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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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怠Ｄ谴窝菟抵兴岬揭獯罄苑ü囊螅⑿婆分扌枰桓龀な逼诘暮推剑凰垢嫠哒挪姿担霸谝獯罄娜ɡ玫匠腥现啊彼⒉痪醯媚芄欢曰汉徒粽藕突指葱湃巍安扇≈鞫薄Ｈ旌螅�4月4日，齐亚诺告诉珀思说，如果法国准备采取主动，建议重新开始对于意大利的要求的讨论，意大利政府将愿意参加会谈。英国政府知道，法国驻罗马大使弗朗索瓦…蓬塞曾向博内极力建议恢复讨论，而博内本人也赞成这一方针，就在阿尔巴尼亚危机之前英国政府还在辩论它是否能够进行有益的干预，如设法劝说达拉第采取一些能促进法意友好关系的步骤，或建议第一步接触可以在驻伦敦的法国和意大利大使之间进行。博内想和意大利达成协议的愿望并没有受阿尔巴尼亚事变的影响，他欢迎英国政府可以利用它对达拉第的影响来促成友好关系的想法，因为他怀疑他自己是否有能力说服他的上司去迈出第一步。由于意大利4月7日的行动，终于使达拉第本人、他的一些部长和许多其他有影响的法国人士，其中包括外交部秘书长莱热，深信意大利人是强盗，向他们让步就等于是向讹诈屈服。而且，有这种想法的法国人从4月13日发生在罗马的一次事件中也为他们的看法找到了证实：当墨索里尼宣布阿尔巴尼亚与意大利合并之后接着又宣称“我们将一直向前进”，这时聚集在威尼斯宫外的人群就高呼响应：“一直进到巴黎”。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认为最好是让它在占领阿尔巴尼亚的事件发生后先等待两周，然后再就重开法意讨论的事作任何建议。它然后在罗马和巴黎都采取了外交行动，强烈要求每一政府采取主动，但又不告诉它们另一方也正在被接近中。
当珀思4月20日最后一次会见墨索里尼时他们讨论了法国与意大利的关系，但是当珀思建议意大利政府应当系统地提出它的要求时，墨索里尼认为这些早已为法国政府所深知，因为2月间已经向一位法国的非官方使者保罗·博杜安解释过。下一步因此必须由法国来走。菲普斯和达拉第4月22日的一次会见甚至更加令人沮丧。达拉第终于深信意大利政府已“彻底地倒向希特勒”，菲普斯也没有能使他相信与意大利人进行谈判的好处将超过坏处。无论如何，大约就在这时，博内似乎已说动了达拉第和他的其他同事们，去让弗朗索瓦…蓬塞向齐亚诺作一次接近。4月25日弗朗索瓦…蓬塞于是利用与齐亚诺商谈同一项商务条约有关的某一点的机会，乘机提出了意大利的要求的问题。齐亚诺在确实知道弗朗索瓦…蓬塞的行动是由他的政府授权的之后，就说意大利对法国没有领土要求，但要求（他在2月间已告诉博杜安）在吉布提有一个自由港，分享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的股权，在苏伊士运河董事会中有两名意大利董事，和修改1896年协定中关于突尼斯的条款。次日，齐亚诺向墨索里尼汇报了这次谈话，墨索里尼说，在他已经决定与德国缔结的条约签字之前他不打算与法国开始谈判。27日博内向菲普斯要求说，英国政府应利用它对达拉第的影响来支持继续谈判。哈利法克斯5月1日向科尔贝强烈劝告，决不要放过齐亚诺和弗朗索瓦…蓬塞会晤所提供的机会，达拉第也答应菲普斯，他将“认真考虑”这件事。博内吩咐弗朗索瓦…蓬塞继续会谈，他认为除与突尼斯有关的一部分外，就意大利的那些要求达成协议应该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他也要求5月初访问罗马的加芬库尽他所能去促进友好关系。不过，在5月7日宣布德意两国政府决定结成政治的和军事的同盟之前，弗朗索瓦…蓬塞和齐亚诺就没有再会晤过。弗朗索瓦…蓬塞在10日又会见了齐亚诺，但是没有什么进展。他们的会谈表明，两国在突尼斯问题上的看法差距太大，不可能迅速解决。5月11日，达拉第发表了一篇演说，意大利人因此见怪，于是在12日墨索里尼决定中断会谈。
