但首相在8月27日已重申瑞典政府决定要保持严格的中立，并在前一天已下达了局部动员的命令。还有芬兰，它在9月1日也发表了一项保持中立的声明。2日，德国驻赫尔辛基公使通知芬兰外交部长：德国将保证芬兰的中立；后者回答说，他的政府将严守中立，绝不允许对这中立有任何侵犯。
德国也对瑞士提供了保证。这一保证和它给予瑞典的保证，是它的最后一分钟的保证中它始终信守不渝的仅有的两个保证。8月26日，德国驻伯尔尼公使向联邦政治部部长重申了德国政府将尊重瑞士的中立的保证。尽管瑞士可能不是交战的一方，但显然它会在边境地区陷入一场战争的混乱纠纷中。鉴于它的这种处境，瑞士政府迅速地采取了一些措施。31日，联邦政府照会欧洲各国：如发生战争，瑞士将严守中立。同一天，意大利政府通过它的驻伯尔尼公使向瑞士保证，一定“严格尊重”它的中立地位。9月1日，法国政府以同样的措辞正式表示已注意到了瑞士发出的照会。
西班牙没有正式宣布过将保持中立，但是西班牙驻法国武官和西班牙驻法国大使莱凯里卡在8月25日曾分别向甘末林和博内保证，西班牙将严守中立。
第六章 最后的和平呼吁
在8月最后一星期中向全世界，特别是向两三个潜在的交战国发出的一系列和平呼吁中，奥斯陆各国在8月23日发出的那个呼吁是第一个。这是由这些国家——四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低地国家（瑞士通常也是这个集团的成员，但这次没有参加）——的外长共同提出来的。他们几年来习惯于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交换意见，在那多事的1938年夏天，在哥本哈根的一次会上他们曾宣称，他们准备对任何国际调解的尝试给予协助。他们现在一致同意比利时政府的一项提议，即他们应该在8月23日在布鲁塞尔开一次会，为避免战争作最后的努力。在这次会上，他们商定了一项宣言的全文，并由国王利奥波德在当天晚上代表他们予以广播。
宣言说，大国“正在采取几乎是等于动员它们的武装力量的措施”，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小国受到的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它们将身不由己地被拖进随之而来的冲突，独立或中立将成为无足轻重。不过，虽然宣言是呼吁和平的，但并不是不惜任何代价地乞求和平，而是要求有一个“所有国家的权利都将受到尊重的和平”。呼吁号召“对事情的进程负有责任的人们”，把他们的争端提交“在兄弟般合作的精神下举行的公开谈判”。
在以后的三天中，英国、法国、美国和波兰的政府，以及教皇，都十分真诚地响应了这一呼吁。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则没有任何反应。
这次呼吁之后，直到8月底为止，还有过六次以上的调停和避免战争的尝试，其中有四次是罗斯福总统作出的，将在本书另处予以记述；另外他还在9月1日呼吁各交战国不要任意狂轰滥炸。8月24日，教皇广播了一篇充满宗教热诚的呼吁，号召人们即使是在这最后的时刻也还要竭力争取国际谅解和相互忍让，以便“这个古老欧洲的灵魂”得以保存。哈利法克斯以英国政府的名义，对教皇“感人的和义正辞严的和平呼吁”表示感谢。（事实上，这次“公开同大国打交道”的主意最初还是出自英国政府。自8月16日以来，伦敦和梵蒂冈之间一直在就这次广播是否可行以及在什么时候广播为好的问题进行磋商。）31日，“不愿放弃希望”的教皇再一次试图进行调停。这一次是用书面文告的形式，吁请德国和波兰政府避免挑衅行动，并请求法国、英国和意大利政府支持他的呼吁。英国政府“以最大的诚意”向德国和波兰双方推荐这一呼吁。法国政府给教皇发了一个表示赞赏的感谢电，但看来并未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波兰政府的答复在传递中耽搁了十四天，它提到了“教皇陛下崇高而感人的努力”，并对这种努力未能制止德国人发动野蛮的进攻深表遗憾。
8月26日，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向希特勒和波兰总统发出了内容相同的呼吁，说加拿大人民一致相信，绝没有不能用会议和谈判来解决的国际问题，并一致反对使用武力。他恳求他们运用他们的权力和权威来阻止即将爆发的战争。向墨索里尼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吁，对此，这位领袖立即作了答复，他向麦肯齐·金保证说，他将“竭尽一切力量来保卫世界的和平”。波兰总统也通过波兰驻渥太华总领事迅速作了答复，他除表示感激外还提到：波兰政府相信，加拿大了解波兰的处境。希特勒则只满足于通过德国驻渥太华总领事答复说，他已经收到了金先生的来电。