与此同时，即将签订意德条约的消息，象阿尔巴尼亚危机的消息一样，没有使英国政府改变想看到法意和好的愿望，但却加强了达拉第和具有他这一派想法的其他法国人不愿朝这个方向采取任何步骤的决心。哈利法克斯5月20日在巴黎与达拉第讨论了这个和其他的问题，他提到有很多方面的消息说，意大利政府在与德国的关系方面很想有较大的回旋余地，并希望获得一些成就以加强其国内地位。然而，达拉第固执地拒绝采取任何行动来打破僵局。他说，当意大利有近两百万人拿着武器时，法国不能作出让步。在正常情况下，给意大利一个在吉布提的自由港和让出一部分吉布提铁路，那不会是灾难性的；但是当意大利刚在利比亚把它的军队增加一倍时，考虑讨论这样的问题就太丢脸了。“法国能够做出的最糟的事，就是向这场暴力和讹诈的战争让步投降。”
如果把在利比亚的驻军减少一些，那么能够被法国舆论接受的某些让步也可以考虑，但是如果没有相互的让步，法国就不可能放弃它的任何权利。
英国政府的观点（美国驻伦敦大使持同样的看法）是，达拉第在与意大利开始会谈的问题上态度过于“不必要的僵硬”，但现在哈利法克斯已经用尽了他的全部力量，剩下的唯一机会只有张伯伦写一封私人信也许还能使达拉第改变他的主意。博内虽然赞成这个办法，但思考了几周之后认为，最好是等英法两国与俄国的谈判完成之后再办理。直到7月13日，在张伯伦直接向墨索里尼呼吁帮助避免战争并接到一个令人沮丧的回答之后，张伯伦才给达拉第写了一封私人信，请求他重新考虑他对意大利问题的立场。
我觉得（张伯伦写道）墨索里尼就是一个能够影响希特勒以保持和平的人。但我关切这样的想法，即他和希特勒可能会说，“当法国拒绝与意大利讨论分岐，尽管意大利已公开表示愿意这样做，这时再要与西方国家讨论和平解决又有什么用呢？……我想建议的就是……你现在应当表示你愿意……倾听意大利的建议。我能够理解，如果你是处于你的某些前任的那种软弱地位，你也许不得不考虑，根据什么理由你可以向法国的舆论推荐一项与意大利签订的协定。……但是你并不处于这种地位。……在近代还没有一位法国部长曾得到他的人民如此坚强的支持。
菲普斯7月14日把这封信交给达拉第，他报告说，达拉第的“最初反应是消极的，虽然不是如此的剧烈”；但在他7月24日的经过考虑的复信中，达拉第客气地但坚定地继续拒绝考虑，对一个已深深卷入轴心国政策的意大利政府作单方面的让步。当他强调维持英法团结的重要性时，达拉第按下了一个英国政府几乎一定要作出响应的琴键，据他的看法，仅仅这一点就可能使意大利人改变他们的路线。8月3日在回答达拉第的信中，张伯伦承认，他已发现法国的论据是有力的，他倾向于同意，在现在的情况下，法国政府采取主动去重开法意谈判是不适宜的。这就是英国想促成法意和好以诱使墨索里尼起到拖住希特勒战车轮子的作用这一尝试的终结。但它并不是英国政府所作的另一种努力的终结，这种努力与法意问题无关，只是想加强意大利国内的和平倾向和消除人们对和平阵线的怀疑，即怀疑这个组织只不过是一项反意大利政策的一种表示而已。
在阿尔巴尼亚危机过去了几周之后（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一危机是以尽量少干扰英意关系这样一种方式来进行的），卸任英国大使珀思勋爵的离开罗马，又给了英国政府向墨索里尼传送一个友好信息的机会。在他的告别拜会中，珀思奉命表示，英国政府仍旧确信用和平谈判来解决但泽的前途和法意关系这类问题是有可能的，它表示决心抵抗侵略并不意味着有包围或威胁意大利或德国的任何意图。墨索里尼热情地接见了这位大使并告诉他说，他是“真正地为和平感到担心”，并同意“需要围着一张桌子来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德波关系和法意关系这些问题。到5月初，在罗马的人们已得知齐亚诺即将与里宾特洛甫在米兰会晤。弗朗索瓦…蓬塞和新到任的英国大使珀西·洛雷因爵士都相信，齐亚诺打算去极力劝说里宾特洛甫对待波兰要有节制，并为和平解决但泽争端做工作，这一争端由于希特勒宣告德波协定无效正变得更加严重。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米兰会议的结果是宣布了德国和意大利打算签订一项同盟条约；但接着在几天之内，另一阵营的一个发展却使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受到了一次不愉快的冲击。这就是英国和土耳其政府于5月12日发表的那项宣言，根据宣言，如果发生“一项导致地中海地区战争的侵略行动”，双方应即相互给予援助。
意大利政府把土耳其政府视为潜在的敌人，它对这个消息反应十分激烈。齐亚诺5月15日对比利时驻罗马大使提到了“英国和法国的侵略性包围政策”，他在5月30日对弗朗索瓦…蓬塞也作了同样的抱怨。此外，在5月下半月的意大利报刊上出现了强烈攻击英法两国的文章。不过，墨索里尼5月14日在都灵和几天之后在库内奥发表的演说，单就涉及法意关系的部分来说，调子是比较温和的；但是这种温和并没有推广到英国，当墨索里尼在5月27日第一次接见洛雷因时，气氛就已大不同于他最后一次接见珀思时的了。墨索里尼问道，考虑到英土宣言（他把这说成是一个同盟）、西方国家与俄国的会谈以及“这些手段和给予保证的政策所意味着的对轴心国家的包围”，英国政府是否认为“英意协定还具有任何价值”。他还要求洛雷因告诉他的政府，他认为“任何针对德国的包围行动……也同样是针对意大利的”。
洛雷因在6月4日接到指示，要他对此激愤的发泄予以委婉的回答。他应该告诉墨索里尼，英国政府仍旧把英意协定看成是它与意大利的关系的基石，并渴望发展“一种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坚固而持久的谅解”。他还应提醒墨索里尼，英国是有意识地不去提出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是否已经影响了协定的有效性这种问题；他应该说明，英国政策的目的是用和平的手段来实现也许是必要的任何变更，并且表示对于墨索里尼在都灵的演说中所说的他同英国一样希望和平感到满意。墨索里尼拒绝再次接见洛雷因，大使于是在6月9日把这些意思转达给齐亚诺，后者表示他怀疑这会不会使墨索里尼满意。虽然不再听到要废除英意协定的威胁，报纸对英国的攻击却仍在继续。当洛雷因7月4日提请齐亚诺注意，这种报纸上的宣传运动很难说是与英意协定的精神相一致的这个事实时，齐亚诺又提到了英土宣言这个问题，并且说这和英国的保证都被墨索里尼看作是“潜在的反意大利措施”。
英意关系的这种恶化引起了伦敦方面的关切，特别是因为6月底来自但泽的消息使人担心一个危机又即将到来。7月初，张伯伦决定试一下另一封给墨索里尼的私人信的效果，在信中把英国政府对但泽问题的观点摆出来。在7月6日发往驻罗马大使馆转送墨索里尼的一件备忘录中，张伯伦提到了但泽正在进行的“不祥的准备”和关于但泽当局打算宣布他们决定加入德国和在宣布的同时显示以德国为后盾的武力的消息报道。“这样的一连串事件无疑将立即导致一场欧洲大战”，因为英国和法国也决心要履行它们对波兰的保证。张伯伦然后驳斥了，为了使德国人不再受压迫必须把但泽归还德国这个论点，并指出，现政权必须既考虑但泽的德国人有赖于波兰贸易的兴旺，又考虑到波兰需要自由的出海通路。照会然后继续写道：
反对转让但泽首先是由于这样的看法，即转让将是用暴力或威胁用暴力来强加的，而不是通过讨论的。其次，这是由于这样的事实而引起的，即波兰人相信德国政府之所以希望实现这种转让，并不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他们打算利用它作为一件对准波兰心脏的武器。除了他们害怕他们的经济生活将受到严重的损害之外，波兰人还深信，因为在他们之前已有捷克斯洛伐克这一先例，如果但泽成为德国的一部分，它将被转变为一个军事基地，并被利用来达到最终瓦解他们的国家和摧毁它的独立的目的。
如果他们所想的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肯定德国不可能不经过一场战争就据有但泽，这场战争将把意大利、英国和今天相互之间并没有争吵的许多其他国家的人民卷进去。
但是如果德国政府并没有这种意图，并且愿意证明以上所述猜疑是没有根据的，那么，当气氛冷静下来时，德国和波兰两国政府举行讨论和寻找一个和平解决分歧的办法应该是可能的。
张伯伦没有直接呼吁墨索里尼出面进行干预，洛雷因得到的指示是：如果墨索里尼问起希望他做些什么时就说，他自己就是“一个最好的判断人，能够判断可以做些什么，如果有一些事可做的话，来阻止那种可能会把我们全都拖入一个我们两国政府都希望避免的局面的行动”。
7月7日在一次对意大利公众“绝对保密”但显然没有瞒着希特勒的会见中，洛雷因把这份备忘录交给了墨索里尼。洛雷因报告说，墨索里尼“显然对这种给予个人的重视感到高兴”，比起5月27日的那次会见气氛也“远没有那样阴郁”；但对于张伯伦信件的内容，墨索里尼明白表示，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但泽问题的。他认为，张伯伦过多地从波兰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首相提到的反对转让但泽的理由是波兰人的理由，对后果的忧虑也是波兰人的忧虑。”他本人的看法是，波兰必须“接受把一个公认的但泽现实局面改变为一个法律的局面。……如果那样，他相信德国会宽宏大量，波兰的利益也将得到恰当的保障。”他准备答应利用意大利的影响来促进和平地解决争端，但是只能在德国与波兰就但泽割让给德国的问题举行直接谈判这种情况下才办得到。洛雷因概括这次会见中墨索里尼的意见是：“（1）和平解决能够实现和战争得以避免的唯一基础，是波兰默认但泽并入德国，（2）如果英国为但泽问题而站在波兰一边战斗，意大利将站在德国一边战斗”。