最后，在8月28日夜间，比利时首相皮埃洛在布鲁塞尔和范·克勒芬斯在海牙，分别向英、法、波、德和意大利等国政府的代表转达了比利时国王和荷兰女王威廉明娜愿意为解决危机进行斡旋的意愿。英、法和意大利三国政府对这种愿意从中斡旋的善意表示了感谢和赞赏，波兰政府也在原则上表示了赞同。德国政府则在30日训令驻布鲁塞尔的大使向比利时政府表示它对国王的“崇高倡议”的赞赏，但在目前对此实无能为力。
这些各式各样的调解尝试，尽管都是真诚的和善意的，然而也同德国的弱小邻邦一个又一个建立起来的脆弱屏障——中立主义一样，没有丝毫力量来制止侵略。希特勒继续执行其早已制订好的方针路线，在欧洲所有总理府里忙忙碌碌进行的外交活动，除了使战争的爆发稍延迟几天外，对最后的大局并没有起更大的作用。
第七编 美利坚合众国
第一章 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和局限性
自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至欧洲战争爆发这六个月中，世界和平的千钧一发越来越变得明显了。在此危机四伏之际，罗斯福继续致力于避免或推迟战争的爆发，为保障美国和西半球的安全而加紧采取措施。
罗斯福政府的外交政策是建立于下述信念之上的：在国际大家庭中，国与国之间必须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和恪守彼此的诺言——只有在这样一个安定的文明世界里美国才能得到昌盛和安全。而且，美国也真诚地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世界能建立在道义和博爱的基础之上。事实上，美国的反对轴心国家，有着战略、经济和意识形态三方面的根源。就战略意义而言，扩张主义的国家无论是统治欧洲大陆还是远东，都将构成对美国和西半球安全的威胁。到了1939年的时候，由于德国和日本这两个怀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军事侵略强国的兴起和它们彼此间的日益勾结，这种危险在太平洋和大西洋两地区就都已潜伏着了。在1939年中，来自欧洲的威胁更成为燃眉之急，而且，从战略上看，大西洋如果被一个敌对国家所控制，对美国的危险也就更大了，一旦在两条战线上爆发战争，美国海军的力量还达不到独自承担西半球防务的程度。美国经常依靠的是英法两国在大西洋上的强大而友好的海军。英法两国的生存因此对美国及西半球的安全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不幸的是，罗斯福所拥有的能影响局势和约束侵略者的手段是极其有限的。尽管1939年的美国在潜力上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这是事实，但由于心理和物质方面的种种原因，美国并不能有效地发挥它的力量。当时的美国人民对国际事务很了解，对法西斯国家和它们所宣传的那一套毫不喜爱，但是他们还不准备在全世界担负起大国的责任，也不相信他们有什么必要去卷入在他们看来对于西半球的安全并不重要的那些活动中去。由于美国的这种在心理上还不准备承担领导世界的任务，而这种心理状态，和人民一样，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所以要有一项强硬的政策就不可能了。同时，由于美国军事上的无准备，要采取强硬的政策也很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海军的力量在前几年中虽有相当大的增强，但陆军实力仍很薄弱。
1939年时美国手中最大的本钱是它的经济力量。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使用了，但仍有其限度。德国采用的是经济上自给自足的政策，并未因美国的经济压力而受到很大影响。日本由于依靠美国的物资供应，比较脆弱，但美国政府却在放手使用经济武器方面很有顾虑，怕的是这样会驱使日本人得出只有通过战争进行扩张才能解除他们困难的结论，从而使极端主义者可能会采取强硬的行动。这样，美国政府不仅在对侵略国使用其全部经济压力一事上受到了限制，而且由于两次大战间所颁行的“中立”法，特别是其中对交战国的武器禁运条款，使其对可能的受害国家的经济支援也被排除了。1939年初，罗斯福希望这一法律能够迅速得到修订。同时，在这些限制下，罗斯福极力鼓励各国抗拒轴心国的侵略，并对德、意、日的进一步的冒险行动进行阻挠。在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危机不断发生的情况下，罗斯福和赫尔通过寻常的外交途径，利用公开的声明和呼吁的办法，以求达到上述的目的。罗斯福所希望的是，如果轴心国家的领导人能认识到美国会站到他们的反对者方面的话，他们就可能不敢再进行新的侵略。不过，捷克斯洛伐克陷落之后，避免战争的希望已极微小。充其量，战争可能被推迟，它的范围受到限制而已。
第二章 对侵略捷克斯洛伐克和阿尔巴尼亚的反应