墨索里尼的这一令人沮丧的回答使洛雷因觉得，英国政府除了保持一种“无声威胁”直到武装力量的平衡明显地转向对轴心国不利时为止，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在7月底，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决定不采纳两周前澳大利亚和南非的高级专员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即可以请墨索里尼出面倡议在但泽再维持现状一段时间以待缓和的实现。英国大臣们觉得，如果墨索里尼“要避免战争，毫无疑问他会尽一切力量来对希特勒元首做工作的。由我们自己来对他作进一步的直接接近，将冒被错看成为软弱的巨大危险，此时的一项要务看来就是要使独裁者们牢牢记住这个国家是说话算数的。”不过，在以后几周内，国际局势迅速地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在但泽进行的“照会战”，德国军事准备的增加，对波兰人迫害日耳曼少数民族的谴责，英法两国与俄国的会谈遇到困难，德俄两国即将建立友好关系的种种迹象——所有这一切发展合在一起，使英国的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不管是多么小，来避免战争的发生。到8月的第三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意大利不愿意而且也没有准备好去追随希特勒走那条他似乎已选定的道路，这就使得对墨索里尼再作一次接近完全有了理由。
齐亚诺8月11日在萨尔茨堡会见了里宾特洛甫，12日又在贝希特斯加登见到了希特勒。齐亚诺事实上是带着墨索里尼的这样一些指示去见他们的：他应当“坦率地通知德国人，我们必须避免与波兰发生冲突，因为那将不可能使冲突局部化，而一场大战对每一个人都将是灾难”。说这就是墨索里尼的态度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伦敦的外交部。齐亚诺没有能完成他的缓和局势的使命；他怀着一种对于希特勒态度的僵硬和没有能约束他不去夺取但泽和向华沙进军感到惊恐的心情回到了罗马。最近对洛雷因采取了一种更加友好的对待方式的齐亚诺，8月17日告诉他说，但泽问题“需要一个马上的和决定性的解决办法”，和“局势已非常严重”；他答应随时同洛雷因保持接触，如果他在任何时刻觉得英意磋商将有助于保持和平，他就会去请洛雷因过来。几天前，亨德森在柏林已经把意大利大使阿托利科向他提出的一个问题转给了外交部，意大利大使那时正要到罗马去。这个问题就是，张伯伦是否愿意“与墨索里尼先生协同一致有所行动，如果后者提出这样的建议的话”。在8月18日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洛雷因时，外交部指示他等待来自意大利方面的接近，但应“转达这样的印象，即陛下政府十分重视英意合作，如果这种合作能够实现的话”。不过，在其后的二十四小时内，哈利法克斯决定不要把主动权让给意大利人。8月19日在考虑由张伯伦写给希特勒一封私人信。哈利法克斯则认为，“为了鼓励墨索里尼不要放弃他的约束（德国）的努力”，应该同时在罗马也作出“某种努力”。因此，他给洛雷因发了一封电报，要他立即转交墨索里尼。电报再一次强调，德国如企图把一项单方面的解决办法强加给波兰，结果必将导致一场英意两国处于互相敌对方面的战争。一项“通过德国和波兰在平等的条件下自由谈判而达成的一致同意的解决办法”，在目前的紧张局势下显然是难以办到的，“最重要的事”是“应该有时间来改善气氛”。英国政府怀疑，召开一次会议是否是处理这种局势的最好办法，但是如果建议召开一次会议，波兰就必须以平等的地位参加（换句话说，不能有第二个“慕尼黑”）。这一电报因此并不包含任何具体行动的建议，它只不过是为了使墨索里尼了解英国政府的观点，如果他认为“坦率地交换”意见是有益的话。
这一电报是在8月20日午后不久交给意大利外交部副部长以便转交墨索里尼的。8月19日和20日，反对意大利参加德国侵略战争的势力，明显地愈来愈强烈了。墨索里尼对这种局势的反应，有如他对洛雷因的文件的答复所表明的，是必须叫波兰人让步。他建议英国政府“给予波兰政府以不要鲁莽从事的忠告，特别是应强烈要求他们立即与德国政府重新建立直接的接触”。不过，直到8月22日才把这个回答通知洛雷因。在那一天，齐亚诺（20日他不在罗马）告诉洛雷因说，这就是墨索里尼建议的路线，但是他又补充说，墨索里尼打算等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回来后就马上同他接触（齐亚诺事实上在里宾特洛甫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已给他打过电话，并建议同他举行另一次会晤）。他向洛雷因保证，意大利“确实需要和平”。意大利在最后时刻作出的试图避免战争的下一行动，将在后面的一章中叙述。
第九章 英国对德政策的双重路线
哈利法克斯1939年6月29日在查塔姆大厦发表演说时回顾了英国的外交政策，他谈到那个政策所依据的“双重基础”。其一，他说，“是决心抵抗暴力。其次是我们认识到全世界都希望从事建设性的缔造和平的工作。”
在战争爆发前五个半月中几乎每天在“核心内年阁”进行的外交政策讨论中与哈利法克斯有密切联系的他的一位同事，后来写道：“和平与重整军备的双重政策不仅需要非常熟练的运用，而且还需要非常微妙的提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目的是矛盾的，常常是很难调和的，有时几乎是不可能调和的。”
下面关于英国政府在这关键时期同德国打交道的记录表明，它在克服双重路线政策中所固有的困难方面，事实上并没有取得成功：在国内加紧重整军备，在国外试图建立一个“和平阵线”，与此同时他们又按照“绥靖”这个常常被误解的词的真正意义而加以鼓吹。根据英国政府的行动来看，也就无怪乎它的发言人虽然反复宣传它不是在想“包围”德国，却不能使德国人相信，也不能阻止纳粹的头子们不去利用“包围”来作为鼓动德国人民的一个口号。结果是英国政府没有能在它的“和平阵线”中积蓄足够的力量来有效地包围德国，从而阻止它的统治者们去进行侵略。英国政府告诉纳粹分子们，如果德国选择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提出它的要求，它就有希望获得实在的利益，企图以此来引诱他们放弃侵略的道路，但这种努力也失败了。
在前面的一章中曾提到，当德国占领布拉格的消息在3月15日传到伦敦时英国政府首脑所作的第一个声明似乎表明，这一事变的含义还没有被充分地认识清楚，但是这种印象被张伯伦17日在伯明翰所作的强有力的演说纠正了。
3月23日，张伯伦在下院又一次明白表示，德国的再一次挑战将受到抵制，但是同时他在演说中也包括了一些话语，想表明英国政府对德国的态度并不是一种不可调和的敌对态度。首相说，政府没有意思想阻止任何合理的扩大德国出口贸易的努力，也不想设置对其内政有不同看法的各个国家的反对集团。3月27日R·A·巴特勒在回答一个议会问题时告诉下院说，政府没有考虑对德国实行经济制裁，不管是单独地还是同美国合作、或通过国际联盟这一机构来进行。
3月31日，张伯伦在一篇简短的声明中向下院宣布了英国单方面对波兰的保证，首相的宣布成了4月3日一场议会辩论的题目。在他4月3日的演说中，张伯伦特别强调了目前形式的英国对波兰的保证的“过渡性质或暂时性”；他还插进了几句对德国人说的话，他们的领袖两天前在威廉港的一次演说中曾宣称，第三帝国“决不准备容忍威胁，或者甚至一项包围的政策”。
这些最近发生的事（张伯伦说），已经正确地或错误地使得与德国接壤的每一个国家不高兴、忧虑、对德国将来的意图摸不准。如果这全都是误解，如果德国政府从未有过任何这样的想法，那么好吧，那就更好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任何可能要用来保障这些国家的独立的协定，就再也不需要去签订了。