蹂躏捷克斯洛伐克的暴行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愤怒。不仅是因为希特勒袭击了一个非德意志民族，暴露了他自己的真面目，而且也因为希特勒所选择的受害者恰恰是美国人感到特别亲切的一个国家的人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曾经对捷克人渴望自治的心愿给予支持，1918年10月18日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宣言也是马萨里克从华盛顿发表的。因此美国特别感到它自己同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诞生是分不开的。而且，由于这个新共和国在战后多事的年月里坚持民主原则，在美国人的心目中一直保持着受宠爱的地位。悲痛和愤慨的心情是普遍的，但感到意外的人却不多，因为在慕尼黑的投降之后，冷静观察国际事务的人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最终命运仍然抱有很大幻想的已经为数很少了。轻蔑地违背神圣诺言，老年的哈恰总统的虚张声势，狂暴的游行，炮声隆隆地进占布拉格：所有这一切都更加深了美国人民的忧虑。同时也重新引起了他们对英法两国“出卖捷克人”的愤恨。
官方的指责立刻就清楚地表示了出来。3月17日，代理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发表一项声明，谴责德国行动的“无法无天”。声明中有“一个自由独立的民族暂时失去了自由”这样的话，说明美国政府是不承认德国侵占捷克斯洛伐克的合法性的。3月20日，国务院对德国3月17日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行使保护权的照会所作的答复，也保持了这个立场。而美国的报刊，总的来说也同政府一样怀着敌意的。
在拒绝承认保护国的合法性并在华盛顿继续接纳捷克公使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出于现实的目的又不得不接受德国控制的事实上的行政当局。这使得它能够通过采取经济措施来更有效地表达美国的不满。对于美国同捷克斯洛伐克在1938年签订的使后者享受最惠国待遇的贸易协定，这时也作了中止有效的安排。根据规定，协定的中止应于一个月前通知。3月23日，总统为此发表了一个声明。同时，美国政府于3月17日指示财政部，以后所有来自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伐克的产品应一律视同德国产品，按照德国产品的税率课税。当时美国对德国进口货已课征全额关税；3月18日又通知，再加征百分之二十五的附加税，以抵消德国给予它本国制造商的出口津贴。采取这种针锋相对的关税税率的官方理由是德国进行倾销，但一般认为这是有政治动机的。美国的德美商会秘书德格纳博士抱怨说，这项规定实际上将造成对德国货物的全部禁止进口，同时德国的报纸则愤怒地攻击罗斯福，说他是经济战争的罪魁祸首。驻华盛顿的德国临时代办托姆森3月21日写了一份对美国征收抵消关税的经济后果感到悲观的评价报告送交柏林。他警告说，如果德国政府以进行报复来威胁，那就可能引起美国更加严厉的措施。3月27日，托姆森又给他的政府送去一份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评价报告，再次警告说，美国显然正在进行重整军备；罗斯福的反德路线虽在国会中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但却获得舆论的广泛支持。
罗斯福显然同张伯伦一样地希望，墨索里尼对德国合并捷克斯洛伐克既感到不快，那就也许会使他明白同希特勒的联盟并不最符合意大利的利益。所以，罗斯福在3月22日接见意大利新任大使科洛纳亲王时，就警告他说，如果独裁国家同民主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美国的同情将完全在民主国家的一边，他还说，美国的中立法不久将修改；一旦发生战争，美国将竭尽全力援助遭受侵略的国家。他建议，如墨索里尼能利用他的影响来阻止战争的发生，可以安排一次会议来讨论争端问题，那时意大利将有机会获得给予它的让步。虽然美国不能带头发起，但如墨索里尼愿意这样做时，罗斯福将给予支持，尽可能地帮助他找出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虽然墨索里尼对总统的试探没有给予答复，但他4月7日进犯阿尔巴尼亚的行动，却有力地表明了他对通过会谈来实现他的野心是否有效的看法。