4月间，由于英国政府对意大利在4月7日耶稣受难日占领阿尔巴尼亚一举所作出的反应过于温和。使它又一次受到“绥靖”的指责。在4月13日的议会辩论中，张伯伦宣布：象给予波兰那样的“保险证书”，已经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并且已被它们接受，但是他也必须对广泛的（虽然不是普遍的）来自他本党成员和来自反对党的批评，为他自己进行辩护，因为他曾决定不把入侵阿尔巴尼亚作为废除1938年4月16日英意协定的理由，尽管意大利的行动显然是违反那项协定的精神的。
英国给予希腊和罗马尼亚的保证，在国内和在其他国家受到欢迎，因为它证明，张伯伦政府对意大利的温和并不意味着它抵抗进一步侵略的决心有了削弱。但是留心寻找退缩迹象的批评家们看到了他们的忧虑得到证实，因为靠近纳粹政府的英国大使于4月24日又返回他的任所（他的法国同事两天后也追随亨德森到柏林去了）。
亨德森返任的直接目的是向里宾特洛甫转达英国政府开始实行一项有限的征兵措施的决定；但是令大使返任的决定，被正确地认为是意味着英法两国政府希望与纳粹分子们的通讯渠道保持畅通。这样就可以一方面让它们的外交代表能够对德国的发展就近观察，另一方面也是希望向纳粹分子们再度保证，他们并没有处于受包围的危险之中，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争端和要求的途径仍旧敞开着。
亨德森返回任所后有相当长的时候没有见到里宾特洛甫，于是把他的政府关于征兵的信息在4月26日告知了魏茨泽克。
亨德森着重指出，决定实行征兵并不意味着英国政府有任何侵略的计划；他补充说“公开宣布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它将抵抗侵略，这并不暗示打算包围或威胁德国或意大利”，而只是希望这样申明英国的立场将防止也许会导致战争的意外事件。魏茨泽克回答说，英国的政策也许会产生与那个愿望相反的结果。他说，“意外事件”将不会“是由德国制造出来的”。
在亨德森与魏茨泽克会见的同一天（4月26日），在威斯敏斯特的下院中张伯伦受到一名反对党议员（阿瑟·亨德森）的质询：“把与德国政府讨论两国之间的一切悬而未决的问题，作为在对一切国家公正的基础上保证建立永久和平这一总的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是否仍旧是陛下政府的政策”。这个问题是由于罗斯福4月14日呼吁互相交换不侵略的保证而引起的，张伯伦在他的回答中热烈欢迎美国的倡议，并宣布他的政府已作好准备参加因此而可能安排的任何会议。英国政府也准备“随时参加同德国政府的讨论，以求达成一个总的解决，只要它认为这样的一次讨论将是受欢迎的和可能会获得有益的结果的”。
4月28日，希特勒在德意志帝国国会发表了一次讲话，在讲话中他回答了罗斯福4月14日发出的信息，并斥责1934年1月26日的德波协定和1937年7月17日的英德海军协定。希特勒在宣布他决定终止英德海军协定时所使用的词句表明，英国政府不承认对德国抱有敌意和有包围它的任何意图，这在纳粹党人的心中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希特勒宣称，在英国，“一场对德国的战争是被认为理所当然的事”。“英国今天，通过报纸和官方，坚持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反对德国的观点，并用我们知道的包围政策来证实这个观点。”
英国政府从容不迫地用一些时间准备了一份对德国4月28日传来的信息的有道理的答复，这份答复直到6月23日才送出。同时，在它的各种公开声明中，它既要反驳对于包围的指责，又要给人以它决心抵抗侵略的印象。
5月3日张伯伦在下院受到阿瑟·亨德森的质询：由于包围的指责，英国政府是否愿意在相互保证的基础上也给予德国以象给予波兰那样的保证。张伯伦回答说：
在最近的几次声明中，我已十分明确地表示，指责陛下政府采取包围德国的政策是毫无根据的。罗斯福总统所建议的和据我所知希特勒元首所提议的，都只是互相交换不侵略的保证，而不是在互相保证基础上的给予保证。陛下政府毫无疑问将准备考虑与德国政府互换双方相互保证的建议。
5月11日张伯伦在艾伯特会堂发表讲话，解释政府在4月底决定实行强迫服兵役措施的原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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