轴心国小伙伴的这一新的侵略表现，立即遭到美国政府的谴责。在事件发生的次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发表的一项声明说，“对阿尔巴尼亚的强暴侵略”是“对世界和平的又一威胁”，它必定要严重地影响所有一切国家。
德国和意大利投入现役的军队人数，以及驻在欧洲各国首都的美国外交人员发回的日益令人惊慌不安的报告，使得美国政府担心阿尔巴尼亚事件也许真的已成为欧洲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序幕。4月8日，美国驻柏林临时代办发来了“德国在进行不平常的军事准备”的消息；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自巴黎发回的电报则说，当地的宫员们“认为战争的可能性是十比一”。
4月9日，罗斯福在他的疗养地温泉向他的朋友们告别时公开表示了他对时局的关切：“如果我们没有一场战争，到了秋天我还要回来的。”由于总统所选用的“我们”这个代名词，立即引起了一向害怕美国介入的孤立主义者们的恐惧；而反对他们的人则欢迎这种说明美国对于西方民主国家与轴心国家间的一场斗争不会再继续漠然置之的表示，罗斯福4月1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明白表示，这确实是他的意思；当时他还表示完全同意这天早晨《华盛顿邮报》上出现的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在结尾说，“我们”显然是指西方文明而言的，美国作为这种文明的一个部分，其切身利益自将受到影响，“不管怎样”，美国“实质上从一开始就已介入了”。作者又说，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已经受到警告：“美国极其强大的力量必须是他们目前思想所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此期间，美国政府面临的迫切问题是，如果在欧洲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如何更好地保卫美国自己，以及他们能采用何种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
4月12日，财政部长摩根索和政府各部门代表开会商讨保护美国经济的紧急计划。六天后，他们向总统汇报说，已经拟定了一项紧急财政方案。同时，罗斯福决定再向独裁者们作一次公开呼吁，吁请他们不要诉诸武力，而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他们的问题。于是，在4月14日，就为了共同防御而加强西半球的团结这一题目发表了一篇泛美日的演说后，他就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发了电报，建议把一切国际争端放到会议桌上来解决，并自愿充当一名“友好的调停人”。不过，首先他要求他们保证至少在十年之内不进攻欧洲和近东的三十一个指定的国家，以证明他们的诚意。如果能作出这样的一个保证，他就再要求各有关国家也给予他一个同样的保证。在有了这些保证之后，美国政府将准备参加关于裁减军备和在各国一律平等的条件下促进国际贸易的讨论。与此同时，美国以外的、直接同领土和政治问题有利害关系的各国政府，可以安排在一种和平的气氛下讨论这些问题。
总统的这些信息，在美国国内到处都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但是在当时占优势的舆论气氛下面，罗斯福还不可能作出更加明确的承诺。任何同别国搞联合政治行动的倡议都会被说成是搞“陷害人的联盟”。因此，罗斯福的建议只限于在经济上给予报答，如果轴心国能改变态度的话。不过，他也提了一些相当含糊的威胁的话，说如果德国和意大利不能保持和平，美国就要进行报复。罗斯福和赫尔两人都希望，对战时交战国家供应军火的禁运规定取消之后，这种警告将会具有更大的压力。
第三章 围绕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中立法进行的斗争
按照所谓1937年5月的中立法，一旦总统认为战争状态存在，对所有交战国家不加区别地自动禁止武器出口，就立即生效。政府相信这一法律直接对轴心国家有利，因为它们的重整军备计划已经进行了很长时间，而民主国家则刚开始从后面追赶上去。德国也知道，它的那些准备差的对手不能购买美国军火来弥补不足，从而更得到了直接的鼓励，甘愿冒战争的危险去试试运气。另一方面，倘若取消了禁运，战时能控制海洋的国家将从美国得到军火，而其对手则不能。因为英国及其同盟国将能处于这种有利地位，美国政府希望取消禁运甚至也许还能阻止轴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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